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亞洲「魅力外交」成效幾何？

毫無疑問，中國的崛起將是21世紀最具影響力的重大事件之一。在過去的十年裡，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中國的發展道路正為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所重視，但各種各樣的「中國威脅論」及其他變異的種種炒作，也幾乎成了與「中國奇迹」相伴而生的「特別風景」。

在「中國道路」和「中國威脅」的雙重光環之下，作為中國外交戰略重要依託的亞洲鄰國是怎樣看待中國在該地區的作用的呢？美國著名智庫皮尤研究中心（Pew Center）和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曾以個別亞洲國家作為範本進行過相關的研究和評估。調查結果顯示，中國的形象整體上是正面的。但是，到底是什麼因素決定了亞洲國家對中國影響力的認知？亞洲鄰國的精英階層和普通民眾對中國影響力存在著怎樣的認知差異呢？對於這些問題先前的研究並沒有給出合理的解釋。

近來，美國威斯康辛州普萊維爾大學助理教授特拉維斯·納爾遜（Travis Nelson）和佛蒙特大學副教授馬修·卡爾森（Matthew Carlson）在《日本政治科學》2012年12月號發表了題為《中國魅力？亞洲民眾對中國影響力的認知》的文章，該文運用亞洲晴雨表調查（Asia Barometer Survey）2005年~2007年對亞洲23國的問卷調查數據，對這些國家民眾對中國影響力的認知進行了探討，並分析了導致這些認知的影響因素。

從整體上看，這些國家的民眾對中國的影響力持正面態度。而當將中國和美國、日本、韓國進行比較時，不同國家的民眾對這四個國家的看法也大相徑庭，但依然有2/3的國家的民眾對中國的認知是正面的。對於這一結果，兩位作者認為，外部行為體對中國的認知受多重因素的影響，有些因素在國家層面上起作用，有些因素在個人層次上起作用。從理論上講，可以將這些因素分成四類：國家利益、政治和民族認同、個人與外國的接觸，以及近期的軍事衝突。

作者首先假定，個人對中國影響力的認知可能深受整個國家的經濟和外交政策的影響。與中國接觸密切的國家將中國視為一個仁慈的地區霸權，藉助精英階層和大眾媒體的傳導效應，這些國家的公眾和個體也有可能對中國看法比較正面。個體可能並不是都能直接理解中國與該國國家利益的關係，但這種利益有可能通過經濟依存度、外交政策的利益驅動，以及對外援助等不同渠道間接影響個人的態度。

接著，作者指出政治相似度與國際輿論的民族認同這兩個因素的重要意義。作者認為，政治結構相同的國家相互友好，生活在專制國家中的民眾則傾向於對另一個專制國家持正面看法。就文化而言，那些強烈將自己和中國及其文化結合起來的民眾會對中國持正面看法。此外，民族自豪感也是重要的考量。一般說來，一個具有強烈民族自豪感的國家對其他國家的評價要低。

兩位作者提出的第三組因素是個人對外國信息的了解程度及與外國的聯繫度。那些與外國接觸頻繁、擁有更多旅行經歷及與外國民眾交流廣泛的人有可能具有更強的世界觀和全球視野，更可能對外國持正面的評價。最後，作者指出，第四組因素涉及到軍事衝突。顯然，軍事衝突會惡化兩國間的關係，對公共輿論產生負面影響。

通過確定利益變數、身份變數、接觸變數和衝突變數等，兩位作者對數據進行了編碼，並做了多層次的分析。分析結果顯示，第一，經濟利益並不必然對個人的態度產生持續的正面或者負面影響。貿易對精英影響大，對普通民眾影響小。而外交政策的相似的確可以使該國對中國影響力持正面認知。第二，政治認同與對中國影響力的評價之間沒有必然聯繫。而有關民族自豪感的假設得到了部分驗證和支持，但該結果對中國不適用，及支持中國和民族自豪感強兩者之間互不排斥。第三，在接觸指數方面得分高的受訪者比得分低的被訪者更願意以正面方式看待中國的影響。最後，即使是小的衝突也是兩國緊張關係的反應，這種緊張可能影響個人層面的認知。

在系統分析的基礎上，作者得出兩點重要結論。一是亞洲國家整體上對中國的看法相當正面，即使是與其他在該地區有重要影響力的國家相比，該結論依然成立。先前的研究表明，中國的「魅力外交」在別國的精英階層已經產生了正面效應。就普通民眾而言，儘管無法證實是否起作用，但是至少這些國家的民眾還沒有對不斷增長的中國國力和影響力形成的負面反應。二是在利益、認同、接觸和衝突四組影響因素中，每組因素都會影響亞洲國家對中國的認知。這其中，外交政策利益、文化認同、民族自豪感、外交接觸，以及近期的衝突都是重要的變數。整體上看，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角色為其吸引亞洲和世界提供了一個機會，但這種機遇也是不斷變化的。單個的重大偶然事件及中國與周邊國家發生衝突都會極大地改變精英和民眾對中國的認知。

應該指出，兩位學者運用比較廣泛的數據就亞洲國家對中國影響力的認知進行量化評估，並通過假設四組變數提供了一個比較全面的分析視角，初步解釋了影響精英和民眾對中國認知形成的核心影響因素。兩位學者的研究還表明，傳統上現實主義的權力增強必然被視為威脅的觀點不成立，這些研究都具有很高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不過，該文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說，資料比較陳舊。自2010年以來，中國的外交以及與亞洲鄰國的關係都發生了顯著的變化，相應的民眾的看法也必然發生變化，但在該文中並沒有反應出來。此外，該文使用的方法還很簡單，對影響因素的劃分和一些假定也值得商榷。

實際上，該期刊還刊登了日本天普大學馬修·林利（Mattew Linley）等人的文章《誰害怕巨龍？亞洲民眾對中國影響力的認知》與上文相互呼應。馬修等人贊成納爾遜和卡爾森的觀點，即中國在亞洲國家的整體印象是相當正面的。但是，藉助利益、信息與接觸、認知、核心價值觀等分析框架，馬修等人則強調亞洲國家對中國的認知是由兩個因素決定的，一是個人是否將中國視為經濟的威脅, 二是它們對中國流行文化的熟悉度。亞洲國家中民眾對中國的看法與該國政府處理經濟問題的方式及這些民眾觀看中國電視和電影的頻率密切相關。

馬修等人在文章中還特別指出，儘管亞洲國家的精英階層對中國不斷增長的軍事實力感到不安，但大多數亞洲人並不認為中國是一個軍事威脅，他們似乎更關心中國是否成為一個經濟威脅。鄰國的經濟狀況及政府處理經濟問題的方式與對中國印象的認知緊密相關，一個國家的政府有可能將其經濟狀況歸咎於中國的經濟威脅。因此 中國政府應該關注別國的經濟狀況。

由於地理上的接近以及歷史上與中國的關係，亞洲國家現在越來越關心中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力。客觀地講，儘管存在著各種中國威脅論的市場，但是大多數亞洲國家並不將中國視為一種威脅，而且在美國重返亞洲的大背景下，亞洲國家也在試圖保持中立。這表明，中國應該繼續堅持目前的睦鄰、安鄰和富鄰政策。同時，很多國家和民眾對中國是威脅還是機遇尚持模糊態度，無法說清中國的影響是正面還是負面的，這又說明，中國的周邊外交還有很大的改善空間，需要走的路也很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