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遭美國全面遏制10年戰略機遇期悄然結束

  
　　21世紀的頭十年，世界最令人矚目的變化莫過於中國這個古老東方大國的快速崛起。因為這一崛是對整個世界的經濟和國際政治結構，產生廣泛而深刻的影響，並打破了舊有國際政治經濟體系的平衡。與美、歐相繼陷入金融與債務危機相比，這種崛起顯得尤為耀眼。然而，當人們沿著線性思維推想著中國會以過往的速率崛起何時能在綜合國力上與美國平起平坐之時，驟然看到，中國在本世紀第二個10年開始出現了疲態，各種經濟、政治、社會乃至外交上的挑戰不約而至。似乎過往那種順風順水的日子一下子消失得無影無蹤了。顯然，未來的發展需要國家領導者和建設者以新的智慧和變革來確保這持續的民族復興進程。


　　只要深入觀察就會發現，過去二十多年的快速崛起快之背後實蘊藏著許多極偶然的國際、國內因素，不了解這些偶然因素及其時限就不能理解當前中國崛起所面臨的困難及其深層次成因。從國際政治角度來看，「911」事件導致美國將戰略重點轉向反恐和中東，為中國的和平崛起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在1990年代初期一度緊張的中國和西方關係，快速轉向了良性方向發展的趨勢，這段時間也是中國官方經常提及 「戰略機遇期」。

　　從國際經濟角度來看，高科技和全球化推動的全球產業鏈重新整合，並驅動著國際貿易、投資自由化的大發展，使得中國得以利用自身的廉價勞動力和製造業規模效應，以新的「世界工廠」為全球提供各種廉價製成品。

　　從國內政治角度來看，以市場化改革開放路線以及領導人權力交接模式得以順利穩定延續，避免了國內政治和政策過去反覆出現的動蕩與折騰，一個有高度「共識階段」國內政治狀態為這種社會轉型和經濟發展提供了政治生態的支持。而在經濟和社會領域的「人口紅利」則在一個快速工業化與城市化過程中以大量廉價勞動力和高儲蓄率為經濟騰飛提供了客觀支持條件。 顯然，這種高速經濟發展的「黃金時代」得益於上世紀五十到七十年代沒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之時導致的生育高峰生成了中國特殊的人口結構，使得中國在過去20年時間內，出現了世界罕見的充足年輕勞動力供應，再加上較低未成年人口撫養比率迭加的現象，大大地刺激了社會的財富積累和投資活動的增加。

　　然而，自2008年的美國金融危機以來，全球政治經濟形勢以及中國國內支撐發展的各種要素，均發生了深刻變化甚至逆轉。也就是說，中國的崛起生態迅速惡化了。從國際來看，隨著奧薩瑪·本拉登被打死以及美國奧巴馬總統逐步從伊拉克、阿富汗撤軍，美國戰略重點重新回到亞洲，中國開始感覺全面「被遏制」，連續了十年的「戰略機遇期」也便悄然地結束了。

　　在國際經濟層面，美歐相繼發生的債務危機，使得西方發達國家不能繼續容忍中國高貿易順差為特徵的全球經濟失衡，中國在匯率政策和市場開放方面均面臨與日俱增的壓力，如此一來，不僅僅是外貿條件惡化而己，外向型的經濟結構面臨全面轉型轉型與升級。

　　從國內經濟層面分析，因老齡化的臨近帶來的「人口紅利」的逐步消失，以及各種資源要素的價格上漲，中國開始告別了生產要素的廉價時代，成本優勢尤其是勞動力成本優勢不再明顯，製造產業出現出現外遷，加大了對外貿易面臨的困難。另一方面，計劃生育政策加速了老齡化的進程，中國過去的高儲蓄率和高積累率正在發生變化，反而開始步入「未富先老」的困窘境景。

　　從政治上看，歷史積累的體制問題如公共權力制約薄弱、執法不嚴等問題，在經濟擴張過程中被不斷放大，造成了腐敗的蔓延和再分配過程的不公。在蛋糕越做越大的同時，整個社會因為分配不公陷入分裂，改革和政治上的共識越來越少。在崛起的客觀條件發生改變的同時，曾經起到積極作用的主觀因素也已發生了較大變化，崛起的阻礙因素正在不斷積累和增加。

　　中國的崛起並非是給定迷底，而是一個漫長的動態過程，期間充滿巨大的不確定性和系列挑戰。中國當前遇到的困難，既與國內外客觀條件的改變密切相關，也與自身主觀因素未能調整到位相關。過去三十年巨龍騰飛的有力主觀支持，來自於鄧小平確立的改革開放政策與和平外交政策；目前出現的困難，很大程度上源自改革和開放陷入了停滯，而這種停滯其實與各種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形成和阻撓有很大關係。

　　由於改革的滯后，很多已經不適時的政策得不到有效的調整。長此下去，支撐中國崛起的物質經濟基礎將日漸薄弱，各種社會問題將層出不窮，中國不僅難以趕上先進國家，反而可能被後進國家趕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