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訪網路輿情主編：打撈沉沒的聲音

　　衛毅、楊凡 2012-09-09

　　在當下中國，官方和民間、網路之間存在兩個截然不同的輿論場，作為人民網輿情監測室秘書長，祝華新是官方和民間兩個輿論場的搭橋者和觀察者

　祝華新1986年進入《人民日報》工作，近年來致力於網路輿情研究，主持撰寫中國社會科學院2007-2011年度《社會藍皮書》的網際網路輿情年度報告，現任人民網輿情監測室秘書長、《網路輿情》執行主編。

　　主要做負面的雜誌

　　早上不到9點，祝華新就開始在人民網輿情監測室的各個房間來回走動。他的手機鈴聲不時響起，電話內容大致是兩個：詢問《網路輿情》如何訂閱和外單位輿情業務交流。他現在的身份是人民網輿情監測室秘書長和《網路輿情》雜誌執行總編。生於1962年的祝華新，對新媒體一直保持著興趣。他是微博控，在新浪微博的網名是「摘星手010」，之所以起這個名字，是因為喜歡武俠。

　　他自2007年山西「黑磚窯」事件起，開始從事網路輿情研究。人民網在2008年奧運會前夕，組建了輿情監測室，他帶領著一撥人開始做奧運輿情，每天一期，報送有關部門。「都是負面輿情，」他說，「我們主要做負面的，為發現奧運會管理的闕失面和改善輿論環境效力。」祝華新所做的網路輿情基於兩個理念：一個是報社領導概括的，幫領導幹部讀網；一個是他們自己提煉的，還原社會真實的意見構成。

　　在祝華新辦公室的桌子上，擺放著琳琅滿目的《網路輿情》，內容覆蓋黨政機關、紀檢部門、企業等多方面內容。雜誌右下角印著「供司局級以上領導參閱」。但訂閱讀者的範圍並不限於此，從中央部委到基層領導幹部都能訂閱，只是不能上報攤，不能給外國人看。曾有某商業門戶網站希望訂閱這份雜誌，未獲通過。「因為雜誌是內參刊號，而該網站有外資背景。」

　　人民網輿情監測室每周出版《網路輿情》，這份雜誌被網友調侃為史上最貴雜誌，每年訂閱價格是3800元。此外，他們還有輿情監測平台，提供諮詢、顧問、建議和培訓。他們有自己開發的搜索引擎，180多位工作人員當中，相當一部分是技術人員。他們的商業服務對象包括黨政機關、央企、NGO等等。商業化經營部分，由人民日報全資公司「北京人民在線網路有限公司」運作，去年經營收入達到數千萬元。從這一點看，人民網的輿情監測不僅具有把握民意的社會政治效應，也是一個巨大的商業利益所在，而《人民日報》的行政權威對這項服務的推廣不可避免地會產生作用。用戶為什麼要買這份情報？放到市場上，是否值這個價格？這是一些觀察者普遍的疑問。「這些信息90%都能從網路查到，但是你卻不會收集，情報是有價格的。」祝華新說。

　　此外，輿情監測室還有非商業性質的工作，他們經常幫助有關部門做一些突發事件處置的應對分析，做政務微博和央企微博的運營指導，包括括新浪微博、人人網、天涯社區、思想文化類網站和Twitter上的言論、思潮的分析等等。「由於社會轉型期不同利益群體的表達和博弈，地方政府正處在某種焦慮中，高度緊張地盯著現實生活當中的任何風吹草動，我們幫他們做的是一種高端的信息諮詢顧問服務。」在一些危機處理中，輿情監測室會給出一些建議。「比如說拆遷自焚案，我們跟地方政府溝通，堅決不贊同用業主『暴力抗法』這樣的字眼，這違背政治倫理的底線。我們建議淡化政府的定性，向民意靠攏。」

　　這樣的工作，對打通官方和民間兩個輿論場顯現了積極的作用——這是祝華新和他的團隊一直努力的方向。但也有批判者認為，這樣的輿情監測背後透露出的仍然是控制的思維。從某一方面來說，輿情監測是為政府諫言，把民聲傳遞至上層，但實際上，這樣的做法有硬幣的另一面，就是及時地幫助上層發現輿論，找出應對與引導之策。

　　兩個輿論場如何打通

　　祝華新1979年考入復旦大學新聞系。那時候，大規模的撥亂反正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大潮，「我們天生對『文革』式的專制極權比較反感。」本科畢業后，他在中國社科院獲得了新聞學碩士學位。當他1986年進入《人民日報》工作時，趕上了新聞改革的黃金時期。記者被推上了改革的潮頭，有的記者出去一個星期，會扛一麻袋讀者來信回家。但在祝華新看來，這和今天都沒法比。如今，新浪微博每天有兩億條貼文，天涯社區每天有5萬條新帖，比兩麻袋的信息量多多了。「網際網路是一個社情民意涌流的時代，遠遠超過新聞改革全盛期的80年代。」

　　80年代過後，是沉悶的90年代。思想界普遍壓抑，市場經濟大潮初起，文人們難以自持，無法找到定位，有一個很長的彷徨期。直到微博時代，民眾的意見表達和意見領袖的作用才真正起來。在祝華新看來，如今的網際網路不光是個意見交流平台，還成為國民新生代文化人格養成的土壤。但這個土壤還有些貧瘠，沙化嚴重。網際網路很大程度上決定未來政治改革的一種社會心理氛圍。

　　今年8月4日，律師甘元春在微博上爆料：湖南永州，幼女遭強暴的母親唐慧因上訪而被勞教。這條微博被轉發11萬次，評論3萬多條。《人民日報》官方微博次日對唐慧案做出了回應：「一個國家的強大，不應只有GDP和奧運金牌，複雜的數理模型中，更應包含百姓的權利與尊嚴、社會的公平與正義。」這條微博被轉發13萬次，評論4萬多條。此外，「新華社中國網事」官方微博「三問永州」，以及更多的媒體跟進，幾天之後，唐慧被釋放。

　　最近一段時間，體制內媒體在網際網路上屢有值得稱道的表現，讓人們看到了與以往印象中不太一樣的「面貌」。而近年來，《人民日報》評論部文章也常有「驚艷」表現。祝華新把體制內媒體的這種現象歸結為：打撈沉沒的聲音。

　　「《人民日報》官方微博有一種非常權威、犀利、清新的感覺，一改官方媒體長期以來給人的呆板印象。因為它敢講話，語言的表達很生動，而且跟網民的互動也很好。不管是謾罵的還是攻擊的，它都沒有去刪，讓你們去說，耐心等待。他們組織了一批高素質的人，當作一個重要機構去設置，這跟其他官微不太一樣。」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范以錦說。

　　范以錦認為，「中國的媒體，不論是中央媒體還是地方媒體，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任務，要考慮整個中國社會政治生態環境，要考慮官方的意圖，同時也要考慮民意，兩者要結合起來。」這個看法與祝華新打通兩個輿論場的看法近似。

　　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副教授張志安對祝華新有很深的印象，「他是一個比較另類的人，雖然在體制內，但他會用體制外的視角進行思考，對公眾的立場特別熟悉，對草根有體恤之心。他不僅把自己當作《人民日報》的參與者，也當作觀察者。他是一個謹慎的諫言者，也是一個積極的搭橋者。」張志安聽過祝華新的講座，認為他對80年代《人民日報》的理想主義有很多堅守和擔當。「他從那個理想主義年代一路觀察和實踐過來，對體制改革有深深的擔憂。」

　　面對政府和官媒在公共事件發生時態度上的一些改變，張志安認為，「在推動這些改變的積極力量當中，也要寫上人民網輿情監測室一筆，他們擁有天然的行政資源和媒體背景，所進行的輿情分析不能等於高校所做的科研分析報告，這一方面是一份研究報告，也可以把它當作體制內清醒者發出的一種聲音。」

　　張志安覺得，應該理性看待人民日報官微。「人民日報官微在表達方式上有些轉變，但這不意味它獲得了相當大的認同。它還是一種分裂的存在。至於它在微博上代表公共視角的發言增量部分能不能改變它的存量，這個大家並沒有看出來。所以，單靠微博的影響力是有限的，這跟其他重要市場化媒體持續不斷地從公共視角和民間立場進行新聞監督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在今天，官方和民間兩個輿論場的隔閡甚至對峙越來越嚴重。祝華新認為，最典型的例子是最近的周克華事件。無論官方怎麼闢謠，老百姓就是不信。如同一個網友說的：就是打死也不相信，何況人都打死了。政府正面臨「塔西佗陷阱」——當政府缺乏公信力時，無論你做好事、做壞事，無論說真話、說假話，大家都不信。祝華新分析了今天我們面臨的兩個局面。一方面，基層的官場日益遲鈍、顢頇和蠻橫；另一方面，知識界越來越激進，勞苦大眾越來越失去耐心。「我們有沒有可能走出第三條路線，走出一條理性中道的路線？」這是他思考的問題。

　　祝華新被邀請到各地講課，所講內容主要是網路問政、網路理政，特別是微博問政。他給黨政軍都講過課，甚至曾應邀給國外一些政府官員介紹網際網路。「可見大家都認為網際網路已經成為重要的政治元素和重要的政治變數。雖然現在有5萬家政務微博，但政府在這方面做得還非常不夠。」比如，8月6日的瀋陽罷市，官場無動於衷，瀋陽政府新聞辦的官方微博居然還十分悠閑地在發「夫妻相處之道」、「夏天吃西瓜的禁忌」。「瀋陽商戶的罷市，其嚴重性絲毫不亞於街頭的群體性事件，群體性事件的參與者往往是社會邊緣人群，而商戶卻是政府重要的經濟基礎。但我們的政府反應太遲鈍了。」祝華新表示了自己的擔憂。

　　新加坡《聯合早報》的記者跟他說，在中國待了7年的感受是：「老百姓在生氣，政府在焦慮。」這是社會轉型期的典型癥狀。

　　祝華新寫過一篇文章《網路輿論倒逼中國改革》，認為藉助網際網路改進公共治理，撬動民間社會，促進官民溝通，是當前成本最小、風險最低的政治體制改革舉措。

　　張志安則認為，網路對改革有積極的推動作用，但還是比較有限。「你去看政府的信息，畢竟還是選擇不公開為主，對我有利的我就公開，對我不利的我就不公開。打一個簡單的比方，好像是官員已經全裸了，但是要害部位全被他用雙手抱住了，所以你還是看不到關鍵的地方。這樣的情況下，輿情監測只能是試圖去推動，但是否推得動最終還是由體制決定的。」

　　1987年，時任《人民日報》記者的羅榮新、曹煥榮和祝華新合寫了一篇報道《中國改革的歷史方位》，引起很大反響。這篇報道引用一句西諺形容中國改革：「在未經探察和繪圖的水域航行」。直至今天，這個國家和其改革者們仍在繼續著這樣的航行。祝華新始終覺得，自己的新聞理想是一脈相承的——那就是推動民眾有序的政治參與和漸進的社會改良。「而現在，網際網路可能更有利於實現我們的理想。」

　　黨和政府應該奪回一些麥克風

　　人物周刊：你對網路上的「意見領袖」似乎很有意見。

　　祝華新：「意見領袖」在網上具有呼風喚雨的能量，不是他們自己有什麼地位或特權，而是他們代表了相當數量擁躉的心聲。但面對今天各種社會矛盾的積累和疊加，「意見領袖」表現得越來越急躁。我們今天面臨的最重要問題是：第一，要形成政治共識；第二就是學會相互妥協。政治就是某種妥協的藝術，尤其是我們今天還缺少強大的市民社會和中產階級支撐的情況下，更需要官民之間的相互接近、相互包容，來共同推動一種變革，不然變革就無從啟動。

　　一個典型例子是方韓大戰，我一直覺得該有人總結一下方韓大戰留下的負資產，這是非常有價值的。不說哪個人好，哪個人壞，甚至可以說得嚴厲一點，這是我們民族的某種劣根性，在今天的網路狂歡中暴露無遺。我們一百年來就是這樣，但的確需要反思。有人開玩笑，「天天看微博覺得明天就要發生革命，但走進菜市場覺得一百年也不會發生變化。」

　　大家在微博上喜歡站隊，而且到最後大家已經把分歧在哪裡給忘了，更多的是我看不慣你這一撥人。微博不是一個很好的討論平台，一次才140字，只能展示結論，推理過程都很難展開，更不要說提供更多的論據，微博只是一個結論的交換，不利於展開論證過程。微博還帶來了粉絲文化，實際是一種站隊文化，這是有一些「毒性」的。我們需要線下的平和的討論，在網際網路上，我覺得博客比較有利於梳理思想和觀點、沉澱情緒，算是微博的解毒劑，還有就是需要微博給予更多的新聞鏈接，提供更多的論據，包括長微博也能夠有所補救。

　　人物周刊：你提過建議，讓政府和意見領袖結盟，是么？

　　祝華新：我一直強調，今天黨的新聞宣傳戰場需要歷史性地轉移，光在官方媒體寫多少輿論導向正確的文章，有可能效果等於零。執政者和黨的文宣部門應該問問自己，今天有沒有這樣的底氣，走到新浪微博，走到天涯社區，走到人人網，和網友展開對話。以理服人，以情感人，真正做到「入耳入腦」——這是80年代中央書記處對黨報的要求。

　　人物周刊：這是在輿論上搶陣地嗎？

　　祝華新：搶陣地——這個詞政治性太強了一點。我們強調，現在已經進入大眾麥克風時代，黨和政府手裡應該也奪回一些麥克風吧。陣地容易理解為敵對的，我們認為輿情還是人民內部矛盾，輿情不等同於敵情，輿情還是需要政府認真化解，輿情的表達主體是公眾。

　　黨內許多高級幹部都在使用微博

　　人物周刊：你的樂觀基於什麼？

　　祝華新：網際網路推動了政府傾聽民意和保障了民眾的利益表達，這讓我想起了孫中山先生一百多年前寫的《民權初步》。中國人的訓政有兩個方面：一個是老百姓幫助黨政機關領導幹部學會政治的運作，政治必須引入民意因素，以民意作為重要參照系來制定和修正決策。還有一個是，老百姓在獲得空前巨大的言論場上，學會政治表達，妥協、包容，形成政治共識，來推動社會漸進改良。在這方面政府和老百姓都要學習和提高。

　　網路輿論某種程度上還原了社會真實的意見構成，讓老百姓的民生權益問題呈現在政府面前，讓政府決策有利於朝著解決現實生活矛盾的方向推進，我覺得網際網路為中國下一步的實質性的變革做了最重要的準備。

　　人物周刊：大家擔心微博有一天會被取消。

　　祝華新：不可能，從今天看，微博已經成為社會運轉的基本元素，像空氣和陽光一樣，很難想象哪一天突然宣布把大家都關到黑屋子裡去。某種程度上，今天取消微博就像實行軍事管制一樣，執政者不會選擇這樣的下下策。

　　人物周刊：那些叫「親」的政務微博你如何評價？

　　祝華新：政務微博核心還是在於權威性，認真解讀民意，倒不一定要賣萌。大家也沒指望你在微博解讀多少事情，更多的是民眾內心的「集體焦慮」需要人去傾聽，傾聽是第一位的。我不主張把微博變為網上的信訪。當然，我們希望通過微博喚醒官員的良知和公務員的擔當感，通過微博暴露一些問題，藉此修複線下的管理制度。

　　人物周刊：有人會說，這些親民的態度是一種麻醉的手段，該怎麼樣還怎麼樣。

　　祝華新：也不能這麼說。今天我們不是上網作秀的人多了，而是太少了。我們呼籲更多人到網上來。去年江西撫州爆炸案，農民錢明奇為了住房兩次被強拆，10年上訪，開通了3家微博，向名人傾訴自己的遭遇。爆炸案后，閭丘露薇點開自己的微博，發現就在兩三天前還轉發了這個微博，嚇得后脊發涼，感慨這個卑微的小人物一輩子不曾被人聽見，直到那一聲巨響。我們希望更多無助聲音被聽見。政府要表現出願意傾聽的姿態，哪怕有一定的鏡頭感，也是積極的現象。

　　人物周刊：輿情監測是另一種形式的內參嗎？

　　祝華新：我們不是內參，也不願意成為內參，內參有輿論導向，我們的輿情監測講求「還原」，而不是「導向」，但反過來恰恰由此贏得了聲譽，有些領導想了解真實民意就來找我們。內參和整個政府內部的對策研究，80年代和90年代相比還是有所變化。80年代，比較敢說真話。90年代以後，有所退化，包括專業性下降和不敢說真話。內參更多的是找領導人喜歡的話去說，甚至提出內參也要有輿論導向。我覺得這個口號是錯的。內參怎麼能有輿論導向，內參就是越真實越好，有利於政府了解前方的危險在哪。

　　我看過一個內參，把兩年前山西王家嶺礦難稱作一個奇迹，我們地方政府表現得多好。但我們了解到，此次礦難留下太多的懸疑，救出來的是不是都是井下的？有沒有群眾演員？這些猜測可能是沒有道理的，但至少政府沒有解答這些懸疑。後來地方政府控制輿論，不讓家屬見外面的人，只允許央視進入。當時地方政府託詞說應遇難家屬的要求，為了不雪上加霜，遇難名單就不公布了。如果讓我做報告，我不會寫什麼創造了人間奇迹，這跟主流民意相差太遠。還原事實真相和社會真實的意見構成，才是黨性強的表現。中共十七屆四中全會提出：「常懷憂黨之心，恪盡興黨之責。」這就是做輿情監測的尚方寶劍，是我們說真話的底氣所在。

　　在很多突發公共事件中，地方政府成功滅火了，一個是靠警察，一個是靠網路管理，瘋狂地刪帖，表面上把街頭的失序和網上的負面信息壓下去了，但是留下了民眾對政府深深的怨恨。下一次突發事件中可能會讓社會付出更沉重的代價。

　　人物周刊：據你所知，黨內領導人上網的多嗎？

　　祝華新：他們看的各種內參肯定多得很，情況是了解的。據我所知，黨內許多高級幹部都在使用微博，無非他們是潛水族，你不知道他們的賬戶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