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劍：中國十問——決定中國未來命運的十個問題

2012年8月4日 中國數字時代 來源：愛思想

李鴻章於清同治11年（1872年）提出，歐洲諸國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國，闖入邊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載，亘古所未通，可謂中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這話被人認為是19世紀中國人看世界眼界最高、看得最遠的一句話。現在看來，這個「大變局」在晚清時才剛剛拉開序幕，此後經歷帝制終結、北洋共和、國民政府和共產黨易幟大陸，社會變遷前赴後繼，波瀾壯闊，勢不可擋。而最近的這30年，中國社會在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領域所發生的巨大變化，才是這個「大變局」的核心歷史情節，百年來人們期待的中國社會變革的高潮正在到來。

作為世界上最後一個龐大帝國的緩慢轉型，中國下一步怎麼走？舉國上下普遍關注，社會各方眾說紛紜，外部世界也在冷眼觀察。在經歷過內憂外患、戰火頻仍、一盤散沙、民不聊生的國家狀態之後，中國共產黨在60多年的時間裡，建立了穩定的統治秩序，形成了統一的政治局面，奠定了建設新的民族國家的物質基礎；特別是通過改革開放，使中國進入了快速發展的軌道，利用市場和國家的雙重力量，共同促進了綜合國力的迅猛增長，以經濟總量位居世界第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藍圖似乎正在成為現實，坐二望一已是中國的下一個目標。

中國的崛起，並未帶來民族的普遍狂歡，與那些「中國模式」論者和「中國夢」者的樂觀情緒相比，還是有許多具有正常思維和良知的人，並未陶醉在繁榮的表象之中。因為種種跡象表明，中國或許正面臨著晚清社會轉型以來最急邃的變化和最深刻的危機：執政黨的制度腐敗前所未有，社會不公日趨嚴重，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社會道德全面淪喪，人類文明底線屢被突破，社會大規模衝突的條件日漸成熟。這絕非危言聳聽。在中國社會轉型是繼續以改革形式進行還是重新被納入革命軌道，人們都應冷靜思考，在歷史、理論和現實結合的層面上認真面對中國當前的迫切問題。托克維爾在分析法國大革命的原因時曾精闢指出：「對於一個壞的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法國大革命並非起源於法國最壞的時期，相反，在革命的前夜，路易十六統治的時期是舊君主制最繁榮的時期，法國已成為當時歐洲大陸最開明、最自由的國家；但恰恰就是舊制度的繁榮加速了大革命的到來，因為人民的慾望、激情和權利意識已經被舊制度的改革充分激發出來了，當舊制度不能進一步滿足人民要求時，它就必然成為人民革命的對象。中國現在也同樣面臨著這樣的時刻，30年的改革開放帶來的不僅僅是物質財富的解放，而且也是人的精神世界的解放，是人的權利意識的覺醒，是對一個更合理的更公平的社會的不可阻擋的追求。人的權利意識、生活慾望和政治訴求的「魔鬼」已經從潘多拉匣子里放出來了，還能再收回去嗎？

2001年，一個美國華裔律師章家敦在美國預言「中國即將崩潰」，一時引來轟動，應者附和之聲如潮而來。當這個說法流傳到中國國內時，朝野上下對此都不以為然。這倒並不是什麼意識形態的障礙阻止人們承認一個即將成為現實的預言，而是因為這個號稱在中國生活了十餘年的作者，近距離觀察到的那些足以導致中國體制崩潰的因素，其實在中國並未構成一系列政治和經濟危機的根本原因。比如，他著重談到中國銀行體系因巨額壞賬實際已瀕臨破產，這個結論顯然沒有估計到中國國有銀行依賴於國家信用而存在的巨大優勢。就是在近十年裡，中國的幾大國有銀行通過公開的資本市場，迅速修復了其治理結構中的問題，累計掙到的利潤差不多佔據了整個國有企業利潤總額的一半以上。中國的銀行已經成了全世界最掙錢的銀行，資產質量之優離破產豈止十萬八千里？章家敦在他的書中還斷言，中國一旦加入WTO，關稅將大幅度降低，貿易逆差成為必然，經濟下滑近在眼前。除此之外，政府無力支付的退休金和銀行系統的壞帳，總額為2000年國內生產總值的147%。他把中國加入世貿看作是毛澤東曾經說過的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它將決定」中國現行的政治和經濟制度最多只能維持5年;中國經濟開始崩潰，時間會在2008年舉辦奧運會之前」 現在回過頭來再看章家敦的書，並不是要看他的笑話，而是想表達這樣一個看法：預測中國是一件困難的事情，誰都不要輕易斷言，他掌握到了破解中國秘密的鑰匙。中國的複雜性和不可預測性，在世界史上前所未有，中國制度的獨特性和有效性，在其歷史進程中的每一個重要關口，都一再重現。章家敦發出預言的第二年，即2002年，中國進入到了一個新的執政時期，「胡溫新政」在人們的期待、懷疑和觀望中啟動中國這艘大船駛入全球化的汪洋大海之中，迄今正好十年。這十年，有人說是中國的「黃金十年」，事實或許可以無可辯駁地支持這個說法。就是在這十年裡，中國經濟進入迅猛起飛階段，人力資源優勢、市場優勢和各種后發優勢在國家主導的社會（市場）發展模式的整合下，得到最大限度的釋放，國家和市場兩個巨輪共同推動中國進入了快速發展的軌道，創造了震驚於世的經濟奇迹。按英國學者安格斯·麥迪森的話說，這不是中國的「崛起」，而是它自公元960年以來長期經濟表現中的一次偉大「復興」，是它與史俱來的強大和繁榮的又一次體現。對於中國經濟迅速增長和經濟總量迅速膨脹的事實，不管站在何種立場加以評價，都不能輕易否認。中國近代以來衰退和衰弱的歷史，人們至今仍然記憶猶新，帶著這樣的記憶來看待中國當前的發展，不能不為中國的「崛起」或「復興」而深感鼓舞。

按理說，經濟發展了，中國強大了，人民理應安居樂業，歌舞昇平，普天同慶，共享改革成果，共赴美好明天。但是，這種景象並未出現，相反，社會上下普遍瀰漫著不滿和焦慮，在強大的維穩機制下群體性事件此起彼伏，各種潛在的和現實的危機顯而易見，社會動蕩和動亂的因素正在不斷積聚，執政黨的統治和治理面臨著從未有過的難題與困局。這是何種原因造成的？為什麼在經濟高速增長之後會出現如此之多的問題？難道這就是所謂的人均達到3000美元之後必然會遇到的發展陷阱？這是發展經濟學的一般問題呢？還是中國特有的問題？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就流傳著這樣的說法：「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罵娘」。這表明，每當改革取得一個重要進展或取得一個重要成果時，人民對改革的要求會進一步提高，進而對社會發展設置一個更高的標準。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的改革，以農村土地承包責任製為突破口，進而引領城市改革，在短時間裡即解決了農民的溫飽問題和資源的短缺問題，人民有肉吃了，取消了票據，市場初步繁榮，改革的第一個紅利瞬時兌現，全民共享。這和文革時民不聊生、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社會狀態相比，已是一個重大進步，執政黨的改革開放政策由此獲得人民支持，深入人心。但是，隨著經濟改革進入所有制領域和價格領域，不僅黨內分歧湧現，而且激發出社會對改革的更高要求，「罵娘」聲開始高漲，執政黨內部所謂「保守派」囿於傳統意識形態的種種做法，尤其是不主動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行為，遭致尖銳批評。這些批評主要來自於知識界，但集中地表達了社會各界對現有制度弊端的不滿和對改革的廣泛要求，他們期待執政黨同時進行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改革，改革的核心任務是鄧小平在1981年所主張的「黨和國家制度」的改革，具體體現在黨政分開，政企分開，依法治國，實行民主。可見，民間的批評和呼聲，在當時執政黨的最高層，是有合法性和正當性的，並不違背「四項基本原則」，完全符合執政黨和社會的共同利益。一個看起來朝野上下都有共識的事情，在執政黨「十三大」上卻淺嘗輒止，受制於黨內路線之爭和理念之爭，無法有效展開，引來洶湧物議，最後是黨內鬥爭和知識界的不滿糾纏在一起，釀成一場巨大風波，讓八十年代的改革進程戛然而止，進而不得不重新設置中國自九十年代以來的改革路徑。

鄧小平1992年南巡講話，以一己之力再次啟動中國改革進程，同時規定了改革的具體路徑：終止意識形態爭論（不爭論），堅決制止左的思想對改革的干擾（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確立市場經濟的合法性，全面轉向市場導向的經濟改革，同時中止政治體制改革，以發展為首要目標（發展是硬道理），在發展中解決問題。鄧的這個改革綱領在其後的二十年間，得到了基本的貫徹和執行。從黨內來看，八十年代的改革路線之爭進而演化為權力之爭的情況已不復再現，所謂「改革派」和「保守派」同時退出歷史舞台，黨政最高層次的分工大致明確，各守其職，各行其是，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從社會上來看，來自知識界的反對聲音已基本銷聲匿跡，社會各階層踴躍投入到市場化和世俗化的大潮之中，盡享消費主義帶來的快感和滿足，還來不及或無意發現權力在無所制約的情況下和資本聯姻所產生的新問題。近二十年來的中國改革，大致就是在這樣的思想、政治和社會背景下展開的。

馬克思對於新舊社會制度的更替有一個著名的論斷，在他看來，「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這個話同樣可以用來認識中國現有的制度安排。不可否認，鄧所規定的改革路徑，即國家主導的市場化改革模式，在近二十年裡極其有效，它依靠高度集中、高度壟斷的國家權力，清肅一切外在的制約力量，全面迎入市場化機制，為經濟發展提供了來自「政府」和「市場」雙重動力。張五常在總結中國經濟改革三十年的經驗時，提出了一個縣際區域競爭概念，以此試圖為制度經濟學的市場化原理補充一個特殊的中國「案例」。對於這個張自認為可以傳世的說法，我的看法是並不新鮮，應屬常識。實際上，縣際區域競爭的動力主要就是來自於公權力，來自於政府調控資源和配置資源的巨大能力，這恰恰是中國傳統中央集權制度安排的主要功能，也是西方市場制度所沒有的比較優勢。麥迪森所看到的中國自公元960年以來的長期經濟表現，其實還可以上溯到漢武大帝時期，那時的國家動員能力和調控能力已經達到西方不能望其項背的程度。到了二十世紀的最後十年，中國龐大的國家機器依然充當著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者，在其操控之下，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還能有效發揮出來，它的巨大制度優勢還遠未耗竭。

或許正是基於制度的有效性，制度的合法性問題被長期掩蓋起來，甚至在一部分「中國模式」論者看來，中國制度的有效性反過來可以證明中國制度的合法性，高度集中和壟斷的權力配置體系豈有改革必要，而是要繼續加強和鞏固。因此，在經濟「黃金十年」的映襯下，中國在政治和思想領域可謂是「停滯的十年」，政治體制改革毫無進展，甚至處於倒退。「十三大」時即已形成的黨內有限民主，比如黨內差額選舉制度，幾近廢止。八十年代時有發生的省長被選掉的現象，在現時已不復再現。人大制度倡言幾個不搞，大會期間都是一片頌詞，充斥雷人提案。在思想領域，由不爭論導致不創新、不說真話、不越雷池一步，理論毫無突破，到處都是陳辭濫調。「和諧」、「維穩」成為主基調，也成為政治保守和控制的代名詞。

問題的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制度內在的弊端，如同人的身體，在致命疾患的潛伏期間，根本無從發現和感受其痛苦，一旦意識到自己身體出了問題時，或許已到了疾患的晚期。從這個意義上說，近二十年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在積聚國家財富和國民財富的同時，其實也在積聚著一系列制度性和社會性的問題。尤其是在近十年裡，原來潛伏在體制深層的矛盾正在不斷地暴露出來，以前可以視而不見或可以暫時擱置的問題，現在已經無法迴避。我提出的「中國十問」，並非是我的先見之明，這都是實際存在於中國制度內部，其嚴重性無論怎樣估計都不會過分。許多學者，包括執政黨的一部分高層官員，對中國當前面臨的各種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路徑，是有深刻的認識。不管左中右，對於中國繼續深化改革，通過改革解決問題，也是有共識的。正是基於這樣的判斷，我不諱淺陋，願意直面問題，諍言國是。

1、執政黨的合法性問題

理性地客觀地說，執政黨目前面臨的一系列重大問題，核心是合法性危機。何謂「合法性」？政治學者俞可平有一個簡明扼要的解釋，我認為很恰當。他在《財經》雜誌（2012年6月11日）上撰文認為，合法性「指的是社會秩序和權威被自覺認可和服從的性質和狀態。它與法律規範沒有直接的關係，從法律的角度看是合法的東西，並不必然具有合法性。只有那些被一定範圍內的人們內心所體認的權威和秩序，才具有政治學中所說的合法性。」我的理解是，合法性來源於人民的自覺認可和服從，來源於人民的授權， 來源於人民的支持。毛澤東早就說過：「我們的權力是誰給的，是人民給的。」現在執政黨也是反覆強調，權為民所賦。這說明，在原則上、法理上，執政黨是完全承認它的執政合法性來源於人民的認可和同意。問題是，人民以何種方式予以認可和同意呢？

執政黨目前的執政地位，是通過暴力革命方式取得后自然延續下來的，中國共產黨從小到大，從弱到強，能夠徹底摧毀國民黨強大的軍事機器，推翻國民黨的專制統治，從根本上說，是因為它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在缺乏憲政民主的條件下，戰爭是解決政治合法性的特殊途徑。但是，從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之後，政治的合法性就不能再繼續通過暴力的或戰爭的方式加以解決，而只有走憲政民主之路。目前世界上的絕大數國家，都是通過憲政民主制度來解決執政的合法性問題，即使是那些最極端的原教旨主義國家，其世俗政權的合法性依然是來自於人民的自願抉擇。中國的問題在於，從形式上看，執政黨並不缺少人民的授權，人民代表大會每年例行召開，名義上代表人民行使國家最高權力，而實際上，人民對於國家公權力的形成、運行、監督和處置並沒有實質性的授權委託關係，執政黨的合法性是依靠傳統的統治手段、意識形態和其他方式得以維繫。在這樣的制度安排下，執政黨的統治能否達到善治狀態，能否長治久安，能否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意願，現在是否應該有結論了？

2、權力失控問題

按照馬克思的理想，社會在生產出龐大的國家機器之後，最終是要把國家送入到歷史博物館，與青銅器和紡車陳列在一起。這個理想何時能夠實現，現在還無法預測，但馬克思一生都在強調的限制國家權力、控制國家權力的思想則有著巨大的現實意義。實際上，這也是啟蒙時代以來符合人類進步的共識，馬克思的思想敵人，從洛克到孟德斯鳩到密爾，他們都主張，要把國家公權力關進民主和法治的籠子里，不能把它放出來，讓它為所欲為。經過人類近二百年的政治實踐和不同的政治制度的比較，限制國家權力和控制國家權力的思想已經成為憲政民主制度的主要訴求。但是，這個訴求的現實性對於中國而言看來還為期遙遠，國家權力過大，過於集中，不斷越界侵入社會領域，干預民間生活，非法剝奪私有財產和私人利益，已是當前的主要制度弊端。

中國作為一個有著兩千多年帝國歷史的超大型國家，國家權力一直超常發展，國家權力觸角深入社會各個角落，國家和社會幾乎完全重疊。鄧小平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制定改革路線時，明確要求各級政府不要再去管那些「不該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這個話已經切入到國家和社會關係的核心，即國家權力是有邊界的，不能越權進入社會領域。經過三十年改革開放，國家權力過大的問題非但沒有解決，反而是在經濟的高速增長中日趨膨脹，各級政府掌握著巨大權力和資源，熱衷於各種開發計劃，直接決定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由此帶來的後果是，不受約束的權力運行，不僅製造出一系列後患無窮的環境、生態和可持續發展問題，而且成為當前社會政治轉型的最大障礙。在社會日趨自主發展的時代，國家主義的制度安排還能走多遠？

3、制度性腐敗問題

在一黨執政條件下能否徹底根治腐敗？現在看來已經是一個偽問題了。從改革開放以來，執政黨歷經三代領導人，對於遏制黨內腐敗現象，不可不謂高度重視，幾乎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在各種重要場合反覆對社會作出莊嚴承諾，在制度安排上也竭盡全力，採取各種措施，試圖有效制止腐敗的蔓延，徹底根治腐敗現象。但是，事與願違，執政黨的腐敗現象在近三十年裡不僅未見絲毫收斂，反而愈演愈烈，幾成不控之勢，其惡性化的廣度和深度，中國歷代歷朝恐都鮮見。對於執政黨腐敗的嚴重性，社會上不管左中右，都有普遍的共識，可謂同仇敵愾，人神共憤。儘管如此，在執政黨的統計學中，歷來將腐敗分子歸類為一小撮，將他們排除在絕大數優秀者之外，把他們的腐敗行為視為個人行為，無損執政黨的偉大、光榮和正確。這樣的解釋何以讓人信服？

權力何以失控？權力何以腐敗？這在政治學原理上已不是難解的秘密了；不受制約的權力必然腐敗，絕對的權力絕對腐敗，這已是被歷史反覆證明了的真理。鄧小平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這篇綱領性文獻中也明確認為，現行黨和國家制度的主要弊端是：「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就是在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口號下，不適當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權力集中於黨委，黨委的權力又往往集中於幾個書記，特別是集中於第一書記，什麼事都要第一書記掛帥、拍板。黨的一元化領導，往往因此而變成了個人領導。」為此，他還列舉了這種制度弊端的主要表現和危害：「高高在上，濫用權力，脫離實際，脫離群眾，好擺門面，好說空話，思想僵化，墨守陳規，機構臃腫，人浮於事，辦事拖拉，不講效率，不負責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諉，以至官氣十足，動輒訓人，打擊報復，壓制民主，欺上瞞下，專橫跋扈，徇私行賄，貪贓枉法，等等。這無論在我們的內部事務中，或是在國際交往中，都已達到令人無法容忍的地步。」鄧的這個講話，在執政黨容許的範圍內已經講到極致了，對執政黨制度弊端的危害性可謂明察秋毫。以他這樣的地位和權威，把話說的這樣重，理應有所成效，為何三十年過去了，這些已經被充分認識到的問題，依然無法解決？


4、道德危機問題

中國的道德系統近乎崩潰，從執政黨內部到社會各個領域，物慾橫流，寡廉鮮恥，腐化墮落，炫富逐臭，以丑為美，謊言連篇，無視操守，出賣氣節，不重誠信，不擇手段，毫無底線，各種反道德反文明行為，比比皆是，社會幾無凈土，公共場域混亂不堪，文化精神領域普遍淪陷，中國傳承數千年的人倫道德世界遭致前所未有的破壞。這意味著，中國在缺失了制度約束和法律約束的情況下，進一步失去了道德約束。一個缺失制度、法律和道德約束的國家，會有前途嗎？

中國整體性的道德潰敗何以會發生？中國道德危機的根源何在？我看可以從三個方面加以觀察。首先，執政黨傳統的道德資源幾乎完全流失，以革命理想、紅色動員、雷鋒精神、集體主義、大公無私、艱苦奮鬥、寡慾樸素為內容的革命化道德主義，在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發展進程中，已完全失去了凝聚人心整合思想的效力，這些年來執政黨反覆提倡諸如「五講四美三熱愛」、「八榮八恥」、精神文明建設、學雷鋒、發揚主旋律、唱紅等各種活動，幾乎毫無實際效果。在新的時期，執政黨陷於傳統意識形態，不能因應市場化和世俗化的潮流提出新的理想化道德尺度，無法引領中國的道德重建。其次，執政黨自身不能以道德正己，沒有垂範社會，無法有效約束各級官員的行為，大量的腐敗現象既是觸犯法律，也是道德淪喪，執政黨的道德狀態要大大低於社會一般的道德水平，國家和社會道德危機的總根源其實是在執政黨內部，是其制度性弊端的必然後果。第三，中國傳統的道德系統被紅色的革命化道德徹底摧毀，原來維繫社會正常人倫關係和秩序的道德資源，在權力和市場的雙重侵蝕下已難以為繼，與憲政制度和公民社會相適應的倫理道德建設又在現實中被一再阻止。舊的道德被打碎，新的道德又無從建立，社會處在道德的真空狀態。在此情況下，道德重建何以可能？

5、信息傳播問題

網際網路時代，信息傳播成了人的生活的一部分，更確切地說，是人的生命的一部分。能夠設想中國的所有電腦全都死機後會是一個什麼後果？對於言說——信息傳播的最初方式——的重要性，中國古人高度重視，謂之「太上立德，其次立言。」毛也說過，要讓人說話嘛。但是，現在看起來很不正常的是，人們不能自由地言說，不能自由地傳播信息。言說，在某種程度上成了最大的政治，一言興邦，一言喪邦。在執政黨的信息傳播上，公開主張是「說真話」，可見有過謊言連篇的時候，有過真相和謠言糾纏難分的時候。人民對各級政府的態度，主要取決於對政府言行的判斷，當政府的發言人一再閃爍其辭時，政府的公信力實際上是在自我消解。一個責任政府，前提就是信息透明和信息公開。和政府不說真話相配合的另一面，是限制社會的信息傳播，憲法規定的公民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和出版自由，被以各種方式限制著。問題是，在網際網路時代，傳統的言論限制方式還能繼續有效嗎？

必須清醒地看到，網際網路是人際交往領域最偉大的革命，它從根本上改變了人際交往和信息傳播的方式。人際交往從個體到群體，是一個範圍不斷擴大的過程，從個人到家庭到家族到宗族到民族到國家到地區到全球，這是一個人類交往外延不斷擴大的過程。網際網路的出現，人際交往還從實體領域進入到虛擬領域，直接進入了人的心靈和思想，這使得原來控制人類交往的那些傳統手段和方式，比如制度、暴力、自然界限，均都失效，無法阻擋。網際網路的本質是信息交流，是人的思想和心靈的交流，是民意的表達，這是憲政民主制度的精神條件。人的思想和心靈是比制度更強大的力量，它最終是不可控制的。當信息不可控制，知識不可控制時，那就意味著無法再繼續實行愚民政策。在一個主要資源無法控制的情況下，社會的信息傳播制度應該怎麼安排呢？

6、司法獨立問題

近十年來，中國的情況可謂是「發展很迅猛，改革無進展」，尤其是在關鍵領域，改革長期停滯不前，甚至倒退。政治體制改革基本上是流於空話，光說不練；司法領域是全面倒退，法治建設舉步維艱，完全沒有落實執政黨在「十六大」上制定的依法治國的大政方針。執政黨十六大報告明確指出：「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堅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社會全面進步和加入世貿組織的新形勢，加強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質量，到2010年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加強對執法活動的監督，推進依法行政，維護司法公正，提高執法水平，確保法律的嚴格實施。維護法制的統一和尊嚴，防止和克服地方和部門的保護主義。拓展和規範法律服務，積極開展法律援助。加強法制宣傳教育，提高全民法律素質，尤其要增強公職人員的法制觀念和依法辦事能力。黨員和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要成為遵守憲法和法律的模範。」現在可以拿司法領域的實際情況和十六大報告的上述觀點逐條對照，有哪一條真正落實了？重慶「打黑」中暴露出來的一系列問題，絕非是重慶的個別現象，其實在全國各地普遍存在。貴陽小河區法院至今還在表演公然踐踏法律的鬧劇，其違法行為在眾目睽睽之下居然無法遏制，執政黨從中央到地方居然罔顧這些枉法違法現象，主動或被動地為其背書，這難道就是所謂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應有表現？

毫無疑問，依法治國的核心是司法獨立，司法獨立的實質是法大於一切，任何個人、組織或政黨，都只能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受到法律的約束。離開了司法獨立，法治國家根本不可能真正建立起來。當前司法領域存在的諸多問題，根源就在於沒有司法獨立，缺少合法性的制度安排，政法委統一領導「大三長」，「大三長」統一協調辦案，不是以法律而是以執政黨的意志為最高準則，黨大於法，政大於法；法律不是公正公平的規範，而是淪為執政工具、維穩手段。為維護執政黨的利益，司法部門公然提倡「講政治，顧大局，守紀律」，唯獨不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律師辯護制度不能有效執行，公民各項權利得不到保障，公權力對公民的各類侵權行為之所以屢屢發生，完全是因為沒有建立法制的統一和尊嚴，放任公權力凌駕於法律之上。司法不獨立，法治國家何以可能建立？

7、公民社會問題

公民社會的培養和壯大，是市場經濟發展進程中必然會形成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公民主體意識的覺醒，是公民的自組織化運動，是公民自治的體現。由於涉及到執政黨對任何組織化行為的天然警惕和防範，公民社會建設並沒有被納入到執政黨的制度設計和安排之中；相反，從傳統的意識形態出發，把公民社會視為西方制度的一個方面而加以拒斥，不主張，不研究，不實踐，對民間自發形成的各種非政府組織和公民化社會行動多有限制。這是一種防患於未然的鬥爭思維慣性，是統治而不是治理的概念，以為只有將社會置於分散化或碎片化狀態，才能進行更有效的統治，把社會的無組織化一廂情願地視為執政黨長治久安的基礎。問題是，社會的自組織化或無組織化，究竟哪一種社會狀況更適合中國的長遠發展，更適合人民的利益，也更適合執政黨的治理和轉型？

中國自秦以來，一直是一個權力垂直型安排的社會結構，從中央到郡縣一以貫之，沒有中間社會體，不像歐洲，是一個權力橫向配置的社會結構，在王權之外，還存在著貴族、教會和城市等不同勢力。

由於缺少中間層，中央集權的制度安排，體現的是最高統治者對社會底層的直接統治關係，沒有中間過渡層和緩衝層，底層一片散沙，看似超穩定結構，但是一旦陷入動蕩，社會無組織的力量會在瞬間形成強大的破壞力，社會變革以革命形式出現，形成革命和專制的周期性震蕩。法國大革命、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均來自於這樣的社會結構，是中央集權制度的必然後果。公民社會建設，本質上是擴大社會的中間層，以中產階級為主導力量，通過社會自組織化途徑，構造社會理性和穩定的秩序，形成社會協商對話機制，對上限制公權力的侵權和擴張行為，對下引領社會底層力量從無序進入有序，上下雙向遏制極端性行為，由此奠定憲政民主的社會基礎。執政黨目前面臨的選擇：是主動引領和培養公民社會，形成和公民社會的良性互動，推動中國以改革的方式解決轉型問題？還是繼續實行限制公民社會政策，放任社會的無組織化狀態，進而被迫把全社會逼入到傳統的革命動蕩之中？

8、地方自治問題

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問題，在執政黨六十多年的執政歷史中，一直沒有得到有效解決。毛論十大關係，中央和地方的關係位列其中，可見執政黨是高度重視這個問題，曾經實行大區制，這既是為了擴大地方自主權，也是防著諸侯坐大。按毛的想法，這樣的制度安排，是要發揮中央和地方的兩個積極性。實際上，在毛時代，根本不可能提出地方自治的問題，毛是高度警惕所謂地方分離主義，背著這個罪名下台或去職的地方大員為數不少。到了改革開放階段，地方的自主性在客觀上有了很大提高，國家發展經濟的動力主要是通過地方政府的積極性而得以實現。這幾年，地方湧現出多種發展模式，比如「重慶模式」、「廣東模式」、「浙江模式」、「江蘇模式」，從而極大地改變了傳統的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地方各行其是，中央樂觀其成。但是，這些改變僅僅限於經濟領域，涉及事權、財權，最關鍵的人事權仍然集中掌握在中央手裡，作為綜合性的地方自治實驗，尚未破局。由此帶來的問題是：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地區差異極大，地方發展不平衡，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在制度上究竟應當如何安排？

中國在歷史上已經經歷了兩種不同的制度。西周封建制，是橫向的權力配置，實質是權力的多元化，是地方中心主義，最後是六國分裂。秦統一中國，以中央集權製取代封建制，實質是權力的一元化，是大一統主義。劉邦立漢，最初是想實行郡縣封國並舉制度，即把封建和中央集權結合起來，但七國內亂之後，這個制度實驗即宣告失敗。從此之後，中國分分合合，封建已不再具有制度意義，中央集權專制始終居於支配地方，至今依然沒有根本改變。在缺乏憲政的條件下，封建制所代表的地方主義和中央集權制所代表的大一統主義，是不具有歷史的共時性和制度功能的相兼性，所謂「分合治亂」只能在中央集權專制條件下得以解決。憲政民主下的聯邦制，為根本解決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問題，提供了有效的合理的制度安排。聯邦制不僅適合大國，也適合小國，可以充分滿足中央和地方的兩個積極性，同時能夠滿足不同地區的發展要求，在多元發展中尋求和諧統一。而聯邦制的基礎就是地方自治，地方自治的實質是，在憲政條件下，實行事權、財權和人事權的最大自主性，由地方人民按民主的方式決定地方發展。目前，在執政黨的執政格局中，地方自治尚未提到議事日程，聯邦制被置入幾個「不搞」之列，如此下去，何以整合中央和地方的關係？何以解決民族矛盾？何以實現中國的長期統一？

9、重大歷史問題

執政黨建國以來運動不斷，在黨內反覆進行路線鬥爭，對不同政見者無情打擊，製造了無數冤假錯案；在黨外長期以階級鬥爭為綱，實行無產階級專制，尤其是在文革期間，極左思潮泛濫，無法無天，「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執政黨對於自己犯下的錯誤是有深刻反省和總結的，在上述決議中就認為，毛澤東應為「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負主要責任。堅持真理，堅持修正錯誤，是執政黨的優良傳統，但是，受制於執政黨的共同利益、客觀條件、認識水平和意識形態，建國以來的一些重大歷史問題，其實並未根本解決。主要是，對毛的錯誤沒有進行徹底清算，對文革災難的深遠影響缺乏足夠的估計，對八十年代末期發生的政治風波尚未給予公正評價。這些重大歷史問題不從根本上加以解決，民族的精神創傷就無法治癒，人民的思想就無法統一，執政黨的政治信用和道德形象就無從恢復。歷史的欠賬究竟要到哪一天才能徹底還清？

歷史的清算和補償，是威權體制政治轉型過程中繞不過去的一個坎。如何平穩地理性地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對執政黨既是巨大挑戰，也是重塑其合法性的重要契機。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之所以從一開始起就深入人心，得到人民的廣泛支持，就是因為這條路線從否定文革開始，和極左路線背道而馳。人心所向，歷史趨勢，都是來自於撥亂反正。現在，又到了這樣一個關鍵時刻，一方面，在改革三十年之後，毛式社會主義大有捲土重來之勢，極左老左勢力在新左的呼應下，公開主張以文革法統取代改革法統，以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取代鄧小平理論，試圖全面扭轉改革進程；另一方面，改革停滯不前，人心渙散，社會矛盾不斷加劇，執政黨合法性動搖，政治危機因素日趨積累。在改革不進則退的關口，執政黨要重建社會共識，重新凝聚人心，重新領導改革進程，必須本著對歷史負責、對人民負責的態度，徹底解決重大歷史問題。除此之外，還有別的選擇嗎？

10、普世價值問題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的思想解放運動，是迄今為止中國最深刻的精神變化，它直接推動了中國的改革開放，為中國的社會轉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礎。這場思想解放運動是由執政黨啟動，由社會各界特別是理論界廣泛參與的社會啟蒙，以科學、民主、自由這些人類文明史上的主流價值為武器，徹底否定文革，清除極左路線，批判各種僵化思想和理論，重新認識和評價人類共享的精神財富，推動中國進入世界文明大道。中國改革開放之所以在經濟領域能夠取得重大成績，就是因為它遵循了經濟發展的普遍規律——按市場機制配置資源。這在計劃經濟時代是無法想象的，市場機制、明晰的產權制度、按生產要素進行分配，均被視為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而被拒之門外。思想解放運動，首先是在發展經濟的理念上有了突破，在種種爭議和阻擾中，市場經濟的合法性逐步從意識形態的限定中被解放出來，現在已經成為改革的法統，無可阻擋。問題是，與市場經濟必然相伴而生的憲政民主制度和自由人權理念，為何還要被我們一再擋在中國門外？我們既然已經享有了引入市場機制的紅利，為何卻要對那些保護市場以促進更公平社會的政治制度安排予以拒絕？

近十年來，政治體制改革停滯，思想領域在不爭論中重陷僵化狀態，不該說的不說，該說的也不說，重拾陳舊的意識形態教條，思想解放幾近絕跡，文革極左理論由此重新泛濫，公然與普世價值為敵，縱容那些背信棄義的獨裁國家，不惜挑戰世界主流正義。在全球化和網際網路時代，大概只有極少數國家，才會公開批判以自由、民主、人權、正義為核心的普世價值，把普世價值還看作是西方國家和平演變的工具。中國要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不僅僅是在經濟總量上位居世界前列，而且還要在制度、道義和價值上給世界以令人信服的表現，要和世界的主流文明走在一起，要讓每一個中國公民在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都可以自豪地說：我來自於民主的、正義的、富強的中國。我們能有這一天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