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毅批判張聞天：「洛甫同志，你已經眾叛親離了！」

　　何方，1922年生於陝西臨潼。1938年進入延安五期抗日軍政大學。1945年抗戰勝利后，隨「東北幹部隊」進入東北。1949年被任命為遼東省青委副書記，時任遼東省委書記的張聞天發現何方的「文筆不錯」，將其調至身邊。從此，何方開始跟隨張聞天工作。

　　兩人的最後一次相處是1959年廬山會議后，何方去張聞天家中看望在廬山會議上「出事」的張聞天，自此一別，直至張聞天被迫害致死，有著「師生之誼」的二人再也未能單獨見面。

　　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何方回憶起往事，更多的是對張聞天的懺悔和贖罪，讓他一直耿耿於懷的就是那次對張聞天的「有分量的批判」。

　　與張聞天最後的談話

　　1959年7月初，中共中央在廬山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議題為總結經驗，糾正「左」的錯誤。張聞天參加了會議，這次參會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

　　廬山會議本來跟我毫無關係，我只是作為外交部辦公廳副主任和張聞天的一個助手，從發給外交部和張聞天本人的文件電報中挑出應當給他看的，交中央辦公廳機要交通局送到廬山。

　　廬山會議通過了《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彭德懷被錯定為「右傾機會主義集團」的首領，張聞天被打成「彭、張、黃、周」反黨集團的骨幹成員。我得知這一消息后大為錯愕，充滿擔憂。可以說，廬山會議猶如晴天霹靂，中斷了我緊張的工作和平靜生活，開始接受飛來的橫禍和連續20年的煎熬。

　　8月20日，張聞天回到北京，當天晚上我便去看了他，還陪他們夫婦在院子里散了一陣步。張聞天本人都沒想到事情會有那麼嚴重，照樣嘻嘻哈哈的。他說，以後不讓做這種行政工作也就算了，研究國際問題來安度晚年也好，甚至還談到以後不再跳舞了，說是你們要戒煙，我要「戒舞」。

　　他哪裡知道，怎麼能讓一個被認為「裡通外國」的人去研究國際問題呢？而「安度晚年」也只是奢侈的幻想！我當時說，你是搞外交的，幹嗎對國內問題發起言來了？他的回答是，這就是韓愈說的不平則鳴，現在後悔也來不及了，不是常說一失足成千古恨嗎？說著還做出失足狀。

　　談話間，通訊員送來了毛主席的信，上面寫道：「我以極大熱情歡迎洛甫（張聞天）同志看這封信。」他看后顯得很高興，並順手交給我看。我告辭時還說過幾天再去看他。哪知這竟是我與景山後街甲1號（張聞天的住處）的最後告別，也是和張聞天的最後一次談話。

　　第二天，就開始通知開會批判了，緊接著外事會議一開，不但禁止我去張聞天家，而且連留在那裡的行李和文具都不能自己去取，只能由外交部派車、找人幫我打點運回。當時我雖然大吃一驚，卻仍沒有看到問題的嚴重性，只是一邊為張聞天的命運惋惜，一邊也想到自己，根據過去的經驗，知道一定會受牽連，但又以為沒什麼了不起。

　　過了幾天，召開外事會議，會議開始后，結合文件的傳達，大家開始揭發批判，說不限時間，一定要把這次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進行到底。接著張聞天檢討，會議開始了批判。這一來，一些部門的黨委委員和駐外大使爭相發言（看來事先有安排，一些人好像有備而來），其火力之猛烈和氣氛之緊張，實在是我生平所不曾見過的。

　　這樣大轟大鳴了一個禮拜左右，每天去中南海開的外事會議就慢慢降溫了，會議內容也變得很單調，集中攻擊張聞天的「裡通外國」問題。最後除主持人和會議記錄外,就只剩下張聞天劉英夫婦、我們幾個有干係的人和專門安排的一小批支撐門面、找岔子、施壓力的積極分子了。

　　別看人數減少了一大半，張聞天的壓力反而更大，因為內容轉到他最感痛苦的「裡通外國」問題上去了。據其夫人 劉英後來說，她以前沒見過聞天落淚，這時卻看他不住地流眼淚。拖拖拉拉開了兩三個禮拜的會，由於張聞天要住院動手術，才只好停開了。後來再和軍委擴大會一起聽了幾天中央領導的講話，外事會議就正式宣布結束，反右傾的批鬥戰場也從中南海移到了外交部。

　　我揭發張聞天

　　廬山會議精神和動員反右傾的報告。報告相當溫和，還特別講到對張聞天身邊工作人員的態度問題，說不能因為跟張聞天工作就受株連，要不然以後還有誰敢給我們當秘書？對我來說，聽了這幾句話，等於吃了一顆定心丸，以為這次運動會比較文明。可是事實很快就粉碎了我的幻想，不但會上會下壓我揭發張聞天，要我對跟毛主席還是跟張聞天做出抉擇，而且生活和行動也受到一定管制，例如晚上服用安眠藥得由辦公廳主任韓念龍經人每次給一片等等。

　　在這種情況下，我展開了激烈的思想鬥爭。首先我必須強行轉換一個觀念，就是毛主席和三面紅旗都是正確的，我和張聞天過去看到的都是局部現象，以偏概全。但是說張聞天反黨反毛主席，我的腦子還是轉不過彎來，我在與張聞天10 多年的相處中就是找不出「反」的證據。不管找得出找不出，當時直接面臨著在毛主席黨中央和張聞天之間的抉擇。無論從什麼角度說，我都只能選擇跟毛主席這一條路。

　　最後還有個個人過關問題，凡參加過政治運動特別是挨過整的人，都會感受到過關之難。就是這次廬山會議，我看彭德懷、張聞天等人的檢討交代，也都是翻箱倒櫃，真貨假貨一起向外倒，除「裡通外國」外，真是要什麼給什麼，像我這樣的小幹部還有什麼好顧慮的呢？所以經過幾天的思想鬥爭，我下決心同張聞天劃清界限，站出來揭發批判張聞天。

　　1956年10月，（由左至右）張聞天、毛澤東、宋慶齡、周恩來、陳毅在中南海

　　決心既下，接下來就是揭發的內容尺度了。大家對我的期望值最高，認為在整個外交部，除劉英外，只有我掌握的「材料」最多。我壓力之大，可想而知，最後自己內心定了這麼幾條：一是可以隨大流無限上綱，但決不捏造事實；二是盡量多講張聞天反對三面紅旗的言論，不講或少講外交方面的問題；三是自以為關係重大、人們又無法得知的事情，就堅決不說。

　　我的揭發內容，現在想來並沒什麼，反倒證明張聞天的正確。例如大躍進是大轟大鳴，比例失調嚴重、許多東西都買不到；大鍊鋼鐵得不償失、煉出來的不是鋼是燒結鐵；放衛星是胡鬧，討好領導、造假成風；區大姐（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區夢覺）說廣東已經出現餓死人的事，等等。

　　這些話現在看來無所謂，但在當時講出來是很嚴重的。我的錯誤不但在於揭發了這些私下談話（多是一起散步時的議論），主要的還是把這些上綱為反對三面紅旗，反對群眾運動，和毛主席對著干。特別是我提到餓死人的問題，更引起人們的聲討，說是造謠。因為直到這時，外交部還沒有人意識到中國已進入三年困難時期，而認為是形勢一片大好。

　　我現在實在想不起我的揭發有什麼特別的東西，但作用和影響卻不是一般人可比。這是因為，第一，沒有人能夠揭發出這麼多和這麼具體的問題；第二，我是被視為張聞天「親信」的。所以當我的發言一結束，會議主持者就說：「洛甫同志，你已經眾叛親離了！」

　　看得出來，張聞天對我的發言是有幾分憤怒的。「文革」以後，劉英告訴鄧力群：聞天對何方的發言感到非常難過，心裡涼了一半。其實我在揭發的時候心裡也很難過，思想鬥爭很激烈，後來也一直為這件事後悔，直到現在也沒有解脫。由於此後我再也沒能見到他，所以就永遠失去了當面檢討的機會。這也是我進入耄耋之年才改行學習黨史和研究張聞天的原因。

　　

誠如當年北京一位老者所說：「共產黨就是一台絞肉機，除了毛澤東，誰都可能是推別人進去、自己動手推動絞肉機的那個，也可能不知何時就自己就被人家推進去了。。。」 陳毅批張聞天、朱德、賀龍、彭德懷。。。。。。的時候都是急先鋒，後來他自己呢？被折騰得憂鬱成疾，死於癌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