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為何愛讀奇書《何典》？

　　有學問的人遇到自己未曾見過的字句，往往愛詰問：「語出何典？」

　　殊不知，還真有一部文學史上罕見的口語化的幽默小說名為《何典》。

　　《何典》全書採用吳方言寫成，原生態的俚語村言活潑俏皮。書中借鬼說事，故事的主角，無一屬於人類，他們說鬼話，干鬼事，吃鬼飯，看鬼戲，懷鬼胎，做鬼官，無不栩栩如生。一反舊小說的所謂「文人氣」，無章無典，無規無矩。

　　《何典》在顛覆經典的同時，自身也成為經典。據考證，作者張南庄，書法歐陽，詩宗范陸，著作等身。咸豐初年太平軍占上海時，他的著作盡付一炬，獨《何典》一本倖存，為後世留下來了一抹書香。

　　毛澤東就非常喜歡《何典》一書。

　　延安時期，他曾兩次寄書給在蘇聯求學的毛岸英和毛岸青。1939年，他托林伯渠買了一批書寄去，但中途丟失了。1941年1月，他寫信說：「關於寄書，前年我托西安林伯渠老同志寄了一大堆給你們少年集團，聽說沒有收到，真是可惜。現再酌檢一點寄上，大批的待后。」細心的毛澤東隨信附上一張書單，並註明了冊數。這張書單共列20多種書，大都是大家熟悉的。但有兩本書比較冷僻：一本就是本文所說的《何典》；另一本是《子不語》，清朝乾隆年間大才子袁枚的筆記小說。從這份書單上就可看出毛澤東對《何典》的看重。

　　毛澤東在不少場合化用或引用過《何典》的言辭。這在「林彪事件」中表現得尤為突出。林彪出逃時，周恩來曾請示毛澤東是否要攔截林彪的飛機，毛澤東鎮定地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娘要嫁人」，便可從《何典》中找到出處。

　　毛澤東不僅化用和引用過《何典》中的言辭，而且還在思想觀念和審美趣味上受到《何典》潛移默化的影響。

　　《何典》一書對死讀書和讀死書者多有諷刺。活鬼的兒子活死人，很會讀書，但竟淪落為乞丐。一日碰到一個老道士稱他有大力子、辟穀丸，還有益智仁。活死人吃了他送的辟穀丸和大力子，頓覺精神百倍。只是對益智仁瞧不上眼，自詡：「已有過目不忘的資質，博古通今的學問，還要益他什麼？」老道士大笑道：「你只曉得讀了幾句死書，會咬文嚼字，弄弄筆頭……寫些紙上空言，就道是絕世聰明了。若講究實際功夫，只怕就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國，倒算做棄物了。」活死人見他說得有理，只得乖乖地吃了。

　　熟讀《何典》的毛澤東很欣賞老道士的觀點。他在延安時期的著作，特彆強調「講究實際功夫」，念念不忘告誡知識分子要深入到生活和實際中去。他在《整頓黨的作風》一文中便說過：「許多所謂知識分子，其實是比較地最無知識的，工農分子的知識有時倒比他們多一點。」他反覆強調知識分子絕對不能停留在書本的字句上。

　　他在延安整風所列「黨八股」的其中一條，便是「語言無味，像個癟三」，表現為文章或演說顛來倒去總是那麼幾個名詞，一套「學生腔」，或者只有死板板的幾條筋，像癟三一樣瘦得難看，不像一個健康的人。鑒於此，他強調宣傳和文藝工作者「要向人民群眾學習語言」，因為「人民的語彙是很豐富的，生動活潑的，表現實際生活的」。

　　民間的語言有如天籟自鳴，自抒胸臆，又似風行水上，自然成文。大俗便是大雅，張南庄深諳文章之道，所以對民間的語言精研深鑽發而為文。

　　「俗為雅用」加上「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構成了毛澤東完整的文化觀。在毛澤東看來，《何典》正是「向人民群眾學習語言」的典範，是「俗為雅用」最成功的例子。他對《何典》語言的化用和引用，實際上表達了對這種審美取向的認同與欣賞。　　□劉繼興

■鏈接

　　《何典》原署「纏夾二先生評，過路人編定」。1926年，劉復教授考訂其作者為張南庄，評者為陳得仁。《何典》戲仿《史記》體例，每回終了，由「纏夾二先生」作評語，畫龍點睛。「纏夾二」為吳方言詞語，指說話啰嗦、表達不清、喜歡糾纏、亂生枝節的人。

　　《何典》是一本很「另類」的書，流傳不廣。魯迅寫小說史要買這本書，始終沒有找到。劉半農運氣好，竟在廠甸舊書攤上無意中得之，迅即加以校勘標點，又略加註釋，並請魯迅作了序，交北新書局出版(1926年6月)，一時頗為暢銷，到1930年4月已出到第四版。

　　上世紀20年代，大學拖欠工資日趨嚴重，教授愈教愈瘦，劉半農欲借出版《何典》以自救。他放下教授架子來做這本書，大有文化產業的眼光。劉半農且做狂語：「憑你是天皇老子烏龜虱，作者只一例的看做了什麼都不值的鬼東西。」因而引發一場口水戰，被陳源教授攻擊為「大學教授而竟墮落於斯」。

　　上世紀初，國民黨元老吳稚暉嬉笑怒罵的文章名重一時，他自稱做文章的範本就出自《何典》。「放屁，放屁，真正是豈有此理！」吳稚暉在讀到《何典》開頭的這句話后，大徹大悟，於是力主文風口語化，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風雲人物。　

下載了《何典》，果然好書，謝謝兄弟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