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學東漸」歷史探源

「西學東漸」一詞最初見於容閎1915年出版的英文傳記中譯本《西學東漸記》，后被用來泛指晚清以來現代西方文化思想在中國傳播盛行的歷史過程。

歷史上，西方學術思想傳入中國雖發端於明末清初西方基督教的傳入，但嚴格意義上的西學東漸應是起於洋務運動時的晚清時期。其外在形態就是大量的西方文化思想著作

被翻譯介紹到中國，其內在標誌就是西方的政治文化思想開始成為影響中國社會的一種重要的思想來源。從明末發端到晚清民國形成氣候，西方文化思想的東漸在中國思想界先後經歷了拒絕抵制、逐漸接受、全面吸收的歷史過程。整個西學東漸的過程，正好是近代中國逐漸衰落的過程，中國傳統文化思想受到不斷拷問質疑的過程。因而人們往往耿耿於晚清以來的西學得以東漸，東學卻未能西進。個別甚至把西學之所以東漸簡單歸結於自明末以來，西方傳教士有意識的文化輸入；把東學未能西進認定為由於語言障礙，國人中缺少一批像西方傳教士一樣的人，有意識地把中國的學術典籍譯介到西方，使得西方各國對浩繁的中國經史典籍、文化思想缺乏了解。

然而事實則不然。只要我們細心搜尋歷史，不難發現：明末清初隨著基督教的傳入，利瑪竇等西方傳教士在傳教的同時，不僅帶來了《乾坤正義》等西方科學技術著作，也將中國眾多經史典籍帶回西方，並被各國紛紛譯為本國文字，加以研究。只是當時傳教士們的活動十分有限，傳教之餘帶入的西方著作多限於《乾坤正義》《坤輿萬國全圖》等天文地圖數學著作；加之後來乾隆的禁教，並未廣泛流傳，更未成為影響中國社會的一種重要思想來源。真正促使西方學術文化著作的大量譯入，使西方文化思想成為影響社會的一種重要思想，恰恰是後來的康有為、梁啟超、嚴復、蔡元培、馬建忠、張元濟等中國有識之士自覺的傳播力行。

目睹洋務運動的逐漸破滅，嚴復、馬建忠等有識之士已經深刻地意識到，為求富強，抵禦外辱，單有洋務是不夠的，必須以開放的心態，拋棄狹隘的民族主義立場，放棄「西學源出中國」，「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等固有思想，認真學習導致西方各國富強興盛的政治經濟科學文化思想，改變當時中國民力已弱、民智以卑、民德以薄的客觀現實；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把中國導向富強。為此，馬建忠在1894年發表了著名的《擬設翻譯書院議》，以其多年出使法國、英國的經歷告訴國人：自明朝海禁開放以來，來華的外國傳教士早已將中國的經傳典籍等譯為拉丁、法、英等文字。還在康熙年間，法國巴黎就開設了漢文館，專門從事各種漢語著作的翻譯。「近則各國都會，不惜重資，皆設有漢文館。有能將漢文古今書籍，下至稗官小說，譯成其本國語言者，則厚廩之。其使臣至中國，署中皆以重金另聘漢文教習學習漢文，不盡通其底蘊不止。各國之求知漢文也如此，而於譯書一事，其重且久也又如此。」進而認為，近代中國之所以屢屢受欺於人，就在於閉關鎖國，不通外文，對國外情況一無所知，處處受制於人。認為，自「道光季年以來，彼與我所立約款稅則，則以向欺東方諸國者轉而欺我。於是其公使傲睨於京師，其領事強梁於口岸，以抗我官長；其大小商賈盤踞於租界，以剝我工商，敢於為此者，欺我不知其情偽，不知其虛實也」。力主效仿西歐各國，設立專門的翻譯書院，培養專門的翻譯人才，廣泛翻譯西方各國政治經濟與文化科學著作，以便知己知彼，學習西方各國之長，補己之短。馬建忠希望設立的翻譯書院，是借鑒西方各國開設漢文館的經驗，全面學習翻譯西方各國的政治文化典籍，而不同於洋務時期，上海製造局、福州船政局等開設的譯署。因為，在馬建忠看來，「今上海製造局、福州船政局與京師譯署，雖設有同文館，羅致學生以讀諸國語言文字，第始事之意，止求通好，不譯專書，即有譯成數種，或僅為一事一意之用，未有將其政令治教之本原條貫，譯為成書，使人人得以觀其會通者。其律例公法之類，間有摘譯，或文辭艱澀，與原書之面目盡失本來，或掛一漏萬，割裂重複，未足資為考訂之助」。

可以說，自李鴻章、張之洞等朝廷重臣主政洋務以來，雖然大興洋務，效仿西方各國興辦船政、礦務、電郵、鐵路、海軍、學堂、譯署等，但因堅持「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其洋務運動始終重在對西方各國具體軍事工業技術的學習，而非孕育現代西方社會工業文明的科學與民主憲政思想，以致洋務運動始終在西方各國後面亦步亦趨。其洋務本身，無論是借鑒西方各國開辦的各種實業，還是興辦的水師、學堂、譯署、同文館，不是借櫝還珠，徒有軀殼；就是未得要領，大多落入官僚資本的窠臼，其強國夢最後在中日甲午戰爭中徹底破滅。針對洋務運動的失敗，一批深受西方思想浸潤的學人重新開啟了學西方的思想歷程，直接催生了戊戌變法、預備立憲等政治變革。雖然無論戊戌變法，還是清末的預備立憲都同洋務運動一樣，未能擺脫「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權力制約，最後都未能挽救清朝的衰敗覆亡，無一例外地以失敗而告終；但由此興起的對西方思想的學習和傳播，卻有增無減，各種西方思想紛紛被譯介到中國，使西學東漸成為不可逆轉的歷史事實。

在西方思想引進輸入的西學東漸過程中，就翻譯傳播而言，馬建忠、嚴復和林紓功不可沒。馬建忠作為李鴻章的得力幕僚，生於內憂外患之時。1853年因太平軍攻陷南京，隨家遷往上海，進入設在徐家匯的耶穌教會徐匯公學讀書，開始學習法文、拉丁文等課程。由於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影響，促使馬建忠毅然決定放棄科舉之路，專心學習洋務。在徐匯公學學習期間，自稱「於漢文外，乃肆意於拉丁文字，上及希臘並英、法語言……少長，又復旁涉萬國史實、輿圖、政教、歷算，與夫水、光、聲、電以及昆蟲、草木、金石之學」，博覽西方文化科學典籍。不僅精通西方語言文字，而且長期出使海外，先後隨清朝公使郭嵩燾出使英、法多年。特殊的經歷使他能夠從另一個角度審視中國，審視東西方不平等的政治經濟關係。他率先提出設立翻譯書院，培養專門的翻譯人才，全面完整地翻譯西方典籍，開風氣之先。嚴復不僅同馬建忠一樣深受西方文化思想的影響，學貫中西，主張全面完整地翻譯西方政治文化典籍，全力駁斥洋務派「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荒謬性，主張體用結合的西體西用。他認為「體、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體，則有負重之用；有馬之體，則有致遠之用。未聞以牛為體、以馬為用者也。中西學之為異也，如其種人之面目然，不可強謂似也。故中學有中學之體、用，西學有西學之體、用，分之則並立，合之則兩亡」（嚴復：《與〈外交報〉主人書》），深信只有推行西方的政治文化思想，廢除中國的封建禮俗思想，採用歐美的憲政體制才是改變中國貧弱的出路。嚴復不但身體力行地翻譯了赫胥利的《天演論》、穆勒的《群己權界論》（今譯《自由論》）、亞當。斯密的《原富》（今譯《國富論》）等西方思想文化的經典著作，引領社會；就是當年在《天演論。例言》中提出的「信、達、雅」的翻譯原則，至今仍為學界遵奉，無人可以替代。林紓雖不懂外語，但藉助別人口譯的方式先後翻譯了《巴黎茶花女遺事》《黑奴籲天錄》等170多部西方各類小說，對廣大民眾全面了解西方社會文化起到了重要的普及作用，使中國大眾對西方社會文化有了第一次全面的了解，是把西方文學介紹到中國的第一人，對後世影響甚深。如錢鍾書就說，他是從看林紓的翻譯小說走上研究外國文學的道路的。

在西學東漸這一歷史過程中，張元濟也是一個功不可沒的歷史人物。同康有為、梁啟超一樣，張元濟也是出身科舉的維新人士，早年參與了戊戌變法。只是思想上張元濟持有類似嚴復一樣的思想，認為變法是一項艱巨而又長期的事，關鍵在於開啟民智，主張專辦學堂，講求種種學術，傳播西方文化思想，用西方現代的新思想取代陳舊落後的舊思想。他目睹戊戌變法的急功近利和具體措施的倉促草率，感到變法舉動毫無步驟，絕非善相。戊戌變法失敗后，被革除官職的張元濟到了上海，先在南洋公學譯書局任職，后又受商務印書館創始人夏瑞芳之邀加入商務印書館，主持商務印書館的編譯工作，致力於西方思想學術著作的編譯出版和現代教科書與中國學術典籍的編輯出版，以出版的方式繼續開啟民智，傳播西方種種學術思想，從此奠定了商務印書館的百年地位，使商務印書館從一個出版小作坊演變成為近代中國思想文化的出版重鎮。

本著一貫的維新思想，在南洋公學譯書局任職時，張元濟就率先出版了嚴復翻譯的《原富》，這既是漢譯西方經典著作系統進入中國的開端，也是現代西方經濟學思想正式傳入中國的重要標誌。為了更好地開闊國人的視野，培育國人的國際思維，引入西方學術思想，1901年張元濟在上海創辦了《外交報》。正如其定名一樣，《外交報》立足於國際問題的研究，成為中國最早研究國際時政問題的刊物，不少新思想、新觀點得以廣泛傳播。嚴復著名的《與〈外交報〉主人書》就刊發在該刊的1902年第9、10期上，系統全面地對「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荒謬性進行了批判。其文其刊均風行一時。受邀入主商務印書館后，他一是組建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廣延通曉外文的翻譯人才，搭建西方學術著作的翻譯平台，開始系統地出版西方學術著作；二是革新教科書的出版，在教科書的編寫中另闢蹊徑，以西學新知浸潤社會，實現其「以扶助教育為己任」的出版宗旨，為新學提供教學支撐，體現其講求種種學術，開啟民智的一貫思想。其間，不僅出版了嚴復、蔡元培、林紓等人翻譯的西方各類著作，也出版了梁啟超、蔡元培、張東蓀等國人撰寫的介紹西方學術思想的學術著作。回眸歷史，伴隨西學的東漸，西方學術名著的翻譯出版仍是商務印書館歷經百年的不倒品牌。

可見，真正的西學東漸源於晚清時期的有識之士的大力譯介傳播，興學著述，而非明末清初西方傳教士的單向傳播所為。同時，早在晚清西學東漸之前，中國大量的經史典籍就被西方傳教士以各種途徑帶回西方各國，各國紛紛出重資譯為本國文字，為此設立專門的漢文館，組織專門的漢語翻譯人員進行翻譯。種類之多，內容之詳，既遠遠超過傳教士們傳入中國的西方著作，更是超出人們的想象。面對西方各國對中國歷史文化典籍廣泛深入的翻譯研究，梁啟超在《論譯書》中疾言：中國人慾知本國虛實、舊事新政，反倒要從外文書籍中翻譯過來，才能得知一二。如日本人寫的《清國百年史》《支那通覽》《清國工商業指掌》中，就有許多內容是以前中國人自己不知道的。類似情形，英文等西語圖書中也有不少。他認為，造成這種「中國人不知中國事」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中國之史，長於言事；西國之史，長於言政。言事者之所重在一朝一姓興亡之所由，謂之君史；言政者之所重在一城一鄉教養之所起，謂之民史。故外史中有農業史、商業史、工藝史、礦史、理學（謂格致等新理）史等名」。

馬建忠、嚴復、張元濟等有識之士正是鑒於西方各國對中國典籍全面翻譯的重要性，而洋務領袖秉承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弊端，才力主效仿西方各國的作法，設立專門的翻譯書院，培養專門的翻譯人才，全面系統地翻譯西方學術思想文化典籍，興辦融入西方學術思想的新式學堂，興學著述，開啟民智，改進社會，使得西方思想成為影響近代中國的重要思想來源，最終使西學東漸成為近代中國歷史上揮之不去的一段重要印記。至於中國大量的經史典籍翻譯到西方各國，卻沒有像西方典籍翻譯到中國后一樣成為西方改進社會借用的利器，成為影響西方社會的一種重要思想，形成與西學東漸匹配的東學西進，正是我們在耿耿慨嘆之餘，需要認真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