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到底有多好？

台灣，於大陸人，或許有一脈文化的鄉愁；於其自身，卻也是有它自個兒的愁。


作者 /袁舫來源 /經濟觀察報插畫 /Edward del Rosario

「台灣好。好過大陸。」

握著粉紫色小本的旅行者說出這句話的背景有很多種：丟了的錢包有人循著裡頭洗衣單據送回酒店前台；問路時受寵若驚，對方可以為你畫張台北市中正區的地圖；在誠品敦南店看書看到夜裡兩點，找回大學圖書館的感覺讓人感慨萬千；除了房價，一切都便宜，有上百種好喝的飲料……離開之前，坐巴士去機場時，眾人下車時對司機先生說的那聲「謝謝」幾乎是擊潰你的最後一根稻草。

陸客體察到久違的人情味以及嚮往中遲遲未來的秩序感，所以生出許多感慨——那是個更好的「中國」。

表層的認知很難深入肌理。所以，在韓寒寫出《太平洋的風》之後，亦有台灣同胞寫出回應文章《台灣沒有你們想象得那麼好》，大約能說明一二。此文旨在提醒陸客，你們看到的好，是台灣經濟騰飛之後幾十年裡不斷自我修正的結果——這個修正有社會規範的作用，也是人們的自省，整個過程不容忽略，而台灣目前還存在許多問題，依然處於不斷的調整之中。

我們今天要談的，不單是社會生活層面，雖然說兩岸溝通越來越多，但對台灣的一些評價是有待商榷的。

電影與文學

在建構對台灣的想象的過程里，電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楊德昌與侯孝賢是許多人的文藝啟蒙，與之相伴的是朱天文、朱天心的文字，羅大佑的歌。楊德昌與侯孝賢同年出生，成長於台灣社會生態最複雜的、無法複製的年代，本省人、外省人、原住民的矛盾交織在小小的島上，只佔百分之十七的外省人里包含了多個不同省籍的同胞，就像《牯嶺街少年事件》里演的那樣，好多種中國鄉音混雜著，社會事件以普通人無法預測的形態層出不窮，在這樣的環境滋養下的導演們，視角獨特，表達方式也獨樹一幟，那一代台灣電影人的作品成為文藝啟蒙亦是情理之中。

但近幾年的台灣電影也許背負不起前輩的盛名。除去魏德聖的《賽德克·巴萊》,絕大多數作品沉溺在對青春無休止的細緻描述、回顧或批判中，類型稀少到無法也無需為台灣電影做出「喜劇、倫理、愛情、動作、歷史、懸疑、驚悚、科幻、魔幻」這樣的分類.同為彈丸之地的香港，不論質量高低，至少還是產出不同類型作品的。早年間作為文藝必修課的台灣電影，到了本世紀，雖然第一眼看上去依然文藝，但從精緻的鏡頭中，看到的東西愈發單一，也愈發淺白了。

談到文學，會有不少人站出來反駁：台灣作家是紅遍華語文壇的。從張大春、駱以軍到蔣勛、吳念真，書是暢銷書，人是暢銷演講者。在一些大陸資深出版人眼裡，這實實在在是高估了。出版人楊葵說道：「兩岸都有好作家，好到一定程度的作家，其實水準是差不多的。所以，當輿論一定要說台灣的作家比大陸的好，那麼我們才會說，有人是被高估的。」

對於這一點上海99讀書人的編輯彭倫有他的看法。「台灣的出版業更早地跟國際接軌了，接受了普世規律，從日本學習了使用腰封，請各界名人寫推薦等營銷方式，包裝一個作者，他們做得非常順手,所以出現一些名不副實的作家也是正常的。」圖書編輯可以看清的事情，讀者未必清楚，尤其是當「華語創作巔峰之作」這樣的字眼被印在封面上，「美學大師」這樣的稱號被印在報紙上時。

私以為，上述的名單里張大春與駱以軍是公認的好，最近備受詬病的是最暢銷作家之一的蔣勛先生。不久前，江弱水將蔣勛書里的硬傷一一道出，引發讀者的思考和爭論。在認可「高估論」的彭倫看來，江弱水批評蔣勛之餘，也讓大陸文人跌份了。

「文藝批評不需要那麼囂張的語氣，踩人踩得那麼徹底。蔣勛的作品有缺點，但要在大陸找一個這樣的美學普及作者來包裝，還是不容易——有這種氣質的人太少了。他的強項在演講，當演講落成文字，大部分的魅力都消失了。我個人認為出版社的問題也比較大，書稿中有那麼多的硬傷，為什麼不修正？」作家本人也許不會參與「美學大師」這樣的評語製造中，但是他將自己的書授權給數十家出版社出版，速度之快版本之多令人咋舌，在競爭的過程里，出版社難免會不斷拔高拔高再拔高，雙方都難辭其咎。

談到文學，不得不再說到誠品書店。事實上，誠品與Page　One、未倒閉前的光合作用這樣的連鎖書店沒有本質上的不同，唯一的區別是台灣出版自由，書籍更豐富。作為書店來說，誠品也被賦予了過多的文化意義。如果一定要將兩岸放在一起比，大陸是不缺好書店的，廣州有方所，北京有萬聖，南京有先鋒，上海福州路的古籍書店是非常好的，在書籍的挑選上不比誠品乃至台灣幾家著名的二手書店差，實在無需妄自菲薄。

自由的聲音

許多陸客到了台灣不想出門，窩在酒店裡看議員吵架，看提前下班去按摩的官員被媒體怒批，實在過癮。另外，也許沒有人統計過，台灣熱門綜藝節目如《康熙來了》、《大學生了沒》等通過網路播出平台在大陸的年輕人中有多大的收視率——這個數字是驚人的。

這些節目在傳達一個意思：台灣充滿了自由的聲音，100多台的節目，只要不違背法律和相關規定，想說什麼說什麼。

然而，就在這樣「想說什麼說什麼」的自由之下，作家張大春感慨，「台灣人都快不會說話了。」

張大春寫了幾個讓他迅速關掉電視無法再聽下去的例子：「『前領導人夫人吳淑珍此刻正前往台北看守所對陳水扁進行一個探視的動作。』也不只是主播、記者滿口胼詞贅語，不論餐廳里做的是什麼菜，吃得滿臉油光接受訪問的民眾似乎只會這兩句：『口感滿順的，對啊。湯頭也超贊的，對啊。絕對物超所值，對啊——耶！』你知道他腦袋裡的辭彙不夠用，所以最後只能用手指比畫兩個『V』字對著鏡頭『耶』一下，表示努力助興了。」

張大春所感慨的說話方式，我的同行納狄在去台灣採訪兼旅行的過程里也遇到過幾件實例。台南孔廟是台灣首學，納狄身邊的幾個女生指著這座台灣難得的古老建築說：「真的好Q噢——」一個男生提醒她們：「不要這樣說祖先的東西啦。」她談到旅行中偶有令人失望的景色或食物，「都是被熱情的街坊和司機一直用『超贊』這個詞評價的，一路過去要聽個十幾遍的『超贊』，等到了地方再看那景色，再吃那碗肉圓，實在提不起勁來。這個詞的毀滅度真的很高。」

詞語的匱乏，電視節目功不可沒。台灣的電視媒體的確自由，都是民營的電視公司，成本核算很重要，最多的就是小小的攝影棚里幾個人說話，說些什麼呢？還是島內的事，外頭的新聞除了中國大陸，就是在曾經的亞洲四小龍中的其他三位。

島內的事，能說到多細？除了監督官員的一舉一動——這個非常必要，也最值得羨慕，可以細到民生這個體系的神經末梢。舉個例子，11月初台北略降溫至20攝氏度，便利店的關東煮的湯里添加了一種作料，胡椒粉。這則新聞在一天內播出了好幾次，時長都超過五分鐘——不用好奇是怎麼做出來的，採訪五位路人即可，而他們的回答，就剛好是上文中張大春引用的那個路數，周而復始。

綜藝節目營造給大陸年輕人的「假象」，還包括了時尚。在一系列受到追捧的節目中，由各路小明星扮演名媛悉數登場，在節目中秀出包包、鞋子與各種飾品，但到過台北的人都知道，它並不是這個樣子，在一些有名的Mall里，你甚至看不到自己想要的牌子。

有趣的是，供職於台灣某藝術媒體的資深編輯凱華，每次到北京出差看春秋兩季的拍賣，最熱衷的事情也是窩在酒店裡看電視——轉各種台看國際新聞。「因為台灣沒有國際新聞。我第一次就看到大陸派出軍艦護航商船，對抗索馬利亞海盜，我的天哪，還有這樣的事，從來沒有聽說過，連索馬利亞這個地方，我之前也不知道到底在哪兒。可回去台灣，就看不到這樣的直播了。」

有人說，歐洲、美國，也沒有整天關注著別的國家的事，沒錯，但歐洲的底蘊足以支撐像威廉·特雷弗這樣的作家，80多年都生活在愛爾蘭的某個小鎮上，只娶過一個太太，猶如平常人一樣的生活著，卻保持著旺盛的創作力，寫出幾百個短篇小說和十幾部長篇。美國在制定著普世的標準，這就足夠了。凱華感慨道，「也許應該有一兩個官辦電視台。因為民營台是絕對不會花錢去買國際新聞的轉播權的。但這樣永遠只關注自己實在是不行。」

台灣50年代非常困難，雖然運去了大陸的大量黃金，但還是很困難，以後美國又給了台灣50億美元的軍事援助。真正的發展期，是和中國的文革同步的。文革的十年是台灣發展的十年。

好，還往大陸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