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張之洞在山西搞政改：打土豪分田地 為民減負

　　

　　經過半年時間的緊張籌備和摸底考察，張之洞基本具備了干大事的條件。光緒八年（1882年）六月，他給朝廷上了一道《整飭治理折》，他在摺子中提出了治理山西的全面規劃和詳細方案，慈禧看后，大加讚賞，還通報嘉獎他「實心為民，潔己率屬」。

　　有了慈禧的肯定，張之洞決定放手一搏。但山西腐敗落後，貧弱交困，如果不採取鐵腕強權政策，那就是隔靴搔癢，事倍功半。於是，他狠了狠心，施行鐵腕強權。

　　●打土豪，分田地

　　長期以來，山西人民活得很累、很憋屈，他們的生存根本——土地被地主官僚囤占，這些可惡的官僚囤佔了大量的優質土地后，還向朝廷瞞報實際面積，廣大農民不僅種不到好地，還要承擔沉重的稅賦。

　　張之洞決心要把那些被囤占的土地歸還給農民，於是派馬丕瑤、高崇基等幹吏在全省範圍內展開土地大清查，並以實地丈量的方式，進行登記造冊，最後共查出各州縣瞞報囤占的土地達20萬畝！

　　張之洞立即將這些土地進行合理分配，既嚴厲打擊了官僚囤占瞞報土地的不法行為，也為廣大農民減輕了負擔。然而，查出的這20萬畝耕地對於亟待解決溫飽問題的山西百姓來說，也只是杯水車薪，於是張之洞又鼓勵百姓開墾荒地，並為墾地的農民提供購買農具和種子的資金，還免稅三年。此舉安定了民心，也激發了人們生產勞動的積極性。

　　●剷除路霸

　　農民的負擔減輕了，但在山西境內務工經商的人士卻苦不堪言，因為各州縣為了大肆斂財，在各自的地盤上亂設關卡，扣留途經關口的車輛和牲畜，勒索其交錢納稅，否則就不予放行。

　　這幫官吏不是在徵稅，而是在攔路搶劫，只有強盜才會攔截行人索要買路錢。因為太過於霸道，外省的商戶都不敢到山西來做生意，久而久之，山西越霸越窮，越窮越閉塞，似乎與世隔絕，這給山西的工商業發展帶來了極壞的影響。

　　張之洞查知此情后，嚴令各州縣將差徭局改成清徭局，並裁撤路關和差徭，然後派馬丕瑤、錫良等幹吏到地方監督檢查，要求各州縣做到「不取民間一錢，不擾過客一車」。裁撤路關和差徭后，山西這才向全國工商業人士敞開了大門，國民經濟也從此得以發展。

　　●禁除鴉片

　　山西百姓缺糧少地，主要的原因就是全省遍種鴉片，大量的耕地被擠占。從北京到山西任職的那一路上，儘是罌粟苗，張之洞憂心如焚。從那時起，他就發誓要把拔掉那些毒苗，讓全省官員戒掉煙癮，把鴉片趕出山西！經過考察，他也深深地感嘆：「山西之患不在災害，而在於煙患。煙毒耗民元氣，山西尤為嚴重。欲振中國之貧弱，必以此為大端……」

　　在張之洞看來，要想禁煙，首先就得禁種，但有一個問題很現實：農民種植鴉片的產值，要比種糧高出好幾倍。如何說服農民退煙還耕呢？張之洞覺得這事關係國家興亡，沒有半點商量的餘地，於是頒布了《禁種罌粟章程》。

　　光緒八年（1882年）十月，這道章程頒布后，他組織官員一邊勸誡百姓禁種鴉片，一邊引導、鼓勵百姓種植棉桑，廣積穀糧，興修水利，務本興農。

　　為切實有效地開展這項工作，他還實行各州縣領導責任制，嚴厲要求各州縣官員帶頭開展禁煙活動，堅決剷除責任區內所有種植的鴉片，如有遲緩或違抗，就從重從嚴懲處！很快，山西絕大部分土地都停種鴉片，而騰出來的大片土地，也都種上了棉、桑、麻、糧等農作物。

　　與此同時，全省官民的煙癮也在有效戒除。可鴉片之癮，哪有那麼容易戒掉啊？為此，張之洞還專門設立了一個戒煙局，然後尋醫購葯，醫治那些煙癮患者。

　　山西的禁煙行動持續了一年後，全省煙毒泛濫的40多個州縣，基本上退煙還耕，全省官民也基本上絕食鴉片，整個山西的民風和精神面貌煥然一新。

　　禁種鴉片是一件功德無量的大事，在那個煙毒瀰漫，國家因此衰敗的動蕩年月，憂國憂民的張之洞強烈地喚起了民族的覺醒。他的禁煙行動規模，雖不能和林則徐相提並論，但其產生的轟動效應卻很強大。

　　●裁減公費，為民減負

　　晚清以來，官場上貪污受賄之風愈演愈烈。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政治黑暗腐敗，另一方面則是官員工資低微。清朝定製，正一品的大學士年薪僅180兩銀，像張之洞的這樣二品大員年薪僅150兩銀。

　　這點工資是很難養家糊口的，而朝廷各行政機構的辦公經費也少得可憐。同樣，地方政府的日子也不好過，其絕大部分稅賦收入都要上繳朝廷，存留數量微乎其微，行政開支和辦公經費往往通過向百姓加徵稅款解決。還有很多不守規制的官員，打不上公款的主意，就通過各種手段搜刮民膏，百姓總是遭殃。

　　從雍正朝開始，朝廷為了杜絕地方官員貪污受賄，搜刮民膏，開始實行「養廉銀」制度。所謂的養廉銀，就是朝廷補發給地方官員的津貼，相當於灰色收入。地方官員養廉銀按官職高低依次分配，分別是總督2萬兩左右，巡撫15萬兩左右，布政使1萬兩左右，按察使8000兩左右，道府官員5000兩左右，州縣官員1000~2000兩。

　　養廉銀制度的推行，確實解決了地方官員日子不好過的局面，但這筆巨款卻不由朝廷國庫撥付，而是由地方政府向百姓徵稅時附加而來。羊毛總是出在羊身上。這就是清朝政府解決地方政府和官員貪污受賄、搜刮民膏的辦法，真可謂是欺世盜名，超級荒唐！

　　朝廷允許地方政府向百姓徵收附加稅，那麼百姓的負擔就更加沉重了。因為朝廷並沒有規定地方政府徵收附加稅的標準，這就縱容各地各級政府無序加稅。通常情況是，省級政府加征的稅賦要比朝廷的稅賦高出好幾倍，而各州縣加征的稅賦要比省級政府加征的稅賦高出好幾倍，有的地方甚至要高出十幾倍，比如張之洞為之平反的四川東鄉就是這樣。

　　在萬惡的封建社會，在黑暗的清王朝，百姓的生活艱辛程度真是無法想象。就拿山西來說，張之洞上任之前，前幾任巡撫規定各道府、州縣每年要向省府上繳公費19950兩銀。這筆公費是省府下派給各道府、州縣的任務，各道府、州縣自然拿不出這筆銀子，於是他們又成倍數地把這筆賬轉嫁到百姓頭上，因為各道府、各州縣也需要辦公經費。

　　這種情況在全國各地都非常普遍，可張之洞認為當官的太腐敗了，太不懂得體恤百姓疾苦了。雖說官員的待遇應該提高，但不能如此變態和無序，如果持續下去，早晚有一天會官逼民反，進而天下大亂。

　　為避免這種情況發生，張之洞帶頭將省府每年的公費裁減至6400兩銀，並要求各道府、州縣也大幅裁減公費。在他的強力執行下，全省每年共裁撤公費達79000餘兩銀，為本來就極度貧困的百姓減輕了巨大的經濟負擔！

　　此外，他還嚴令禁止下屬對上司「饋送攤捐」。所謂的攤捐，其實就是禮金和紅包，這是晚清官場一個不成文的潛規則。

　　在晚清，地方官每年收取的下屬饋送禮金，要遠遠大於其下派的辦公經費。如果辦公經費用於行政開支的話，那麼其收取的饋送禮金，則源源不斷地湧進其私人金庫。張之洞嚴厲禁止了這一陋習，也扭轉了山西官場長期形成的不良之風。

　　●斷道

　　張之洞裁減公費、禁收禮金和紅包，斷了山西官員的斂財之道。這事做得夠狠，還有一件事，他做得更狠，那就是他也斷了朝廷伸向山西的斂財之道。

　　朝廷下派給山西的攤捐項目是五花八門，加起來有十幾項，如鐵貢、綢絹、農桑、紙張、京餉、科考、鹽務等。每年這些項目累計達10萬兩銀，成了山西最大的苛政（晉省州縣之累，以攤捐為最）。

　　有些攤捐項目，是從乾隆年間興起的，到光緒年間就已經作廢了，可這些項目卻依然在徵稅。比如，向朝廷捐貢的綢絹、紙張等物品，山西早已停產了，可從山西到北京的運費和雜費依然在徵收，僅綢絹一個項目，朝廷每年就要向山西徵收12000兩銀。

　　有些攤捐項目任務十分繁重。比如，山西產鐵，每年要向朝廷進貢平鐵8萬餘斤，好鐵20萬斤，而朝廷撥付的運費卻寥寥無幾，需要山西攤捐4萬兩銀。

　　有些攤捐項目，由於年頭太過於久遠，目前是征無所征，運無所運。甚至，很多徵收攤捐的官員，都不知道那些項目是什麼東東，更別說是老百姓了。

　　對於朝廷的這些攤捐，有些官員就是把刀架在他們脖子上，也征不到位，因為百姓確實被他們這幫人榨乾了。由於交不夠攤捐款項，這些官員只好欠賬。據統計，在張之洞到任前的18年間，山西欠款官員多達500人，共欠朝廷攤捐達30萬兩銀！官員欠朝廷的攤捐款，說到底是百姓的欠款，最終將由百姓買單。可山西百姓真的沒有了活路，在各級官員的逼迫下，絕大部分百姓流亡失業，哪兒有能力償還欠款？

　　張之洞體恤百姓疾苦，他決定成立清源局，認真清理核對各類攤捐，他的處理辦法是：對於必須捐貢朝廷的費用，由省府稅收中開支；對於已經停止生產的綢絹、紙張等攤捐，則奏請朝廷予以免除。

　　張之洞這麼干，就是斷送了朝廷伸向山西的斂財之道。他既為山西百姓解開了一道沉重的枷鎖，也為黑暗腐朽的晚清官場，樹立了一個清正廉潔、仁政愛民的光輝形象。不過，張之洞能夠斬斷朝廷伸向山西的斂財之道，得益於一個人的鼎力支持和幫助，那個人就是他力邀出山擔任戶部尚書的閻敬銘。

　　閻敬銘掌管著國家的財政大權，如果沒有他的首肯，張之洞不可能如此順利地為山西減負。閻敬銘為張之洞開綠燈，算是對他的一種報答，也算是官場上的一種交情。

　　●清理財政

　　經過一番摸底考察，張之洞認為山西之患「非匱乏之患，而弊混之患」，而導致弊混之患的根源就在於財政管理混亂。

　　山西財政可不是一般的亂。從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到光緒八年（1882年）的33年間，山西財政從未進行過清查，這實在是一件駭人聽聞的事。因為是一本糊塗賬，賬面上的數目差缺竟達400萬兩銀。對於差缺的款目，歷任巡撫都沒有究查，也無從究查。財政如此混亂，山西該如何治理呢？

　　為徹查陳年舊賬，張之洞設立清源局，制定《山西清查章程》，並親自督陣。具體工作則由馬丕瑤、李秉衡等幹吏實施。清源局下設會計、撥款、籌防、報銷、善後、交代、裁攤、工程八個科室，每個科室都有專人負責，分門辦理各項清查業務。

　　在張之洞的強力督導下，馬丕瑤等官員嚴格執行《山西清查章程》規定，經過一年多時間的艱苦努力，他們終於查清了30多年的糊塗賬：

　　1省庫原存銀218萬兩。

　　2新收銀15523萬兩。

　　3支出銀15821萬兩。

　　4透支152萬兩。

　　5實存銀72萬兩。

　　33年的糊塗賬，就這樣被張之洞查了個水落石出。也就是通過清查舊賬，他查出了原布政使葆亨、冀寧道王定安、總兵羅承勛、參將王同文等山西大員的貪贓枉法行為。

　　此外，他還查出了葆亨截留各省賑濟山西災民的22萬兩撫恤款。張之洞用這筆款籌建了糧倉，既周濟了受災缺糧的百姓，也打擊了不法囤糧的奸商。

　　隨著葆亨等人的倒台，山西其他貪官污吏也都跟著他們紛紛落馬。從此，山西吏治迎來了一個晴空如洗的大好局面。

　　張之洞順利地清理山西財政，也得到了戶部及戶部尚書閻敬銘的大力支持。賬目清理完畢后，閻敬銘又把山西當作成功案例向全國各省推薦，張之洞因此又贏得了不少美譽。

　　●興辦洋務

　　晚清的洋務實業，由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鴻章等中興名臣發起。他們興辦洋務實業，如引進西方技術，開造船廠、機械局、軍工廠等，都是為了富國強民。因為通過兩次鴉片戰爭，他們深切地感受到，經濟和科技在政治軍事領域所起的作用難以估量。

　　曾國藩等人雖然覺醒了，但他們的先見之舉，並沒有得到絕大多數人的肯定和支持。很多頑固守舊人士，特別是清流黨，堅決抵制他們辦洋務，說他們的舉動是「賣國求榮」、「崇洋媚外」，說他們弄的那些洋玩意兒是「奇技淫巧」，並上奏朝廷嚴厲禁止。

　　這些人的主張和建議可以理解，因為中國是一個古老而傳統的國家，特別是在封建社會，帝王統治江山靠的是儒家思想，他們把傳統的道德倫理放在執政的第一位，而對於經濟和科技，他們則沒有什麼概念，並沒想到這後者會快速推進世界的發展，甚至改變這個世界。因此，當西方列強用鐵艦利炮轟開我們的國門時，我們還處於落後的冷冰器時代。兩軍對壘，好比是讓秦始皇的兵馬俑與現代坦克部隊硬碰硬，安能不敗？

　　遺憾的是，西方列強的炮艦並沒有轟醒腐朽頑固的清王朝統治者，他們依然在極度奢靡的宮殿里，吃喝享樂，昏昏欲睡，無所作為。

　　這一切，張之洞都看在眼裡。他恨鐵不成鋼，他對統治者牢騷滿懷。他也恨透了西方列強，恨他們以強欺弱，因此在京城當憤青那陣子，他特別反感李鴻章等人對外妥協求和。這是他參劾李鴻章等人的主要原因，並非反對李鴻章等人興辦洋務實業。

　　對於李鴻章等人興辦的洋務實業，他從未進行過抨擊。因為他理解李鴻章興辦洋務實業的真實目的，他不是個書獃子。早在參加會試，掛職湖北、四川學政時，他就對當時的教育考試製度提出了很多批評和改革意見，並在學政任上力主改革，強調通經致用。從這一點上來看，他力主改革和務真求實的思想，倒是與李鴻章等洋務大吏不謀而合。

　　來到山西，目睹山西不可思議的蕭條和貧困后，張之洞一直在思索著山西的發展之道。山西的吏治和民風雖然得到了極大改善，但發展依舊滯后，民生問題還沒有從根本上解決。

　　好在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等人開辦洋務實業的創舉，給了他深深的啟發，他的思路豁然開朗，他的思想也漸漸解放，他幡然醒悟：治理一個省，抑或是一個國家，僅僅依靠「儒家思想」和「道德倫理」是行不通的。儒家思想和道德倫理，固然是執政綱領和執政者的堅守底限，可它們不能當飯吃，也不能改變當下山西乃至全國貧困、落後的面貌。要想使山西脫貧致富，迅速崛起，就得仿效曾國藩等人興辦洋務實業，這既是山西的發展之道，也是整個國家的自救之策。

　　於是，在給朝廷的一些奏摺中，他屢屢提到以改革促發展的主張和建議。

　　在開辦洋務實業方面，中國並沒有多少成功的經驗可供借鑒，張之洞只能摸著石頭過河，他是多麼希望有一位精通洋務實業的導師啊，可山西窮鄉僻壤，有誰願意來蹚這道渾水呢？

　　其實早在同治九年（1870年），就有一個名叫李提摩太（1845—1919）的英國浸禮會傳教士，不遠萬里來到中國，他就是為了中國的改革和發展事業而來。

　　李提摩太來到中國后，與中國的政治文化和民風習俗融會貫通，他不單單是為了傳教，而是利用傳教、賑災的名義，遊歷中國各地，與中國各地官員密切接觸，進而爭取中國官方支持，以此開啟中國統治者和政治家們的先進思想。

　　李提摩太很有思想，他是一個有益於中國人民的人。來到中國后，他先會見了山東巡撫丁寶楨，後來又會見了左宗棠和李鴻章等人，大力向他們推廣洋務方案，受到了他們的親切接見和高度重視。

　　光緒三年（1877年），山西大旱，李提摩太不辭勞苦，以賑災形象大使的身份來到山西，多方搜集社會政治經濟情報，向山西巡撫曾國荃提出「以工代賑」的救災建議，進而擬定開礦產、興實業、辦學堂等大規模的洋務方案。

　　曾國荃非常讚賞李提摩太的賑災舉動，還為他立了一塊功德碑。但曾國荃對這個外來的和尚卻時刻保持著戒備，他認為這哥們兒四處傳教和結交政要，就是為了「盜竊中國人心」。於是，他對李提摩太提出的洋務方案置之不理。

　　李提摩太鬱悶極了，他來中國就是想得到政界領導的賞識，在中國有所建樹，可七八年過去了，他還是一副默默無聞的樣子。

　　光緒八年（1882年）年底，就在李提摩太對他的中國之行感到失望透頂而轉身離去之際，張之洞卻要主動召見他。這得益於他幾年前向曾國荃提交的那套洋務方案，這套方案一直被曾國荃鎖在省府檔案室里，張之洞看過之後，對開礦產、興實業、辦學堂諸事頗感興趣，於是決定當面向他請教。

　　李提摩太受寵若驚，喜出望外。當著張之洞的面，他詳細陳述了自己興辦洋務的構想，還送給張之洞一本他撰寫的《富晉新規》。這是一本指導山西脫貧致富的教科書，張之洞看過之後，對他肅然起敬，也深受感動。

　　當下，張之洞就聘請李提摩太為洋務顧問，還在省府為他組織了一場演講會。要求他為官員學子講解天文、地理、聲光、電化、物理、醫藥衛生等西方科學知識。在演講會上，他還演示了磁石吸鐵、氧氣助燃等物理、化學方面的科學試驗，這讓官員和學子大開眼界。

　　李提摩太完全征服了張之洞，他決定在李提摩太的指導下開辦洋務實業。李提摩太也為自己能遇到張之洞這樣一位開明的中國地方官而慶幸不已。

　　一天，他單獨向張之洞透露了一個可讓山西富強的秘訣：山西是產鐵大省，鐵是可以百鍊成鋼的。鋼鐵是一個國家的脊樑，既體現了一個國家的意志力，也標誌著一個國家在未來全球的競爭力。山西只要能煉出好的鋼鐵，那麼山西很快就能富強，整個中國也很快就能興盛！阿門！

　　張之洞聽得津津有味，李提摩太又詳細地給他講解「別西墨鍊鋼法」。別西墨鍊鋼法就是西方國家的一種鍊鋼技術，比中國傳統的冶鐵技術要先進得多。

　　李提摩太的致富秘訣經得起歷史考驗。西方列強之所以強大，是因為他們注重發展鋼鐵產業，快速提高了綜合國力和GDP。比如日本就是鋼鐵生產大國。日本的鋼鐵業起步於晚清，此後不斷發展壯大，一個多世紀以來，日本的綜合國力和GDP一直名列世界前茅。

　　張之洞知道鋼鐵的重要性，也知道欲發展山西經濟，必須因地制宜。因為山西既是產鐵大省，也是產煤大省，煤正好可以用來煉鐵，而鐵必將百鍊成鋼。可山西傳統的冶鐵工業，早在十幾年前就被洋鐵擊垮。此後，中國在生產船隻、軍械時，均需進口洋鐵，成本巨大。

　　張之洞認為，在中西方長期而持久的貿易來往中，中國若沒有本土的實業和產品，而一律需要進口洋貨的話，那麼中國白花花的銀子早晚會被西方國家吸干，中國早晚會衰敗！想到這一層，張之洞欣然接受了李提摩太的建議，並於光緒九年（1883年）四月，設立洋務局，專門興辦鋼鐵等洋務實業。

　　張之洞雷厲風行的精神可嘉，可困擾他的問題是，山西閉塞落後，洋務風氣未開，嚴重缺乏洋務人才。李提摩太雖然每月都搞演講會，但僅靠演講，不足以使與會者成為專業人才。

　　無論在哪個世紀，人才都是最貴的。沒有人才，什麼事都幹不成。

　　張之洞深知這一點，為了廣攬人才，發展山西洋務實業，他令人印製了一份題為《延訪洋務人才啟》的招聘啟事，面向全國各省公開招聘熟知天文、算術、水法、地理、格物、制器、公法、條約、語言、文字、兵械、船炮、礦學等方面的洋務人才。

　　張之洞在這份招聘啟事中明確提出了他的觀點：洋務為當務之急；以商務為體，兵戰為用。也就是說，只有發展商務經濟，才有資本養兵備戰，進而抵禦列強侵略；西方國家的政令和學術，值得借鑒和汲取。

　　這則啟事發布后，引起了朝野上下的廣泛關注，各省洋務人才也是聞訊而至。張之洞欣慰極了，他決定量才錄用，人盡其才。為提高這些洋務人才的專業知識，他還派人到上海購買最新出版的有關洋務知識方面的書籍。很快，困擾山西的人才問題便迎刃而解。

　　搞定了人才后，張之洞便開始著手興辦他的洋務實業，具體項目如下：

　　1責令洋務局「試製新式機器」，力圖中國製造。

　　2設立桑棉局，先籌款赴江浙等地招聘機匠，再到上海購置新式織機和農具，開始興辦新式紡織企業。

　　3開辦鐵礦。過去，山西冶鍊出來的鐵是土鐵，在質量上無法和洋鐵相比，因而被搞垮。張之洞覺得中國不能長期進口洋鐵，於是上奏朝廷，請求開辦山西鐵礦，振興山西鋼鐵業，以解決國內用鐵需求，並與洋鐵抗衡。

　　4興建學校，發展教育。清朝以來，山西壓根兒沒出過狀元，究其原因，就是教育發展滯后，教學及師資力量薄弱。張之洞是翰林出身，曾兩任學政，他是不會允許這種情況繼續存在的，於是奏請朝廷在太原籌建令德堂書院，然後從全省學生中選拔高才生入院深造。

　　令德堂主講王軒，協講楊深秀、楊篤、張鐵生等人都是張之洞的幕僚，他們既講傳統的四書五經，又講現代西方學術，從而培養了一批「中西合璧」的新式人才，基本改變了山西教育發展滯后的局面。

　　光緒十八年（1892年），令德堂和原來的晉陽書院合併成立山西大學堂。辛亥革命后，全國只有京師大學堂、北洋大學堂、山西大學堂三所大學堂。令德堂的建立，為山西近代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起到了奠基作用。

　　5編練新軍，武裝軍隊。張之洞知道，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等洋務大吏之所以能夠雄踞一方，成就大業，就是因為他們都擁有自己的軍隊，正所謂是擁兵自重。對於一個臣子而言，擁兵自重不見得是一件好事，甚至有掉腦袋的危險，但張之洞明白：在風雨飄搖的晚清，作為一個封疆大吏，如果你沒有軍隊，那麼你就沒有立足之本，甚至你連自己的腦袋都保不住。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等人都創建了自己的軍隊，都擁兵自重，他們甚至把軍隊當作是自己的私人武器。慈禧因此時對他們保持著戒備之心，但慈禧並不想要他們的腦袋。坦白地說，慈禧是不敢要他們的腦袋，就因為他們擁兵自重。

　　張之洞了解慈禧，通過曾國藩等人的例子，他也越來越覺得，作為一個封疆大吏，就應該擁有自己的軍隊，即使不為自保考慮，也要為順利執政考慮。但張之洞把這一切看得很淡，在他心中，有一個比曾國藩等人更宏偉、更遠大、更無私的計劃：終結過去綠營、勇營等冷兵器軍隊的使命，組建一支新軍，配以洋槍洋炮等新式武器裝備，將其操練成戰無不勝的新時期軍隊，為地方和國家效力。

　　為打消朝廷疑慮，他上了這樣一道奏摺：「臣銳意組建新軍，並不獨為山西一省所用，如果此軍練成一支勁旅，不僅可以補充山西軍事力量，沿邊的萬里防線，也可隨時調用……」朝廷大概被他的一番忠苦之心感動了，於是派令署理陝西延榆綏鎮的記名總兵李先義、副將吳元愷到山西操練新軍。從此，張之洞擁有了自己的軍隊，而李先義和吳元愷也成了他的心腹部將，也成為今後他組建廣勝軍、江南自強軍和湖北新軍的重要將領。

　　●固邊圖強

　　山西之亂，不僅體現在內政上，更體現在疆域和民族矛盾上。具體說來，就是晉北七廳的歸屬問題和蒙漢兩族的矛盾問題。

　　晉北七廳指的是山西北部的歸化、薩拉齊、豐鎮、寧遠、托克托、林格爾、清水河七廳。這七廳北接蒙古，西抵河套地區，南依長城，東臨河北張家口，戰略位置非常顯要，然而這七廳卻是滿蒙自治廳，實際統治權不歸山西巡撫，而掌握在滿蒙親貴的廳長們手中。

　　滿蒙自治固然是一種行政手段，但這些廳長仗著自己是滿蒙親貴，加上山高皇帝遠，他們統治一廳，儼然統治一個獨立王國，想幹嗎就幹嗎。在他們的影響和縱容下，七廳境內「游勇馬賊之剽掠，河界地租之鬥爭，奸商大猾之擾亂，風氣囂然，隱患漸伏」，而且境內居民就像外來務工人員那樣沒有歸屬感，官方既不給他們辦理戶口和暫住證，也不興學建校，從而導致當地學子沒有進取心，居民對政府沒有信心。

　　光緒九年（1883年）九月，為了鞏固山西對晉北七廳的統治，發展該地區的經濟、文化和教育事業，張之洞給朝廷上了一道《籌議七廳改制事宜折》，力奏朝廷對其進行改制，卻觸及了滿蒙親貴的利益，也破壞了他們對邊疆地區的分裂計劃。於是，他們紛紛上表反對。特別是綏遠將軍（武職外官，從一品）豐紳，歸化廳副都統（武職外官，正二品）奎英，還以改制妨礙旗民游牧為由，橫加阻撓。

　　張之洞毫不退讓。他接連奏請朝廷嚴懲奎英等人。按理說，張之洞的改制之舉非常明智和有理，朝廷應該大力支持才是，可朝廷覺得此事非常棘手難辦，因為滿蒙親貴和地方督撫都是朝廷要員，不能厚此薄彼，否則雙方的矛盾將會進一步激化，不好收場。

　　●突然調離

　　為避免雙方矛盾激化，朝廷決定對改制一事不聞不問。早在三月二十八日，朝廷和慈禧就下旨令張之洞進京謁見，朝廷和慈禧這是要把他調走。

　　張之洞在山西幹得熱火朝天，風頭正勁，朝廷為何要在這時把他調走呢？難道僅僅是為了化解他和晉北七廳官員的矛盾嗎？不然，朝廷調離張之洞，是有一件更大的事情讓他去做，有一個更高的位置讓他走馬上任。那件事情就是抗法援越，那個位置就是兩廣總督！

　　朝廷把如此重要的事情和位置交給張之洞，是因為這兩年朝廷在他身上看到了一個鐵腕強權、勵精圖治、浩然正氣、精明睿智的朝廷柱石形象，以及一個勇挑重擔、不畏艱險、迎難而上、克難制勝的挑夫形象。

　　朝廷的柱石，勇敢的挑夫，張之洞當之無愧。這兩年，張之洞在山西乾的事情太多了。僅僅兩年時間，他就把一個貧弱交困、閉塞落後的山西，治理得井井有條，生生不息。

　　兩年前，他挑起的一個爛攤子；兩年後，他交給地當百姓的卻是一個欣欣向榮的新山西。可惜的是，很多事情剛剛籌劃，很多洋務實業剛剛興辦，就因為他的調離而意外流產了。

　　但在朝廷當局眼裡，特別是在慈禧眼裡，張之洞就是朝廷可依的柱石，帝國振興的希望。選擇他，不會錯。選擇他，就選擇了成功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