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蓋世功勛與日月同輝 孫學文

毛澤東蓋世功勛與日月同輝
兼駁建國頭廿九年「經濟崩潰」論
孫學文
內容提要
本文曾以《毛澤東蓋世功勛不容資改派否定》為題在網上發表過。現在在原文基礎上，按國家統計局最新公布的二零零八年統計資料，補充或修訂了數萬個新的數據和材料，使本文更加充實、可靠、且更具歷史保存價值。
本文從批駁前廿九年「經濟崩潰」論入手、講了前廿九年經濟建設的偉大成就和毛澤東的豐功偉績，並將前廿九年的經濟發展狀況同改革開放、同世界各國、同舊中國等作了多方面的比較,說明前廿九年是「經濟輝煌」的廿九年，不是「經濟崩潰」的廿九年。該文全部用歷史事實、數據和資料，採用東西方一百多種測算公式和方法，令人信服地說明、論證和闡述了前廿九年經濟發展的真實情況。
本文首次批駁了大躍進「損失一千二百億元、餓死三千七百五十五萬人」；文革「損失五千億元，打死二千萬人」；大躍進和文革經濟效益差、勞動生產率低等謊言。文中還就周總理提出的國民經濟的「三個突破」如何正確評價，以及對積累與消費、工業和農業、重工業和輕工業等比例關係如何正確認識作了分析。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本文首次披露了改革開放之後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環境污染嚴重；職業病增多；地區、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流浪乞討人數不斷增加；反映貧困兩極分化的基尼係數逐年上升等情況。此外，文中還披露了由於我國實施分田到戶，致使農田水利遭破壞、自然災害頻發、我國由農業出口大國變成農業進口大國的情況；由於我國在工業上實施外向型經濟，致使中國經濟過度依賴外國，因而遭受資本主義周期性經濟危機的影響越來越大的情況；以及由於國內兩極化日趨嚴重，致使官商勾結牟利、犯罪增多、社會矛盾尖銳、群體事件不斷發生的情況。
作者表示，誠懇歡迎國內外的經濟學家對本文引用的所有資料、數據和材料等，予以批評指正。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出現了一股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思潮，他們肆意貶損共和國前廿九年的歷史，否定毛澤東領導各族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光輝成就。他們對前廿九年的歷史，前後扣上了四個「經濟崩潰」的帽子:一是說，一九五三至一九五七年的「三大改造」搞早了搞錯了搞糟了，其「結果是國民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二是說，一九五八年「大躍進」，「使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三是說，一九六六年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使我國經濟瀕於崩潰的邊緣」；四是籠統地說，毛澤東執政時期或領導中國搞社會主義革命的廿九年中，使「生產力受到破壞和阻礙」，出現了所謂「經濟凋弊，民不聊生」，「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這些都是無恥的攻擊。近年來，後起的權貴們也昧著良心重複這種謊言。下邊將用鐵的歷史史實批駁這些無恥的謊言。

第一、建國頭廿九年「中國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了嗎？

一、什麼是「經濟崩潰」？
經濟學講的「經濟崩潰」，是有特定含義的，它並不是人們可以任意引用的「形容詞」。所謂「經濟崩潰」，是指經濟完全破壞，發生嚴重的經濟危機，陷於一片混亂和癱瘓狀態。
講一個國家經濟崩潰，至少要有五個標誌：
（一）工農業生產全面下降，整個國民經濟出現二位數的負增長；
（二）成千上萬家企業破產倒閉，千百萬職工下崗失業，陷於絕對貧困狀態；
（三）出現惡性通貨膨脹，物價上漲率一般在百份之十五以上；
（四）財政崩潰，財政入不敷出，出現巨額赤字，借新債還老債還不足以彌補，靠增發巨額鈔票或廢棄舊鈔發新鈔來渡過難關；對外貿易出現巨額逆差，借外債達到還不起的地步；
（五）金融崩潰，銀行壞賬超過國際警戒線，造成銀行支付危機，出現銀行大批破產倒閉、儲戶叫苦連天。
上述五大問題相輔相成，互相推動，生產、銷售、分配、消費諸環節一片混亂，各項經濟活動陷於癱瘓狀態。這種經濟崩潰，只出現在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大蕭條時期、德意日法西斯在二戰後時期、國民黨政權在逃離大陸前的時期，以及蘇東某些國家在演變后的一段極其混亂時期。

二、建國頭廿九年「經濟崩潰」了嗎？
用上述五條標誌來衡量我國「三大改造」時期（一九五三至一九五七年）、「大躍進」時期（一九五八至一九六零年）、或延長為「二五」時期（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二）、文革時期（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六年或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八年）和前廿九年的整個時期（一九五零至一九七八年），都沒有出現過這種「經濟崩潰」現象。
從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來看，一九五三至一九五七年（「一五」時期）的五年中增長了百份之五十五點五四，年遞增百份之九點二五；一九五八至一九六零年的三年中增長了百份之卅一點六七，年增長百份之九點六；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二年的五年中增長指數為百份之九十點二八，按水平法測算，年遞減負百份之二，如按累計法測算，年遞減百份之零點六二；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六年的文革十一年中增長了百份之八十三點一，年遞增百份之五點六五；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八年的十三年中（文革開始到文革結束共十三年），增長了一點二倍，就是說十三年翻了一番多，年增長百份之六點二五；一九五零至一九七八年的建國頭廿九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七點零三倍，即翻了三翻，長達廿九年平均每年增長百份之七點四五。除了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二年，即「二五」時期外（主要是一九六零至一九六二年是負增長，分別為負百份之零點三、負百份之廿七點三和負百份之五點六，而前兩年則分別增長百份之廿一點三和百份之八點八），都比大多數西方國家要高（僅比日本略低）。如此增長狀況，怎麼可扣上「經濟崩潰」的帽子呢？而且「二五」時期后三年的經濟下降，是當時政府調整政策所要求的。至於其他幾項指標幾乎都與「經濟崩潰」不搭界。事實證明，中國在三大改造時期和文化大革命時期，經濟增速比較快，新的工廠大批建成投產，職工人數成百萬、成千萬的增加，物價穩定，投資和貨幣流通增速比較適宜，保持了財政收支、信貸收支和進出口較快增長且平衡發展，人民生活有較快或略有增長，說這兩個時期「國民經濟到了崩潰邊緣」，完全是違背歷史事實的胡說八道。
如「文化大革命」時期，以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八年為例，列出以下指標便可以批駁「崩潰論」：工業企業（社隊企業以上，不含個體、家庭工業）新增十九萬多家，職工人數新增四千五百卅四萬人，全民單位投資年增百份之九點零五；外貿有節餘九點八億美元，財政有節餘廿二點三億元（按原統計口徑有卅一點六三億元），文革時還有一個世界上所有國家都未達到的，即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的國家和財政最理想的狀態。貨幣流通量年增長百份之六點七五，累計增發鈔票一百廿一點二億元，平均每年僅發九點三二億元；銀行存貸差，到一九七八年為七百一十五點五億元，消費物價每年僅增長百份之百份之零點三，零售物價僅遞增百份之零點一，職工平均工資年增長百份之零點三五，居民消費水平年增長百份之二點二五。雖然增長不多，但並沒有下降。
現在有必要說清有不少人用周總理提出的國民經濟「三個突破」來論證文革時期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所謂「三個突破」是指職工人數突破五千萬人，工資總額突破三百億元，糧食銷量突破八百億斤。這「三個突破」是周總理先後在一九七二年初和一九七三年二月的全國計劃會議上提出的，要求狠抓「三個突破」，並對一九七二年職工人數突破至五千六百一十萬人、工資總額達到三百四十億元、糧食銷量達到九百廿七億斤極為不滿。一九七三年採取了七項措施解決「三個突破」的問題。結果是：國有職工增至五千七百五十八萬人、工資總額三百五十三點三億元、商品糧銷售九百六十八億斤。不僅對一九七一年是「三個突破」，而且對一九七二年又有所突破，以後將繼續突破，永遠突破。周總理當時提出「三個突破」，是針對當時職工增加過快，而財政狀況不佳、商品糧供應緊缺而提出的。但是把這一措施作為一個長期的方針政策或是一個經濟好壞的評價標準，是極其錯誤和荒謬的。它與人類社會逐步城市化的大方向，是背道而馳的。中國社會停留在一九七一年的水平就永遠無法發展和進步。「三個突破」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提供了政策依據。還有人用貨幣平均工資下降說明人民生活水平下降，這也是不正確的。因為文革時期新增職工四千五百卅四萬人，都進工資最低檔，把平均工資拉下來了。相反凡有家庭有新參加工作的，他們的家庭收入就增加了，生活水平肯定提高。
還有人提出建國快三十年了，還有討飯的，暗示前廿九年經濟搞壞了，這也是站不住腳的。建國前廿九年，即到一九七八年止，確有討飯的，但人數並不多。據報道，一九七八年，將流浪乞討人員安排在四十四個農場勞動教養只有一點六萬人，再加上沒有收留在農場的遺漏者，充其量不過數萬人。可是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乞討者是多少呢？據統計，曾被城市收容站和救助站（二零零三年八月一日啟用此名）收容或救助的乞討人員，二零零三年達到六十三點五萬人，二零零四年為一百一十九點六萬人，二零零七年為二百零三點四萬人，二零零八年為二百廿四點五萬人。改革開放后流浪乞討人員人數比一九七八年多了上百倍。此外，二零零四年城鄉臨時救濟人數達二千零五點二萬人; 二零零八年城市臨時救濟人數達二百廿七點六萬人次，農村臨時救濟人數達八百卅一萬人次。有的救急站把流浪人活活打死（如二零零三年大學畢業生孫志剛因無暫住證被廣東一收容站強制收容並被毒打致死），還有的將長期上訪而乞討的人送進瘋人院或加以拘捕，因而實際乞討的人數比現在統計的數量要大得多。就是在國慶六十周年後的首都，在過街天橋和地下通道，幾乎都能見到流浪乞討人員。二零零三年雖把收容遣送站改為救助管理站，因流浪乞討人員太多，救助資金不足，救助對象甄別難，跨省人員接送難，對無依無靠無收入的人安置難等諸多問題，特將原救助期限由十五天至一個月縮短為十天以下，實際上形成了強制遣返原籍的制度。原籍無接收單位，無法生活又只能重走乞討流浪生活。
有三個復辟狂於二零零七年在香港出了一本惡毒攻擊、造謠誣衊毛澤東的書。書中引用或冒用了一些已故領導人在「非毛化」熱浪中由於聽信其對經濟一竅不通的秘書所提供的一些毫無根據的數字，一說：文革時期浪費了八千億元；二說國民收入損失了五千億元；三說「三年大躍進」損失了一千二百億元。將這三個數字概括起來，就是說，前廿九年經濟損失總計達一萬四千二百億元，為「前三十年基建投資總額六千五百億元（應為六千二百九十四點六億元--本文作者注）的二倍多」，然後邏輯混亂地說什麼「有三份之二以上的資金被毛澤東折騰掉了。」
說文革時期浪費了八千億元，是復辟狂捏造的、是毫無事實根據的。說國民收入損失了五千億元，據說還有點根據，一是搞「三線」建設花了一千億元，包括修建了十幾條鐵路、建立攀鋼、二汽等一大批工業基地和原子彈、氫彈試驗基地，導彈、衛星發射場等，但這不是什麼損失！二是按「一五」時期國民收入平均年增長百份之八點九來套算，說「二五」時期和文革時期分別損失了一千二百億元和五千億元，這也是不科學的、主觀主義的。因為每年都有不同的情況，經濟增長是由各種不斷變動且相互交織的因素而成，這些因素包括了投資、消費、凈出口和宏觀目標、方針、政策、措施的影響以及國際形勢是否有戰爭威脅、國內自然害、民心所向，改行市場經濟后還受經濟周期、全球化后的外部經濟的影響，因此不可能要求每年的經濟增長都保持同一速度的筆直式增長上，因而每個時期和每年都有高低不一的發展速度，那種要求任何時期都和「一五」時期看齊是主觀主義的，是不科學的。過去廿九年辦不到，就拿近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來看，也是辦不到的。近三十年來，GDP平均每年增長百份之九點八，按這一平均速度要求，卅一年中（加上二零零九年）有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二年，一九八六年，一九八九至一九九一年、一九九七至二零零二年和二零零八年、二零零九年（多數預測為百份之八點四左右），共計有十六年（佔總年數百份之五十一點六）低於百份之九點八的水平。如果要求這些年份都達到百份之九點八的增速，特別是一九八一年的百份之五點二、一九八九年百份之四點一，一九九零年百份之三點，一九九九年百份之七點六，即使按「百份之八點九」要求，也損失數千億元。如以一九九九年為例，如要求增速達到百份之八點九，其產值應達到九萬一千九百一十四點一億元，比現價點八萬九千六百七十七點一億元要損失二千二百卅七億元。再以二零零八年為例，如實際增長要達到百份之九點八（現為百份之九），加上比上年平減指數測算的通脹率為百份之七點八五，那麼二零零八年GDP現價應為三十萬二千七百二十億元（廿五萬七千三百零五點六乘一點一七六五），比實際三十萬零六百七十億元損失了二千零五十億元。
按「一五」時期國民收入年增百份之八點九衡量，改革前後各有十一年未達到這一水平。其中前廿九年有：大躍進中的一九五九至一九六零年兩年，文革中的有：一九六六至一九六八年兩年，一九七一至一九七七年七年，合計十一年，共計減少一千四百零二點九億元（其中大躍進減少點一百卅七點二億元，而不是一千二百億元；文革九年減少一千二百六十五點七億元，而不是什麼五千億元或是什麼八千億元）；改革后低於百份之八點九速度的有：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一年三年、一九八六一年、一九八九至一九九零年兩年、一九九八至二零零一年四年，合計十年。如此算來，一九七九年減少五十九點九億元，一九八零年減少五十九點五億元，一九八一年減少一百七十七點四億元，一九八六年減少五十點八億元，一九八九年減少八百四十點七億元，一九九零年減少九百五十八點二億元，一九九八年減少一千五百九十九點三億元，一九九九年少二千二卅七三億元，二零零零年少五百九十二點二億元，二零零一年少七百六十六點五億元，十年共計減少了七千三百四十一點五億元，比前廿九年多損失五千九百卅八點六億元，大了四點二三倍。也就是說，即使按「一五」時期年增百份之八點九速度要求，改革后的損失要比改革前的損失大了四倍多。
復辟狂們攻擊說，文革和「大躍進」兩個時期的損失達一萬四千二百億元，相當於前廿九前基建總投資六千五百億元的二倍多。這也不符合實際。實際情況是前廿九年累計基建投資六千二百九十四點六億元，實際新增固定資產四千三百一十點五一億元，固定資產交付使用率為百份之六十八點五，並沒有折騰掉所謂的三份之二。反而新增固定資產占原總投資三份之二還多，而且其投資效益還好於改革開放后。一九七九至二零零三年（以後不再公布基建投資額和新增固定資產額）基建投資累計十四萬七千一百四十七點九億元，是前廿九年累計數的廿三點四倍，形成的固定資產九萬一千四百六十二點二七億元，固定資產交付使用率僅為百份之六十二點二，比前期低了六點三個百分點。如果要達到「經濟崩潰」的前廿九年的百份之六十八點五交付使用率的水平，「經濟飛速」發展的改革開放后廿五年，反而比那時損失了九千三百卅四點零四億元（十四萬七千一百四十七點九乘零點六八五減九萬一千四百六十二點二七）。以一九七八年與二零零八年為例比較一下投資效益：一九七八年全社會總投資六百六十八點七二億元，當年新增固定資產點四百九十六點九億元，固定資產交付使用率為百份之七十四點三，而二零零八年全社會總投資十七萬二千八百廿八點四億元，是一九七八年的二百五十七點四倍，新增固定資產九萬一千九百六十六點二億元，固定資產交付使用率為百份之五十三點二，比一九七八低了廿一點一個百分點。如果按一九七八年水平要求，那麼，二零零八年總投資就損失了三萬六千四百四十五點三億元的固定資產（十七萬二千八百廿八點四乘零點七四三減九萬一千九百六十六點二）。再以總投資效果係數來比較，一九七八年新增GDP四百四十三點三億元，總投資為六百六十八點七二億元，投資效果係數六十六點三（指每百元投資新增GDP數量）；二零零八年新增GDP四萬三千三百六十四點四億元（比上年增加額），總投資點十七萬二千八百廿八點四億元，投資效果係數為廿五點一，比一九七八年低了四十一點二個百分點。如果按一九七八年水平衡量，那麼，二零零八年又損失 GDP七萬一千二百二十點八億元（十七萬二千八百廿八點四點億元乘零點六六三減四萬三千三百六十四點四億元）。以上僅按可靠的數據測算，二零零八年與一九七八年相比較，投資效益就有天地之別，如要達到一九七八年水平，二零零八年就損失固定資產三萬六千四百四十五點三億元，損失GDP七萬一千二百二十點八億元，比起「拍腦袋」或「政治需要」所損失的五千億元、八千億元和一萬四千二百億元來說，那簡直是大巫見小巫了。
工業經濟效益比較：建國六十年以來，只有工業資金利稅率有具體明細數據可比較。前廿九年為獨立核算的國有工業，后三十年為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口徑基本一致。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資料，我測算了一九五二至二零零八年各年的資金利稅率。資改派窮凶極惡攻擊的「三年大躍進」的資金利稅率（指工業每投入一百元資金產生的利潤和稅收的比重）分別是：一九五八年為百份之四十六點五，一九五九年為百份之四十八點七，一九六零年為百份之四十三點六（全部為國有工業），分列五十六年來的第二、第一和第三位，是五十六年來國有工業經濟效益（或稱資金利稅率）最佳的三年。以一九五八年為例，比一九五二年的百份之廿五點四，一九七八年的百份之廿四點二，一九八八年的百份之二十點六，一九九八年百份之四點九六和二零零八年百份之十四點一九要高出二點二八倍（二零零八年）至八點三七五倍（一九九八年）。比二零零八年全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利稅率百份之十六點零八，外資工業企業的百份之十三點六二和私營工業的百份之廿二點二四要高出三十點四二、卅二點八八和廿四點二六個百分點。如果二零零年各種所有制工業企業的資金利稅率都達到一九五八年被走資派、資改派稱為「經濟崩潰」或「巨額經濟損失」的資金利稅率百份之四十六點五的水平，不僅沒有成萬億元的損失，反而會有比二零零八年有上萬億元的利潤和稅收的增加。按一九五八年資金利稅率百份之四十六點五來衡量，各種所有制的工業企業損失的利潤和稅收如下：二零零八年四十二萬六千一百一十三個規模以上企業損失利稅十萬零三千一百九十六點一億元（卅三萬九千一百九十六點六乘零點四六五減五萬四千五百三十點三）；二萬一千三百一十三戶國有工業企業損失利稅四萬四千八百九十六點一億元（十三萬八千九百四十八點五乘零點四六五減一萬九千七百一十五）；二萬四千三百八十五戶私營工業企業損失利稅一萬五千零五十八點七億元（六萬二千零六十九點八乘零點四六五減一萬三千八百零三點八）；七萬七千八百四十七戶外資工業企業損失利稅為三萬一千五百廿七點八億元（九萬五千八百五十四點二乘零點四六五減一萬三千零四十四點四）。上述損失是按可比數據和正確計算公式測算得到的，是真實、可靠，無可辯駁的，比起拍腦袋、胡亂比較要科學、正確。事實證明「三年大躍進」，不僅沒有造成工業生產倒退、工業效益下降損失，反而創造了工業生產大發展，工業經濟效益最好的時期。這難道不是鐵的事實嗎？！
復辟狂們在結束語中還到處搜集反面數據，終於搜集到劉仲藜主編《奠基》一書第一五一頁所說，全民所有制由於制度原因，「職工平均工資從一九五七年的五百八十二元下降到一九七八年的五百四十九元，下降百份之五點七」。復辟狂們為了否定前廿九年，搜集到的這個數據卻是撰寫者捏造的，查遍所有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統計資料，都明明白白地記載著：全民所有制職工平均工資從一九五七年的六百卅七元增到一九七八年的六百四十四元，按現價計算增長百份之一點一。真不知撰寫者從何處弄出一個「五百八十二元」和「五百四十九元」？如果復辟狂引用到一九七七年及以前的數據，說平均貨幣工資比一九五七年略有減少是有事實根據的。但是這種對比也是有問題的。因為按復辟狂的意見中國選擇社會主義道路錯了，而一九五七年是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的一年，你們引用一九五七年的數據不僅說明不了公有制搞壞了，反而說明一九五三至一九五七年「對私改造」是成功了，而且職工平均工資也提高了。其實復辟狂要否定新中國前廿九年，應該拿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前廿九廿九年與解放前舊中國相比較，除了能拿出少數富人如何有錢，如何過著奢侈生活外，你們能拿出全體民眾特別是廣大工農勞苦大眾生活水平、整個國力增強的例證嗎？！

（三）「二五」時期，國家財政和國家銀行也沒有達到「崩潰」的程度。「二五」時期的財政收支都是正增長，分別年遞增百份之零點二和百份之零點一（水平法），累計有財政赤字一百廿九點五四億元，列十三個五年計劃時期第七位，其中一九六零年有赤字八十一點八億元，列建國廿九年的最高額，但僅列建國六十年的第廿五位，而且一九六一就實現了收支基本平衡，到一九六二年有財政節餘十八點六七億元，列六十年財政有節餘的二十年中第五位。對外貿易負百份之三點一，但有貿易順差累計五億美元，其中一九六二年有現匯結餘零點八一億美元。市場貨幣流通年遞增百份之十五點零五，列十三個五年計劃時期的第六位：五年平均年發鈔票點五十三點七億元，列十三個五年計劃時期的第九位，主要是一九六零年至一九六一年分別增發二十點八億元和廿九點八億元，列前廿六年的第三至第一位，但大大低於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平均水平（三十年平均年增發一千一百卅三點六億元鈔票，其中二零零八年高達三千八百八十五億元），而一九六二年不僅未增發鈔票，反而回籠貨幣十九點二億元，是建國以來回籠貨幣六年中最多的一年。銀行存貸款分別年增百份之二十點零五和百份之十九點七，分列十二個五年計劃時期（無恢復時期數據）的第四、五位; 一九六二年貸款規模維持在一九五八年的水平，有存貸差二百卅八點六億元。這五年中只有一九五八年發行公債七點九八億元，未向國外借款，而且償還國內外債務五十點四九億元，其中還外債卅四點零七億元，占外債總額的百份之五十九點三（總外債五十一點六三億元）。即財政與銀行都沒有破產和倒閉，雖然問題在頭廿九年內較為嚴重，但在照常運轉，而且一九六二年出現好轉的趨勢。
（四）從經濟總體來說，也沒有到什麼「崩潰」邊緣。由於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農業生產主要受旱災等影響（受災面積分別為四千四百六十三、六千五百四十六和六千一百七十五萬公頃，分別佔耕地總面積的百份之四十二點七、百份之六十二點四和百份之五十九點八，分列建國六十年來的第二十、第一、第二位。那種說這幾年是什麼風調雨順年景是不顧事實的捏造），農業生產全面減產，人民生活必需品供應短缺，迫使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對非農業（主要是工業）採取調整措施，這樣才使工業、建築業、交通運輸業、商貿業出現了比農業更大幅度下降，才使整個國民經濟出現負增長。GDP 在前二年分別增長百份之廿一點三、百份之八點八的基礎上，一九六零年只比上年下降百份之零點三，仍然能維持在高產出水平。到后兩年由於調整措施才使整個「二五」計劃時期按水平法計算負百份之二，按累計法只下降百份之零點六二。除農業外，其他行業仍有一定的正增長。第二產業年增百份之零點九五（按累計法計算為百份之六點三），工業增加值年增百份之二點一五（按累計法計算為百份之七點三），運輸郵電增加值年增百份之二點二五（按累計法計算為百份之六點八），工農業總產值年增百份之零點零六（按累計法計算為百份之三點二），工業總產值年增百份之三點八（按累計法計算為百份之九點五）。其中輕工業年增百份之一點一（按累計法計算為百份之三點二）。重工業年增百份之六點六（按累計法計算為百份之十六點七）。說明「二五」時期工業不僅沒有「崩潰」，而且還創造了比改革開放三十年來還要好的成績：例如能源總量五年平均年遞增百份之十一點七五、煤炭年增百份之十點九、原油年增百份之卅一點五、發電量年增百份之十八點九、化肥年增百份之廿五點二、化纖年增百份之一百卅二點六、縫紉機年增百份之廿二點九、手錶年增百份之二百六十八點五、天然氣年增百份之七十一點八、農藥年增百份之六點二五等，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有那一項增速達到上述水平？！「二五」時期，基建投資一千二百零六點零九億元，比「一五」計劃增長一點零五倍，新增固定資產八百六十一點八二億元，也比「一五」時期增長百份之七十五點一。蘇聯從一九五零年至一九五九年援建項目共計三百零四項，到一九六零年上半年只建成一百零三項，其餘二百零一項正在建設中。一九六零年七月十六日，蘇聯政府撕毀合同，撤走全部專家，帶走全部設計圖紙和資料，停止供應設備和零部件，使二百五十多個企業和建設項目處於停頓狀態。中國硬是靠自力更生的精神把這些項目一個一個建成了。「二五」計劃時期新增產品生產能力比「一五」時期有成倍增長，其中鍊鋼增長三點五二倍、煤炭開採增一點三四倍、發電能力增二點五倍，石油開採增五點二二倍、化肥增點二六點二四倍、水泥增三點四九倍、食糖增百份之七十六點九、紙張增三點五三倍、新建鐵路增加一千九百五十八公里，港口吞吐增加七百六十四萬噸等。先後建成鐵路有寶成、包蘭、黔桂、北承鐵路;建成黃河三門峽、漢水丹江口、劉家峽、青銅峽等大型水利樞紐工程;建成重慶長江大橋和鄭州黃河大橋。這個時期我國的工業技術水平和科技水平有了突飛猛進的提高，如試製成功半導體收音機、電視發送設備、巨型變壓器、內燃電動機床、一萬二千五百噸水壓機、二點五萬千瓦高溫高壓汽輪機、二千馬力液力傳動內燃機車、五千至一萬噸遠洋現代貨輪、拖拉機、「東風」牌汽車、「紅旗」牌高級轎車、每秒運算一萬次計算機、數控銑床、二五型直升機、液體探空火箭、原子反應堆和回旋加速器等在當時國際上都是比較先進的產品。特別是一九五八年昆明機床廠造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台世界先進水平的精密機床。一九六零年四月廿一日在河北懷來縣進行了一次小型原子彈爆炸試驗並獲得成功，同年十二月五日仿製「P-二」導彈首次試驗也發射成功。在首都北京還建成了天安門人民英雄紀念碑、北京電視台（現為中央電視台）及北京十大建築。僅列上述成就，也不能說經濟到了「崩潰邊緣」。那種把「二五」時期發展速度一定要達到「一五」時期水平，推算出「大躍進」損失一千二百億元的數據既不科學，而且也高估了損失。

第二、建國頭廿九年與改革開放后三十年的經濟比較、與同期國外各國的經濟比較、以及與舊中國最高年份的經濟比較

一、建國頭廿九年與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經濟比較
（一）國內生產總值。
國內生產總值，從一九四九年四百零八億元增到一九七八年三千六百四十五點二億元和二零零八年三十萬零六百七十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前廿九年的增長指數為百份之八百零一點三，即翻了三番多，增長了七倍多，年增長百份之七點四五，后三十年增長十五點五倍，年增長百份之九點八。后三十年比前廿九年高出二點三五個百分點。新中國六十年GDP 共計增加一百卅一點四倍（而不是某權威人士發表的，說新中國五十多年來GDP 只增長了十幾倍），六十年平均每年增長百份之八點六五。半個多世紀保持如此高的增長速度，確實在人類經濟史上是少見的或獨一無二的。按當年的匯率測算（一九四九年按年底一美元兌二點一元，一九七八年按一點六八三六元，二零零八年按六點九五四一元人民幣），從一九四九年一百九十四點三億美元增到一九七八年二千一百六十五點一億美元（不是一些高官所說的是一千四百億美元或一千六百億美元）和二零零八年四萬三千二百九十二點四億美元，按匯率法測算，前廿九年增長了十點一四倍，年增長百份之八點六五；后三十年增長十八點九九倍，年增百份之十點五，按這個辦法，前廿九年比后三十年低一點八五個百分點。現聯合國和世界銀行及各國大多採用匯率法，採用按可比價格計算與購買力平價計算辦法有某些相似之處。雖然改革開放后GDP年增速比改革開放前要高出二點三五個百分點，但需說明的是外資經濟現已佔GDP近五份之一，其中二零零四年佔中國工業總產值已達百份之三十點二。在主要產業中已佔百份之七十五的股權；私人、個體經濟已佔GDP的二份之一左右，國企單位數，二零零四年經濟普查，只剩下十九點二萬戶，比一九九六年減少一百九十六點八萬戶，集體企業單位數減少四百五十五點四萬戶；二零零八年國有單位就業人數只剩下六千四百四十七萬人,比一九九五年減少四千八百一十四萬人，城鎮集體就業人數只剩下六百六十二萬人,比一九九一年減少二千九百六十六萬人。公有經濟單位就業人數佔全社會總就業人數的比重由一九七八年佔百份之九十九點八六下降到二零零八年僅佔百份之十五點一。這與頭廿九年完全是中國人民、特別是國有職工創造的是不同的。而且這種較高增速是靠高消耗、高成本、高污染、低效率取得的。
（二）一產增加值。
一產增加值從一九四九年二百七十九億元增到一九七八年一千零一十八點四億元和二零零八年三萬四千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前廿九年增長一點三五八倍，年增長百份之三，后三十年增二點八六一倍，年增長百份之四點六。按美元折算，從一百卅二點九億美元增到六百五十點三億美元和二零零八年四千八百九十五點五億美元，前廿九年增長三點五九倍，年增長百份之五點四，后三十年增七點零二倍，年增百份之七點二。中國農業生產增速大大落後於工業，但是比同時期（一九五零年至一九七八年）美國百份之二點一，日本百份之二點三五，德國百份之一點八，英國百份之一點九、法國百份之二點二、義大利百份之一點九，加拿大百份之一點四，印度百份之二點九要高出零點一（印度）至一點六（加）個百分點。僅比澳大利亞的百份之點三零五低了零點零五個百分點。如果說中國農業如此低的速度就算崩潰了，那麼國際上幾乎所有的國家早就破產了。五十九年來農業增長八點一一倍，年增長百份之三點八，比上述各國五十八年增速都要快，比美百份之一點六，日百份之零點九五、德百份之一點八、英百份之一點一、法百份之一點二五、意百份之一點一五、加百份之一點六五、澳百份一點一五、印度百份之二點九，和蘇俄百份之一要高出一至三個百分點，比台灣（一九五三年至二零零八年）百份之二點四也快了一點四個百分點。
需要說明的，雖然改革后比改革前農業增速快了一點六至一點八個百分點，但分田到戶后小生產方式的農業經濟的衰退是無可挽回的趨勢。建國頭廿九年每年冬春兩季動員億萬農民大搞農田水利建設和提出到一九八零年基本實現農業機械化。但分田到戶后農田水利建設出現倒退，農業機械化目標不僅取消了，而且倒退到人拉肩扛的人畜力的原始農業水平。如到一九七八年修建各類水庫八萬六千九百座，到一九八五年減少到八萬三千二百一十九座，到二零零八年為八萬六千三百五十三座，減少了五百四十七座；鄉村辦水電站由一九七八年的八萬二六千三百八十七個減少到二零零八年四萬四千四百卅三個，減少了三萬七千九百五十四個，減少百份之四十六點一；機耕面積從一九七八年四千零六十七萬公頃下降到一九八五年三千四百一十四點二萬公頃，減少了六百五十二點八萬公頃，下降百份之十六點一。因分田到戶破壞農業生產力太丟人，以後乾脆不再公布機耕面積數字。由於分田到戶破壞水利建設，使災害加重：水土流失面積從一九七八年的一百二十點九萬平方公里增到一九九五年一百六十三萬平方公里，每年新增水土流失面積二點四八萬平方公里；易澇面積從一九七八年的二千三百七十七點七萬公頃增到一九九零年二千四百四十六點七萬公頃，平均每年新增易澇面積五點七五萬公頃；鹽鹼地面積從一九七八年的七百廿四點三萬公頃增到一九八五年七百六十九點三萬公頃，平均每年新增鹽鹼地面積六點四三萬公頃；而農業耕地面積每年減少六百到一千萬畝。所有現在仍統計公布的農業生產條件數據，改革前後比較反差極大。農業機械總動力，由前廿六年年增百份之廿八點三降為近三十年僅為百份之六點七，相差三點二二倍；大中型機引農具前後增速之比為百份之十二點一：百份之四點四，相差一點七五倍；農用灌溉機械增速為百份之十七點七五：百份之四點一五，相差三點二八倍；灌溉動力年增速為百份之廿六點九：百份之三點二五，相差七點三倍；灌溉面積增速為百份之三點二：百份之零點九，相差二點五六倍；化肥施用量增速為百份之十九點九五：百份之六點一，相差二點三倍，農村用電量增速為百份之廿六點七五：百份之十一點二，相差一點四倍。這是小農經濟帶來的苦果。農業佔GDP的比重已由一九七八年佔百份之廿八點二下降到二零零八年的百份之十一點三，下降十六點九個百分點。證明農業衰退的一個突出表現是，在新中國建國頭五十六年，中國農副產品及其加工品一直是純出口國，二零零八年首次出現農業貿易逆差五十多億美元，二零零八年初步統計農業貿易逆差達九百六十五點九億美元，即中國從農業出口大國變成了農業進口大國。中國現今大量進口糧食（主要是大豆）、棉花、油料等成百萬成千萬噸。原國有農場除了在其內部辦了成千上萬個家庭農場外，在規模上都出現了萎縮。農場個數由一九七八年的二千零六十七個減為二零零八年的一千八百九十三個，減少了一百七十四個；職工人數由五百一十四萬人減少到三百卅四點五萬人，減少了一百七十九點五萬人，下降了百份之卅四點九。而且像新疆建設兵團原有屯墾戍邊的功能，大搞家庭農場后其戍邊功能被取消了。務農勞力佔全社會就業比重，由百份之七十點五下降到百份之卅九點六，降低三十點九個百分點；由於佔用耕地大搞開發區使五千萬農民失地失業無以為生；現約有一點五億農民工進城謀生；糧產只年增百份之一點八五，比前廿九年低了一點六五個百分點，一九九九年至二零零七年糧產低於一九九八年，三十年累計純進口糧食二萬五千八百一十七萬噸，平均每年純進口八百六十點六萬噸。農村貧困人口從一九七八年二點五億人增到二零零八年近四點三四億人（為國際貧困線，每人每天消費低於一點二五美元）。有人發出「農民真窮，農業真苦」的呼喚！

（三）工業增加值。
工業增加值從一九四九年五十點五億元增到一九七八年一千六百零七億元和二零零八年十二萬九千一百一十二億元，按不變價格計算，前廿九年增長四十二點四八倍，年增長百份之十三點九，后三十年僅增長廿五點六三倍，年增百份之十一點五五。前廿九年比后三十年高出二點三五個百分點，說明前廿九年工業化進程比后三十年更快。比同時期（一九五零年至一九七八年）的美國百份之四點四五，日本百份之十二點零五，德國百份之六點六五，英國百份之二點五、法國百份之五點一，義大利百份之七，加拿大百份之五點四，澳大利亞百份之五點三五和蘇聯百份之點九五，都要快，快了一點八五（日本）至十一點四（英國）個百分點。按匯率法測算，由一九四九年廿四點零五億美元增到一九七八年九百五十六點五億美元和二零零八年一萬八千五百九十點四億美元，前廿九年平均增長百份之十三點五五，比后三十年平均年增百份十之點四，要高出三點一五個百分點。包括建築業在內的第二產業的年增速也高出后三十年，按可比價格計算，前廿九年平均年增百份之十四點零五，后三十年平均年增百份之十一點四，高出二點六五個百分點；按美元測算，二者的速度比為百份之十三點七五：百份之十點五五，高出三點二個百分點。五十九年中國工業增長了一千一百四十七點四倍，年增百份之十二點六五，比同期的美國百份之三點四、日本百份之七點二，德國百份之三點八，英國百份之一點六，法國百份之三點一，義大利百份之三點八，加拿大百份之三點三，澳大利亞百份之二點九，印度百份之五點九和我國台灣省（一九五三年至二零零八）百份之九點一，要高出五點四五（日本）至十一點零五個百分點（英國）。改革前後比較，不僅工業增速比前期低，而且大搞「村村點火，戶戶冒煙」，大力發展「五小工業」，既有耗能大、成本高、假冒偽劣嚴重，而且造了成土地、河流、空氣等嚴重污染。根據統計，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累計報告職業病達五十多萬例，近年來職業病呈上升的趨勢，專家估計實際發生病例要大大高於報告數，更比改革開放前要高出數十倍。在煤炭、化工、建材、汽車、醫藥等行業都存在職業病危害。千百萬個中小私營企業大多工作場所勞動條件惡劣，缺乏各種勞動保護。塵肺病等職業病嚴重危害著工人身體健康，一旦發病難以治癒，傷殘率高，死亡率也高。近年來震動全國的有河北高碑店農民工苯中毒、福建仙游縣和安徽鳳陽縣農民工矽肺病、陝西鳳翔縣六百一十五名兒童鉛中毒、湖南瀏陽鎘中毒等事件，一次性造成幾十人上百上千人患病，還有河南農民工「開胸驗肺」的驚人新聞，都因防治和處置不當造成大規模的群體事件。人稱這是「帶血的GDP 」。國企工業改革，造成大批國企被兼并破產，職工上千萬下崗失業，資金效益是「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二零零八年國有工業戶數只剩下二萬零四百六十三戶，比一九五五年減少九萬七千五百卅七戶，下降百份之八十二點七；職工人數只剩下一千七百七十九點一萬人，比一九九二年減少三千五百七十六點四萬人，下降百份之七十九點二。國有企業在這裡真正發生了一場衰退危機。更為嚴重的是在國家投資最多、占國民經濟主體、主導作用的工業領域，在卅九個主要工業行業中，非公經濟在廿七個行業中（佔百份之六十九點二）的比重超過百份之五十，即中國工業經濟到二零零四年從總體上已私有化了。
（四）關於勞動生產率和經濟效益比較問題。
復辟狂們於二零零七年在香港出了一本書，他們像演三簧一樣熱炒一個數據：「二零零三年創造了高於一九七八年卅三倍的勞動生產率，據國家統計局計算，一九七八年一年的勞動生產率相當於二零零三八年十一天的勞動生產率」。然後胡謅什麼「勞動生產率歸根結底是新制度戰勝舊制度、正確路線戰勝錯誤路線、民主社會主義戰勝暴力社會主義最重要、最主要的東西」。該書還借用政府報告的現價數據，說寧要私有製為主體的二零零五年國內生產總值十八萬二千三百億元，而不要國有經濟佔主體地位的一九七八年國內生產總值只有三千六百廿四億元，然後他把兩者現價相減，提出「我們面臨這樣的選擇，是要十七萬八千六百七十六億元財富呢？還是要哪個『主體』地位的虛名。」然而政府報告在提出上述現價數據后，並沒有直接做減法或除法，而是說：「扣除價格因素，增長了八點四倍」，而按現價計算，卻增長了卅五點五倍。現價與按不變價格計算相差了廿七點一倍。這與那些不懂經濟，看到一個數據就任意比較、胡亂解釋要慎重一些。也就是說，比較產值時，必須按不變價格計算，即拋除通貨膨脹帶來的貨幣貶值和資產泡沫。比較增長速度，必須懂得高等數學中的「開平方」，而不是簡單的用年份去除。奉勸不懂經濟的資改派們，不要僅僅為了貶古（指建國頭廿九年）頌今，抓住一個不可靠的數據就胡亂比較，以免貽笑大方，留下江湖騙子的名聲。按國家統計局提供的數據測算，改革前廿九年與后三十年物價比較，其中居民消費物價一九七八年比一九五零年上漲百份四十四之點七，平均每年上漲百份之一點三；而改革開放三十年上漲了四點二二七倍，平均每年上漲百份之五點六五，比前廿九年高出了三點三五倍，就是說二零零八年五百廿二點七元只相當於一九七八年一百元的貨幣價值。商品零售價格年平均漲幅分別為百份之一點一：百份之四點七；農產品收購價格（後為農產品生產價格）分別為百份之二點八：百份之六點六五。改革前中國保持了物價基本穩定，比資本主義發達國家要低得多（消費物價中國為百份之三點一，比美國百份之三點六，日本百份之六點三，西德百份之二點九五，英國百份之六點六，法國百份之六點零五，義大利百份之六點一，加拿大百份之三點九，澳大利亞百份之五點六，印度百份之五點零五，和台灣島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七八年為百份之七點七都要低），是世界上物價最穩定的國家之一。而改革開放以來，放開物價，讓「價值規律自發起調節作用，」使物價在到一九九六年飛速上漲，十八年消費物價年均上漲百份之八點四五。商品零售價格年均上漲百份之七，農產品收購價格年均上漲百份之九點九五。近年來由於實行寬鬆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使通脹的威脅再次來臨，二零零七年至二零零八年消費物價分別比上年上漲百份之四點八和百份之五點九，而二零零八年年底一年期存款利率只有百份之二點二五，實際存款利息為負數。三十一年來，人民生活必需品，如糧、油、豆製品、雞蛋、肉類、魚蝦、醬油、醋、及水、電、汽及公共交通（除北京二零零八年奧運會後外）、電話費、郵電費、房租等都上漲了十倍以上（如白豆腐，過去一塊白水豆腐每塊五分錢，現在每塊在一至一點三元，上漲了二十至廿五倍）。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物價上漲幅度大大超過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如消費物價中國年漲百份之五點六五，比同時期美國上漲百份之四點一，日本百份之一點三，德國百份之二點三五，英國百份之五點三，法國百份之三點九五、義大利百份之零點一五、加拿大百份之三點九五、澳大利亞百份之四點九和台灣島百份之二點九都要高，只比印度年漲百份之七點七略低。蘇俄前廿九年消費物價平均每年下降百份之一點零五，而俄羅斯近廿九年來（到二零零七年），消費物價平均年上漲百份之四十八點五。主要是前蘇聯演變后推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使物價像脫韁的野馬一樣飛奔，一九九一年至二零零五年消費物價年增百份之一百零二。即每年物價翻一番，在資改派看來，恢復到國民黨統治後期物價飛漲、民不聊生的狀況也是大頌特頌的「功勞」。據前段時間民眾流傳：「毛澤東壞，一元頂一塊，走資派好，一元頂一毛。」反映了物價上漲帶來人民幣值的大幅度貶值。因此按現價計算的產值數據都有巨大的水份和浮誇。如按一九七八年價格計算，二零零八年實際GDP只增長十五點五倍，實為六萬零一百八十九點五億元，而現價卻高達三十萬零六百七十億元，有價格水份或泡沫高達廿四萬零四百八十點五億元，泡沫或浮誇率高達百份之八十。按此平減指數測算，中國實際三十年年均通貨膨脹率為百份之六點零五，比按消費物價年漲率高出零點四個百分點。對此，已故哈佛大學高材生、中國著名的經濟學家陳岱蓀教授指出，通貨膨脹是對廣大民眾的剝奪，特別是對普通老百姓的剝奪。因為只有官商為謀私利才推行通脹政策，不顧老百姓死活才放任物價飛漲。
至於說二零零三年勞動生產率是一九七八年的卅三倍或國家統計局計算，一九七八年一年的勞動生產率相當於二零零三年十一天的勞動生產率。這是不懂經濟的胡說八道。國家統計局在每年出版的《統計年鑒》中，列有「平均每天主要社會經濟活動」一欄，內有國內生產總值一九七八年和二零零三年每天創造的數據，簡單地把後者與前者相除，得出後者是前者的卅三倍，並把它稱為「勞動生產率」，是極端錯誤的。一是國家統計局在本欄註釋中明確註明除郵電業務量按不變價格計算外，其餘均按當年價格計算的。國家統計局既沒有簡單地拿現價相除得出是什麼增長了「卅三倍」或說現在十一天勞動生產率就相當於一九七八年全年。這樣數量比較是頑固派自己想當然胡謅出來的，更沒有由此數量指標推出是什麼勞動生產率。因為按現價計算正如上文所述，通貨膨脹因素使二零零八年GDP虛增百份之八十，虛增量是實際量的將近五倍。我想懂經濟、價格的國家統計局的人員是不會簡單地用現價來比較的，只有不懂經濟的復辟狂才作這種低級、惡劣的比較。二是資改派將平均每天創造的GDP歸結為是什麼「勞動生產率」，更證明這幫傢伙對經濟學一竅不通，前者是指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創造了多少GDP ，而不涉及每年投入多少就業人口，與勞動生產率根本不搭界，而勞動生產率是指所有參與就業人口平均每年創造的GDP 數量。而不是不管投入就業人口多少只是按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平均每天創造多少GDP 。前者是當年GDP除以三百六十五天得到，後者是GDP除以年中就業人口得到。要想將不同的年份GDP 進行比較，必須按可比價格計算，而不能按現價計算，因為按現價計算包含了巨大的通脹泡沫。不能真實地反映GDP 實際產出率。工農業產品產量可以直接比較，但要測算如糧食、鋼材的勞動生產率就必須找到當年年中有多少人從事糧食和鋼材生產。按上述勞動生產率測算方法，應是當年GDP 除以當年年中全社會就業人數得出（以當年人口和上年就業人口的平均數，所有的人均數都採取這種方法）。都按現價計算，一九七八年國民（或全員）勞動生產率為九百二十點一元，二零零三年為一萬八千三百卅一點一元，按現價計算，僅比一九七八年增長十八點九倍，根本不到卅三倍；按一九七八年不變價格計算，分別為九百二十點一元比四千八百六十元，僅增長四點二八倍，復辟派在這裡誇大了廿八點二二倍。都按一九七八年可比價格計算，中國國民勞動生產率，從一九四九年二百五十一點三元增到一九七八年九百二十點一元再到二零零八年七千七百九十三元。前廿九年增長二點六六倍，年均增長百份之四點六；后三十年增長七點四二倍，年均增長百份之七點四，年均增長只比前廿九年高出二點八個百分點。至於說道「勞動生產率歸根結底是新制度戰勝舊制度」的「主要東西」，這無疑是正確的。但這些復辟狂在這裡企圖用私有製取代公有制，用資本主義來取代社會主義卻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正如鄧小平在一九九二年南巡談話中指出：「我堅信，世界上贊成馬克思主義的人會多起來的，因為馬克思主義是科學。它運用歷史唯物主義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社會主義經歷一個長過程發展后必然代替資本主義。這是社會歷史發展不可逆轉的總趨勢。」（《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三八二至三八三頁）「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給這些復辟狂、資改派當頭一棒！況且二零零八年創造的GDP中有約百份之二十左右是外資企業創造的，正如外商所說：「把利潤拿走，把GDP留給中國」。如果把這部分拋除，其人均創造的GDP至少要降低一點四八個百分點。其成就就不那麼的「輝煌」了。凡是有一點民族良心的人都知道，像微軟、可口可樂等跨國公司是外國企業，他們在華辦廠設店所創造的GDP ，應不應該包括在中國GDP內？按國內生產總值統計範圍，是統計在中國GDP中的，但是不能自我陶醉，以此來炫耀其「政績」。如果把「微軟」、「可口可樂」等跨國公司看作是中國自己的「先進生產力」，那麼就陷入了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劉曉波「殖民地陷阱」。他說，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就富起來了，中國那麼大那麼窮，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能富起來。如果這樣，中國連獨立、自主的願望也丟了，只能充當帝國主義列強的殖民地、附屬國。正如民謠所說，「毛澤東讓中國人站起來了，而走資派卻讓中國人趴下去了！」
更為嚴重的是，在GDP高速增長的同時，在趙紫陽等人的「先把經濟搞上去，再來治理污染」，即「先污染、后治理」的指導思想下，中國人生存環境的破壞和污染越來越嚴重。二零零八年查處環境污染與破壞事故四百七十四件，雖比二零零零年減少百份之八十點三，但直接經濟損失一點八二億元，列近九年第二位，而罰款僅為九百廿七萬元，列近九年來最低，僅為二零零六年的百份之十一。二零零八年廢水排放總量達五百七十一點六八億噸，比一九八五年增長百份之六十七點四。在有出海口的十個省市將十五點八七億噸廢水直接排入海水中，占廢水總量的百份之六點六；另有二點三八億噸廢水處理不達標，總計有十八點四五億噸，佔總量百份之七點六的廢水流入大地和江海中。二零零八年排放廢氣四十萬三千八百六十六億標立方米，比一九八五年增長四點四六倍，其中排出的有毒氣體--二氧化硫二千三百廿一點三萬噸，比一九八五年增長百份之七十五點二。二零零八年工業固體廢物生產量達十九點零一億噸，比一九八五年增長二點六二倍。二零零八年環境污染治理總投資四千四百九十點零三億元，雖比一九八五增長了二百零二點三倍，但僅占當年GDP的百份之一點四九，仍然是杯水車薪，因為污染仍在擴大。環保部副部長潘岳指出，在經濟快速增長的持續張力下，中國已有三份之一的土地遭受過酸雨的襲擊，七大河流中一半的水資源是完全沒用的（主要水系的五份之二已成為劣五類水），四份之一的居民沒有純凈的飲用水。四億多城市居民呼吸著嚴重污染的空氣，一千五百萬人因此得了支氣管炎和癌症。世界銀行二零零七年發布《中國污染代價》報告，在全球二十個污染最嚴重的城市中，中國佔了十六個，佔百份之八十。中國每年約有七十五萬人因空氣污染和水污染而過早死亡，另有六萬多人因水質較差患上嚴重腹瀉、癌症而早亡。世行估算，目前中國每年GDP中有百份之八至百份之十三應支付環境成本。潘岳指出，污染所造成的損失至少相當於中國三十年經濟發展的總和（按當年價格計算，三十年GDP總和為二百一十點九萬億元）。有專家指出，中國近三十年來對環境的污染和破壞，需要一百年努力修復。渤海生態的全面恢復也要花費二百年，太湖、滇池和巢湖的治理，已連續巨額投資多年了，至今尚未見到成效。這種只要GDP 增長不顧環境污染破壞，實質是「吃祖宗飯、斷子孫路」的犯罪行徑。如果三十年改革開放取得的「偉大成就」都用來彌補三十年修復環境生態破壞上的虧空，那麼就等於零增長，這種伯恩斯坦鼓吹的庸俗生產力論該收場了！
按建國頭廿九年GDP年增百份之七點四五與同時期外國主要國家比較，比美國年增百份之四、德國年增百份之五點八五、英國年增百份之二點四五、法國年增百份之五點零五、義大利年增百份之五點一、加拿大年增百份之四點八五、澳大利亞年增百份之四點五五、印度年增百份之四點八，要高出一點六（德國）至五（英國）個百分點；比世界同期平均年增長百份之三高出四點四個百分點，僅比同期日本百份之八點七和蘇聯百份之七點七五略低。如果按匯率法測算中國廿九年達百份之八點六五，完全可以和日本、蘇聯相媲美。
GDP 五十九年比較：中國為百份之八點六五，比美國百份之三點四，日本百份之五點五，德國百份之三點三，英國百份之二點二，法國百份之三點四五，義大利百份之三點四，加拿大百份之三點七，澳大利亞百份之三點九，印度百份之五點三五，蘇俄百份之四點四和我國台灣省（一九五三年至二零零八年）的百份之七點六都要快。要快三點一五（日本）至六點四五（英國）個百分點。

二、建國頭廿九年與西方大國的經濟比較
中國與西方大國的差距是縮小還是擴大了？按現價現匯測算，中國GDP摺合成美元數，從一九四九年一百九十四點三億美元增到一九七八年二千一百六十五點一億美元，約列世界位次從十三位上升到第十位。再到二零零零年第六位和二零零四年列第六位，二零零五年GDP按國家統計局核實數為十九萬三千零八十五億元，按一美元兌八點一九一七元匯率測算，摺合為二萬二千三百五十億美元，超過法、英兩國GDP在二點一萬億美元左右（二零零五年法、英兩國GDP分別為二萬零廿六億美元和二萬一千四百億美元），二零零七年按核實數和當年匯率測算，中國GDP為三萬三千八百卅八點二億美元，超過德國的三萬二千九百七十二億美元，僅低於美國、日本，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按匯率法測算，中國與美國差距，從一九四九年中美（一百九十四點三億比二千八百四十七億美元）中國約為美國百份之六點八二，或美國為中國的十四點六五倍；到一九七八年中美兩國GDP為二千一百六十五點一億比二萬二千一百九十二億美元，中國為美國百份之九點七六，或美國為中國的十點二五倍，即中國與美國的差距縮小二點九四個百份點和美國為中國的倍數縮小四點四倍，即中國與美國的差距縮小百份之三十。縮小不多，但是是縮小而不是擴大了差距。按不變價格計算，即中國以年增百份之七點四五，而美國僅為百份之四，中美髮展速度相差三點四五個百分點，是美國增速的一點八六倍。一九四九年各國按當年匯率測算的GDP合美元數為基數，按各國不變價格計算 GDP，拋除物價上漲和匯率變動的影響。中美一九七八年GDP為一千五百五十六點九比八千九百零二點六（億美元），中美差距由一九四九年一比十四點六五縮小到一九七八年一比五點七二，縮小八點九三倍，縮小百份之六十點九五。那種說中國在頭廿九年擴大了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差距是不顧客觀事實的胡說。
關於如何與美日等國比較的問題。復辟狂們在結束語中，還不加分析地邏列了一些按美元計價的與美、日對比數據：說「一九五五年中國國民生產總值佔世界的百份之四點七，到一九八零年跌落為百份之二點五。一九五五年中國GDP是日本的二倍，一九六零年與日本相當，到一九八零年只相當於日本的四份之一。一九五五年中國人均GDP是日本的二份之一，一九八零年不到二十份之一。一九六零年美國GDP超出中國四千六百億美元，到一九八零年超出三萬六千八百億美元。」他們的結論是「誇下海口趕英超美，落後的卻愈來愈遠。」這一組對比數據，有以下幾個問題：一是對比的年份選擇錯誤。你們要否定建國頭廿九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成就，只能選擇建國前的一九四九年及舊中國的數據而不能選擇一九五五年「對私改造」處於高潮和被稱為「三年大躍進」的一九六零年為基年，更不能選擇被你們稱為走上「民主社會主義道路」，開始發展私有經濟、實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一九八零年作為對比年。如此對比，只能夠說明毛澤東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一九五五年，比開始資本主義復辟的一九八零的生產力要更好，GDP 佔世界比重也高，還是日本的二倍，比美國的差距也小，而到一九八零年（是在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領導下）與日本和美國的差距擴大。按上述對比，不僅說明不了社會主義搞糟了，反而說明復辟資本主義搞糟了，使中國GDP與日、美和世界的差距擴大了。二是按現價、現匯（率）測算存在許多不可比因素。如與日本比較，說「一九五五年中國GDP是日本的二倍，而到一九八零年只相當於日本的四份之一。」要將中日GDP對比，只能按當年匯率將人民幣和日元折算成美元數才能比較，這裡除了中日兩國GDP按不變價格計算增長速度差別外，主要和當年的匯率變動直接相關，因為測算各國 GDP合美元數，一般都按各國GDP現價現匯（率）測算，而不考慮它的實際增長速度。日元兌美元的匯率，從一九五五年的三百六十日元兌一美元，升值到一九八零年二百零三日元兌一美元，升值百份之四十三點六，而同期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只升值百份之廿九點五。折算成美元數額就越大。就是說按現價現匯折算成美元數比較，因日元升值較快，存在高估日本低估中國的很大因素。復辟派們未說一九八零年以後到一九九四年下降到僅為日本的不到八份之一。這裡最重要的或關鍵的因素，是日元兌美元的匯率大幅度升值，而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則大幅度貶值。日元兌美元匯率從一九八零年二百零三日元兌一美元，升值到一九九四年九十九點七四日元兌一美元，升值百份之五十點九，而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卻從一九八零年一點四九元兌一美元貶為一九九四年八點六二元兌一美元，貶值百份之八十二點七，一升一貶，使中國GDP折算為美元數不僅與美日等西方發達國家差距擴大，而且佔世界GDP比重也大幅度降低。這也是資改派當時所說的：不僅改革開放前與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差距擴大，而且改革開放后差距擴大的更大。但實際上一九七九年至一九九四年中國GDP按不變價格計算增長了三點三五倍，年增長達百份之九點九，比同時期日本和美國年增速要高出二至三倍。主要原因不是中國生產力停滯或倒退，而是改革開放后中國政府採取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大幅度貶值的政策所至。最典型的例證是二零零八年GDP ，中國比上年實際增長百份之九，而日本自報負百份之三點五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的負百份之零點六四。至少可以得出中國與日本的差距比上年數有大幅度縮小。而事實上按現價現匯測算中國與日本GDP合美元數反而擴大到五千二百廿二億美元。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日本GDP從二零零七年的四萬三千七百六十七億美元增長到二零零八年四萬九千二百卅八億美元，按現價現匯測算日本二零零八年GDP不僅不是負增長，反而比上年增加了五千四百七十一億美元，增長百份之十一點一；比中國增長百份之九高出二點一個百份點。這明顯與日本二零零八年比上年是負增長的真實情況是不相符的，而中國按現價現匯測算，GDP 從上年三萬三千八百三十億美元（比同年德國三萬二千九百七十二億美元首次超出）增到二零零八年四萬四千零十六億美元，按此測算，中國二零零八年GDP比上年增長百份之三十點一，很明顯這與中國實際年增長百份之九要誇大了二點三四倍，與日本的差距仍有五千二百廿二億美元，之所以造成這種與常理相悖的原因，是日元兌美元的匯率比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有更大幅度升值。由此說明按現價現匯折算成美元數比較，有其局限性和不可比較性，從中日兩國上述按美元數比較並不能真實反映經濟發展情況。從中美GDP比較來看，有更大的不可比性，因為所有引用美國GDP的數據，都是現價數據，也就是包含了通貨膨脹的數據。一九五零年至二零零八年美國消費物價累計上漲了八點零三五倍，年增長百份之三點八，其中一九五零年至一九七八年年增長百份之三點六。而近三十年年增長百份之四點一。在前文曾拋除物價上漲因素，按美國自報的GDP年增長指數和增長率測算，對比了中美在一九五零年至一九七八年GDP差距縮小的數據。其中按不變價格計算，與美國GDP差距縮小百份之六十點九五，按匯率法測算差距也縮小百份之三十。現在再以不變價格計算，測算美國到二零零八年真實的GDP數據。以美國一九四九年GDP自報數二千八百四十七億美元為基數，五十九年來美國GDP實際增長六點二六六倍，年增長百份之三點四測算，美國到二零零八年的實際GDP為二萬零六百八十六點三億美元（二千八百四十七億乘七點二六六），而二零零八年自報現價GDP為十四萬二千六百四十六億美元，現價比按可比價格計算多出了十二萬一千九百五十九點七億美元，物價上漲帶來的資產泡沫高達百份之八十五點五。也就是說，有高達百份之八十五二萬零六百八十六點三億點五的GDP是根本不存在的，是物價上漲形成的資產泡沫。中國既不能用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消費物價上漲四點二二七倍所形成的現價GDP與改革開放前廿九年比較；更不能用美國五十九年來消費物價上漲八點零三五倍所形成的現價GDP相比較，一切產值比較都應拋除物價上漲的因素，否則不具可比性。是毫無意義的比較，這才是真正的「瞎起鬨」胡扯！按現價現匯測算，如果說中美在一九八零年差距在三萬六千八百億美元，而到二零零八年中美GDP差距已擴大到九萬八千六百三十億美元（中美分別為四萬四千零十六億比十四萬二千六百四十六億美元），比一九八零年擴大了一點六八倍，差距擴大了六萬一千八百三十億美元！按復辟派的邏輯推理，改革開放改行私有制市場經濟，不僅沒有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反而急劇擴大了與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差距。按上述數據，二零零八年還不如一九五五年的水平。實際上，按不變價格計算，中國與美國比較，不僅在前廿九年縮小了與美國的差距，而且在改革開放后三十年裡也縮小了與美國的差距。以一九四九年中國GDP合一百九十四點三億美元為基數，中國GDP按可比價格計算增長了一百卅一點四倍，年增長百份之八點六五，按增長指數推算，到二零零八年按不變價格計算的GDP應為二萬五千七百卅一億美元（不考慮匯率變動），比同期美國按不變價格計算的二萬零六百八十六點三億美元相比較反而超出了五千零四十四點七億美元。這才是真實可靠的比較。假如一九四九年GDP合美元數是合理的，美國按其自報的二千八百四十七億億美元，中國四百零八億元按年底二點一元兌一美元測算為一百九十四點三億美元為基數，拋除物價上漲和匯率變動的因素，美中兩國按五十九年以來各自GDP按不變價格計算的增長指數分別為百份之七百廿六點六和百份之一萬三千二百四十二點九，二零零八年美中兩國GDP分別為二萬零六百八十六點三億美元和二萬五千七百卅一億美元，中國不僅沒有落後或擴大了與美國的差距，反而超出美國五千零四十四點七億美元。這與世界上按購買力平價指數測算，中國早在一九七八年就超過日本列世界第二位是相吻合的。

三、建國頭廿九年與舊中國最高年份的經濟比較：
有人說，毛澤東弄得中國「經濟崩潰，民不聊生，比舊中國還糟」。
這裡將一九七八年與舊中國最高年產值、產量比較。一九七八年GDP三六百四十五點二億元，按當年匯率測算摺合為二千一百六十五點一億美元，比國民黨統治時最好年份--一九三六年的GNP七十五點八億美元，增長了廿七點二倍；比一九四九年增長了十點一倍；工農業總產值一九七八年達到五千六百卅四億元，比一九三六年六百八十八點一億元，都按一九五七年價格計算，增長了七點三七倍，比一九四九年增長十二點八三倍；農業總產值達到一千三百九十七億元，分別比舊中國最高年和一九四九年增長了一點一一倍和一點九六倍；工業總產值達到四千二百卅七億元，分別增長十七點六倍和卅九點六六倍。輕工業總產值分別增長十二點五倍和二十點六倍；重工業總產值分別增長廿二點八倍和九十四倍。主要工農業產品產量都有較大幅度增長，特別是工業產品產量有成倍的增長。如一九七八年糧食產量達到三萬零四百七十七萬噸，比一九三六年的一萬五千萬噸和一九四九年的一萬一千三百一十八萬噸增長了一點零三倍和一點六九倍；棉花增長了一點五五倍和三點八八倍；糖料增長了二點九八倍和七點四一倍；茶葉增長了百份之十九點一和五點五四倍；烤煙增長四點八八倍和廿三點四七倍；水果增長了九點五一倍和四點四八倍；水產品增長了二點一倍和九點三四倍；大牲畜頭數增長了百份之卅一和百份之五十六；羊存欄數增長了一點七二倍和三點零一倍；肉豬存欄數增長了二點八四倍和四點二二倍。工業產品產量增長更多。如原煤一九七八年達到六點一八億噸，比一九四二年零點六二億噸和一九四九年零點三二億噸，分別增長八點九七倍和十八點三倍；原油達到一萬零四百一十五萬噸，比一九四三年卅二萬噸和一九四九年十二萬噸，分別增長三百廿四點五倍和八百六十六點九倍；發電量達到四千二百七十七億千瓦時，比一九四一年六十億千瓦時和一九四九年四十三億千瓦時，增長四十一點八倍和五十八點七倍；粗鋼增長卅三點四倍和二百倍；水泥增長廿七點五倍和九十七點九倍；生鐵增長十八點三倍和一百卅八點二倍；機床達到十八點三二萬台，分別比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九年增長了卅二點九倍和一百一十三點五倍；硫酸增長廿五點九倍和一百二十點二倍；純鹼增長十一點九倍和十四點一倍；燒鹼增長一百卅五點七倍和一百零八點三倍；平板玻璃增長十二點八倍和十五點五倍；棉紗增長三點九倍和五點七倍；棉布增長二點九五倍和四點八四倍；食糖增長四點五四倍和十點三五倍；捲煙增長四點零一倍和六點三九倍；原鹽增長三點九八倍和五點五三倍等。這些成就決不是資改派閉著眼睛就能否定了的。從人均產值產量對比來看，雖然一九七八年總人口達到九萬六千二百五十九萬人，比一九三六年增加五萬一千二百五十九萬人，比一九四九年增加四萬二千零九十二萬人，但人均水平仍有很大的提高。如人均 GDP從一九四九年七十五元增到一九七八年三百八十一元，按不變價格計算增長三點四八倍，年增長百份之五點三，延長到一九八零年年增長百份之五點三五，比同時期美國年增百份之一點八五，德國年增百份之三點一五、英國年增百份之一點六五、法國年增百份之三點一五、義大利年增百份之三點二、加拿大年增百份之二點二五、澳大利亞年增百份之二點六、蘇聯年增百份之三點六五、印度年增百份之一點四五、和台灣省（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八零年）年增百份之四點六，都要高，僅比同期日本年增百份之五點七略低。在這廿九年中，居民儲蓄存款年遞增百份之二十，人均儲蓄年增百份之十六點八、職工工資總額年增百份之九點五五、職工平均實際工資年增百份之二點二，其中國企職工和集體職工分別年增百份之二點三五和百份之一點八；居民消費水平年實際增長百份之二點九，其中農民和市民分別增長百份之二點二和百份之四點九；市民可支配收入年增百份之四點八，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增百份之三點九。市民人均住宅建築面積和農民人均住房面積分別達到六點七和八點一平方公尺。上述數據說明，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雖然增長不快，但生活水平卻是提高了，基本保證了全國人民的溫飽需要。那種說頭廿九年是什麼「民不聊生」，是無恥的攻擊。人均GOP按美元測算，從一九四九年卅五點七美元增到一九七八年二百廿六點三美元，比一九三六年的十六點八美元增長十二點四七倍。人均粗鋼增長十五點六倍和一百零九點七倍；人均原煤增長三點六倍和九點八倍；人均原油增長一百五十四點四倍和五百四十三倍；人均發電量增長十九點二倍和卅三倍、人均水泥增長十二點七倍和五百六十八點二倍、人均生鐵增長二十點四倍和七十八點一倍、人均棉紗增長二點零五倍和卅七倍、人均棉布增長百份之八十五和二點三倍、人均食糖增長一點七倍和十一倍。人均農產品中，除了糧油茶外，其他都有百份之廿三點四（棉花）至百份之三點九六倍（水果）的增長。上述事實說明，新中國比舊中國不知要強大幾十倍，僅GDP一九七八年一年產值就比國民黨統治的最好年份要高出廿七點二倍。那種攻擊新中國不如舊中國，是昧著良心說謊話。

第三、關於建國頭廿九年中國國民經濟建設成就

建國頭廿九年不僅國民經濟沒有「崩潰」，而且還取得了以下彪炳史冊的輝煌成就。
一、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國有經濟占絕對優勢的工業經濟體系
廿九年來工業基建投三千四百卅四點四億元，工業新增固定資產二千二百九十二點八九億元，固定資產交付使用率為百份之六十六點八。比改革開放后「八五」時期的百份之六十二點七高出四點一個百分點。一九七九年至二零零三年工業基建總投資達到五萬三千七百零一點六億元，為前廿九年的十五點六倍，其中年平均投資擴大了十七點一倍。由於竣工房屋造價由一九七八年每平方米造價一百零四元（為前廿九年最高造價）增到二零零三年一千二百七十三元，上漲了十一點二倍，因而單位投資效率比前期差。前廿九年僅用后廿五九年百份之六點四的基本建設投資就取得了更加輝煌的成就。
通過大規模工業建設，新增了一大批工業生產能力：鐵礦開採能力一萬三千九百廿八點九萬噸，占建國五十四年來的百份之六十三點一；煉鐵能力三千七百一十五點七萬噸，佔百份之五十九點五；鍊鋼能力三千三百零四點六萬噸，佔百份之五十五點八，煤炭開採新增四萬六千零五十四萬噸，佔百份之四十五點八；石油開採一萬一千一百一十六點七萬噸，佔百份之廿七點八；天然氣二百四十九億立方米，佔百份之五十五點五；發電裝機容量五千一百廿八點八萬千瓦，佔百份之十四點九；化肥一千一百四十一點八萬噸，佔百份之四十二點一；水泥四千九百卅一點一萬噸，佔百份之三十；棉紗零一千零五十四萬錠，佔百份之六十一點九；製糖三百零一萬噸，佔百份之四十三點八；造紙二百九十四點九萬噸，佔百份之三十一點九；木材採運量二千五百八十三點二萬立方米，佔五十四年來的百份之八十二點二；硫酸六百五十七點一萬噸，佔百份之五十七點三；合成氨一千一百六十二點三萬噸，佔百份之五十二點八；純鹼一百一十五點七萬噸，佔百份之廿四點九；燒鹼一百廿七點五萬噸，佔百份之五十六點一；手錶七百八十八點二萬隻，佔百份之七十二點九；食鹽一千零八十一萬噸，佔百份之七十一點三；新建鐵路二萬三千九百卅七公里，佔百份之五十一點九（前廿九年新修鐵路二點九九萬公里，而後三十年只有二點八萬公里）；新建公路廿四萬零五百六十五公里，佔百份之四十七等。還必須指出中國到一九七八年已經批量生產汽車、現代化萬噸輪船、噴氣式各種飛機、千萬次計算機及電視機、電冰箱、電風扇、洗衣機等家用電器。還建成工業各行業為建國五十年來最大的企業：最大的礦區--山西大同煤礦，最大的水電站--葛洲壩水電站，最大的火電廠--江蘇諫壁發電廠，最大發電機組--青海龍羊峽水電站，最大的油田--大慶油田，最大的煉油廠--洛陽煉油廠，最大型軋鋼工程--武鋼一點七米軋機，特寬特厚大型軋機--河南舞陽鋼鐵公司，最大鐵礦處理工程--攀枝花公司密地選礦廠，最大的銅礦--江西銅業公司，第一條浮法玻璃生產線--洛陽玻璃廠，最大的乙烯工程--大慶乙烯廠、第一個汽車廠--長春一汽，最大的造紙廠--佳木斯造紙廠，最大的鹽場--塘沽鹽場，最大的甜菜糖廠--黑龍江紅光糖廠和吉林新中國糖廠，最大的甘庶糖廠--廣西貴溪化工廠等。上述企業已經達到或接近國際上大企業的生產規模，是中國工業實力的代表。
經過廿九年的努力，中國工業技術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建立了一大批新的工業行業和現代化工業。包括現代冶金設備製造業、採礦設備製造業、大型電力設備製造業，飛機和汽車製造業、大型及精密機床製造業、高級合金和重要有色金屬冶鍊業，石油化學工業，有機合成材料製造業、宇航工業、大規模集成電路和電子計算機工業，各種通訊、傳輸設備及精密儀器儀錶製造業等現代工業，都從無到有地建立起來。僅機械工業在改革開放初期就設立了八個機械部。這都標誌著，我國工業技術水平已達到當時世界平均先進水平，至少是同步發展的。到一九七八年，中國依靠自己的技術力量可以裝備大型礦山、電站、冶金、石油化工、汽車、造船、紡織等重要工業，不僅填補了許多工業技術的空白，而且使中國工業生產逐步轉移到新的技術基礎上來。從固定資產裝備係數來看，中國不再是敲敲打打、手工作坊式的原始落後狀況。國有工業企業人均擁有固定資產已從一九五二年的二千九百一十八元增到一九七八年一萬零五百零一元，增長二點六倍，人均佔有資金從二千八百七十八元增到一萬零七百六十三元，增長二點七四倍。統配煤礦的機械化採煤程度已達百份之五十八。不少工業設備和生產技術已達到國際先進水平。如冶金工業有世界一流的四千多立方米的煉鐵高爐，自行設計製造的一點七米軋機已在本鋼投入生產：機械工業能自行設計製造六十萬千瓦的發電機組和一百五十萬噸鋼鐵企業的成套設備：石油工業已打成多口六千米的超深井：建材工業已掌握水泥窯外分解技術：電子工業已研製出每秒運算四萬次的大型電子計算機：造船工業已能設計並採用分段焊接法製造二至三萬噸貨輪：紡織工業已掌握氣流紡、噴氣織布及新的印染整理等工藝技術。通過廿九年的大規模有計劃有目的的工業建設，徹底改變了舊中國工業基礎薄弱、技術落後、部門殘缺不全、分佈畸形的狀況。
到一九七八年我國已建立了冶金、電力、煤炭、石油、化工、機械、建材、森工、紡織、輕工和國防等十一個工業部門，五十七個工業產業和五百個工業行業的門類齊全、布局比較合理、基礎雄厚、技術較先進的現代化工業體系，生產能力大大增強。如冶金工業企業到一九七八年有四千九百廿三戶，職工人數三百零九點四萬人，擁有機床七點九三萬台，鍛壓設備一萬二千七百一十四台，一九七八年工業產值三百六十八點九億元，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七八年增速平均為百份之十二點七五：電力工業有企業八千二百八十六戶，職工七十六點四萬人，擁有機床一點五四萬台，鍛壓設備二千三百八十二台，一九七八年工業產值一百六十一點四億元，廿六年增速百份之十五點二；煤炭工業有九千八百廿七戶，職工三百七十八點五萬人，機床三點七萬台，設備八千零四十五台，一九七八年產值一百一十六點九億元，年增速度百份之九點二五：石油工業有企業二百五十戶，職工四十九點五萬人，機床一點五九萬台，設備一千五百七十四台，產值二百卅三點三億元，年增百份之二十點九：機械工業有十點三七五三萬戶，職工九百四十一萬人，機床一百九十一點六萬台，設備四十三點九六二一萬台，一九七八年產值一千一百五十五點五億元，年增百份之十六點二；森林工業有一萬二千一百廿八戶，職工一百一十九點六萬人，機床二點五萬台，設備四千四百五十六台，一九七八年產值七十七點四億元，年增百份之四點四：建材工業有四萬四千一百一十八戶，職工一百八十二萬人，機床五點二四萬台，設備九千一百三十台，產值一百五十三點九億元，年增百份之十一點三；紡織工業有三萬五千四百七十四戶，二百七十點一萬職工，機床六點四萬台，設備四百七十二台，產值五百廿九點一億元，年增百份之六點八五：國防工業有五萬二千八百零八戶，職工一百八十八點二萬人，機床七點三九萬台，設備二萬三千六百卅五台，產值三百八十四點一億元，年增百份之九點九五；造紙工業有一萬三千五百五十三戶，四十點一萬名職工，機床三點二六萬台，九千七百九十一台設備，產值五十三點八億元，年增百份之八點一五；食品工業有四萬零九百五十三戶，二百三點九萬名職工，擁有機床三點八九萬台和三千八百廿六台設備，產值四百七十一點七億元，年增百份之六點二五。這些工業部門、工業產業和行業及工業產品都是廿九年來一個廠一個廠建設起來的，決不是資改分子一句話就可以否定了的。
針對舊中國只有落後的紡織業和原始的採礦業和手工敲敲打打的修理行業的狀況，新中國根據優先發展重工業或生產資料生產優先的原則，走「重化工」的工業發展道路，才建立了獨立和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才能提高國防防衛力量，才能用機械製造業武裝整個國民經濟各部門、各行業，才能不斷實現工業現代化。靠輕紡工業既實現不了工業現代化，更實現不了國防現代化。那種攻擊過去廿九年走重化工道路的人，不是無知就是別有用心。改革開放以後一些人看到的是外國家用電器如何普及，對比中國「老四件」確實落後了，但讓港澳台和外國人看到中國重工業設備，他們都十分驚訝，靠進口設備生產輕紡電子產品，永遠跟在別人後面爬行，沒有重工業特別是沒有機械工業的優先發展，就永遠成不了大國、強國。這就是歷史史實。
上述事實說明，我國國有工業，特別是國有大中型骨幹企業，都是社會化大生產，它擁有先進的設備、技術，高有機構成、高素質人才和熟練工人，又有品牌和信譽。如將國有大中型骨幹企業私有化了，社會主義公有制佔主體地位的狀況將名存實亡；等到全部私有化了，社會主義國家也就不復存在了。

我國使用機器生產的工業企業單位數，由一九四九年十五點六萬多戶增到一九七八年卅四點八四萬戶。其中國有工業企業由三千三百廿六戶增到八點三七萬戶，集體工業由一百九十三戶增到廿六點四萬戶；工人人數由六百一十二萬人增到六千零九十一萬人，其中國有工人由三百零六萬增到三千一百卅九萬人，集體工人由九萬人增到一千二百一十五萬人。廿九年中，我國工業經濟有了飛速發展，工業增加值增長了四十二點五倍，年增長百份之十三點九，比改革開放后三十年（一九七九年至二零零八年）年增百份之十一點五五高出二點三五個百分點；工業總產值增長卅九點六倍，年增長百份之十三點六，其中輕工業增長十九點八倍，年增長百份之十一點零五，重工業增長九十點八倍，年增長百份之十六點八；國有工業企業產值增長八十八點四倍，年增長百份之十六點七；集體工業產值增長一千六百一十八倍，年增長百份之廿九。所有的工業產品產量都有成倍的增長，而且絕大多數年增速都比改革開放三十年來要高，如化纖從一九五七年批量生產以來增長一千四百廿二倍，年增百份之四十二，后三十年年增百份之十五點九五，高出廿六點零五個百分點；紗增長六點三倍，年增百份之七點一，比后三十年年增百份之七點六，只低零點五個百分點；布增長四點八四倍，年增長百份之六點二五，比后三十年年增百份之六，只低零點一五個百分點；紙張增長卅八點九倍，年增百份之十三點五五，比后三十年年增百份之十點三五，高出三點二個百分點；食糖增長十點四倍，年增百份之八點七五，比后三十年年增百份之六點三五，高出二點四個百分點；原鹽增長五點五倍，年增百份之六點七，比后三十年年增百份之三點八，高出二點九個百分點；捲煙增長六點四倍，年增百份之七點一五，比后三十年年增百份之十點三，低了三點一五個百分點；能源總量增長廿五點四倍，年增百份之十一點九五，比后三十年年增百份之四點八五，高出七點一個百分點；原煤增長十八點三倍，年增百份之十點七五，比后三十年年增百份之五點一五，高出五點六個百分點；原油增長八百六十六點一倍，年增百份之廿六點二，比后三十年年增百份之二，高出廿四點二個百分點；天然氣增長一千九百六十點四倍，年增百份之廿九點九，比后三十年年增百份之五點八五，高出廿四點零五個百分點；發電量增長五十八點七倍，年增百份之十五點一，比后三十年年增百份之九點零五，高出六點五個百分點；生鐵增長一百卅八點二倍，年增百份之十八點五五，比后三十年年增百份之九點零五，高出九點五個百分點；粗鋼增長一百九十七點六倍，年增百份之二十點五，比后三十年年增百份之九點六五，高出十點八五個百分點；鋼材增長一百六十八點八倍，年增百份之十九點五，比后三十年年增百份之十一點五五，高出七點九五個百分點；水泥增長九十七點八倍，年增百份之十七點一五，比后三十年年增百份十之點七五，高出六點四個百分點；木材增長七點三倍，年增百份之七點九，比后三十年年增百份之一點五，高出六點四個百分點，而在二零零三年以前是負增長；硫酸增長一百六十四點三倍，年增百份之十九點二五，比后三十年年增百份之七點一高出十二點一五個百分點；純鹼年增長十四點一倍，年增百份之九點八，比后三十年年增百份之九點二五，高出零點五五個百分點；燒鹼增長一百零八點三倍，年增百份之十七點六，比后三十年年增百份之八點四，高出九點二個百分點；乙烯從一九六零年批量生產以來增長五百四十二點三倍，年增百份之卅四點九五，比后三十年年增百份之十一點五，高出廿三點四五個百分點；化肥增長一千四百四十七點八倍，年增百份之廿八點五，比后三十年年增百份之六點六五高出廿一點八五個百分點；發電設備增長二千四百一十八倍，年增長百份之三十點五，比后三十年年增百份之三點四五高出廿七點零五個百分點；汽車從一九五五年試生產以來增長一千四百八十九倍，年增長百份之卅八點五五，比后三十年增百份之十四點七五，高出廿三點八個百分點；大中型拖拉機增長一百一十二點五倍（從一九五八年試生產），年增長百份之廿六點七，比后三十年年增百份之二點二高出廿四點五個百分點；金屬切削機床增長一百一十三點五倍，年增百份之十七點七五，比后三十年年增百份之四點一五，高出十三點六個百分點；農藥增長五百卅二倍，年增百份之廿五點一五，比后三十年年增百份之四點三五，高出二十點八個百分點；化學藥品增長四百六十九倍，年增長百份之廿六點六，比后三十年年增百份之十四點四，高出十二點二個百分點；塑料增長六百七十八倍，年增百份之廿六點二，比后三十年年增百份之十三點五五，高出十二點六五個百分點；鐵路客車增長卅三點一倍，年增百份之十二點九五，比后三十年年增百份之四點六，高出八點三五個百分點；鐵路貨車增長十一點一倍，年增百份之三點九，比后三十年年增百份之四點一五，高出四點八五個百分點。焦炭增長八十五點九倍，年增長百份之十六點八，比后三十年年增百份之六點七，高出十點一個百分點；自行車增長六百零九倍，年增長百份之廿四點九五，比后三十年年增百份之六點五；高出十八點四五個百分點；照相機從一九五六年試生產以來增長一百七十七點九倍，年增長百份之廿八，比后三十年年增百份之廿三，高出五個百分點；平板玻璃增長廿一倍，年增長百份之十一點二五，比后三十年年增百份之十二點一，低了零點八五個百分點。從上述卅六種傳統工業產品的產量增速來看，除平板玻璃、捲煙、紗、布等四種產品，略低於改革開放三十年外，其他卅二種全部超過，差距在百份之零點五五（純鹼百份之九點八：百份之九點二五）至百份之廿七點零五（發電設備百份之三點四五：百份之三十點五）之間。其中拖拉機到二零零四年（負百份之零點五五）為負增長，拖拉機二零零四年產量不及一九七七年的產量，倒退廿七年；木材二零零五年產量剛剛達到一九七八年產量，倒退廿六年；工業中的動力母機金屬切削機床僅年增百份之四點四五，比前期低了十三點六百分點；現代化動力源泉--發電量也相差六點零五個百分點（百份之十五點一比百份之九點零五）。
改革開放以後，不顧中國是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的基本國情，要以勞動密集型產品去交換西方工業發達國家的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典型的例證是用八億件襯衣換購美國一架波音客機）的所謂出口為主的外向型經濟，出口依存度（出口佔GDP的比重）由一九七八年的百份之四點六上升到二零零八年的百份之卅三點四（世貿組織統計為百份之卅二點六），超過同年美國的百份之九點一、日本的百份之十五點九、英國的百份之十七點一、法國的百份之廿一點二、義大利的百份之廿三點三、加拿大的百份之三十點二、澳大利亞的百份之十八點五和俄羅斯的百份之廿八點一、印度的百份之十四點八，僅比德國百份之卅九點九略低。二零零八年中國有貿易順差二千九百八十一點三億美元，但外商在華企業佔百份之五十七點四。這一方面反映了中國對外開放的成就，同時也反映出中國經濟發展對外需、外資、外商、外企及設備、技術和資源的過度依賴。以石油為例，中國截至一九九二年為止，石油產需不僅能自給自足外，還有大量出口。一九九零年出口石油二千九百廿五萬噸，純出口二千三百一十七萬噸，賺取外匯卅二點五億美元。而到二零零八年，進口原油一萬七千八百八十八萬噸，成品油三千八百八十五萬噸，共計進口石油二萬三千四百三十點七萬噸，超過國內原有產量的百份之廿三點一。中國經濟對進口石油的依存度早在二零零七年已高達百份之五十七點八，二零零八年預計將在百份之六十左右。一九九三年到二零零八年累計進口石油十五萬九千八百零三萬噸，純進口石油十三萬三千二百六十七萬噸，花外匯四千七百七十六點五一億美元，十五年年平均進口石油八千八百八十四點五萬噸，花外匯三百一十八點四三億美元。二零零八年進口鐵礦石四萬四千三百五十六萬噸，進口錳、銅、鉻礦石一千九百六十萬噸，花外匯一百六十六點二四億美元；進口機床八萬八千六百廿三台，花外匯七十五點八七億美元；進口自動數據處理設備五萬四千二百七十九萬台，花外匯二百五十四億美元；進口飛機三百零八架，花外匯八十七點六五億美元等。中國目前對石油、銅、鐵、氧化鋁等原料的依存度已達百份之六十左右，成了石油、鐵礦石、鉀肥、飛機、機床、醫療器械等進口大國。還出現「中國進口什麼，什麼都漲價」的怪現象。中國現今的出口外向型經濟，「兩頭在外，兩頭受制於人」，在去年下半年發生的金融經濟危機下，已走進了死胡同而不能自拔。
上述史實說明，新中國頭廿九年工業發展速度快於改革開放后三十年，工業現代化進程、工業投資效率、工業經濟效益及工業化帶來的污染損失和工業生產力布局等方面都優於改革開放時期。我國的工業化水平（指工業與農業的增加值和工農業人數比較之和），由一九四九年的百份之十一提高到一九五二年的百份之廿五和一九七八年的百份之六十二。前廿九年工業化水平提高了五十一個百分點，而後三十年僅提高廿二點一個百分點。工業佔GDP比重由一九四九年的百份之十二點四上升到一九七八年百份之四十四點一，下降到一九九零年百份之卅六點七，二零零八年為百份之四十二點九，比一九七八年降低一點二個百分點。工業凈產值占國民收入的比重由一九四九年的百份之十二點六上升到一九七八年百份之四十六點八，工業總產值占工農業總產值的比重由百份之三十上升到百份之七十二點二，按李富春在「一五」計劃中提出的工業總產值占工農業總產值百份之七十以上的工業化標準，中國也早在一九五九年就實現了工業化。稅利占財政收入的比重由一九五二年的百份之三十點二上升到百份之七十五點四；工業品出口占出口總額的比重，由百份之五十九點九上升到百份之七十二點九。工業為農業、交通運輸和第三產業的發展提供了大量技術裝備，已經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如果說，前廿九年工業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那麼后三十年比那時速度還低，出口外向型經濟已走進死胡同，工業經濟又到了什麼「邊緣」了呢？！
廿九年的史實證明，中國發生了一場深刻的工業革命，不僅現代工業逐步建立起來，而且為工業現代化奠定了雄厚的物質技術基礎，也為整個國民經濟現代化提供了堅實的前提條件。那種把工業化等同資本主義化、私有化，認為不經過資本主義高度發展階段就不能實現國家工業化和經濟現代化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新中國廿九年的歷史史實證明，社會主義國家通過大力發展公有制經濟，特別是著力發展國有經濟，採用機器生產代替手工勞動，用集體聯合勞動代替個體私有勞動方式，不僅可以進行社會化大生產，大大發展社會生產力，消滅資本主義私人佔有和社會化大生產矛盾和體現的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的階級對立及單個私人企業的有計劃生產經營和整個社會生產無政府狀態的矛盾，避免周期性生產過剩發生經濟危機，而且在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下完全可以而且能夠完成工業和國家現代化的任務。對此，美國教授莫里斯•邁斯納評價為：在毛澤東時代，正是工業現代革命，為中國現代經濟發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礎，使中國從農業國變成以工業為主的國家。他評價說，中國工業化與德國、日本、俄國等後起之秀相比毫不遜色，其實毛澤東時代遠非現在普通傳聞中的所謂經濟停滯時代，而是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工業現代化的時代!這才是客觀、公正的評價。

二、科技創新路子已找出，建立了能進行自衛反擊的強大國防力量
新中國的成立和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為中國科學技術的蓬勃發展創造了社會前提。並且利用公有制的優越條件組織聯合攻關，不僅把蘇聯撤退專家留下的建設項目攻關後上了馬，而且在國防、尖端等科研領域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輝煌成果。中國早在一九五六年就試製成功第一架噴氣式殲擊機，一九五九年試製成功國產超音速戰鬥機。到一九七八年已能批量生產二十多個機型的各類飛機的生產體系。在建國十周年的一九五九年的國慶閱兵中，中國已展示自主製造的主戰坦克、各種先進的火炮、自動機槍、裝甲車、魚雷艦艇、噴氣式戰鬥機等先進武器裝備。為支持科研發展，國家財政對科研支出從一九五三年的零點五六億元增到一九七八年五十二點八九億元，增長九十三點四倍，年增長百份之十五點九，科研經費支出佔全國財政支出比重為百份之四點七、改革開放后既沒有這麼高的速度也沒有一年達到這個比重。一九六零年九月十日，用國產燃料發射了第一枚P-2導彈，十一月五日自製導彈發射成功;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一九六六年十月廿七日第一枚核導彈發射試驗成功，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一九七零年四月廿四日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發射成功，一九七零年十二月廿六日第一艘核潛艇研製成功，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廿八日第一次回收發射地球衛星成功。在毛澤東時代，人們發揮了極大的聰明才智，喜事連綿不斷。五十年代飛機、汽車、拖拉機和核裝置試製成功; 六十年代除了「兩彈」(導彈、原子彈)外，還有牛胰島素人工合成和斷肢再植、治療大面織燒傷技術等都處於世界領先地位。七十年代人造衛星、核潛艇、氫彈和中子彈試製成功。這些都不可能靠引進或搞私有制就能在短期內搞出來的。正如鄧小平指出的，如果不在六十至七十年代弄出「兩彈一星」，就沒有中國的大國地位；江澤民說，如果不是勒緊褲帶搞出「兩彈一星」，中國早就挨打了。美國和後來變修的蘇聯在前二十多年裡，前後計劃七次對新中國進行核打擊。我認為，正是在頭廿九年由於中國加強了重工業的發展，發展了國防軍事工業和加強了戰備，大搞三線建設，民兵訓練和全民皆兵，才阻止了敵人發動對華戰爭，才「有備無患」，根本不存在什麼「對戰爭估計過於嚴重」的問題。我認為在毛澤東時代，中國國防具有自衛反擊的能力。這是毛澤東給我們留下的又一寶貴遺產。

三、改變了舊中國留下的畸形生產力的地區布局
新中國從一九五三年起，開始了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從「一五」到「五五」有計劃的發展，特別是工業建設，將新建項目安排在靠近能源和原材料產地，增加了對內地的投資，包括「三線」建設，在中南、西南、西北地區建設了一大批工業基地和新興的工業城市，使遼闊內地的資源得到利用，工業布局趨向合理，改變了舊中國畸形生產力布局。這是中國經濟建設中又一偉大成就。在一九五三至一九七八年廿六年中，國家對內地總投資三千四百一十七點六八億元，佔地區總投資百份之六十點五，佔全國基建總投資百份之五十四點九。「一五」共安排六百九十四個大中型項目，其中四百七十二個安排在內地，佔百份之六十八：「三線」總投資一千多億元，形成了武鋼、包鋼、蘭州、西安、太原、鄭州、洛陽、哈爾濱、長春、吉林、成都等新的工業基地，在三線地區相繼建成了近二千多個大中型企業，形成了四十五個大型科研基地和三十個新興工業城市。最為突出的是在渺無人煙的北大荒，自力更生開發出大慶油田；在崇山峻岭中建起了攀枝花鋼鐵基地和九盤山煤炭基地；在黃河、長江上興建了包括南京長江大橋、武漢長江大橋、鄭州黃河大橋等數座橫跨兩岸的大橋和龍羊峽水電站、葛州壩水利樞紐等宏偉工程；過去交通閉塞的西北、西南地區相繼修建了寶成、湘黔、襄渝、川黔、成渝、貴昆、成昆及包蘭、天蘭、蘭新、蘭青等數十條鐵路。公路建設除西藏的墨脫縣外，已縣縣通了公路。在一九五零年至一九七八年，廿九年中投入五個少數民族地區的基建投資五百廿七點一七億元，佔全國總投資的百份之八點四，建立了包頭工業基地；在新疆建立了克拉瑪依油田和一批有色金屬基地：寧夏開發了賀蘭山煤田；在西藏，這個昔日無現代工業的空白地區，建起了一批發電廠、毛紡廠、皮革廠和建築材料工業。由於加大了對內地投資，使生產力布局趨向均衡化，沿海與內地的經濟差距大大縮小。如工業地區布局分佈，由解放初沿海與內地大體為七比三，到一九七八年變為六比四；而到二零零八年又倒退到七比三；工業企業數，內地由一九五二年佔百份之四十九點七上升到一九七八年百份之五十六點四，二零零八年退為百份之廿七；工業總產值由百份之三十點六上升到百份之卅九點一，二零零八年下降到百份之廿五點三；工業固定資產佔有量由百份之廿八上升到百份之五十六點一，二零零八年下降到百份之卅八點九，總資產只佔百份之卅五點八。輕工業產值由百份之廿八點五上升到百份之卅五點五，機械工業產值由百份之廿四點一上升到百份之卅七點八。主要工業產品產量都有大幅度提升，如化肥從零上升到百份之五十一點四，機床從百份之八上升到百份之卅五點三，二零零八年下降到百份之十七點二，布從百份之十八點四上升到百份之四十點七，二零零八年下降到百份之十八點七，紙張從百份之三十點二上升到百份之四十三點二，二零零八年下降到百份之廿八點九。這種投資的轉變，不僅縮小了地區差距，改變了舊中國畸形布局，而且發展了內地經濟，初步建設了戰略後方，增強了反侵略戰爭的防衛力量，也為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和條件。而改革開放后的三十多年裡，在讓對外開放的東南沿海地區「先富起來」的號召下，各種優惠政策和外資、投資等資源都流向東南沿海地區，使東部地區與內地、特別是與西部地區經濟差距急劇擴大，貧富差距也達到極限，生產力布局又倒退到舊中國畸形狀態。帶來了一系列嚴重的社會問題。

四、基本解決了近十億人口的溫飽問題
中國總人口從一九四九年五萬四千一百六十七萬人增到一九七八年九萬六千二百五十九萬人，再到二零零八年十三萬二千八百零二萬人，前後增加四點二和三點六五億人口。分別年增百份之二和百份之一點一。前廿九年城鎮人口年增百份之三點五八，后三十年增百份之四點三，因此城鎮化水平從一九四九年百份之十點六上升到一九七八年百份之十七點九和二零零八年達百份之四十五點七。人均GDP從一九四九年七十五元增到一九七八年三百八十一元和二零零八年二萬二千六百九十八元，前廿九年增長三點五倍，年增百份之五點三，后三十年增十點九倍，年增百份之八點六。按現價現匯測算，從一九四九年卅五點七美元增到一九七八年二百廿六點三美元和三千二百六十八點二美元，按此測算，前廿九年均增長五點三倍，年增百份之六點五五，后三十年增長十三點四倍，年增百份之八點四五，差距不是很大。農民人均純收入從四十三點八元增到一九七八年一百卅三點六元和二零零八年四千七百六十元，改革前後分別增長百份之三點九和百份之七點一五；市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八十一元增到三百四十三點四元和一萬五千七百八十點八元，分別增長百份之四點八五和百份之七點二五。職工平均工資從二百六十二元增到六百一十五元和二零零八年二萬九千二百廿八元，實際年增長分別為百份之二點二和百份之七點零五。居民儲蓄存款一九四九年一點三二億元增到一九七八年二百一十點六億元和二零零八年廿一萬七千八百八十五點四億元，按現價計算，分別年增長百份之二十和百份之廿六；人均儲蓄從零點二四元增到廿一點九元和一萬六千四百零七元，分別增長百份之十六點八和百份之廿四點六五。零售物價改革前後分別年增百份之一點一和百份之四點七，消費物價分別年增百份之一點三和百份之五點六五。城市貧困人口從解放前四千六百一十二萬人減到一九七八年為零，二零零四年低於每人每天收入一美元的人口在五千四百四十四點六萬人（低收入戶）及二零零八年城鎮百份之五的困難戶年收入只有三千一百卅七元，而按一點二五美元國際貧困線測算，以三年平均匯率摺合成三千四百廿五元人民幣；且收入與消費相比，支大於收七百廿五點七二元。因此，這百份之五的困難戶應是絕對貧困人口，按城鎮總人口推算城市貧困人口為三千零卅三點四萬人（其中得到政府救助的低保人數就達二千三百卅四萬人），貧困率從百份之八十降為零和百份之十或百份之五；農村貧困人口從四點三億人減少到一九七八年二點五億和二零零八年近四點三四億人（按聯合國世界銀行提出的每人每天消費一點二五美元的貧困線測算），貧困發生率從百份之九十減為一九七八年百份之卅一點六和二零零八年百份之六十。將城鄉貧困人口相加（城市三千零卅三點四至五千四百四十四點六萬人，農村一點七至四點三四億人），全國貧困人口約在二點零三億至四點八八億人左右，貧困率在百份之十五點三至百份之卅六點七左右。反映貧富分化的基尼係數，國家統計局公開承認的數據是：一九七八年為零點三一，社會分配比較公平；在當政者大力發展中外私有等非公有制經濟的既定方針下，貧富差距急劇拉開，到二零零零年基尼係數已突破了零點四這個國際公認的警戒線，到二零零八年已高達零點四六六，比美歐日等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還要高。據「紐約時報」二零零六年二月廿六日一文指出：「中國大陸的貧富不均狀況已超過美國（二零零三年美國的基尼係數為零點四零八，美國在西方國家最高）、日本的零點二四九、韓國的零點三一八及印度的零點三二五。事實上，它已接近一九四九年國民黨統治時期的水平。也就是說，就貧富差距而言，中國大陸已經接近『回到解放前』了。」「中國至今仍自稱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但中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所需要的社會構架已蕩然無存。」雖然我國迎來六十周年國慶，社會矛盾尖銳，群體事件頻發，其深層原因是貧富懸殊、兩極分化已達到極限。因為二零零四年五百元人民幣只能兌換點六十點四美元，一九八零年一百元可兌換六十七美元；按消費物價測算，二零零八年五百廿二點七元只相當於一九七八年的一百元。那時城市居民因多種原因發生生活困難，有集體單位和各級政府保障；農村居民生活困難靠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社隊組織和國家扶持，也基本能保證，特別是「五保戶」改革開放後有的農村已自生自滅。毛澤東時代，機關、學校、公有制單位實行公費治療，生老病死都有醫療衛生保障；農村實行合作醫療，推行「赤腳醫生」，近乎免費治療、惠及億萬農民家庭，該制度受到世界衛生組織的讚揚和大力提倡。毛澤東時代，全國有百份之八十五的人有醫療保障，而改革開放后卻有百份之八十的人沒有任何醫療保障。近年來在城鎮推行基本醫療和在農村推行合作醫療，但是是低水平的，離廣大勞苦大眾的迫切需要還相差很遠。不少公有制企事業單位為職工修建了住宅和福利性食堂、浴室、哺乳室、託兒所、幼兒園、職工療養院、文化娛樂設施等。以二零零八年與一九七八年比較，反映公共醫療衛生事業的衰退情況：近三十年來，中國總人口純增三點六五億人，二零零八年底農村人口仍佔總人口的百份之五十四點三，但中國醫院、衛生院總數卻從一九七八年的六萬四千三百一十一座減少到二零零八年的五萬九千五百七十二座，純減少了四千七百卅九座，下降了百份之七點四。農村醫療衛生更有大幅度減少：其中鄉鎮衛生院二零零八年只剩下了三點九萬個，比一九七八年減少了一點六六八八萬個，下降了百份之三十；床位數只剩下了八十二萬張，減少了卅二萬張，下降了百份之廿八點一；衛生技術人員只剩下了八十七點四萬人，減少了四十四點七萬人，下降了百份之卅三點八。這就是醫療改革的後果。回歸毛澤東時代的全民醫保，才是中國醫改的正確方向。
許多經營較好的企事業單位，職工從集體福利中得到的實惠，甚至接近了名義工資，一九七八年僅全民單位支付的勞保福利費達六十六點九億元，相當於職工工資總額百份之十四點三，比一九五二年支付的勞保、福利費增長六點零四二倍。在毛澤東時代，國家實行「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財經總方針，體現了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經濟是為全體人民特別是為廣大工農勞動人民服務的，以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為目的的，而不是私有制社會為資本家、官僚買辦、貪官污吏謀取最大的私利。在短缺經濟條件下，國家採用了陳雲提出的關係人民生活必需品實行「計劃供應」的辦法，用糧票、布票、油票、肉票、糖票和日用品「購物券」等，雖然受到「資改派」的惡毒攻擊和醜化，但是這種票證供應方法確保了億萬人民的基本生活消費的需要，保證了社會安定團結。而且在嚴重災荒、地震、戰爭、社會動亂等非常時期，要想保持社會穩定，都必須採用這種「計劃供應」的辦法。即使是當今各級政府，特別是大中小城市，對糧食、食油和煤、電、水、汽的供應也必須保證需求，而且一天也不能斷檔。對各種突發事件也應有預謀對策。這都說明「預測、計劃」的重要性。
全國居民平均消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全國居民每人每年消費水平從一九四九年六十二元增到一九七八年一百八十四元，增長一點九七倍，年平均增長百份之三點八，拋除消費物價年均增長百份之一點三因素，實際增長一點三倍，年均增長百份之二點九；其中農民從五十四元增到一百卅八元，市民從八十三元增到四百零五元。居民平均每人每年生活消費量到一九七八年是：糧食三百九十點九二斤，雖低於一九五二年的四點四二斤，但高於一九八六年以後的水平；食用植物油消費三點一九斤，低於一九五二年一斤，但基本保護了炒菜做飯的需要；除上述兩種消費品消費略有下降后，其他消費品都有增加：豬牛羊肉消費十六點八四斤比一九五二年增加三點一八斤，家禽消費增加了零點零一斤，為零點八七斤；鮮蛋三點九四斤，增加一點九斤；水產品七斤，增一點六六斤；食糖六點八四斤，增五點零二斤，捲煙三十點八盒，增十九點九盒；酒五點一四斤，增二點八六斤；茶葉零點二七斤，增零點一二斤；各種布匹廿四點零八尺，增六點九六尺；毛線零點零六斤，增零點零五斤；鞋零點九一雙，增零點七三雙；消耗煤炭二百一十點三一斤，增一百廿七點一二斤；一九七八年每百人擁有耐用消費品量也有較大增長：擁有自行車七點七輛、手錶八點五隻、縫紉機三點五架、電視機零點三台、收音機七點八台、照相機零點五架、錄音機零點二台、電風扇一台等，而在舊中國普通百姓連幻想也想不到的。每人每天有報紙三點二份，每人每年有圖書、雜誌四點八冊。一九七八年在農村人均住房面積八點一平方米，城市人均住宅建築面積達到六點七平方米。上述數字說明，毛澤東時代基本上解決了近十億中國人的吃穿用住行「五個字」，即近十億人的生存溫飽需要。特別是解決了長期受壓迫受剝削的佔中國總人口百份之九十以上的工農勞苦大眾的溫飽問題，是從古至今歷屆中國社會、包括一切私有制剝削社會都不能解決的問題，因為一切私有制社會離開了對廣大工人、農民的剝削，剝削者就無法存在，正是工人、農民的貧困才養肥了少數財主、資本家等剝削者、統治者。在蘇東國家演變、中國社會轉型的當今世界，毛澤東時代讓工農勞苦大眾當家作主，解決了近十億中國人的溫飽問題，仍然具有開創新世界的典範作用，更是了不起的偉大成就。

第四、毛澤東留給中國人民、中華民族的寶貴遺產

二零零九年，是毛澤東誕辰一百一十六周年，我們深切懷念偉大領袖毛主席。毛主席離開我們已經有卅三年了，但他對中國人民的恩澤，讓人民當家作主，消滅剝削和奴役，我們永遠不能忘記；他對中華民族發展繁榮，建立了嶄新的沒有剝削和壓迫的社會主義制度，我們永遠不能丟棄；他留給我們寶貴遺產，如用生產資料公有製取代私有制，消滅雇傭勞動、剝削制度，消除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階級對立；用按勞分配取代按資按股分配，消除貧富懸殊，兩極分化，走向共同富裕；用社會自覺調節（或國家自覺利用經濟規律）取代價值規律自發調節，消除私有制社會生產無政府狀態，通過宏觀調控自覺保持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實現可持續發展，避免發生周期性生產過剩經濟危機；堅持自力更生為主，利用外資為輔的原則，對外開放的目的是增強自力更生的能力，以建立一個不依賴於外部世界而屬於民族自己的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這是中華民族自立、自強的基礎和希望；用工人階級的民主管理取代資本家、私人的個人管理，實行人民當家作主，充分發揮億萬勞動人民的積極性、創造性，這是企業、社會和國家活力的源泉。所有這些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我們都必須永遠牢記。
在以毛澤東為首的第一代黨中央領導下，通過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使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創建了自立自強的新中國，建立了嶄新的社會主義制度，初步實現了國家的繁榮昌盛，建設了強大的國防力量，贏得了影響世界格局的大國地位，近十億人民基本解決了溫飽問題，生老病死都有社會保障，這是當今沒有任何國家能做到的。
一、勝利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任務，創建了新中國，開闢了中國歷史新紀元。
在以毛澤東為首的第一代黨中央領導下，經過艱苦卓絕的鬥爭，打敗了蔣介石八百萬軍隊，推翻了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任務，結束了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創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新中國的建立，廢除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一切特權，結束了中國一百多年來任人宰割、受盡欺凌的屈辱歷史。從此，中國實現了國家獨立、除台灣省外的國家統一、五十六個民族的大團結和社會的全面進步。中國人民所渴望的安居樂業、自由幸福的生活變成了現實。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中華民族以嶄新的姿態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多少炎黃子孫嚮往新中國，億萬工人、農民和革命知識分子獲得「翻身得解放」、「當家作主人」。中國人民從來沒有過如此喜笑顏開、揚眉吐氣。中華民族只有到這時才真正掌握了自己的命運。
二、創造性地完成了從新民主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的轉變，建立了嶄新的社會主義社會。
新中國誕生后，黨和政府依靠人民群眾，肅清反動殘餘力量，戰勝了帝國主義的封鎖、破壞和武裝挑釁，鞏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權。經過土地改革、統一全國財政工作、鎮反和整治社會，不僅在一年多時間內製止住了舊中國長期存在的惡性通貨膨脹，蕩滌了舊社會的污泥濁水，消除了各種醜惡現象，而且迅速醫治了戰爭創傷，僅用三年時間就把國民經濟恢復到歷史最高水平。根據馬列主義關於「和平改造」、「和平贖買」的設想，創造性地實現了對個體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消滅了剝削制度和剝削階級，全面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這是中國幾千年來最深刻、最偉大的變革。一九五四年制定出第一部社會主義憲法，建立了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建立了生產資料公有制、計劃經濟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社會主義制度為中國人民開闢了無比廣闊的發展空間，使中華民族獲得了無限的生命力，是新中國 能夠比舊中國和資本主義國家取得無法比擬的發展和進步的根本保證。
三、改變了舊中國貧窮落後的面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有了巨大的推進，初步實現了國家的繁榮昌盛。
我們在舊中國「一窮二白」的基礎上，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克服無數艱難困苦和外有強敵破壞，內有內鬼搗亂；逐步建立起來了以國有經濟為主導、公有製為主體的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社會生產力迅速發展，綜合國力大大增強，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較大幅度的普遍提高。經過廿九年的建設和發展，中國以百份之七點四五的年增速度趕超世界大國和強國，中國的綜合國力從佔世界第十三位上升到第十位，主要工農業產品產量躍居世界前列，將極端落後的農業國改變為工農業都比較發達的工農業國，改變了舊中國畸形的生產力布局，使遼闊的內地資源和經濟得到充分利用和發展。十億人民基本解決了溫飽問題，正向小康生活邁進。
經過廿九年的努力，我國建立的公交企業已達四十萬個，其中到一九七八年鄉以上工業企業就達卅四點八四萬個、六千零九十一萬工業職工。國營企業固定資產到一九七八年已達四千四百八十八點二億元，比一九四九年增長卅四點一倍，不論工業、農業和其他方面，都建立了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初步基礎（一九七八年GDP和一二三產業增加值分別達到三千六百四十五點二億元和一千零一十八點四億元、一千七百四十五點二億元及八百八十一點六億元，比一九四九年分別增長七點零一三倍和一點三五倍、四十四倍和五點六七倍）。一九七八年各企業擁有金屬切削機床達二百六十七點七五萬台、石油年產量超過一億噸（一萬零四百零五萬噸）、煤炭超過六億噸（六點一八億噸）、鋼達到三千多萬噸（三千一百七十八萬噸），培養了大批熟練工人和上千萬專業人才（其中產業工人達二千一百八十六萬人，廿九年培養大學畢業生二百九十四點六萬人、中專畢業生五百四十七萬人、中學畢業生約一點七億人），建立了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全國人民的生活比解放前好得多了（人均CDP 達到三百八十一元，比一九四九年增長三點四八倍，年遞增百份之五點三，職工年均工資達六百一十五元，農民人均收入一百卅三點六元，城鎮居民收入三四十三點四元，分別比一九四九年增長百份之八十七點三、二點零五倍和二點九二），基本上解決了吃飯穿衣問題，糧食達到自給（一九七八年糧食產量達三萬零三百七十七萬噸、人均擁有糧食六百卅七斤），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舊中國長期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建國廿九年來取得的成就是偉大的。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方向是完全正確的。我們儘管走過一些彎路遇到過一些挫折，但我們還是在廿九年間取得了比舊中國幾百年、幾千年所沒有取得過的進步。社會主義革命已經使我國大大縮短了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發展方面的差距。同一些比較大的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國所取得的成績比它們大，建設的速度也比他們快。這是鄧小平的評價。鄧小平生前從沒有說過前廿九年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也沒有說過新中國比西方大國落後五十年，只是說過中國科學技術比西方發達國家還落後二十年，但並沒有否定中國在某些方面已達到世界先進水平。鄧小平主持新的歷史決議，也沒有作這種判斷。就是到如今，人們共識是，中國科技總的水平仍然落後西方發達國家二十多年。
四、建立了強大的國防力量，打贏了反侵略戰爭，維護了國家的獨立、統一和安全。
經過廿九年的建設和發展，中國人民解放軍已由單一陸軍向現代諸軍兵種合成軍隊轉變。特別是「兩彈一星」研製成功，使中國國防力量大大增強。中國國防力量完全具有自衛反擊的能力，是任何外國不能小覷的。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一貫反對帝國主義和新老殖民主義，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反對侵略戰爭，維護世界和平，伸張正義，維護被壓迫民族和第三世界人民的利益。我國有四百廿三點八萬人民軍隊，先後進行了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戰爭，打敗了不可一世的美國軍隊，在其他數次邊境自衛反擊戰中都有出色的表現，證明是一支能征善戰、能打硬仗，有很強戰鬥力的軍隊。上述反侵略戰爭，既維護了國家的獨立、統一和安全，贏得了和平建設時期，又為促進世界人民爭取和平與發展事業做出了自己的巨大貢獻。
上述四項成就，其中前兩項，即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任務，創建新中國：完成社會主義改造任務，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是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中國人民完成的；后兩項，如現代化建設，建國頭廿九年已建立了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而且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完全屬於中國人民所有的，至少是奠定了中國現代化的基礎：「兩彈一星」和核潛艇研製成功，使中國國防力量躍入世界強國行列：實施「乒乓外交」，打開了中美外交新局面，實現了中日邦交正常化，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席位，到一九七八年八月已與一百零八個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極大地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形成了所謂三大國（指美蘇中）或五大國（指中美蘇日歐盟）強國地位或稱國際格局，中國是三大國或五大國中的一角，對世界格局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為中國的發展創造了較好的國際環境。從五個方面綜合國力來衡量，國防力量（三彈一星和核潛艇、噴氣式戰鬥機等軍事實力達到國際先進水平）、經濟實力（重工業迅速壯大和獨立完整工業體系、國民經濟體系的建立）、科技創新能力（工業、軍工、農業及生物、醫藥等科技創新能力，包括雜交水稻、牛胰島素人工合成、數萬次計算機等）、國家的號召力和組織能力（毛澤東的威望、黨的號召力和周恩來政府的組織能力，都名列古今中國、國際社會最強之列）及國民凝聚力（人口眾多且素質不斷提高，在毛澤東思想哺育下，政治覺悟、愛國熱情空前高漲，只要毛澤東一個號召就能形成萬眾一心、同仇敵愾、艱苦奮鬥、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和「一人有難，八方支援」的共產主義協作風格；自從嚴懲了劉青山、張子善二個貪官，保持了政界二十多年的清正廉潔，真正實現了幹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基本形成了路不失遺、夜不閉戶、尊老愛幼、共同奮鬥的社會風氣。這是中外歷史上絕無僅有的），都列世界前列，中國已經成為世界強國之一。即毛澤東所說，中國人民真正站立起來了。這是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所取得的豐碩成果，是建國頭廿九年取得的輝煌成就，這是鐵的歷史事實。鄧小平在第三次復出如日中天的時候評價說：「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沒有毛澤東思想，就沒有今天的中國共產黨」，沒有毛主席的卓越領導，「中國革命有極大的可能到現在還沒有勝利」，「我們黨就還在黑暗中苦鬥」。而且這種評價他前後說了三次。這是任何走資派、資改派和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無法否認的。「經濟崩潰」論可以休矣！烏鴉的翅膀遮不住太陽的光茫，毛澤東思想燦爛的光輝將永遠照亮我們中華民族前進的方向。在國慶六十周年之際，我們深切懷念新中國締造者毛澤東，中國廣大勞苦大眾將世世代代永遠銘記毛澤東的蓋世功勛,與中華大地永存！
（二零一零年一月五日二七四期《環球視野》）

不能否認，兩彈一星，中美建交，聯合國席位，都是在十年內亂時期取得的成績。

希特勒蓋世功勛與日月同輝。德國從一戰戰敗國短短二十年一舉成為世界上數一數二的經濟軍事強國，這才是鐵的事實！不知比毛強了多少倍！

神人是不存在的，凡人就是凡人。把他神化了，就會適得其反。

毛澤東時代的偉大成就

    美國耶魯大學教授莫里斯·邁斯納所著《鄧小平時代：1978—1994，對中國社會主義命運的考察》一書第八章「毛澤東時代的經濟遺產以及毛澤東身後改革家們」的第一部分「旁觀毛澤東時代」，認為毛澤東時代是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現代化時代之一。現將主要內容摘登如下：
    對於毛澤東時代取得的物質成就閉口不談，也許是對早些年從北京傳播出的言過其實的宣傳的一種自然反映，然而這些宣傳卻常常被外國的評論家們重複，許多外國人一度曾熱切地相信，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取得了最大的經濟成就，現在卻傾向於對它作出最糟的評價，似乎以此來彌補他們早先的輕信。現在慣常的說法是把毛澤東描繪成一個在貧困的條件下徒勞地尋找一個社會主義精神烏托邦，使發展服從於意識形態純潔之需要的人。
    然而，如果不去正確地證人毛澤東時代把中國從世界上最落後的農業國家之一變成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為止世界第六大工業強國的過程中取得的驚人成就，就不可能理解毛澤東時代遺留給鄧小平時代的經濟問題。實際上，毛澤東發展策略的主要問題和不足中的大部分都是高速工業化的副產品，如果不正確評價這個基本的經濟事實，就無法理解在毛澤東之後時期占支配地位的改革。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濟史以一個小小的工業生產基地為發端，這個工業生產基地甚至比比利時的還要小一些，當時，中國工業的人均產量不及比利時的工業產量的1/15。然而，是在物質資源最貧乏的基礎上，在充滿敵意的國際環境中和極少外援的情況下，中國在世1/4世紀的時間內把自己變成了一個主要的工業大國。
    在毛澤東當政時期，全國工業總產值增長了30多倍（如果從1952年算起則增長了12倍），其中重工業總產值增長了90倍（1948年以前中國重工業特別匱乏）。從1952年（當時工業生產恢復到了戰前最高水平）到毛澤東時代結束為止，儘管「大躍進」造成了工業生產的混亂，工業產量仍在以平均每年11.2%的速度增長。1953年至1957年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增長的百分比最大，當時工業增長率達平均每年18%，把中國的工業生產力翻了一番還不止。其後一些年裡增長的速度儘管不穩定，但仍然很快。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儘管造成了很大的破壞，但工業生產仍繼續在以平均每年超過10%的速度增長。
    在這個令人驚異的高速工業化過程中有幾個關鍵部門的數據或許值得一提。從1952年至於毛澤東時代結束期間，鋼鐵產量從140萬噸增長到了3180萬噸，煤炭產量從6600萬噸增長到了61700萬噸，水泥產量從300萬噸增長到了6500萬噸，木材產量從1100萬噸增長到了5100萬噸，電力從70億千瓦/小時增長到了2560千瓦/小時，原油產量從根本的空白變成了10，400萬噸，化肥產量從3.9萬噸上升到了869.3萬噸。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中國還在生產大量的噴氣式飛機、重型拖拉機、鐵路機車和現代海船。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成了一個主要的核強國，完成了洲際彈道導彈的發射。1964年中國第一枚原子彈試驗成功，1967年生產了第一枚氫彈，1970年把一顆衛星發射進了軌道。
    當然，工業化極大地改變了中國勞動力以及社會結構的構成。儘管大多數的中國人民依然是緊緊依附於土地的農民，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為止，城市工人階級的人數卻已從1952年的300萬上升到了1800萬。此外，毛澤東的農村工業化運動——「大躍進」中碩果僅存的幾個成功之一——把2800萬農民（當時農村總勞動力約達三億）變成了農村工廠的工人。
    無論人們將毛澤東時代另作何種評價，正是這個中國現代工業革命時期為中國現代經濟發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礎，使中國從一個完全的農業國家變成了一個以工業為主的國家。1952年，工業占國民生產總值的30%，農業產值佔64%；而到1975年，這個比率顛倒過來了，工業占國家經濟生產的72%，農業則僅佔28%了。
    毛澤東的那個時代遠非現代普遍傳聞中所謂的經濟停滯時代，而是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現代化時代之一，與德國、日本和俄國等幾個現代工業舞台上主要後起之秀的工業化過程中最劇烈時期相比毫不遜色。這些經濟成就就是中國人民自己通過勞動取得的，在那個時代，毛澤東思想仍能夠給人一種使命感和目的感。除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蘇聯極其有限的援助之外，中國沒有接受過任何外援。敵對的國際環境，與毛澤東「自力更生」的思想原則，起到了雙重強烈的作用，使中華人民共和國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以前實際上一直處於經濟自給自足的狀況。毛澤東的自力更生的國家政策造成了經濟上額外的不利與艱苦，但是它也使中國可以自豪地說：在毛澤東時代結束之際，中國實際上是以擁有一個既無外債亦無國內通貨膨脹的經濟，而在世界發展中國家絕無僅有。
    對一個基本事實的承認，即毛澤東時代在促進中國現代工業改造——而且是在極為不利的國際國內條件下做的過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並不就等於是為歷史作非分的辯護。如果沒有毛澤東時代發生的工業革命，與八十年代一同出名的經濟改革家們將找不到他們要改革的對象。
    儘管毛澤東思想強調農業，稱頌農民的創造性，但在毛澤東的時代農業發展卻遠非如工業成就那麼可觀。1975年人均糧食總產量幾乎與1957年農業集體化之初時一樣。在毛澤東時代的二十年裡，農村生活水平實際上處於停滯不前的狀態，每年平均增長不到1%，而且是在一個低得可憐的基礎之上增長的。1952年至1975年間，在工業生產總值增長十倍的同時，農業生產僅僅增長了兩倍。然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農業也絕非如今被描繪的那樣慘不可言。維克多·李皮特曾指出，毛澤東時代中國農業的發展大大快於1868年後至1912年日本明治年間備受稱讚的成功的近代工業化化時期。從1868年至1912年間日本工業化最強階段的數字也只有1.7%。正如馬克塞爾頓曾指出的：「1977年中國人均佔有耕地比印度少14%，而人均糧食生產卻比印度高30%到40%，而且是把糧食以公平得多的方式分配到了比印度多出50%的人口手中。」
    經濟統計資料並非告訴我們全部事情。對於收入與消費的常規性測度並不能充分表明實際的生活水平的生活質量，還必須考慮到教育、保健、衛生以及老人與貧困者的福利措施等這樣一些基本的必要的方面的公共消費。在所有這些領域，毛澤東時代都取得了偉大的社會進步，在大多數關鍵性的社會和人口統計指標上，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僅比印度、巴基斯坦等其他低收入國家強，而且比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五倍於中國的「中等收入」國家要強。在毛澤東時代，中國人由大部分人口是文盲的狀況變成了大部分人識字。在農村差不多普及了小學教育，在城市幾乎普及了中等教育，而且在城鄉皆開創了成人教育和在職教育規劃。基本的社會保護措施得到了貫徹。毛澤東時代結束之際，中華人民共和國完全能夠聲稱，它擁有一個雖剛起步但相當全面的醫療保健體系，這使得它在所有發展中國家都獨一無二。醫療保健以及營養和衛生的改善，共同造成了中國人壽命的極大增長，從1949年以前的平均35歲到了七十年代中期的65歲。

在短缺經濟條件下，國家採用了陳雲提出的關係人民生活必需品實行「計劃供應」的辦法，用糧票、布票、油票、肉票、糖票和日用品「購物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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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毛澤東時代, 一直使用票證, 直到改革開放后逐步取消。
用作者的話來說, 採用「計劃供應」是在短缺經濟條件下的辦法, 也就是說在毛澤東時代, 中國一直處於短缺經濟條件的狀況下。
經濟沒有崩潰, 只不過勒緊褲帶而已。

二）成千上萬家企業破產倒閉，千百萬職工下崗失業，陷於絕對貧困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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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 一千六百萬城市知青沒有工作, 上山下鄉,  陷於絕對貧困狀態。

職工平均工資從二百六十二元增到六百一十五元和二零零八年二萬九千二百廿八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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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你一下, 二零零八年是 " 資改派 " 執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