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叩問中國經濟之路

　　風向氣球一旦放手，就且坐等風向明確。

　　每年歲末中央工作經濟會議，就是這樣一枚測試來年中國經濟政策風向的氣球；這一會議的口徑，往往被國內媒體稱為「定調」。於是，解讀該會議政策文件及官方通稿也成為一門熱門技術活，更何況，2013年是新一屆政府開局之年，這可謂「習李時代」的第一份經濟綱領。

　　最近幾年中國經濟看似高歌猛進，卻存在不少結構性問題，溫家寶總理在過去幾年頻頻用「最困難一年」等說法。近期中國出口貿易的增長速度再度放緩，11月出口貿易額為1793.8億美元，同比增長2.9%， 未來數年的經濟減速已經成為業界共識。

　　如果以會議日期作為經濟景氣的側面指標，那麼2013年的宏觀形式不容樂觀。這一會議往往在11月末12月初進行，去年12月12日至14日進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屬晚來，而今年則延遲至14日到15日進行，可謂姍姍來遲。

　　首先，政策層顯然對於當前困難有相當認識，認為「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依然突出，經濟增長下行壓力和產能相對過剩的矛盾有所加劇，企業生產經營成本上升和創新能力不足的問題並存，金融領域存在潛在風險，經濟發展和資源環境的矛盾仍然突出。」

　　對策如何？「要繼續把握好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要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等慣常提法，外界普遍認為延續了上一屆諸多經濟思路，「城鎮化」似是為數不多而又意料之內的政策「新意」。

　　如何評價這次會議成果見仁見智。對比下來， 2012會議的口號以及文風相對平實， 甚至被外界評為「中規中矩」，無超預期表現，但是筆者倒是認為有不少亮點。除了外界熱議的城鎮化等之外，顯然決策層關注領域更為集中，有逐步擺脫過去「頭 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跡象，甚至特彆強調了「產能過剩」、「財政風險」等要害問題。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往往帶有計劃經濟的殘留色彩，變化來臨，很多預定政策每每隨之變化，事後來看往往並不一致；以此而言，倒是決策層對於宏觀形勢的判斷，可以管窺一二，更為值得重視。

　　從文本而言，本次會議通稿顯得簡潔，比起上一年大約少了1500字左右，15次提到「改革」，倒也與「空談誤國，實幹興邦」新風無不呼應，甚至官方媒體也留意「工作人員少了，簡報、發言印得少了，文件袋從塑料變為紙質」等細節變動。

　　語言即思想，歷年中央工作經濟會議往往流行口號，語義學上的各種痕迹頗為耐人尋味。從1999年是「突出抓好國企改革」，再到2005年「繼續搞好 宏觀調控」，最近幾年頗為流行三字句，從2007「控總量穩物價調結構」開始，每每有 「穩增長抑通脹調結構」 （2010年）、「穩增長控物價調結構」（ 2011年）成為媒體頭條關鍵詞。

　　政策執行者的語言從來都是一門藝術，中外皆然，想想格林斯潘的那著名的模糊表達，「我知道你相信你明白了你認為我所說的，但是我不能肯定你是不是意識到了你所聽到的並不是我的意思」。

　　中國也不例外，中文的博大精深也被發揮到極致，以連續數年都出現「穩健的貨幣政策」而言，如何定義「穩健」在不同的年份越發截然不同，2010年的穩健還是2011年的穩健？

　　更進一步，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錯位值得一再探索。中國的財政政策近年確實實現「積極」，而貨幣政策的「穩健」則時松時緊。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四萬億」政策曾經有很多討論，但即使認為「四萬億」利大於弊的經濟學家，如林毅夫也認為其弊端是不應以貨幣政策為主，而應以財政政策為主。

　　問題在於，如果財政政策存在失范，收緊貨幣政策的作用往往力有不逮，甚至誤傷圍觀群眾。筆者曾經多次論述「四萬億」的弊端，而「寬鬆財政政策」與「緊縮貨幣政策」疊加方式，是官方在「四萬億」之後的主流應對方式，但是這一方面使得體制內企業繼續可以得到資金，國進民退趨勢不改，另一方面民間資金則一直趨緊，各類地下金融應運而生正是常態。

　　是時候反思過去宏觀政策了。如何使得積極財政政策做到預算硬約束，穩健貨幣政策能夠惠及中小企業，這將是未來政策不得不考慮的核心問題。對比去年通稿中9次提到「風險」，本次則重點提到4次「風險」——值得注意的是，強調財政風險，並且置於金融風險之前，提法由去年的「有效防範和及時化解潛在金融風險」變為「要高度重視財政金融領域存在的風險隱患，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和區域性金融風險的底線。」

　　在習近平意味深長地拜訪中國改革史上重鎮深圳之後，重啟改革的呼聲四起，那麼從本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可以解讀出什麼改革信號？在2013年六大任務中，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佔據一席，北京政策層表示將「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推動下一步改革」，明確提出改革總體方案、路線圖、時間表。

　　2013年，重啟改革成為關鍵詞，要點何在？中國正面臨經濟與社會的多重轉型，行進在改革的關鍵時期，如果沒有一個基本成型的公民社會，那麼轉型將會面臨很多挑戰。值得肯定的是，本次會議除了提到慣常的從上而下的「頂層設計」提法，本次會議也特別提及了社會與民眾的作用，重提「允許摸著石頭過河」，表示「要堅持有效的改革路徑，尊重人民首創精神，尊重實踐、尊重創造，堅持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治本和治標相結合、漸進和突破相促進，鼓勵大膽探索、勇於開拓。」

　　比較是思維的慣性，常常拿來與中國比較是鄰居俄羅斯。曾經擔任《金融時報》俄羅斯記者的克里斯蒂婭•弗里蘭曾經在其描述俄羅斯轉軌著作《世紀大拍賣》中，她認為歷史的緊要關頭，改革者沒有抓住天賜的良機，他們的失誤讓俄國社會付出了沉痛的代價，需要今後數代人的努力才能償還。

　　根源何在？弗里蘭總結了一條，俄羅斯最不良的遺產是它缺乏一個公民社會，「在沙皇統治下，俄國的民間機構就非常不發達。在布爾什維克制度下，民間的東西更是被系統地摧毀了。」沒有公民社會，不可能誕生真正意義上的中產階級，也缺乏溫和派與改良派的基礎。回看中國，目前的緊要問題，或許正在於應該更一步為民間鬆綁，無論經濟還是其他。

　　當氣球脫手，除了等待風向，唯一的擔心，或許就是其源自內外壓力的破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