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學者眼裡的達賴喇嘛及其宗教

Stephens：今天是九月十一日，是美國遭受恐怖分子襲擊的兩周年紀念日。在華盛頓特區的國家大教堂的主要發言人不是美國福音教徒（evangelist）Billy Grahma,而是丹增嘉措（Tenzin Gyatso），第十四世達賴喇嘛，流亡的西藏神王。由五個來自於他在紐約的寺院的喇嘛陪伴著，他先進行了佛教祈禱儀式，然後對七千聽眾發表了「培養和平，消弭暴力」的演講。我們今天在德國的專訪對象是Victor和Victoria Trimondi（譯者註：可能是夫妻或兄妹）。他們曾在歐洲推廣達賴喇嘛的理念。他們合作寫作了一本重要的歐洲暢銷書《達賴喇嘛的陰影：藏傳佛教中的性，魔法和政治》。你們是如何首次認識達賴喇嘛的？

Trimondi：我們在八十年代首次遇見十四世達賴喇嘛，並通過在我們的出版社，Trikont-Dianus-Verlag，出版他的文章而與他成為朋友。在和他以及其他著名的發言人組織關於跨宗教，跨文化的國際會議的時候，尤其是在確保他獲得德國和澳大利亞政府的官方邀請的時候，我們開始認真地了解藏傳佛教。但是，在多年的廣泛研究和思考之後，我們嚴肅的質疑達賴喇嘛宣揚的密宗(Tantric Buddhism)的一些基本信條。最終我們成為他最嚴厲的批判者之一。

Stephens：今天，達賴喇嘛受到了國家大教堂的神職人員的熱烈歡迎。他被請來做主要發言人，並和其他藏傳佛教的喇嘛們一起為911兩周年舉行宗教儀式。我們作為美國人應該怎麼看他的到訪？

Trimondi：坦白的講，達賴喇嘛有兩張面孔。他在大乘佛教（Mahayana Buddhism）的律條下與西方接觸，然後非常有技巧的吸收西方文化的最高價值和理想（基督教的，猶太的和人文主義的）。在他現在的美國之旅中，他會見了穆斯林Mohammed Ali(譯者註：拳王阿里)，舊金山大學的Jesuits，來自共和黨和民主黨的政治領導人，然後還將會很自在地與麻省理工和哈佛的倫理學家與科學家們見面。

通過富於外交性的容忍，他贏得了不可知論者和毫無戒心的猶太人及基督徒的心。對這些人，他以和平主義者和人權運動家的腔調佈道，談及「山中佈道」中關於「同情，愛，和非暴力」的段子。幾乎所有達賴喇嘛在公共場合發布的演講都非常的寬容，有人情味，和富於同情心。你只能同意。但是，在這張正義，慈善和友善的面具下，卻有另一張面孔。這張面孔使人停下來深入的思考這個「和平主義者」的陰影。

Stephens：我明白你的意思。我記得曾出席他在1993年芝加哥的世界宗教大會的新聞發布會。我有些被他對一個記者問題的回答所震驚。這個問題是，「您曾研究過耶穌的一生和教誨嗎？」他評論了三十年代的藏文聖經譯本，然後說道，「我從這些書中學到了一些東西，但是我從我自己的朋友，Thomas Merton，那兒學到了更深刻的東西。」儘管這顯示他和一個天主教徒有聯繫，但這也在當時顯示他對耶穌或者聖經沒有什麼感覺的另一面。在你的第一本書《達賴喇嘛的陰影》中，你能夠從你在德國的經歷說明你對他的「陰影面」和他對西方的攻掠(foray)的擔心嗎？

Trimondi：十四世達賴喇嘛，西藏的神王，是密宗佛教的最高代表。密宗佛教建於公元8世紀。它作為佛教歷史（始於公元五世紀的印度）的最後階段，是基於儀式和魔法公式的。和其他宗教沒有不同，它也有「壁櫥里的骷髏」。但是它在西方作為客人，仔細地把這一點給掩蓋了。佛教密宗是一種對精神，魔鬼，秘密的性交行為，神秘主義，精神控制，和權力崇拜的信仰。與每一個民主的習慣相反，現在的達賴喇嘛在所有重要的國家決策上都求助於Nechung神諭，一個被蒙古戰神附體的僧侶。

我們對於在華盛頓特區的國家大教堂舉行的跨宗教儀式的最大憂慮，是西方天真的程度。在過去的25年，達賴喇嘛不事聲張地對西方成千上萬的宗教新人舉行著時輪大法（Kalachakra Tantra）這一古代密宗所有灌頂（initiation）方式中的最高形式，把密宗信仰，秘密的性交行為，和魔法儀式整合進他的宗教-政治世界觀中。他繼續秘密地傳播著時輪的預言，預言一個無所不在的佛教統治--香巴拉(Shambhala)。在這個佛教統治之下，所有精神的和世俗的力量都集於一人--世界皇帝（Chakravartin），而其他的宗教都不再存在。對於他的這種教誨，批評的聲音越來越大。

Stephens：塞繆爾.亨廷頓,哈佛大學戰略研究院的院長，曾在他1993的文章《文明的衝突》中警告過，「人們最終關心的不是政治意識形態或經濟利益。信仰和家庭，血緣和信念才是人們認同並為之戰鬥犧牲的東西。」如果按照這種看法，你對達賴喇嘛在時輪大法中所宣揚的意識形態有何擔心？

Trimondi：在時輪大法中，預言了一個佛教帝國的建立和佛教的軍事力量對非佛教的宗教所發動的戰爭。這就是一種文明的衝突。《時輪大法典籍》（Shri Kalachakra I. 128-142）充滿激情地詳細描述了一種為佛教的香巴拉大軍所擁有的超級殺傷性武器，這種武器將被用來對付「佛祖教誨（Dharma）的敵人」。

過去五年中，在德語國家裡，喇嘛教的這些陰暗面已經引起了媒體中日漸增加的批評。去年，當達賴喇嘛在澳大利亞舉行時輪灌頂的時候，電台，電視，和平面媒體都有激烈的爭論。國際著名的報紙Der Standard發布了一篇名為「達賴喇嘛的武士儀式：時輪大法」（A Warrior Ritual with the Dalai Lama: The Kalachakra）的文章。德國的基督教知識分子周報Der Rheinische Merkur也發表了一篇文章：「在時輪大法中掩藏者什麼？超級狂戰士！」（What is hidden behind the Kalachakra Tantra? Supremely ferocious warriors!）

Stephens：誰是那些在《時輪大法典籍》中提到的非佛教徒敵人？我已經在佛教雜誌《香巴拉之日》（Shambhala Sun）和《Tricycle》中看到了穿著軍事制服的喇嘛們。我過去曾以為佛教是一種平和的信仰？

Trimondi：關於時輪的秘密典籍明確地把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領導人提出來作為佛教的敵人：亞當，Enoch，亞拉伯罕，摩西，耶穌，Mani,默罕默德和Mahdi，並把他們描述為「邪惡的蛇的家族」（Shri Kalachakra I. 154）。那最終的，如審判日一般的戰爭（香巴拉戰爭）將以佛教徒的最後勝利而告終。官方的「時輪大法翻譯」Alexander Berzin公開地把伊斯蘭聖戰（Jihad）的原則和香巴拉戰爭的原則相比較。正如伊斯蘭的烈士信仰一樣，在最後一戰中死去的香巴拉武士將獲得通向（佛教）天堂的通行證。

到現在為止，在某些佛教中心（例如已故的Chogyum Trungpa喇嘛的香巴拉訓練中心）出現的軍事場景還只有象徵意義，但這些場景已被解讀為對預言中偉大的香巴拉戰爭的一種精神準備。在某些喇嘛的想像中，所有時輪灌頂的參加者都有重生為香巴拉武士的可能性。他們將參加即將到來的末日大戰。依據階級，他們將成為普通士兵或者軍官。某些血統的高級喇嘛已經被賦予未來的指揮職務。

Stephens：最近，新聞報道了在天主教和基督教的神職人員中發生的***待醜聞。我記得許多年以前，我們曾和位於西好萊塢的Dharmadhatu的成員談過話。他們公開提到他們的創建者Osel Tenzin曾故意用艾滋病毒去感染Dharmadhatu的很多成員，他們還提到九個喇嘛在科羅拉多首府Boulder死去。我們為他們在此事上的脆弱無助感到震驚。很明顯地，他們感到被嚴重的侵害了。我們還曾在西雅圖遇見過另一個基督婦女。她一度是一個當地的西藏喇嘛的性伴侶。她被她的經歷如此巨大地傷害，以至於她從不肯詳細提起這些經歷。在十月五日，在洛杉磯郡的美術館將有一個西半球最大的密宗藝術展，「祝福之輪—佛教冥想藝術」。公眾應該知道關於密宗佛教性行為的哪些危險？

Trimondi:我們不應混淆密宗佛教中的性行為和一些喇嘛一般意義上的***待。一般意義上的***待在佛教社區中也是一個大問題。這些***待醜聞極大地震撼了佛教社區，尤其是當如Chogyam Trungpa Rinpoche這樣的著名宗教領袖也捲入其中時。Chogyam Trungpa Rinpoche創建了科羅拉多的Naropa大學。他被指控與自己的女學生發生了性關係。1993年，21個西方的佛教教師與達賴喇嘛在印度相會並發表了一封公開信譴責某些（佛教）教師「與學生發生錯誤的性行為，濫用酒精和藥物，不適當地使用資金，和不恰當地使用權力。」他們敦促信徒們正面地反對並公布這些教師的不適當行為。

在歐洲這裡，最廣為人知並被廣泛討論的案例中包括蘇格蘭佛教徒瓊.坎貝爾（June Campbell）。她的老師Kalu Rinpoche，一位受人尊敬的八十歲的老喇嘛曾對她有過性侵犯。英國報紙獨立報(The Independent)曾在1999年2月10日刊登頭條：「我是一個密宗性奴隸。」

但是坎貝爾在她自己自白性的書《空間的旅行者》中提到，對女性的性侵害不但是(喇嘛教)一種應該被我們譴責的態度，更是喇嘛教的核心。一個喇嘛對女性的性行為有著一個明確的目標：把女性的性能量傳入男性夥伴的靈與肉中。這些性儀式是藏傳佛教的核心。在時輪大法的更高級的灌頂儀式中，也可以看到帶有魔法意味的性儀式。這些儀式的書面描述可以做象徵性的解釋，也可以做字面上的解釋。兩種都行。原文說11歲的女孩子可以用來作為性伴侶。

Stephens:真是讓人震驚！尤其是我們的社會有如此多的兒童***待發生在宗教界。我們還感到憂慮的是，在文化的旗號下，公共款項被用於宣傳促進它（譯者註：藏傳佛教），尤其是在有許多孩子去參觀這些展覽的情況下。美國的另一個憂慮是新納粹運動的興起。據我了解，你們還合作寫了另一本暢銷書。這本書講述了亞洲宗教對阿道夫.希特勒的基本意識形態的影響。顯而易見，這在歐洲掀起了一場大辯論。這些爭論的原因是什麼？

Trimondi:在我們的歷史性書籍《希特勒-佛祖-奎師那（Krishna）:一個從第三帝國到今天的不神聖的聯盟》之中，我們揭示了黨衛軍的海因里希.希姆萊和其他一些著名的新納粹分子都受到了不同的亞洲宗教的深刻影響。這些宗教包括吠陀教，佛教，和喇嘛教。我們還揭示了著名的德國禪師，Dürckheim和Herrigel都是虔誠的納粹信徒。

真正讓人吃驚的是，在「SS-Ahnenerbe」(黨衛軍的智庫)，海因里希.希姆萊公開地與他那個時代最傑出的東方學家討論建立一種新的印度-雅利安納粹宗教。在二戰後，這種討論為主要的新納粹主義分子所繼續。我們的兩本書激起了關於宗教原教旨主義的信仰源頭和關於文明衝突的大辯論。

Stephens:我還記得在1996年，Simon Wiesenthal寬容博物館授予了達賴喇嘛「Simon Wiesenthal和平獎」。當時，館長將達賴稱為「亞倫，我們的和平者。」從你對他和納粹主義的聯繫的研究來看，猶太社區應該對什麼感到擔心？

Trimondi:一個毋庸置疑的事實是時輪大法關於世界戰爭的意識形態於歷史上已經在亞洲和宗教法西斯主義及新納粹主義中導致了過激的行為，妄想，和陰謀論。在作為海因里希.希姆萊的納粹宗教誕生地的SS-Ahnenerbe(黨衛軍的智庫)，時輪大法的內涵曾引起人們濃厚的興趣。著名的法西斯分子和文化哲學家Julius Evola在神話般的香巴拉世界中看到了一個神聖的武士種族的中心地位。這種構想至今仍然在國際極右運動的宗教觀念中佔據了一席之地。光是這一條就足以要求達賴喇嘛和鼓吹戰爭的香巴拉之謎保持清楚的距離。

但他不僅沒有這樣做，反而與諸如布魯諾.伯格（Bruno Beger）和海因里希.哈爾（Heinrich Harrer）一類的人建立了友好的聯繫。其中布魯諾.伯格是前黨衛軍，被定罪幫助謀殺了超過86個猶太人人；海因里希.哈爾是《西藏七年》的作者（《西藏七年》講述了他和達賴喇嘛在達賴流亡去印度之前的七年間的經歷）。西藏流亡政府的網站顯示了十四世達賴喇嘛站在布魯諾.伯格和海因里希.哈爾之間。伯格是著名的黨衛軍西藏探險隊在1938-1939年間的成員。這個探險隊的主要目的是在喜馬拉雅山地區找到一個古代失落的印度-雅利安宗教的痕迹。黨衛軍中的一些頭目相信西藏喇嘛們掌握著這一印度-雅利安之迷的關鍵。伯格作為西藏在上一世紀三十和四十年代的政治獨立運動的主要見證人，被西藏流亡政府高度尊敬。

直到最近才被揭露的還有達賴喇嘛和Jean Marquès-Rivière的聯繫。Jean Marquès-Rivière是法國著名的東方學家，時輪大法專家，堅定的反猶主義者。他因為與黨衛軍合作，將猶太人交給在法國的蓋世太保而被缺席定罪，判為死刑。一個秘密的希特勒運動的創始人，前智利外交家Miguel Serrano也曾與達賴喇嘛會晤過四次。Miguel Serrano是一個基於密宗和關於香巴拉武士的想法的極端種族主義社團的鼓吹者。

眾所周知的還有他與日本恐怖分子麻原彰晃的聯繫。他把麻原彰晃描述為他的「朋友，儘管不完美」。這已經是在東京沙林毒氣襲擊之後。直到後來，他才與麻原彰晃疏遠開來。麻原彰晃的末日論主要就是受到香巴拉意識形態和藏傳密宗佛教的影響。

Stephens:看起來這種關於意識形態的討論正在全球範圍內展開。對於我們這些在加州的人來說，如果聯繫到最近在加州對「終結者」施瓦辛格和奧地利前總理瓦爾德海姆的納粹聯繫的攻擊，這種討論就變得很有關係了。但在深入調查之後，我們發現施瓦辛格實際上對猶太人大屠殺的教育紀念活動和Simon Wiesenthal寬容博物館是最大的捐獻者之一。相比之下，一旦了解到達賴喇嘛和某些著名新納粹分子的聯繫，我對Simon Wiesenthal寬容博物館對達賴喇嘛的毫無批評的接受就感到很擔心。

Trimondi:是的，猶太社區為什麼能夠對達賴喇嘛如此毫無批評的面對讓人震驚。瑞士報紙Neue Zürcher Zeitung在2003年九月四日曾經報道，這位西藏的宗教領袖在一次對耶路撒冷的訪問中曾提到：

「希特勒本來也有成為一個好人的可能性。希特勒並非生來邪惡，是他對猶太人的仇恨使他充滿了惡意。我們應該與這種仇恨做鬥爭，但這並不意味著在希特勒身上沒有一絲善良在沉睡。一個邪惡的人明天也能成為一個好人。我們應該為此而戰鬥。」

如果這樣的一種說法能夠被理解為佛教博愛的一種表現的話，我們也應該想起因為希特勒的瘋狂而被納粹謀殺的六百萬猶太人和數以百萬計的戰爭犧牲品。如果是羅馬教皇或者一個西方政治家對人類歷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大屠殺做這樣一個帶有同情味道的評論的話，在全世界將會有一輪抗議浪潮，尤其是這樣的一個評論是在以色列作出的，一個許多大屠殺倖存者和他們的孩子們生活著的地方。

Stephens:還有就是好萊塢關係。準確的講，是什麼讓好萊塢對達賴喇嘛產生如此巨大的吸引力？

Trimondi:好萊塢電影是人類已知的最強有力的幻想。所以達賴喇嘛與電影世界和著名演員的廣泛而又廣為人知的聯繫就是一個有效的宣傳武器。自從九十年代以來，西藏，西藏神王和藏傳佛教就被最有名的電影導演們所神化，而對於西藏被一個專制的僧侶貴族統治所絕對控制的封建制的和血腥的過去，哪怕是一點點的批評也被忽略不計了。

Bernardo Bertolucci的「小活佛」或者Martin Scorsese的 「Kundun」構造了一個虛幻的西藏，這個西藏從來都沒有存在過。甚至美國電影里一直存在的反納粹的傳統也在Jean Jacques Annaud推出「西藏七年」的時候被打破了。這部由布拉德。皮特主演的電影是對前黨衛軍海因里希.哈爾的神化和英雄崇拜。哈爾在四十年代成為了年青的達賴喇嘛的老師。Orville Schell在他的《虛擬西藏》（2000）一書中詳細描述了電影世界所製造的最有效的幻覺：好萊塢的西藏神話。

Stephens:我還記得有一次在Simon Wiesenthal寬容博物館的和平獎頒獎儀式上遇到了理察.基爾。我發現他的基金會資助了在美國大陸各地修建的超過三百個沙做的曼荼羅（Mandala）。曼荼羅到底是什麼？這些和尚們的曼荼羅展覽除了作為藝術展覽之外還有什麼目的？我們為什麼應對此感到擔心？

Stephens:從你在歐洲關於時輪大法的辯論的經驗和對媒體對西藏浪漫化的描述的觀察來看，哪些是對其他信仰的危險，包括佛教和這個日漸流行的香巴拉神話。

Trimondi:藏傳佛教，就如八十年代的「新時代運動」一樣，成為了新千年的「時尚宗教。」但它遠不止達賴喇嘛的個人魅力和他關於同情，和平，和幸福的演講。危險在於時輪大法的儀式為未來的「宗教戰爭」巧妙地提供了一個意識形態的基礎。

如果這個古代信仰充滿問題的內涵不被公開討論的話，它們也許會在意識形態上對西方文明和民主制度的正面遺產提出危險的挑戰。毫無疑問的，在時輪大法的意識形態中提到的佛教統治的確立，一個世界之神，暴力，殺戮的自由，和發動佛教聖戰，都是與釋迦牟尼佛祖最初的和平教誨背道而馳的。關於時輪大法的過激內容和最初的，由歷史上的佛祖教誨的，和平的大乘佛教的不同，我們向達賴喇嘛提出了八個問題。

Stephens:關於達賴喇嘛在奧運會之前回到中國的嚴肅討論正漸漸見於媒體。這將如何影響西方的未來呢？

Trimondi:我們真的感到很不安，如果你問我們，如果這種「佛教-聖戰」的意識形態成為中國政治自我理解的一種新觀點的話。更為和平溫和的道家和儒家哲學會被這種「香巴拉武士教條」所取代嗎？在三十年代，日本神道-法西斯分子曾用這個來動員滿洲和中國西部的蒙古族少數民族。如果現在歐洲的形勢是任何的指標的話，我們必須說，在我們目睹了德國的法西斯分子，新法西斯分子，和納粹知識分子，以及亞洲的恐怖分子（如日本的麻原彰晃）對時輪大法的香巴拉戰爭理念日益增加的興趣之後，我們充滿了戒心。應該有一個「Menetekel」（譯者註：源自聖經，指自動出現於牆上的文字，預言了古巴比倫帝國的滅亡），那一「牆上的文字」來作為對西方的警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