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駕馬車論」可以休矣

　　不知從何時開始，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被說成是由「三駕馬車」（即投資、消費和出口）來拉動的。雖然這個說法與現代經濟增長理論背道而馳，但卻得以迅速普及並「行騙」全國。根據這種觀點，中國經濟這些年的增長過度依賴投資和出口這兩架馬車的拉動，在內導致消費需求不足，在外則產生過度的順差，這樣的增長是不可持續的。媒體上每天都在重複著這樣的言論，不僅如此，很多經濟學家和政府官員也都將三駕馬車論當成了顯而易見的真理，並以此為前提來討論中國經濟的問題。但令人難以置信的是，翻開任何一本經濟增長理論的教科書，你都不會找到「三駕馬車」拉動經濟的理論，也不會發現低消費、高儲蓄導致經濟增長不可持續的理論。那麼這種說法究竟從哪裡來的呢？既然錯得如此幼稚，為什麼會這麼流行呢？

　　這首先與很多人對經濟增長這個概念的誤解有關。在經濟學里，經濟增長指的是一個國家或地區人均產出的持續的增加，是一個中長期的概念。這樣定義的經濟增長概念不同於一個國家或地區某一年或某一個季度的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增長率的概念，後者是個短期的概念。很多人在討論經濟形勢與政策問題時常常不對這兩個概念作出區分，結果就導致了下面的錯誤，即不當地運用凱恩斯學派的理論來分析經濟增長的問題。按照國民經濟核算中支出法計算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可以被分成消費（包括政府消費）、投資和凈出口三個部分，它們同時也構成凱恩斯理論中總需求的三個要素。但是，「三駕馬車論」的信奉者要麼沒有理解要麼忽視了總需求決定總產出的凱恩斯理論只能用在分析短期的宏觀經濟周期問題，而不能用來分析中長期的經濟增長問題。經濟周期與經濟增長是宏觀經濟學的兩個不同的領域，有不同的理論和分析框架，是不能相互混淆的，而「三駕馬車論」恰恰就犯了這個錯誤。

　　根據凱恩斯學派的理論，當經濟不景氣時，即總需求小於總供給、或者說當前的國民經濟總產出低於所謂的潛在產出水平時，政府可以通過積極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來增加總需求來提高國民總產出和就業水平。反過來當經濟過熱即總需求大於總供給時，會出現過高的通貨膨脹，此時政府可以採取緊縮的政策來降低消費、投資或出口需求，從而降低通貨膨脹。但即使在凱恩斯理論里，消費也並不佔有特殊的地位。經濟不景氣時，不管是刺激消費、投資還是出口都會有相似的效果。事實上，在經濟周期里，投資的波動通常要大於消費的波動。所以，經濟蕭條時刺激投資可能比刺激消費還要見效。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中，不是通過提高消費、投資或者凈出口在總需求中的比率（畢竟這三者的比率不可能同時提高）而是通過提高總需求的水平來刺激經濟的，理論上，可以同時提高消費、投資及凈出口這三者的水平。

　　與短期宏觀經濟的波動問題不同，中長期的經濟增長問題不是一個需求問題，而是一個供給問題，是一個國家的生產能力問題。根據現代增長理論，經濟增長的引擎只有兩個，一個是人均資本（包括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增長，另一個是全要素生產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或TFP）的提高，前者是生產要素投入的量的指標，後者是生產要素使用效率的指標，一般被看成是技術進步的結果，發展中國家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也會帶來生產率的增長。雖然學術界對於資本積累與生產率哪一個對現實的經濟增長貢獻更大有爭論，但都同意持續的經濟增長是由這兩個引擎來拉動的。從經濟增長理論來看，是儲蓄及由此帶來的投資而不是消費才是發展中國家不斷提高人均產出從而向發達國家靠攏的一個主要推動力，而人均產出的持續增加才是人均消費水平不斷提高的前提。

　　一個國家的經濟不發達一定不是因為這個國家的人民不肯消費（消費誰不會啊？），而是因為這個國家的人均資本佔有率低，技術水平落後，資源配置效率低下。不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需要資本積累，需要大量的投資。如果生產出來的東西都消費掉了，沒有了儲蓄和投資，生產能力怎麼擴大，經濟怎麼能增長？如果消費就能帶來經濟增長的話，那世界上就沒有窮國了。根據現代增長理論，三駕馬車論中只有投資才是經濟增長的動力，凈出口和消費都不是。投資拉動經濟增長是應有之理，何錯之有？中國的人均資本存量還不到發達國家如美國和日本的10%，在現階段保持較高的投資水平不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實現收入快速增長、縮小與發達經濟體的差距所必須的。

　　「三駕馬車論」的信奉者認為（或者擔心）中國投資過度導致結構性的產能過剩。當然某些產業或者產品的產能過剩是完全可能的，但這並不足以證明存在結構性問題。過去20年裡，我們幾乎年年都聽說產能過剩的問題，但是中國經濟恰恰在這20年裡實現了前所未有的騰飛。他們還認為（或者擔心）中國的投資效率很低，投資回報率下降。關於投資回報率定量的研究並不多，但是數年前清華和北大的兩組學者的研究並沒有發現中國宏觀層面的投資回報率有明顯的下降。還有人用增量資本產出率（即ICOR，等於投資率與GDP增長率之比）的概念來證明中國投資效率在下降。理由是中國的投資率（投資佔GDP的比率）比20年前高，但增長速度並沒有更快。事實是，中國在2001-2010十年間的平均ICOR（平均投資率除以平均增長率）是4.06，與1981-1990年間3.86平均ICOR只是略有上升，而這種上升其實是非常正常的。隨著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和人均收入的上升，ICOR一般也會上升。事實上，發達國家的ICOR要遠遠高於中國的水平，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高收入國家作為一個整體在上述兩個十年間的ICOR分別是6.32和12.62。所以，不能簡單地用ICOR來判斷一個國家的投資效率。如果一定要用這個指標的話，那麼中國的投資效率就位於世界的最前列。

　　現代增長理論表明，投資的增長才是經濟增長的原因，而消費的增長則是經濟增長的結果而不是相反。事實上，即使根據國家統計局可能被低估了的消費數據，中國從1990年到2010年的二十年間消費的年增長率也達到8.6%（這是去除了通貨膨脹因素后的複合增長率）。確實，同期GDP的年增長率是10.4%，快於消費的增長，但消費每年超過8%的增長速度也已經舉世無雙了，同期世界經濟整體的消費的年增長率都不到3%。說起來也許有點像悖論，但中國相對較低的消費率（也意味著相對較高的儲蓄率）恰恰是中國消費水平的增長遠遠快於世界平均增長率的一個重要原因。根據三駕馬車的理論，中國過去這些年高速的GDP增長是由投資和出口拉動的。那麼，按照這個理論，每年8.6%的消費的高速增長又是靠什麼拉動的呢？靠消費拉動顯然說不通。如果說是由投資和出口拉動的，那無異於說兩駕馬車拉動了第三駕馬車，也說不通。即使「投資和出口拉動了消費的增長」這句話說得通，那麼消費乏力又從何說起呢？「三駕馬車論」之荒謬由此可見一斑。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高速增長的驅動力從現代增長理論的角度可以得到比較好地解釋。這方面學術界已經有很多的研究，這些研究的一個主要目的是要找出資本積累與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兩者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分別有多大。學者們雖然在中國的生產率增長速度的快慢問題上有爭論，但大多數研究者都發現資本積累（也即投資）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最大，同時大多數也發現中國的生產率每年也有顯著的增長。中國由於儲蓄率高，因此投資率也高，資本積累快，這是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主要原因。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追趕」效應。因為我國的科技水平相對於發達國家還很落後，但正因為落後，我們的技術進步的速度在缺乏「自主創新」的情況下照樣可以比較快。（事實上，當一個國家需要通過自主創新才能實現技術進步的話，那就說明這個國家已經處於科學技術的前沿，進步的速度也就不可能很快了。）另外，由於經濟體制上的改革開放，我國的資源配置效率也在不斷改善，這是生產率提高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可以預計，中國的投資率和追趕效應將會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漸下降，中國經濟每年10%的增長速度是「不可持續」的。但那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是很正常的事情，不應該、也不可能通過所謂的從投資驅動到消費驅動（或投資與消費平衡驅動）的經濟轉型來改變它。而且，由於中國的儲蓄率和投資率會繼續維持在相對較高的水平，中國的人均產出又還不到發達國家的20%，追趕效應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將依然存在，因此，只要繼續堅持改革開放和穩定發展的政策，中國經濟完全有可能以平均每年6-7%的速度再增長20年。

　　「三駕馬車論」違背了經濟學常識，誤判了中國經濟過去三十多年增長的真正原因，也會誤導未來中國經濟政策取向的選擇，貽害無窮。「三駕馬車論」可以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