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傳志：毛左二次文革令人心不安

         《財經》雜誌
          全文如下：
    　　我希望中國新一代領導層能以人民的利益為最高目標，有真正良好的追求，意見能夠統一
   
    　　當年鄧小平改革，實際上也冒著巨大的風險。儘管改革之路艱辛，但這位親歷改革過程的企業家仍對中國的未來充滿希望
   
    　　——柳傳志
   
    　　「不要對我們企業家抱有多大的希望。一切完全取決於政治環境，」柳傳志在接受本刊專訪時，坦率地說，「作為一個企業家，我從來軟弱，但是我不搖擺。」
   
    　　今年68歲的柳傳志見證了中國改革的全過程，同時他也率領聯想從一個作坊式的小企業成長為國際知名的大公司，書寫一部中國企業家在全球化時代的傳奇。
   
    　　面對複雜的社會現實，柳傳志表示：「我們還是希望於強有力的、有良知的領導人，不然怎麼改革呢?」
   
    　　作為民營企業家的代表，柳傳志坦陳希望改革，反對暴力革命，「我希望高層是被精英選舉出來的，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又受到人民的監督，推動改革，引導中國。」
   
    　　在柳傳志看來，「中國有這樣的人，我們希望他們可以去引領中國。」
   
    　　回顧歷史當審慎
   
    　　《財經》：許多人認為，目前的中國亟需啟動深層次改革。您怎麼看這個問題?
   
    　　柳傳志：我塬來希望，中國的經濟改革的路好好走，政治上的東西不要影響經濟改革。現在企業家和學者們形成了一個共識，認為經濟改革到了一定的階段，如果政治改革和社會改革不配套的話，經濟改革也難以繼續推進。
   
    　　幾乎所有的人都會承認，現在中國人的生活質量絕對比以前提高了很多。今天北京最窮的人，也比「文化大革命」期間科學院研究人員的生活水平要高。那麼，為什麼現在人們還有諸多不滿?因為現實生活中還存在就業機會不平等、法律面前不平等、貪污腐敗蔓延等問題。這些問題不解決的話，社會就很難繼續前進。
   
    　　最近揭示出來的薄熙來事件說明，某些官員無法無天到令人髮指的程度，這種情況不改革的話，哪一個行業的人能夠安心?人心不安，社會就難以進步。
   
    　　執政黨早就提出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可這意味著要觸碰到一些人的切身利益，所以難度很大。改革就是自上而下的變革，「己身不正，焉能正人」?高層領導的思想真正統一也很重要。表面一致而實際上自行其是，分歧巨大，就無法重啟改革。
   
    　　《財經》：改革之所以難以深入，是因為改革到了攻堅階段，遭遇特殊利益集團的阻礙。因此，改革的決心和勇氣就顯得非常重要。隨著中國新的政治週期的到來，有不少人希望中國出現一個強有力的人物，大刀闊斧，改變現狀。可是，能否出現強勢人物是個問題，即使有這種人物，他會把中國帶向何處也是問題。
   
    　　柳傳志：我的生活經驗證明，在共產黨一黨執政的制度下進行改革，最好是黨內民主先做起來，黨內一層一層地做好監督，這樣效率就有可能會高。如果做不到，就會出現可怕的強勢人物，一言九鼎，隨心所欲。
   
    　　像「文化大革命」那樣的歷史浩劫應該好好地總結教訓，引以為戒。在最近保衛釣魚島的遊行中，有些人穿著「文革」式的服裝，不知道是無知還是有意為之。如果現在還有人留戀「文革」，肯定是很不正常的。
   
    　　「文革」中我目睹了太多悲慘的故事。我的語文教師被槍斃了，罪名是對「文化大革命」不滿。為什麼不滿呢?因為他太太是蘇聯大使館的一個僱員，「文革」一起來就被抓來槍斃了。
   
    　　我居住的院子里都是中國銀行的小職員，有一個是「右派」，特別低調小心，一天紅衛兵衝進來抓他的太太，理由是她解放前參加過「聖母軍」。其實，「聖母軍」就是一個普通的教會組織。這位太太到處跑，被抓住后剝光了毒打，後來就瘋了，一到晚上就鬼哭狼嚎般地喊。還有我的一個大學同學，他女朋友的弟弟竟然被抓起來活埋了!
   
    　　有些人以為「文革」打擊的是當權派，錯了!「群眾運動」其實是運動群眾，把群眾都忽悠起來，遭殃的都是老百姓。為什麼1976年紀念周總理的「四五運動」中，那麼多的人們不顧一切，像火山爆發一樣走上天安門廣場?因為實在沒法兒活了。
   
    　　《財經》：「四五運動」一方面是懷念周總理，另一方面是表示不滿。
   
    　　柳傳志：天安門廣場上明明有大批軍警，人們還敢紀念，就是因為人們已經到了無法忍耐的程度。為什麼像華國鋒那麼謹慎的人，敢以非常手段將四人幫抓起來?因為他明白民心可用。「文革」結束的時候，人們認為這場噩夢永遠不會來了。
   
    　　共產黨代表先進文化，應該勇於糾正錯誤。為什麼不能以史為鑒，為什麼現在不能夠把「文革」的真實面目拋出來給人們看?它會損害誰的利益?歷史一旦被完全展示給人們看，那麼薄熙來事件就不一定會發生。
   
    　　《財經》：為什麼個別地方領導人使用「文革」的方式搞群眾運動，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支持?
   
    　　柳傳志：現在還擁護「文革」的有叄種人：第一，是投機分子，唯恐天下不亂;第二，在「文革」中受過苦、挨過打，年齡很大的一些老同志，可能極左也是他們的信念;第叄，則是無知，不知道嚴重後果。
   
    　　有些人完全不按法律做事，用唱紅歌忽悠老百姓，通過「打黑」把權力集中在自己手中，「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看起來是給老百姓做了好事，有朝一日收拾起老百姓來，同樣可以為所欲為，無法無天。所以，善良的人們要警惕啊。
   
    　　《財經》：您的這種擔心在當下是比較普遍的。
   
    　　柳傳志：一說起「文化大革命」，我就義憤填膺，因為身邊見過太多悲慘的場面，心情沒法兒平靜。在當時，幾乎沒有誰家裡沒有遭難的。如果眼見了那麼多人間慘劇，還說「文革」好，那就沒人性。
   
    　　鄧小平在反思「文革」后指出，應該建立良好的制度，使壞人沒法兒再做壞事。那為什麼就不能做呢?應該拿出勇氣，啟動改革。
   
    　　《財經》：時代不同了。「文革」結束時，國民經濟頻臨崩潰邊緣，不改革無出路。今天中國經濟實力大為增強，日子未必不可以混下去。
   
    　　柳傳志：當年鄧小平改革，實際上也冒著巨大的風險，因為當時台上還是有一批相當強勢的反對改革、維護計劃經濟的力量。可是鄧小平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甚至廢除終身制——本來他自己完全可以在最高位置一直做到底，但是他排除阻礙，解決了終身制問題。還有1992年的「南方講話」，實際上也是矛盾衝突的表現，鄧小平不顧一切要往前推動改革。
   
    　　我相信，如果鄧小平健在的話，改革還是會繼續的。當然，鄧小平也不是完人，在手段上未必為所有人接受，但他那種堅決改革的精神值得學習。他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意思是首先突破普遍貧窮的局面，讓先富者帶動人們走向普遍富裕。如果人們不能普遍富裕，這種生產關係就是不正確的，就需要改革。
   
    　　不過，儘管改革阻力很大，我對中國的未來還是充滿了希望。
   
    　　《財經》：這種希望僅僅是一種良好的願望，還是有堅實的現實的理由呢?
   
    　　柳傳志：不僅僅是良好的願望。老實說，像我這一代人比較保守，不敢於突破，因為我們在「文革」之前就大學畢業，基本上還是接受了「馴服工具」的思想。可是，比我們年輕的一代人，他們在「文革」中深受其害，上山下鄉后在底層社會生活，認識了中國的真實狀況，後來考取了大學，思想上也有突破。他們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充分地瞭解國外的發展，知道世界大勢。
   
    　　大家希望新的領導層可以打破現有局面。換句話說，我們還是寄希望於強有力的、有良知的領導人，不然怎麼改革呢?如果真的能夠將優秀人才選出來作領導，共產黨的組織方式有可能效率非常高，也可能形成創新模式。當然，如果黑箱操作，又沒有人可以監督，就不好說了。
   
    　　企業家能夠擔負的責任有限
   
    　　《財經》：目前中國處於關鍵的歷史時期，我們希望推動社會各界形成改革共識，凝聚推動改革的力量。作為中國企業家的領袖，您怎麼看評價中國的企業家階層?
   
    　　柳傳志：中國的企業家是很軟弱的階層。企業家就和有家有口的人一樣，難免有後顧之憂，我們只希望社會穩定，國家安定。就拿我本人來說，作為企業家我要為企業幾萬名員工負責，不可能無所顧忌。如果我真的敢站出來說話，我就去做一個學者，再有勇氣就走仕途了。當年我就知道自己沒這個能耐和勇氣，才堅決認定了這條道路，從不動搖。
   
    　　絕大多數企業家把謀取利潤、增加社會財富作為最終的目標，當環境好的時候，可以更努力地工作，希望把事業做得更大;環境不好的時候，就把事業做得更小;環境更惡劣的時候，寧可離開這個國度，去一個安全的地方。
   
    　　絕不能說，企業家沒有社會責任感。企業家是愛國的。當環境好的時候，他們希望能夠在正常的環境下工作，多交稅。但是如果讓他們逆潮流而強動，或成為改革的中堅力量，我估計不太可能。
   
    　　《財經》：一些人士表示，他們本來認為企業家是社會變革的重要力量，但是現實讓他們失望了。
   
    　　柳傳志：不要對企業家抱有多大的希望，一切取決於政治環境——環境好，我們就會更努力，在經濟方面發揮作用;當環境不好的時候，我們就少說話，或者是少經營業務。
   
    　　作為一個企業家，我從來軟弱，但是我不搖擺。
   
    　　《財經》：軟弱但並搖擺，這是您對中國企業家的評價嗎?
   
    　　柳傳志：至少我自己是這樣。面對政府的不當行為，企業家沒有勇氣、也沒有能力與政府抗衡，只能盡量少受損失。1988年中國物價「闖關」，我就在山東辦了養豬場，目的是保證企業員工能夠吃上豬肉。這就是我們的軟弱做法。
   
    　　我希望改革，反對暴力革命。當社會以改革的、漸進的方式前進的時候，我們願意多做貢獻;當你真的反著來，比如真的發生暴力革命的時候，我們會想盡辦法保護企業的利益。如果實在保護不了，就只能支離破碎，遠走高飛了。
   
    　　我們只想把企業做好，能夠做多少事做多少事，沒有「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
   
    　　以天下為己任，這不是句空話，也不僅僅是態度，在我看來，也包含了能力和對後果負責。我覺得，這代表了大部分的企業家想法。如果環境好了，就多做一點;環境不好，就少做點;環境真不好了，可能就得選擇離開。一些企業家移民海外，要理解他們的苦衷，也不應太怪罪。
   
    　　《財經》：這種立場可以理解，但是中國要向著好的方向轉型，需要各種社會力量共同推動。
   
    　　柳傳志：只要中國要向著好的方向轉型，政府積極改革，我們會積極支持。但是企業家不敢站出來與政府抗衡，這就是我們軟弱的一面。當然，我不否認也有極個別的優秀分子。
   
    　　《財經》：當前您最擔心的是什麼?
   
    　　柳傳志：我們希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們最怕無法可依，無章可循。在我成長的過程當中有無數的教訓，我告誡我們員工：永遠要小心，不能對政府有任何不尊敬，也絕不給任何人行賄，即使是這樣心情也還是緊張。
   
    　　我們在企業經營、發展戰略等方面都可做得很好，但是不確定性在於，政府的政策法規制訂以後，個別貪腐官員可以利用政策法規謀取不正當利益，法律的解釋和執行有相當大的不確定性。如果有人想找毛病，總能夠挑出毛病來，防不勝防，太難了。
   
    　　《財經》：這些年，中國社會的不確定性在增加，投射到企業家身上，就是外部的不確定性也在增加。
   
    　　柳傳志：除了害怕，我們沒有別的辦法。比起聯想這樣的大企業來，一些中小企業做事就難的多了。
   
    　　要建立良好的政治體制
   
    　　《財經》：作為一個企業家，您認為下一步中國改革的方嚮應該是什麼?面對當今更為複雜的經濟、社會現實，中國在改革方式和路徑上應該做出有哪些創新?
   
    　　柳傳志：我希望高層領導能夠把政治改革、社會改革、經濟改革結合到一起，有一個總體設計。現在矛盾很多，領導層應該高度一致，把中國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為中國的前途著想，按照憲法的要求對改革進行系統設計，清楚從哪裡來，到哪裡去，第一階段做什麼，第二階段做什麼。大家對現狀不滿，也希望新的領導層可以打破這種局面。如果真正做到意見一致，步調一致，中國一定可以走出困境，更好更快地發展。
   
    　　鄧小平的改革非常現實，如果中國當年按照某些民主派的設想，先改革政治，那麼中國就是今天的菲律賓，一塌煳塗。為什麼呢?這就像一個企業，只有往上走的時候，才可以往下做新的布局。
   
    　　1986年我訪問新加坡，當時有兩種說法，一種認為新加坡不民主，一種認為新加坡好得不得了。實際上，持前一種觀點的只有少數教授，絕大多數老百姓覺得生活不錯。重要的是先改善老百姓的民生，後面的事才可以做。如果連民生也解決不了，談不上改革，什麼事都做不了。但在民生問題解決后，就必須加強政治改革。
   
    　　《財經》：您能否描繪一下，您所希望的未來中國是什麼樣的狀況?或者說，中國改革的目標是什麼?
   
    　　柳傳志：還是要建立良好的政治體制，未必就是現在歐美實行的體制。美國和歐洲的政治體制，最好可以做到85分，最壞可以做到60分。壞，壞不到哪裡去;好，也好不到哪裡去。在中國的政治體制下，如果優秀的人員被選進去的話，好，有可能做到95分;壞，可以做到零分，甚至是負分。如果通過改革，中國的制度能夠做到60分到95分，那就是一種更好的體制。
   
    　　總之，我希望中國新一代領導層能以人民的利益為最高目標，有真正良好的追求，意見能夠統一。不符合這樣條件的就選不進去，選進去的人能夠受到監督，這樣中國的政治、經濟一定會高速發展。在這種情況下，我相信企業必然會很好地發展，很多事情都可以實現。
   
    　　《財經》：您講了叄條：有目標、意見統一、受到監督，是不是還要加上尊重普通公民的權利呢?
   
    　　柳傳志：如果能夠做到這叄條，我相信一定會把普遍公民的權利放在首要地位。幸福生活、人權保證、法治社會等都是應有的結果。
   
    　　《財經》：現在中國社會階層沒有共識，但是怎樣才可以形成好的共識，推動著新一代的領導人往前走，這恐怕也是一個問題。
   
    　　柳傳志：共識首先就是領導層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領導層有共識，才能重建公信力，引導老百姓達成共識，在實踐中建立起全民的核心價值觀。比如說愛國，比如說法律的嚴肅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比如社會誠信，等等。
   
    　　儘管對核心價值觀的表述有很多不同，但是建立核心價值觀是達成共識的基礎。核心價值觀要逐漸建設，應該形成以史為鑒。領導人要想清楚，中國人的核心價值觀是什麼，以身作則進行宣傳和普及，重塑老百姓的追求和信念。這需要一個過程，這個過程本身就是共識逐漸建立的過程。
   
    　　《財經》：您更多地把希望寄托在高層。今天的社會中下層要求改革的力量很強烈，是不是應該更多地關注社會中下層?因為當上層缺乏改革動力的時候，需要來自中下層的力量推動改革。在某種意義上，危機催生了改革。
   
    　　柳傳志：危機催生了改革，政治上可能是這樣。在公司裡面恰恰相反，凡是改革的時候都是企業的業務在往上走，有上行空間。政治家應該在審時度勢，順應人民要求，及時部署改革，這樣才能更主動一些。如果被動地應對，往往千瘡百孔，捉襟見肘。
   
    　　我特別希望，首先，改革能夠系統地設計部署;其次，改革首先應該讓下層群眾得到好處，先讓他們分享到改革的成果。當然，分享改革成果要量力而行，不能阻礙經濟的發展。其實，最好的改革措施就是國家減少一部分稅收，讓老百姓直接到受益。如果高層意見一致，這方面還是可以有所作為的。
   
    　　我還是堅持精英選舉，不能一人一票。一人一票的大民主，也許是未來的目標，當前我覺得火候不到，在中國肯定會亂的。我希望高層是被精英選舉出來的，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又受到人民的監督，推動改革，引導中國。
   
    　　中國有這樣的人，我們希望他們可以去引領中國

關於極端毛左，我有過一篇文章加以分析，基本上可分為草根毛左和精英毛左兩類，前一種屬於簡單地崇尚使用暴力手段已達到打家劫舍的目的，屬於原始均貧富思想的延續。后一種實際上是打著毛的旗號妄想通過政治鬥爭來達到奪權獨裁的目的，採用的還是毛階級鬥爭的老套路來激化社會各階層矛盾，撕裂正常社會，以便集中權利。

對此兩種極端思維需要堅決加以打擊。通過薄事件的處理基本上可以看出國家的打擊重點和方針，首先通過打擊后一種來穩定內部，維護法制。對前一種草根毛左現在政府還是採用懷柔政策來加以引導，因為其中多數只是因為貧富差距等社會現狀不滿而造成的無知憤青，容易被后一種勢力加以利用，充當打手和工具，所以需要用法制加以引導，慢慢地可能可以使之成為一種比較良性的監督力量。

在中國左中右都在採用文革手段爭權奪利，只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chnqiang 發表於 2012-10-16 02:44
在中國左中右都在採用文革手段爭權奪利，只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左派、特別是極左派是意圖完全拋棄法制、為了所謂政治正確，可以胡亂殺人、奪財害命的，中間和右派至少還知道尊重基本的法律程序，不為政治而枉法。極右派可能也有和極左類似的想法和做法，難免。

chnqiang 發表於 2012-10-15 10:44
在中國左中右都在採用文革手段爭權奪利，只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不能完全這麼看待，否則就會變成古今中外任何一場革命都是暴力的，進而得出這一切都是「五十步笑百步」的謬見！這樣的結果就是完全喪失是非觀。

關鍵看點在於，「零雨其蒙」所講是為了個人權力還是為了建立法制。

零雨其蒙 發表於 2012-10-16 03:11
左派、特別是極左派是意圖完全拋棄法制、為了所謂政治正確，可以胡亂殺人、奪財害命的，中間和右派至少還 ...

只不過是穿著法律外衣，搞冷暴力而已。左派是搞陽的，而中右是搞陰的，這就是區別。

weihua99 發表於 2012-10-16 03:42
只不過是穿著法律外衣，搞冷暴力而已。左派是搞陽的，而中右是搞陰的，這就是區別。 ...

陽的就可以無法無天？就可以沒有一點畏懼，不可怕嗎？獲罪於天、無可禱也。
看看老毛、林彪、江青和薄三、開來、立軍的下場，還不值得極左們驚醒嗎？
中右雖然也心裡苦毒、陰暗，但至少還有所畏懼，知道不能做的太過，否則神明會懲罰的。
極右和極左很像了。

人和國家、民族的歸宿最終還是再上帝手裡，上帝絕對不以有罪的為無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人家不仁要遭天譴，你因別人不仁自己就行不義，結局也是一樣。
看看蔣介石和他的作惡多端的手下們的下場，再看看共產黨第一代領袖們的下場，就知道，老天公道的很。

罔顧事實，故作驚人之語。眾所周知，文革是由上而下發動的一場革命運動，第一次文革當年是由毛、劉、周、鄧等國家最高領導人發動的。今日毛左完全不在國家權位上，如何能擔發動第二次文革的重任？所以，能夠發動第二次文革並呼風喚雨者，非胡錦濤、溫JB莫屬。

司馬遷 發表於 2012-10-16 06:47
罔顧事實，故作驚人之語。眾所周知，文革是由上而下發動的一場革命運動，第一次文革當年是由毛、劉、周、鄧 ...

毛左難道不是厚望於薄公子嗎？胡溫發動文革？莫須有吧？有點影子，你就認為是了？有停產鬧革命嗎？有群眾斗群眾嗎？誰做驚人之語呀，哥們？

沒細看，看題目好啊好啊就只有喊好啊好啊了！

嘿嘿，
好啊好啊！

零雨其蒙 發表於 2012-10-16 08:34
毛左難道不是厚望於薄公子嗎？胡溫發動文革？莫須有吧？有點影子，你就認為是了？有停產鬧革命嗎？有群眾 ...

呵呵，發高燒了吧？薄熙來連個常委都不是，如何有能力發動文革？還不如你來發動了。

司馬遷 發表於 2012-10-16 06:47
罔顧事實，故作驚人之語。眾所周知，文革是由上而下發動的一場革命運動，第一次文革當年是由毛、劉、周、鄧 ...

打著反文革的旗子搞文革

零雨其蒙 發表於 2012-10-16 04:48
陽的就可以無法無天？就可以沒有一點畏懼，不可怕嗎？獲罪於天、無可禱也。
看看老毛、林彪、江青和薄三 ...

在上宗教課？

柳傳志的立場貌似中道，其實是客氣的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訴求，而且是政治手電筒——只照別人不照自己。

固然是一百個人可以有一百個文革，但是把「唱紅打黑」等同於文革，未免把文革悲劇太輕描淡寫了。這如果是因為「一朝遭蛇咬，十年怕井繩」倒也無妨，就怕是為了爭奪黨內權力鬥爭的制高點而借題發揮。現在看起來，這種觀點絕不代表中共黨內共識，而且是繼3.14記者會為重慶實踐定調的策略失利后的再次搶攻。目的當然不是為了「重慶模式」，而是借題發揮，把「全面否定文革」（其實早已「全面否定」）提到日程上來。

顯然習近平近來的各種表態——要政改不要空談，迴避「全面否定文革」，堅持中共的五大優勢——使一部分人不滿意不放心了，因此要利用他們掌握的輿論工具來影響十八大決議和選票，以綁架新領導人的新路線。

其實「唱紅打黑」是十分傳統的動員基層支持者的基本政治手段，本來是不分政治立場的，是否有違法情節更應該在法律層面討論。如果連動員群眾的政治手段都未審先判地被扣上大帽子，那豈不是明擺著「政改」只許空談不許落實么？

另一方面，把深入政改的起點捆綁在「全面否定文革」這種「破字當頭立在其中」的戰術上，本身就是很荒謬的。

在現在的世界大形勢下，即使企業家們再不願意，新自由主義的擴張勢頭暫時收縮，政局適度向左傾斜的趨勢應該是無法迴避了。

而從中國自己的近一百年的政治變革周期來看，30年民國(1919-1949)，30年新中國(1949-1979)，30年改革開放(1979-現在)，河西河東河西，右右左左右右，文武之道有張有弛，唯一不變的就是變化本身。在30年的折舊期里，舊的改革理念的優越性已經基本走到盡頭，新的改革理念必將出現，中國現在就是處在這樣一個轉機。

在這個轉機面前，不同的派別提出了不同的改革理念，其中最活躍的是各種「復辟」或「革命」主張，有人要回到極左的文革時代，有人要回到新民主主義，有人要回到反共的中華民國，有人要推動茉莉花革命，各有各自的理由和立場。這些是大背景。

其實任何改革理念，不論左右，如果堅持一條道兒走到黑，不審時度勢，不順應社會節奏，不知變通，都註定要把好戲唱歹。

當年的文革，是中共政治路線「左－更左－直到極左」的發展趨勢的最後產物。現在的政改話題，在一些媒體上也基本是「右－更右－直到極右」的荒誕思路。

司馬遷 發表於 2012-10-16 06:47
罔顧事實，故作驚人之語。眾所周知，文革是由上而下發動的一場革命運動，第一次文革當年是由毛、劉、周、鄧 ...

劉, 鄧發動文革把自己打倒, 證明劉, 鄧是腦殘。

自由行走的話 發表於 2012-10-16 17:20
柳傳志的立場貌似中道，其實是客氣的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訴求，而且是政治手電筒——只照別人不照自己。

固然 ...

洋洋千言，厲害~

惟獨忘了——世界是在時空漩渦中，而當今中國此時是時空陷阱

大家都在等——吃肉的在等，賣肉的在等，小倌們也在等，，，

我倆也等等？

零雨其蒙 發表於 2012-10-16 03:11
左派、特別是極左派是意圖完全拋棄法制、為了所謂政治正確，可以胡亂殺人、奪財害命的，中間和右派至少還 ...

歷史上任何派別都是靠暴力維持政權的，只不過形式不同而已，不讓你說話是不是暴力？

零雨其蒙 發表於 2012-10-16 04:48
陽的就可以無法無天？就可以沒有一點畏懼，不可怕嗎？獲罪於天、無可禱也。
看看老毛、林彪、江青和薄三 ...

不讓說話是不是暴力？！

arznith 發表於 2012-10-16 04:47
洋洋千言，厲害~

惟獨忘了——世界是在時空漩渦中，而當今中國此時是時空陷阱

小時候玩的一個遊戲，蒙上眼睛，背對眾人，口中念念有詞（口訣是什麼已經忘記了），猛然回頭睜眼，指罰那些還在公然向前挪動的人。想起來，可能那遊戲就是你的時空陷阱吧。

顯然柳傳志沒有等，《財經》也沒有等。我們等著的時候也不妨做做遊戲。

老法師 發表於 2012-10-16 17:36
劉, 鄧發動文革把自己打倒, 證明劉, 鄧是腦殘。

這對你很難理解嗎？
想當年蔣介石發動內戰想全殲毛澤東，結果自己兵敗大陸老死孤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