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下一步：以社會改革帶動整體改革

2012-08-28

作者  郎咸平


　　我們經常提分配政策改革，但是我們從沒有抓到問題的本質。分配政策不應該是重點，重點是社會政策。政府有責任和義務營造一個人人平等的社會，我們應該搞一個系統的「立足點工程」 、「中產階級工程」和「藏富於民工程」。和美國、德國比，為什麼我們上學貴、買房子貴、工資少、壓力大？根本原因是人家公共財政的轉移支付系統做得比我們好。要知道，全世界的稅 收都是以促進公平為目的進行轉移支付的，中央政府應該利用財權保證全國老百姓得到基本一致的公共服務，縮小不同地區間的貧富差距，縮小地區內部老百姓之間的貧富差距。而高效的不 需要「跑部錢進」的地區之間轉移支付，需要我們建立目標管理制的行政流程和透明公開的問責程序。

　　我在《中國經濟到了最危險的邊緣》一書中反覆強調：所有改革的起點和終點都應該是讓老百姓生活得更幸福。所以，老百姓的參與非常重要。沒有老百姓的參與，保障房的標準和過程就缺 少合法性、認同感和公平感，沒有老百姓程序性地、建設性地表達民意，水價、電價、油價、車價都無法真正做到以人為本。因此，當務之急是如何在一個個具體關係到社會和人民利益的經 濟決策中，創造性地讓民眾參政議政。

　　我們能不能把這些決策委員會向社會開放？比如交通委員會的三分之一席位由計程車司機協會來推舉，三分之一席位由市長直接提名社會知名人士和熱心公益的個人出任，餘下的三分之一留 給主事的政府部門。實際上，在紐約都市圈，本地的交通規劃委員會、學區教育政策委員會都是這樣對社會開放的，由此形成社會與政府的良好互動。要知道，經過這些年的發展，我們社會 的民智水平已經非常高了。以上海磁懸浮項目為例，政府聘用的專家裡有相關專業的大學教授，而沿線居民中也有具備專業知識的大學教授。基於同樣的道理，從民怨甚深又有切膚之痛的教 育學區改革等著手，交給民眾決定自己學區的政策，不僅能夠極大地提高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和對政策的支持，即便是有些決策失誤，也很容易取得民眾的諒解。

　　我們能不能改變發改委的工作作風？將發改委由高高在上的決定企業命運的機構，變為以科學、客觀、專業的政策調研和決策分析報告來輔助上面講的決策委員會。與此同時，中央的決策機 構對地方的管理也應該轉變作風，由過去的審批為主，變為指導為主，以決策科學化監督目前最大的權力真空，即地方項目的決策政績化、短視化。這樣，政府的決策風格就會逐漸由目前的 前導能動型變為後置否決型，就像香港政府對香港證券交易所的管理風格，更多的是請外部董事來決策，而自己只在關鍵時候行使否決權。

　　到現在，我們還沒怎麼意識到：很多經濟問題的背後是社會問題，而社會問題有賴社會的廣泛參與。比如，工資問題的根本是社會政策出了嚴重問題，這方面我們在改革上嚴重缺乏信心，只 是一味抑制和迴避，其實我們應該重新定義工會。在我們印象中，工會是和企業對著乾的，會擾亂社會秩序和經濟建設。國內媒體對工會的報道也都是負面的。國內學界對工會的研究也相當 匱乏。

　　而在國外罷工、騷亂這些都只是個別現象，工會的作用更多的是積極的。比如說德國，德國在國際金融危機之前，正是工會的有力作為使得德國的工資持續多年連續低於生產力提高的幅度。 也就是說，正是工會幫助默克爾政府實現了削減德國勞工工資，從而實現提高德國製造業的國際競爭力，以及提高德國社會總體就業率的戰略目標。同時，透過對新加坡和中國香港的對比， 更是清楚地表明一個有作為的工會制度和土地制度對製造業是多麼重要。事實證明，完善的工會制度是強大製造業不可或缺的管理力量。我們過去總是強調企業家的作用，完全忽略了工會的 作用，這顯然是需要我們重新思考的。

　　但要把權力真正還給社會，最大的阻力還是來自地方。地方現在是無限責任，現在我們很多問題不是沒有問責，而是什麼都對地方問責。我們也許應該大膽地想一想，是不是要像對央行設定 法定目標一樣，也給地方政府明確的有限責任。我們現在給地方無限的責任，表面上每次都對地方問責了，實際上，為了應對食品安全、房價物價穩定等涉及社會穩定的經濟問題，地方大量 制定行政法規，而行政法規中動輒亂罰款、亂整頓。

　　這麼問責下去，長此以往真正受害的反而是企業。現在地方對企業的騷擾已經沒有邊際，從消防安全到節能減排，幾乎所有政府部門，甚至臨時組建的辦公室或領導小組都能關停企業，企業 要在生產經營之外應對如此繁重的社會任務。我們看織里事件、增城事件本來都是基層稅收問題，但是亂攤派、亂授權導致基層政府職能外包化，外包攤派又淪為黑社會化，最終釀成嚴重的 社會動蕩和政府危機。

　　在經濟管理中，不僅基層對企業的干預缺少法律規範，上對下的管理也往往缺少內在約束，這樣同樣會造成問題，常常導致好心辦壞事。比如，勞動關係法在沒有試行的情況下就強制推行， 而「五險一金」也是不分青紅皂白要求企業一次補齊。更嚴重的是，在全世界最低工資都是反覆諮詢、慎之又慎的，可是我們很多地方卻說漲就漲，根本不考慮會不會傷及企業、傷及就業。 這種缺少法律規範的強制行為最為嚴重的是我們的土地規劃，亂規劃、亂拆遷，各地都喜歡搞政務區、搞產業園，把轄區企業都集中搬到一起，這樣做對地方政府來說容易出政績，容易申請 國家級產業園，還能騰出市區的土地，獲得土地出讓金收入。可憐的是我們的企業，被折騰來折騰去，很多企業因為地方政府拖欠土地補償款或拖延騰挪土地而陷入危機。比企業更可憐的是 我們老百姓，因為企業通常有土地證，可是老百姓卻被地方政府創造性地發現了「弱點」，各地竟然極富創意地搞出來一套先「依法」認定違章違法建築、再以拆違為突破推進拆遷的工作思 路，其惡果就是直接喪失了老百姓對法院、法律和政府的信心。

　　總而言之，基本的經濟公平（反壟斷、反不正當競爭、反濫用優勢地位、反行政壟斷）和市場經濟倫理已經無法在經濟體制改革的框架中得到保障，而閉門造車的經濟改革因為缺少問責制、 缺少自我改革的動力，已無法維護經濟公平和市場倫理。單靠經濟改革已經無法完成改革的使命，中國改革的下一步，是以社會改革帶動整體改革，是我們需要以社會公平和扼制腐敗為目標 ，重新構思整個改革的總體目標。

這不是蘇南模式的翻版嗎，不過沒有提蘇南模式而已。

小康人家 發表於 2012-8-29 01:11
這不是蘇南模式的翻版嗎，不過沒有提蘇南模式而已。

看來我這個帖子可以置頂了
其實蘇南模式也確實不錯的，值得借簽。下任九常委會不會走蘇南模式？

weihua99 發表於 2012-8-29 01:47
看來我這個帖子可以置頂了
其實蘇南模式也確實不錯的，值得借簽。下任九常委會不會走蘇南模式？ ...

蘇南模式首先是黨外人士費孝通先生提出的，蘇南模式的執行者最多就是升到部級領導，現在的與未來的九常委中無人與蘇南模式有關，即使政治局委員，恐怕也不會有與蘇南模式有關的人。所以他們不可能直接來稱呼蘇南模式，即使他們部分的做法合乎蘇南模式。在中國沒有強大的後台，做得再好，海外可以叫好，人民日報也可以上頭版，但蘇南模式的執行者決不會進政治局，因為她僅僅是一個地級市，而且不是江蘇省委的親生子。也沒有一個是官二代，所以成功。其實是靠蘇州市城鄉人民共同的努力，政府作用有限，因此我看不會。

蘇南模式的核心是以人為本，縮小城鄉差距，農村發展走合作化的道路，強調社會公平。其實只要這麼做，實際上就是模仿蘇南模式，不過我不認為一定要說蘇南模式，能這樣做，就很好。

順便說一句，什麼是絕對理智？？ 等於軟弱無能？？ 我不這麼認為，1972年和日本邦交正常化和尼克松訪華時應是收復釣魚島的最佳時機，那時是不是軟弱無能？？所以很多外交考量，都是我們所無法知道的。現在和日本打一仗就不軟弱無能了？？ 請你說說怎麼做才不是過分理智和絕對理智？？

這個就不用說了吧？肯定是這樣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