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資驅動論」可以丟進歷史博物館了

　　最近，關於中國經濟增長的前景和增長動力問題成為大家討論的熱點。從世界銀行卸任歸來的林毅夫先生認為，在全球經濟疲軟，中國的出口乏力的情況下，中國可以考慮再來一輪新的經濟刺激，通過投資基礎設施建設，為下一輪高增長奠定基礎。而復旦大學的張軍等人也發文對此表示支持，認為投資拉動經濟增長是應有之理，所謂從投資驅動到內需驅動的說法是無稽之談。

　　張軍等人的基本論點很簡單：根據現代增長理論，「三駕馬車論」中只有投資才是經濟增長的動力，凈出口和消費都不是；從經濟增長理論來看，儲蓄及由此帶來的投資而不是消費，才是發展中國家不斷提高人均產出從而向發達國家靠攏的主要推動力；投資的增長是經濟增長的原因，而消費的增長則是經濟增長的結果而不是相反。基於此，他質問：「如果生產出來的東西都消費掉了，沒有了儲蓄和投資，生產能力怎麼擴大，經濟怎麼能增長？如果消費就能帶來經濟增長的話，那世界上就沒有窮國了。投資拉動經濟增長是應有之理，何錯之有？」

　　坦率而言，縱觀張軍的文章，其實並沒有太多的新意和觀點，但因為其否認「三駕馬車」的消費的重要性而的確能夠引人關注。不過，張軍等人在論述投資的重要性的時候，偷換了兩個概念：一是將支出法計算的國內生產總值（GDP）中包括的消費（包括政府消費）、投資和凈出口三部分等同於凱恩斯的短期需求理論。其實，這只是GDP核算的一種方法，既可用於長期，也可用於短期，所謂「三駕馬車」就是指消費、投資和出口這三大部分在國民經濟核算中的比重及對GDP的貢獻；二是無論是從常識還是經濟增長理論本身，一個國家的經濟要增長，肯定要在資本、人力、技術等方面「投入」，但「投入」和「投資」在宏觀經濟學中卻並不是同一個概念。我們說要加大投入，並不一定意味著就是增加支出法核算的GDP中的「投資」。

　　當然，要釐清投資和消費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就必須從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歷史變遷和演化說起。早期的以「哈羅德—多馬模型」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增長理論認為，一個國家產出總量的大小取決於資本存量的多少，產出增長的快慢就取決於投資率的高低，投資越多則增長越快。但是，這種將經濟增長完全歸結於資本投入的多少的理論不僅違背事實，也違背經濟學的基本邏輯。一個基本的事實是，資本投入相同的國家，往往有著不同的增長率。同時，如果單純依靠增加資本投入來實現經濟增長，在其它因素不變的情況下，必然會引起投資報酬遞減和投資效率的下降。正是在此基礎上，索洛提出了新古典增長理論，按照索洛的理論，增長的源泉除了資本和勞動投入之外，還有以全要素生產率表示的技術進步。索洛指出，在1909年到1949年的40年間，美國每人每小時的的產出增長了1倍，其中87.5%來自技術變化，只有12.5%來自資本投入。不過，新古典增長模型的問題在於把宏觀意義上的技術進步看做一個外生變數，80年代中期以來，興起了羅默、盧卡斯為代表的新增長理論，內生增長理論將技術進步看成是內生的，並試圖用內生的因素，如制度環境等解釋為什麼有些國家富裕，而有的國家貧困的問題。需要提及內生增長理論的早期版本即所謂的AK模型。根據AK模型，維持高增長的途徑是將GDP的一部分儲蓄起來，其中的某些儲蓄將會為有較高技術進步率的投資融資，並由此導致高增長率。增長的關鍵因素是節約和資本積累，而不是新產品和創新。AK理論一度成為二戰後世界銀行奉行的政策背後的基本理論基礎。根據該思想，經濟發展的問題是資本積累不足，因此，治療辦法是對大型投資項目提供補貼或者補助。這似乎也可以解釋為什麼林毅夫在卸任世行行長之後極力推動基礎設施投資的原因。最近幾十年，經濟學家早已放棄了以資本積累作為中心因素的發展觀點，他們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其他因素上，如教育、技術變遷以及經濟體制結構。資本已經從發展思想的中心位置退出。

　　研究經濟增長理論的諾獎得主庫茲涅茲也通過對20世紀中葉為止的50到100年的經驗數據進行分析后發現認為，在現代增長中，人均國民收入的年均增長率約為1.5%，其中資本對人均收入的貢獻約為0.25%，生產率提高的貢獻為1.3%。他因此認為。和早期的經濟增長主要依賴資源、特別是資本投入不同，在作為現代經濟增長的顯著特徵——高增長中，資本投入的貢獻只佔有限的一小部分。從現代經濟增長的事實看，無論是前蘇聯在60年代所遇到的經濟增長的停滯，還是二戰後歐洲推行的馬歇爾計劃在70年代導致經濟增長的停滯，以及為人津津樂道的東亞奇迹的終結，事實上都早已證明了，完全依靠資本投入，經濟增長不可能持續。無論是克魯格曼還是劉遵義，通過對東亞奇迹的研究都得出同樣的結論，一個國家如果提高投資率，隨著經濟向新的穩態轉變，該國將經歷一個快速增長時期，但這種增長隨著投資效率的下降最終不可持續，如果沒有及時轉型，經濟增長最終會出現明顯的減速，創造了東亞奇迹的國家和地區，莫不如此。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增長之路基本是在複製日本和韓國等東亞發展模式，一是依靠高投資，一是依靠高出口。應該說，這種模式複製的相當成功，中國經濟依靠投資和出口維持了30多年的高增長。然而，從2004年開始，中國的投資佔GDP的比重超過了40%，2003年到2010年，中國經濟增長量年均54%來自投資的貢獻。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數據，1980年代以來，世界平均投資率波動幅度不大，一般保持在21%左右的水平，這意味著，中國同期的投資率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約15個百分點，近幾年則幾乎達到了世界平均水平的兩倍。在現代經濟增長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經濟體，在人均GDP處於如此低位時維持像中國這樣高的投資率。投資維持這樣的比例，也許在東亞國家有先例，但連續10多年維持如此高的比例，卻是絕無僅有的。張軍等人認為，儘管投資率很高，但中國的投資效率並沒有降低。但也有很多學者研究指出，衡量投資效率的「增量資本-產出比」從上世紀90年代就開始出現上升的趨勢，最近幾年一直維持在4.7到5.0的高位，這意味著增加,4.7到5元的資本才能增加1元的GDP產出，根據克魯格曼、劉遵義和楊等人的研究，這個比例已經和泰國、馬來西亞、印尼和韓國在東亞金融危機爆發前的水平一樣。

　　投資率高，消費肯定低，消費如果太低，生產出來的東西最終要麼堆積在倉庫，要麼倒掉，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常識。如果一個經濟體沒有消費，生產的動力又何在？張軍等人認為，中國從1990年到2010年的20年間消費的年增長率也達到8.6%（去除了通貨膨脹因素后的複合增長率）。由此認為「消費每年超過8%的增長速度也已經舉世無雙了，同期世界經濟整體的消費年增長率都不到3%。」但是，同期GDP的增長在兩位數以上，投資的增長更是每年至少在20%以上，家庭消費的增長率遠遠落後於經濟的潛在增長率。20世紀80年代，消費在GDP中所佔比重高於50%，到90年代這一比重跌至平均46%，從2003年開始，家庭消費佔GDP的比重開始大幅減少，2008年和2009年都只有35%，2010年為33.8%，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61%）以及越南（66%）、印尼（63%）和泰國（51%）的份額，也遠低於中國的歷史水平。在全球G20中，中國的消費率是最低的。

　　經濟學的基本常識告訴我們，在任何經濟體中，產出增長在核算上表現為GDP三個基本要素的變動的總量，即消費、投資和凈出口。沒有消費，產出就沒有變現的通道，資本循環就無法完成。從狹義的「投資」概念而論，沒有投資，就不會有增長，這是一個簡單的常識，何須林毅夫等專家長篇大論。但如果只是強調投資，而忽視消費在經濟平衡中的作用，經濟增長如何持續？我們從來沒有見過一個經濟體，短期投資和消費失衡，但長期卻能持續增長。無論是馬克思，還是凱恩斯，對於投資和消費必須協調發展都有過全面的論述。馬克思從來都認為，生產資料生產和消費資料生產間的不平衡是造成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原因。投資和消費不是獨立的，投資和消費間應該保持一種平衡關係，或者說投資需求在總需求中應有一個合理的比例。從本質上而言，投資只是一種相對意義的「最終需求」，本期增加的投資會既會擴大當期的產出，也會形成資本存量，增加經濟體的長期產出能力。但是，如果一個經濟體消費率長期偏低，就會使投資增長失去最終需求的支撐，引發產能過剩和產業結構的扭曲。當前，中國包括鋼鐵、水泥等在內的很多行業的產能過剩恰恰是盲目追求投資的結果，這種產能過剩十多年來一直存在，並成為影響中國經濟未來持續增長的結構性問題之一。從產業結構而言，由於收入分配的不平衡和消費率過低、儲蓄率過高，在某種程度上抑制了我國服務業的發展。2002年中國服務業的比重為41.5%，到2012年9月，10年的時間，服務業的比重只是提高到43.8%，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屬於最低之列。

　　消費和投資比例的失衡問題，絕對不是一個周期性的問題，而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是影響中國經濟能否持續發展的問題。自2004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中國經濟必須從依靠投資和出口轉向依靠內需的重大決策以來，擺脫對高投資和出口的過度依賴，提高消費在總產出中的比重以來，無論是政策層面，還是學界，都將之作為中國經濟轉型的一項重要內容。隨著經濟發展達到中等收入水平，國內需求通常會成為增長的重要發動機，對於中國這樣的大國尤其如此。特別有意思的是，今天力主繼續依靠投資拉動經濟的林毅夫也好，張軍也好，在他們當年的觀點和論文里，也認為中國的投資總量超過了一個經濟體的最優均衡值，也抨擊中國經濟投資過度的。然而，在投資更加過度、消費低至歷史低點之後，他們卻華麗轉身，一反常態支持投資拉動的增長策略，令人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