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劍與朱學勤的風波：關於革命與改良

2012-11-9 陳有西學術網



上海大學的歷史學者朱學勤



北京的哲學學者、畫商榮劍

榮劍：改革和革命：中國何以選擇
——在2012清華法政哲學論壇上的演講

2012-10-31 共識網

　　很榮幸收到許章潤教授的邀請，讓我有機會參加這個重要的國際性學術會議，在這裡討論關於革命這個重大話題。在座的諸位都是學術領域內的著名學者和專家，而我只是一個業餘學者，為這次會議提供的論文也不算是嚴格的學術論文，因此，我有些誠惶誠恐。當然，我還感到榮幸的是，和我有著同樣獨立學者身份的吳稼祥先生擔任我這個演講的評議人。今年以來，我在網路上每發出一篇文章，都會提前給吳稼祥發簡訊，提醒他關注，我是高度關注他的意見的，但在他的微博里好像還沒有講過我什麼好話，今天你終於要為我講上十分鐘了，我期待你的高度評價。

　　在這個場合談論革命這個話題，應該是比較安全的。如果在公共話語領域，談論革命，我想是有風險的，最低的風險是，你發表的某些看法很可能會被馬上刪掉，你所用到的幾個關鍵詞會被屏蔽掉；而最高的風險是，說你煽動革命，你也可能被勞教了，這樣的事情在現實中時有發生，大家都見怪不怪了。我初步翻閱了這次會議的一些論文，我感到很佩服，這些論文都寫的很學術，很專業，很深刻，深刻的我都有些看不懂，我想，我看不懂的文章，那些網路管理者也一定看不懂，對於那些看不懂的文章，他們是不會刪的。可見，我們的會議一定是安全，我由此而感到欣慰。

　　我的發言題目是「中國能否告別革命？」這是我在前幾月已經發在共識網上的一篇文章，而且連續發了兩次。為什麼要重複談論這個話題？其實，這不是我一個人在談，很多人都在談，高層在談，學者們談的更多，都在議論，中國是不是會再次爆發革命？但是，從另一方面來看，這好像又是杞人憂天，誇大其詞。前些天，一個央視記者拿著話筒到處追著人問：「你幸福嗎？」我記得大概只有一個老頭回答說：「我不幸福，我姓曾。」而其他人都回答說「我很幸福」。我注意到，他們在說幸福時，臉上的確洋溢著幸福的真誠的笑容。在一個幸福的中國，革命怎麼可能會產生呢？因此，學界討論革命問題，有什麼現實意義？有一個怎樣的觀察角度？我在共識網上第二次發表《中國能否告別革命》這篇文章時，寫了一個按語，是想提醒讀者：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人們閱讀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這本書的主要體會是：反思革命，告別革命，清算革命譜系；而在過去了二十年之後，人們重讀這本著作，可能更關心的是：革命的宿命是否會再次降臨中國？以前反對革命的一批學者，現在重提革命的可能性；以前堅持改革的人，現在越來越對改革失去希望。在中國重陷所謂「改革和革命賽跑」的軌道中，中國能否告別革命？

　　很顯然，從二十年前的「告別革命」到現在的「迎接革命」，這個話題的轉變，值得重視，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話語轉向，是需要作出解釋的。在座的大多數人，對二十年前的那段歷史，我想都會有體會。在「八九風波」之後，學界基本上都是痛悔革命的殘酷性和極端性，由此清算整個革命譜系，以及和革命相關聯的那些思想，普遍認為自由比民主更重要，英國比法國對中國更有見鑒意義。比如，上海的朱學勤，最早出來清理盧梭的激進主義，他的那本被人質疑的代表作主要就是講的這個意思，認為法國的革命文化是從盧梭那裡起源，遺毒不淺，傳播甚遠，殃及俄國和中國，至今仍然左右中國人的思想。但是，那天聽蕭功秦講，現在老朱的觀點全變了，變得極其激進，不僅認為中國未來具有革命的必然性，而且還有革命的必要性。這是一個值得大家關注的現象：為何那些原來高度理性的冷靜的致力於激進主義批判的學者，會再次訴諸革命？

　　我的文章是為響應一個據說是高層人士的推薦而寫的，他在有限的範圍里推薦閱讀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我在得知這個信息后的第一反應是，他為何會關注這本書？他是關注中國有可能會像法國那樣再次爆發革命呢？還是說革命在中國會引發更為極端的專制後果而必須提前加以控制？這些都屬於猜測。我不想從猜測出發，也不想拘泥於這本書的具體結論，我想說的是，為何中國會再次涌動起革命的情緒，以至於那些以前一直主張清算革命的人，會期待革命浪潮的再一次來臨？

　　我的觀察是，關於中國革命可能性的看法，或許是基於兩個方面的判斷。第一個判斷是：中國正面臨著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問題，我把這些問題概括為十個問題，這就是我寫的「中國十問」。這篇文章在網上公開發表后，存續了很短的時間即被刪除，但已經有非常廣泛的傳播--我真是慶幸網際網路的力量。我指出的第一個問題是合法性問題。一次聚會上，我和金觀濤說，你是研究關鍵詞的，如果說2012年最重要的關鍵詞是什麼，那一定是合法性這個詞。因為執政黨目前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政治信用流失，公信力幾近耗竭，說什麼話人民都不信，人民不信真話信謠言，這種信任危機不就是合法性危機嗎？文革後期，國家陷於破產邊緣，但那時有幾個人認識到這一點？信息的封鎖和控制讓人們無法知道內情，這得以讓執政集團能夠繼續有效運行下去。現在沒有這個條件了，所有的內幕最終都會暴露在公眾視野之下，想掩蓋都掩蓋不住。我的文章雖然被刪了，但我提到的這些問題，其實在執政黨內部是有認識的，他們在內部也把這些問題看得非常嚴重，也提到了生死存亡的高度，認為這些問題不解決將亡黨亡國。很顯然，中國目前社會存在的各種問題，是社會總體危機的表現，是政治、經濟、文化、道德、資源、環境、民族關係、國際社會各個領域的問題都交織在一起，已到了不解決必然引發社會劇烈動蕩乃至革命的危險程度。

　　第二個判斷是，對於問題的存在，左右有共識，朝野有共識，差別無非是看的重一點還是輕一點，但是，對於如何解決這些問題，社會分歧巨大，朝野分歧巨大，這裡涉及到要不要改、願不願意改、能不能改和怎麼改等一系列問題，一句話，涉及到改革路徑的選擇。我的看法，實際上又回到了一百年前的老問題：改革還是革命？晚清憲政改革最後被辛亥革命取代，原因何在？學者們有各種解釋，現在看無非就是這麼幾條：晚清統治集團受制於權力和利益格局，沒有真正自我改革的決心，皇權內閣倒行逆施壟斷權力，憲政時間表不能滿足地方和民間要求儘快立憲的主張，人心思變已經風起雲湧不可阻擋。也就是說，在皇權主導的改革和民間醞釀的革命的賽跑中，改革在中途跌到，革命率先達到終點。我並不認為，中國目前的危機，不管是潛在的還是現實的，和晚清具有相同的性質，現有的執政集團可謂世界上最強大的統治機器，它掌握著前所未有的暴力、資本和意識形態工具，至今依舊牢牢控制著地方的命脈和民間社會的生長，但它的未來道路的選擇無出其二：改革或革命。改革一定是主動的、可選擇的、可設計的、過程可調節的、後果可控的，而革命一定是被動的、不可選擇的、無法預計的、後果不可控的。對於這兩條路徑，我相信大多數人願意選擇改革這條路徑，願意告別革命，問題是，為什麼大家普遍願意選擇的道路很可能在現實中走不通，而革命卻會不期而來？

　　有人說，中國目前正面臨著一個重要的歷史三岔口，或者繼續沿著現在的道路即權貴資本主義走下去，繼續強化既得利益集團，保護官僚資本、買官賣官交易；或者是往回走，回到文革，包括回到新民主主義；還有一條路是往前走，走憲政民主之路，完成辛亥革命沒有完成的任務，實行還政於民。對於這個歷史三岔口的說法，有人可能會提出異議，認為中國還可能有其它更好的路徑，還有第四條道路或第五條道路，但是，在我看來，不管中國有多少種路徑選擇，最後都無法迴避是改革還是革命的選擇，在改革之路走不通時，取而代之的一定是革命之路。因為這是歷史的經驗和教訓，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我前些日子寫了一篇文章--「中國還將跌到在哪裡？」這篇文章有著巨大的點擊量，這大概是因為文中提到的一個問題：「我們不改，你們怎麼辦？」我想，這不會是執政者的一個既定立場，可能是多種選項中一個考慮。就憲政改革而言，我接觸到的一些人，很多人都談到了執政黨「不改」的可能性。比如，有人談到，現在按憲政方式進行改革，必定是兩個結果，一個是改革者被其周圍人轟下台，一個是引發革命，因為以自我為對象的改革無異於拿刀去砍自己的身體，改革是對其支持力量的破壞，在這種情況下，怎麼可能改的動？改革的動力又何在？這或許就是改革無法進行下去的深層原因所在。為此，我總結了改與不改的五個約束條件，也就是改革的邊界條件，我最近反覆提到這五個約束條件，今天，我願意再次複述如下：

　　1、改，有可能動搖國本，動搖現有的執政格局，至少是對現有權力格局的重大調整。

　　2、改，有可能對現有的既得利益集團形成巨大衝擊，至少是對現有利益格局的重大調整。

　　3、改，必將意味著對重大歷史遺留問題的清算，這些歷史遺留問題直接關係著原有統治體系的合法性問題。

　　4、改，必將意味著傳統治理模式的重大調整，如何避免社會分裂、動蕩、報復和失序，是對新的憲政體制的嚴峻挑戰。

　　5、改，必將意味著傳統處理民族關係和民族矛盾的方式將迅速終結，如何避免民族分裂、繼續維護中國統一，是對中國制度和文化的根本考驗。

　　我對我自己的問題：改革和革命--中國何以選擇？沒有能夠說服自己的答案。我的一個朋友說，歷史上的重大變革，一定是由非理性的、沒有歷史觀和大局觀的人推動而成，我在此引用，或許也算是一個答案。

——致榮劍

2012-11-09 共識網

榮劍：

　　等了八天，只等來幾句中轉而來的手機簡訊。以如此方式轉致歉意，卻不公開澄清在清華講堂廣泛傳播的影響，這是不夠誠意的。

　　本也想到此為此。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但在這些天內，一些網刊、網文已經在轉發或引述你從蕭功秦處聽來，並在清華放大的那段話（注）。轉發引述者都是善意，但畢竟是以訛傳訛，卻不見你與始作俑者澄清。看來只能由我這個被動者公開作答，略作說明？

　　2012當屬多事之秋，我也在思考並回答「革命還是改革」這一問題。此前我批判法國革命，但從未贊成過李澤厚籠而統之「告別革命」，並著文批評過李澤厚這一觀點。海內外一直有人將二者混為一談，我也懶得理會。在史學層面，我始終反對法、俄「大革命」，贊成僅限於政治層面的「小革命」，如英國的光榮革命、中國的辛亥革命。在現實層面，今年以來危機四伏，山雨欲來，我一直在倡言改革，只有重啟改革，才有可能化解革命；若為利益集團挾持，冥頑不化，則很可能發生革命。至於知識界借辛亥百年討論革命與改良，我認為既不能人為製造革命，也不要製造革命恐怖論；後者與辛亥史實不符，也與今日「穩定壓倒一切」合流，為利益集團挾持社會拒絕改革所用。總之，改革不到最後死絕，不輕言放棄，革命不到最後關頭，不輕言革命。即使革命不幸發生，是好是壞誰也無法預測，只能盡人事以令天擇，爭取限制其「小」，為社會少付代價，而不能擴展向「大」，玉石俱焚。

　　這裡不存在蕭功秦所傳「革命未必就一定是壞事，革命的結果未必就那樣壞」主觀期待。以訛傳訛，卻以蕭功秦此句流言始。諮詢蕭功秦提供的旁證人，當時是蕭開始議論，先說「老朱變得很激進」，然後才有此「引語」，榮劍接過去加碼，一變而為「革命的必然性」乃至「必要性」，並拿到清華講演去放大。

　　我與蕭功秦因重慶模式發生分歧，已經有一年多不接觸。2011年春，「唱紅打黑」如日中天，上海某方組織重慶模式研討會，場面盛大，魚龍混雜，稱「東有日出，西有日出」，長江上、下游兩個「日出」應相互輝映。我見蕭功秦也在出席者名錄，為盡友道，曾打電話給蕭，勸他以後不要再參加此類會議，無論說什麼，都可能被人利用。不料話未說完即遭粗暴打斷，惱羞成怒，稱我欲作「清流」。經此一事，再不聞問，即使看到他後來被邀去重慶，以及重慶歸來答記者問，其中關於我的那段說法既不準確，也有失厚道，未作理會。

　　今年三月一日，有上海市委宣傳部負責官員召集知識界座談，說北京有調研組來滬徵求對十八大及政改意見。平時開會能不去則不去，能不言則不言，此次既聞政改與否，倒覺得不說白不說，而且應該說在前頭，勿謂言之不預。那一次是我破例搶先開頭，只是想打破禁忌，把後面的發言口徑儘可能打開打寬，其他人才好接著說。我舉耀邦當年平反冤假錯案，以剝離前任「負資產」始，才迎來80年代改革局面；請當局以耀邦為垂範，繼續剝離「負資產」，包括耀邦本人蒙受的冤案以及學生、知識界遭受的迫害，都應該平反。否則，談不上政改，也談不上取信於人，與民更始。提有三點：

　　一，（略）。

　　二，（略）。

　　三，必須為重慶「唱紅打黑」蒙冤入獄者平反，並追究薄熙來罪責。（當時王立軍事發，薄熙來還在重慶執政）。

　　這一天蕭功秦亦在座，他也確實接著講，不同意我的意見，為重慶模式能解決民生問題辯護。這是最近一年我們兩人唯一一次交集，發言皆有官方記錄可驗。因上述不愉快，已不願與其爭論，各講各，講完即走。但我並不認為上述意見有什麼了不得，也沒有什麼「激進」，只不過是守一條底線。知識界多少年多少人皆有同感，我只是當著官方面，打破這條官方禁忌而已。除此之外，與蕭再無接觸，怎麼可能與他討論革命？更不可能對他說什麼「革命的好與壞」。

　　薄熙來出事，重慶模式垮台，蕭功秦或許有一點輿論壓力，但也不要緊，同樣那點主張，今天這裡垮台，明天那裡會用。對不同意見也不必背後打聽，傳播流言，給人戴上紅帽子。他也可以繼續堅持他在六四問題上的立場，那年六四前夜，我對他說你若還是堅持這樣的立場，那就只能絕交。結果槍也開了，血也流了，他還是為鎮壓辯護，不還是我讓步，念多年友情，不忍絕交？但在這一重大問題上，我們始終沒有過「共識」，他未變我亦未變，二十三年如一日，何來「老朱變得激進」，他自己「中道超越」？學者貴在獨立，不隨官方而俯仰，不為某官見棄悲，不為某官見賞喜。形勢對自己不利，不必惱羞成恨，形勢對自己有利，也不必轉嗔為歡。為學不可取者，是不敢公開自己的堅持，又把不同意見誇張為另一個樣子，虛擬一個「激進」來「超越」。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改革即可能有革命」，說的是客觀趨勢；到蕭功秦這裡一變為「革命未必是壞事，革命的結果就未必那樣壞」，呈主觀期待，隱隱然盼望革命；經榮劍誤傳，再變為「革命不僅具有必然性，而且具有必要性」，活脫脫毛氏話語。何必「三人成虎」？有此二人足矣。但這樣一頂紅帽子、毛氏套頭語，本人還是恥於認領。我不懼有此傳言得罪體制，該得罪早就得罪，再難聽的話也已經當面直說，何來恐懼？也不想以浮言邀浮譽於江湖，該澄清必須要澄清。

　　至於榮劍簡訊說「應有擔當，免於恐懼」，「不必過於懼於體制，都這把歲數了，還有什麼放不下的；否則，何以垂範後學；上海的學者應當擺脫舊有懦弱形象，至少大氣些」，與人致歉，能否這樣說話？原則上是不錯，但也是張冠李戴，說錯了對象。

　　關於第三波還是第幾波，這種說法也不恰當，更不必有意去「掀起」。這不是「擔當」，而是毛式專用語，文革中已被用膩，大話炎炎，令人生厭。我贊同人應有大氣，也欣賞榮劍下海甫上岸，即大聲說話，如前此評重慶模式與學者奔競， 此次又駁房寧者言，寫得都不錯。不過，大氣不是浮氣，陸地行走也不是海里逐浪，需仔細辨別，當言則言，不當言則慎言，一步一步踩穩了走。

　　悠著點，路還長，有定力能沉毅者方能行遠。故不避直言，不揣冒犯，這也是朋友忠言，雖不敢絕對，還盼榮劍兄海涵。

　　朱學勤   2012-11-9

　　註：清華大學2012年法政哲學論壇，榮劍發表講演，題為「改革和革命：中國的選擇」。2012年10月31日《共識網》刊發。

        （文章有刪節）

榮劍：學者的清譽和擔當
——回朱學勤的信

2012-11-09 共識網

　　學勤兄：

　　因我出言不慎或修辭不當，這回不僅要得罪你，恐怕還要得罪所有上海學者。「懦弱」之說，用在誰的頭上，都不會有愉悅的感覺，更況乎你這樣的學者。我這近乎戲言和調侃之詞，真不必當真。其實，二十多年過去，人在做，天在看，誰是真情漢子，一目了然，絕非一葉可障。上海多有我深感欽佩的學者，比如沙葉新，比如你。在士林腐朽、學風日下之際，保有一份清譽和擔當，的確很難。我為此理解你的心情，接受你的所有批評。就引言而論，我雖聽之蕭功秦，對你的具體語境確實不察，但作如此表述，是有大話炎炎之嫌。這個責任應當由我承擔，不必過責於功秦兄。在此向你表示真誠歉意，請你務必諒解。

　　讀你的信，的確還是會有所聯想。你提及和老蕭的分歧，以及絕交的往事，我以前也聽聞過。這些年來，我私下裡曾多次批評老蕭，提醒他棄言新保守主義那套話語。共識網上發表的我對他新書的評論，提到了「制度要轉型，理論也要轉型」，就是要求他放棄新保守主義，不能再為國家主義提供任何學術支持。這話老蕭肯定聽不進去，他在這個領域苦心經營二十多年了，聲名如炬，豈能輕易棄之？作為一個學者，堅守自己的學術主張，不曲學阿世，不附炎趨勢，當是本份，但是，老蕭的動機總是令人質疑。我就對他說過，也和別人說過，蕭功秦這兩年來，兩次站錯隊。一次為重慶說話，被蘇偉教授樹為右派轉變立場的標兵；另一次則是為張木生重返新民主主義提供論證，主動把自己的新保守主義向新民主主義靠。在大是大非的現實面前，我總覺得蕭功秦腦子犯迷糊。以前他提倡新權威主義，或許掌握部分真理，有那個時期的歷史合理性，現在還是這麼講，在學術上毫無反省，的確讓人費解。

　　學者何以立身？學者何以問學？學者何以經世？歷代歷朝好像都沒有一個統一的模式，但是底線是有的。不說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這些近乎聖人的尺度，至少應該達到顧炎武所倡導的「行己有恥」，不能無所不取，不能無所不為，要「有恥且格」。 對於當今的一個學者來說，何謂不取？何謂不為？並不難以抉擇，無非就是表達一個立場和態度，一個價值觀，一個是非標準。「重慶模式」高潮時，有多少學者蜂擁而去，又有多少學者表達不齒，現在來看，誰是誰非，豈不清楚？批評老蕭，真是朋友之間的諍言和互相提醒，對待那些投機者和獻媚者，豈有如此客氣？我寫的那些批評若干不良學者的文章，之所以在社會上引起如此大的反響，大概就是道德底線還在，良知良心還在，國之四維還在。無恥之徒，終不齒於人間。

　　我在給你和老蕭的簡訊中，提到學者的「擔當」和「垂範」後學，也是有感而發。學者潔身自好，憑良心做人，不和權力同流合污，不刻意迎合世俗，在現在的條件下，已屬高尚品質，能做到這些，已經可以垂範後學了。在不能免於恐懼的體制下，學者的責任和擔當會有不同的表達形式，非以隻身挑戰權威為首選，學者的言說是他惟一有效的武器。在網際網路的時代，話語真正成為了足以和暴力、資本相抗衡的力量，這個力量的形成和壯大顯然取決於作為個體的學者的發聲，如你所說：「當言則言，不當言則慎言。」我期待你的言說。

　　有不當和不敬之詞，請學勤兄務必再次諒解。順致撰安。

　　榮劍

　　2012年1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