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國川：當代「十賢」的改革期待

2012年11月09日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

對中國大陸來說，2008年是轉折性的一年。這年夏天成功舉辦奧林匹克運動會，被一些人視為中國崛起的標誌。恰好在這一年年末，世界金融危機爆發，許多發達國家陷身其中，而中國依靠強力的刺激政策保證了經濟繼續高速增長，在危機中一枝獨秀，「中國模式論」遂大行其道。在一些宣揚者看來，「中國模式」不僅成就了中國奇迹，也應該向全世界推廣。在主流媒體高調宣傳中，似乎全世界都在走向深淵，只有中國從成功走向更大的輝煌。

不僅如此，許多知識分子也開始轉向。一些一度指責中國改革被新自由主義誤導的「新左派」迅速撥轉方向盤，宣揚「中國模式」和「中國道路」。持有自由主義立場的知識分子群體也發生了分裂，一些人懷疑自己曾經相信的價值觀，還有一些人走向國家主義。改革遭遇了空前的困境。如果說，在2008年之前的數年間，批評、否定改革的「改革失敗論」一度甚囂塵上，那麼從2008年開始，以「中國模式論」為代表的「改革成功論」浮出水面，而且聲音越來越響亮。既然改革已然成功，中國模式舉世應學，何必再改革呢？因此，改革停滯不前，在某些領域甚至出現了倒退。

愛德華·薩義德曾說：「最該指責的就是知識分子的逃避；所謂逃避就是轉離明知是正確的、困難的、有原則的立場，而決定不予採取。」但就在許多知識分子選擇沉默或稱頌的的時代里，卻有一批耄耋之年的知識分子，秉筆直書，直言儻論，不粉飾，不搪塞，不推諉，不避諱，直指中國面臨的巨大問題：資源日益短缺，環境破壞嚴重，腐敗四處蔓延，貧富差別懸殊，道德水平滑坡，社會矛盾激化……他們提醒國人，中國不是盛世，而是矛盾重重，「兩種可能的前途嚴峻地擺在前面：一條是沿著完善市場經濟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權力，走向法治的市場經濟；另一條是沿著強化政府作用的國家資本主義的道路前行，走向權貴資本主義的窮途。」（吳敬璉語）。中國經濟能不能平穩增長，社會能不能和平轉型，都是重大的現實問題。他們呼籲改革，直言「不改革，無出路」。

這種「老年人燃燒，年輕人取暖」的現象值得深思。中國是一個推崇實用理性的國家，基於良知的道德堅持難能可貴。這些老人擁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勇氣，不為一己謀私，而是為國家前途、民生福祉著想，可以說他們行事「論是非，不論利害；論順逆，不論成敗；論萬世，不論一生」（王陽明語）。

作為一名記者，我很幸運地採訪過許多這樣的「燃燒的老年人」。筆者在《中國在歷史的轉折點——當代十賢訪談錄》中所採訪的十位老人，都見證了中華民族近百年的苦難。他們分別是吳敬璉、江平、茅於軾、資中筠、李澤厚、厲以寧、袁偉時、高尚全、余英時和許倬雲。其中有七位生於1930年，兩位生於1929年，一位生於1931年，他們每個人也都歷經磨難，但是不改初衷，老當益壯。

薩義德在《知識分子論》中對知識分子有兩個精闢的定義：一是「敢於對權勢說真話的人」，一是從專業的圍牆裡漂流出來關懷社會、關心民瘼的「業餘人」。余英時先生也曾說：知識分子除了獻身於專業工作之外，同時還必須深切地關懷著國家、社會，以至世界上一切有關公共利害之事，而且這種關懷又必須是超越於個人（包括個人所屬的小團體）的私利之上的。這些「燃燒的老年人」都是各自專業里的聲望卓著的大家，但並沒有靜坐在書齋里安享榮耀，而是堅持獨立思想，不屈從政治壓力，敢於獨立思考；堅持批評精神，以自己的學術良心，敢於批判現實。他們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

孔子說：「所謂賢人者，好惡與民同情，取捨與民同統；行中矩繩，而不傷於本；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害於其身；躬為匹夫而願富貴，為諸侯而無財。」按此定義，這十位受訪者都可以稱為中國傳統意義上的「賢人」。因此，我將他們稱為「當代十賢」。

中國正站在一個新的歷史十字路口。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經濟總量實現了爆髮式增長。2010年，中國的經濟總量在2010年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出口超過德國，躍居全球第一位。如果能夠按照目前的速度發展，中國經濟總量不是沒有超過美國的可能。另一方面，中國社會的各種矛盾已經積累到一個臨界點，再加上國際形勢的變化，使得某些激進主張開始萌動，如果不儘快重啟改革議程，紓緩社會矛盾，就可能發生「進化受到壅塞時的潰決」（顧准語），危及甚至中斷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歷史有情更無情。歷史長河的一個小小「三峽」，就可能是一個國家百十年的窮途彎路、幾代人的悲慘際遇。普京在回顧蘇聯歷史曾說：「無論承認這一點有多麼痛苦，但是我們將近70年都在一條死胡同里發展，這條道路偏離了人類文明的康庄大道。」蘇聯殷鑒不遠，能不慎乎？

在這樣的歷史關鍵時刻，「十賢」都表達了對於中國現實的憂思，並提出了解決之道。他們的思想可以幫助讀者增進對中國歷史的了解，對中國現實的認識，更理性、更深入地思考中國的現實問題，探求中國平穩實現現代轉型的道路。他們的獨立思想、批評精神，更值得後來者學習。「不信東風喚不回，不容青史盡成灰。」假如中國的知識界都能夠像他們這樣，做到「不降身，不辱志，不追趕時髦，也不迴避危險」（胡適語），就會形成強大的社會影響，那麼中國也許會避免最壞的選擇，走上一條和平的轉型之路。

（註：《中國在歷史的轉折點——當代十賢訪談錄》一書由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