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案示警 政改不能再等

2012-11-01

      
　　2007年1月17日，時任中國商務部長的薄熙來與妻子薄谷開來（左）出席其父薄一波的追悼會。 美聯社

　　

　　柳傳志 中新社

　　中共十八大召開前，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被「雙開」（開除黨籍和公職）。無論從哪個角度看，中共中央對薄熙來的處理都是個歷史大事件。薄熙來及其妻子薄谷開來如此肆意踐踏法律的尊嚴，令人髮指。要防止此類事件重演，必須從根本上改變「人大於法」、「權大於法」的制度基礎。直面薄熙來案，中國政改勢在必行。

　　重申改革

　　「薄案」震驚世界 朝野再掀政改呼聲

　　今年7月23日，胡錦濤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講話中（「7·23講話」），將「更加註重發揮法治在國家和社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列為政治體制改革的任務之一。

　　薄熙來被「雙開」后的第二天，中國總理溫家寶9月29日在中國國慶招待會上的重申，大陸需要進行體制改革。顯見，隨著對薄熙來的審查步步深入，事實觸目驚心，本屆和下屆中央決策層當更為重視推進政治體制改革。

　　海口《新世紀》周刊刊發評論文章稱，從薄谷開來、王立軍到薄熙來這一系列案件中，人們看到，真正將自己凌駕於法治之上、踐踏法治尊嚴的人，不僅是薄熙來的親信，根本就是這位貴為政治局委員的重慶市委書記本人。

　　薄熙來在位之時，他主政的重慶以「打黑」著稱，其口號是「有黑必打」，其基本制度安排則是「打破常規」，由政法委乃至更高領導人「協調」公檢法，督導辦案；警察權力膨脹，公檢法的制衡機制蕩然無存。由此，執掌權柄者隨時可以逾越法律的規制。到後來，其妻薄谷開來竟成為謀殺犯，而身為公安局長的「打黑英雄」王立軍成為徇私枉法的包庇者，薄熙來本人也在此案中濫用職權、負有重責。正因手握警權，干預司法，罔顧法治，才造成這樣嚴重的後果。

　　防止此類事件的重演，中國必須從根本上改變「人大於法」、「權大於法」的制度基礎。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7·23講話」強調「更加註重發揮法治在國家和社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溫家寶「9·29講話」也重申「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法治，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讀來更顯深意。

　　在十八大召開前夕，「奮力把改革開放推向前進」成為黨內外的強烈呼聲。中國的首部司法改革白皮書《中國的司法改革》在此背景下公之於世，明確地將司法改革歸為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引起輿論關注。

　　對於中國來說，直面薄熙來案並吸取教訓，政治體制改革已勢在必行。可以預計，在十八大之後的政治體制改革的布局中，司法改革將具有重要的地位。

　　具體貪腐事件發生，往往有多重原因，薄熙來事件也不例外。但是，通過全方位地深化改革，減少政府干預經濟活動的權力，剷除尋租土壤，使掌權者不想，不敢，也不能利用權力「為他人謀利」，當為治理貪腐的治本之策。

　　薄熙來事件公布后，有些人在振奮之餘又覺無奈，抱怨制度如此，難有作為。「薄案」爆發的偶然性，更使人加重此想。應當看到，防治腐敗的制度建設的確是個長期過程，但正因如此，改革必須只爭朝夕，不宜再拖延。

　　薄被雙規

　　官媒：再證文革模式是一條死路

　　對於薄熙來事件，具有官方背景的北京《光明日報》旗下光明網如此評價：薄熙來的政治之路，再證「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模式，已是一條死路。

　　早在薄熙來被立案調查之前，他在重慶推行的的「唱紅打黑」活動就頗具爭議，一度被外媒視為「文革模式」在中國的復甦。

　　《紐約時報》中文網曾刊登署名香港大學學者錢鋼的文章指出，觀察十八大，不能不注意「文革」這個關鍵詞。文章特別提示，隨著薄熙來的下台，胡錦濤和他的接班人將如何面對「文革」歷史和「左派」路線顯得更令人關注。

　　北京人民網報道，溫家寶3月14日在中國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記者會上回答新加坡《聯合早報》有關大陸政治改革的問題時直言，「文革的錯誤和封建的影響，並沒有完全清除」。

　　溫家寶甚至強調，若政改不成功，「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這樣的表態被外媒解讀為對「唱紅打黑」的警告。

　　薄熙來被「雙開」后，光明網刊發題為《薄熙來下場再證文革模式是一條死路》的文章稱，薄熙來把其應負的政治義務和必須履行的官員職責轉化成個人的「政治魅力」的過程，就是把政治人格化的過程。

　　文章暗示，政治人格化的負面效應之登峰造極，恰恰發生在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時期。文章最後感嘆，這樣的人能在中國政壇上叱吒風雲，一路上行，真是讓已經受過「文化大革命」這茬罪的人們驚出了一身冷汗！

　　網路問政

　　從解救唐慧到揪出「表哥」 微博建功？

　　在中共官方屢提政改的同時，大陸民間也在以網路問政等方式呼應改革。隨著「煙草局長」周久耕被判刑，上訪母親唐慧被「解救」，再到「表哥」楊達才被撤職。微博為大陸輿論監督提供了一個全新的切入點，並引發了一股網路問政的新風潮。

　　不過，儘管有人感嘆「微博反腐」力量的強大，人們同樣發現，網路反腐的「勝利」帶有一種「歪打正著」的僥倖色彩。正如北京《新京報》的質疑：若局長沒微笑，還會有「楊表哥」嗎？

　　《人民日報》官方微博拋出了更加可怕的設想：當開會不抽名煙、應酬不戴名表、上班不開名車成為官場新警示；當好煙被拆成「裸體煙」、好鞋被摳掉商標、好表被藏在袖口，微博反腐換來的只是低調防範，而非「庶民」的勝利。

　　雖然微博問政值得肯定，但制度化的改革，才是眾望所歸。正如北京《京華時報》在時評中所言，如何讓「表哥」之類的劇情不再成為熱點新聞？關鍵還得回到制度反腐的原點。

　　僑報綜合報道

　　專家觀點

　　汪玉凱：十八大后改革重在削減政府權力

　　【僑報記者陸之迅北京報道】 「十八大后，行政體制改革無疑成為改革結構的重中之重。其核心要解決公權力的運行和控制、公共治理模式轉變及官員選拔過程中黨員和公眾發揮作用的制度性提升三大關鍵問題。其中，大幅度削減政府權力，轉變傳統的強政府治理模式最為迫切。」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汪玉凱近日接受僑報記者採訪時表示。

　　中共第十七屆二中全會《關於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意見》中第一次明確提出2020年建成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行政管理體制的戰略目標后，行政體制改革一直是本屆政府改革的重點。

　　回顧「胡溫」執政10年，汪玉凱認為，優化政府的組織結構是10年來行政體制改革的最大成就。「特別是由廣東省委書記汪洋直接主導的順德大部制改革試點，將原來黨政41個機構整合為16個，形成了黨政統籌、決策、執行、監督相互制約的權力結構以及黨政一體的高效運轉機制。」

　　「但同時，中國行政體制改革依然存在突出問題，」汪玉凱指出，目前行政體制改革的難度越來越大，重要原因之一是政治體制高端改革滯后。如果沒有憲政體制、政黨政治、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法治等政治體制改革的推進，行政層面的改革舉步維艱。

　　「政府對市場、社會的干預過多，使得強政府的格局沒有實質性改變，不僅助長了部門利益，行政成本過高，也使得公權力的行使有失控的趨勢，國家整體利益格局發生扭曲，出現嚴重的不合理現象。」汪玉凱解釋道。

　　在汪玉凱看來，大幅度削減政府的權力，轉變傳統的強政府治理模式，是未來中國進行行政體制改革的首要之事。應當通過理順、剝離、轉移等方式，對政府的微觀職能進行大刀闊斧的削減、轉移或下放，降低市場門檻，從根本上改變目前強政府的格局，真正建立起政府、市場、社會組織三者的多元治理結構。

　　「其次，要繼續推進大部制改革。在十八大后，要集中精力對國務院各機構的設置進行整合和重構，重點解決部門分工過細、市場監管、社會管理過於分散的問題。並調整中央與地方關係、特別是財政關係，給地方、基層更大的自主管理許可權。」汪玉凱說。

　　他最後指出，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都要加強對於公權力的監督和制約，清除和抑制灰色權力地帶的蔓延和肆掠，啟動官員財產申報公開制度的改革，完善官員選拔制度，實行普遍的差額選舉制度，解決目前官員只對上負責、不對下負責的問題，為民眾在官員的選拔、監督、評價過程中，爭取更大的選擇權和話語權。

　　民間聲音

　　柳傳志：我希望改革，反對暴力革命

　　作為中國民營企業家的代表，今年68歲的柳傳志見證了中國改革的全過程，也率領聯想從一個作坊式的小企業成長為國際知名的大公司。他回憶，當年鄧小平推行改革時，其實也冒著巨大的風險。因此，儘管改革之路艱辛，但這位親歷改革過程的企業家仍對中國的未來充滿希望。

　　談到改革，柳傳志回憶：「我原來希望，中國的經濟改革的路好好走，政治上的東西不要影響經濟改革。現在企業家和學者們形成了一個共識，認為經濟改革到了一定的階段，如果政治改革和社會改革不配套的話，經濟改革也難以繼續推進。」因此，他坦陳希望改革，但反對暴力革命。

　　柳傳志直言，在共產黨執政的制度下進行改革，最好是黨內民主先做起來。如果做不到，就會出現可怕的強勢人物，一言九鼎、隨心所欲。他舉例稱，有些人完全不按法律做事，用唱紅歌忽悠老百姓，通過「打黑」把權力集中在自己手中，看起來是給老百姓做了好事，有朝一日收拾起老百姓來，同樣可以為所欲為，無法無天。

　　這席話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文革」。一說起「文化大革命」，柳傳志就義憤填膺：「當時，幾乎沒有誰家裡沒有遭難的。」

　　大陸一些人認為，企業家是社會變革的重要力量。柳傳志則暗示，不要對企業家抱有多大的希望，因為這都要取決於政治環境。

　　作為一個企業家，柳傳志認為，面對當今更為複雜的經濟、社會現實，中國高層領導應該能夠把政治改革、社會改革、經濟改革結合到一起，有一個總體設計。

　　談到對改革的期許，柳傳志希望中國新一代領導層能以民眾的利益為最高目標，有真正良好的追求，意見能夠統一，「不符合這樣條件的就選不進去，選進去的人能夠受到監督，這樣中國的政治、經濟一定會高速發展」。在柳傳志看來，「中國有這樣的人，我們希望他們可以去引領中國。」

　　北京《財經》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