包容中西文化才是李安的推手

時隔七年，李安再次站在了奧斯卡金像獎的領獎台上。能夠兩次獲得最佳導演獎，他的名字足以與米洛斯•福爾曼、奧利弗•斯通、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史蒂芬•斯皮爾伯格等大師並置一處。要知道李安正值導演職業的盛年，他還會拍下去，還會獲獎，再拿一次，便可媲美於老古董弗蘭克•卡普拉和威廉•惠勒，若能上演大四喜，我們是何其幸運，竟能在所生存的年代，見證一個中國人實現了約翰•福特一樣的神話。
　　當然會有一些人對奧斯卡獎不屑一顧，斥之為美國文化霸權的產物，也許他們在肯德基店大快朵頤的時候，都能嗅出一絲殖民主義的怪味。我承認，奧斯卡不是電影的全部，85年來它錯過了太多的大師與經典，那麼什麼是電影的全部呢？什麼是評判電影的至高標準？藝術家有國界，藝術卻無國界，奧斯卡的傾向性並未壓倒它的普世性，它依然是檢測電影品質最重要的漏斗之一，最好的漏斗，應該是時間。
　　話說回來，在李安與奧斯卡的故事當中，國家與文化衝突必定是無法規避的元素。李安曾自承，中西文化與價值在其心中的交戰永不止息，猶如藏龍與卧虎之斗。這一戰鬥恰恰構成了他創作的源泉，尤其是早期的電影，《推手》和《喜宴》都充滿了中西碰撞的激情與苦痛。他的處置方式，同樣可曰「推手」，那四兩撥千斤的太極功夫，落入他的電影，便是以家見國、以父子見中西，情感的糾葛與文化的矛盾，敵不過他舉重若輕的五指一撥。所謂太極，不是傳說，就藏在李安心底，使他直面中西而能包容中西。奧斯卡獎既是對他的包容的印證，也是獎賞。
　　電影之外的中西之爭，則非一記推手所能化解。李安早在20年前便已經成名，然而大陸觀眾聽說他的名字，大多緣於那部在2001年榮獲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的《卧虎藏龍》——— 一個中國人，必須仰賴西方的榮耀，才能進入中國觀眾的視野，何其荒謬。更需要正視的是，此後李安憑藉《斷背山》和《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兩度問鼎奧斯卡最佳導演獎，這兩部作品並不像《卧虎藏龍》和《色•戒》那樣深深打上了中國的烙印，它們均未含中國因素，無關中西之爭——— 就電影本身而言，中國依舊缺席。如此說來，奧斯卡、李安、中國(人)這三角的權力關係與恩怨情仇，比電影還要糾結。
　　不妨拋開這一切，就電影論電影。老實說，我更喜歡李安早期的作品，在我眼中，《斷背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永遠比不了《推手》、《喜宴》、《飲食男女》。若由我在中國電影裡面找一個父親的形象，我首先會想起「父親三部曲」里的郎雄(在美國電影裡面，當是摩根•弗里曼)。李安塑造的「父親」，擅長推手，精於廚藝，對西方文化與新潮生活的態度，從抵制到寬容———這何嘗不是李安的追求甚至自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