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釣運動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樣簡單，那樣純潔。

ZT: 保釣運動的傳承

2012-08-17 10:06:30  多.維.博.客  賀院士

    下面是2010年我去台灣採訪保釣運動新一代領導人後寫的報道全文。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很多話是沒辦法直說的，大家需要從字裡行間慢慢品味。總之一句話：保釣運動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樣簡單，那樣純潔。

    導言

    第二波保釣運動的參與者大都是政治家，他們的動機各不相同，但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協助政府收回釣魚島的主權。

    正文

    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投票通過了2758號決議，恢復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從此，第一波保釣運動就算基本結束了。第二年，劉源俊拿到哥倫比亞大學的物理學博士學位回到台灣，發現台灣人心惶惶，大家似乎都還沒有從失去聯合國席位的事實中緩過神來。「那幾年台灣人心裡想的都是怎樣保住台灣，哪有心思保衛釣魚台啊？」現任中華保釣協會理事長的劉源俊回憶到：「只有少數左派人士還在保釣，可沒過幾年他們就親眼目睹了粉碎四人幫事件，然後就是大陸改革開放，引入市場經濟，這些變化把大家驚得目瞪口呆，更沒心思保釣了。」

    這一停就是20多年。

    這幾年台灣也沒閑著，從蔣經國過渡到李登輝，從解嚴發展到台獨勢力冒頭，每一次變化都刺激著台灣人的神經。1996年3月，李登輝在第一次台灣「總統直選」中勝出，並宣布將於3個月後赴美參加康奈爾大學畢業典禮。在此期間，大陸在台灣海峽接連進行了兩次軍事演習並試射導彈，由此爆發了「台海危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日本右翼分子於1996年7月14日登上釣魚島「修理燈塔」，此消息傳到香港后立刻引起媒體強烈關注，從此拉開了第二波保釣運動的序幕。

    登上釣魚島

    「司機，我要去永和市德和路245號。」這是台北縣議員金介壽給我的地址。司機猶豫著發動了車子，幾分鐘后，路邊出現了一排排競選彩旗，上面印著一個中年男人的頭像，以及「金介壽」這3個大字。「你要找金議員啊？早說啊！」司機如釋重負地一踩油門，一會兒就到達了目的地。

    這是一個繁華的商住兩用小區，著名的「永和豆漿」就發源於此。金介壽專門為這次選舉租下了一個沿街的門臉作為臨時競選總部，屋子裡有幾個人正在接電話。一位工作人員把我讓進裡屋，立刻有人倒上茶水。我注意到牆上貼著一張巨大的彩色照片，照的是一個穿著潛水服的男人站在一塊岩石上揮舞青天白日旗。幾分鐘后，這個男人出現在我面前。他面容英俊，身材魁梧，髮型考究，說話聲音很有磁性，中氣十足：「我就是金介壽，歡迎來台灣。」

    採訪一開始，這位新一代保釣運動的代表性人物就向我介紹起他的出身和籍貫，這似乎成了採訪保釣人士的慣例：「我祖籍安徽省桐城縣，父親是抗日老兵。我1951年出生在台灣，算是外省人第二代。我大學學的是水利，畢業后當過1年零10個月的憲兵。之後我開補習班，在補習屆小有名氣。再後來我選上了台北縣永和市的市民代表，正式進入政界。」

    在台灣老的行政構架里，只有台北市屬於直轄市。台北市周圍被台北縣所包圍，金介壽做了4年台北縣永和市市民代表后又當選了台北縣議員，並且連續當選了4屆，也就是說，他至今已做了20年的職業政治家。今年台灣改制，台北縣升級為「新北市」，和台北、台中、台南和高雄平級，共稱為「五都」。11月底即將舉行的「五都選舉」實際上就是選出新5都的市議員，如果選上的話級別又提高了一級。

    「我讀書的時候家境貧寒，平時要打工，根本沒時間參與保釣，這一點和馬英九他們那批高官子弟有著天壤之別。」金介壽繼續說到：「參與保釣是在我當台北縣議員的時候，而且完全是一次意外，屬於無心插柳柳成蔭。」

    故事要從1992年說起。那時還是李登輝執政時期，一部分國民黨黨員看清了其台獨本質，脫離國民黨成立新黨，金介壽便是其中之一。他一直比較反叛，喜歡搞街頭運動，被老百姓稱為「街頭小霸王」。1996年釣魚島燈塔事件出來后，李登輝控制下的台灣媒體沒怎麼報道，金介壽一直不知道此事。那年暑假，新黨開設的廣播電台「新黨之音」需要一位政客來播音室主持「與民有約」節目，可新黨高官們都出國度假去了，主持人只好臨時把金介壽找去救火。那天恰好有位聽眾打電話進來，說香港民眾已經鬧起來了，質問新黨為什麼不參與保釣。金介壽當即允諾要立即行動。幾天後金介壽為此召開新聞發布會，結果沒有一家台灣媒體出現在發布會現場。但這件事被香港《蘋果日報》的人知道了，就刊登了一則消息，被香港立法局議員劉千石看到了，主動跟他聯絡，雙方一拍即合，決定聯手保釣。

    金介壽不愧是「街頭小霸王」，行動力超強。他立刻成立了「台灣保釣行動小組」，花4萬元新台幣租了條漁船直奔釣魚島，結果中途被日本海上保安廳的軍艦攔了回來。

    「台灣的漁船排水量通常只有幾十噸，而且船身是用玻璃纖維做的，怕撞，日本人的船都是鋁合金的，排水量上千噸，一左一右把我們夾在中間，前面再來一艘船橫著一擋，我們就沒辦法前進了，只有後退。」

    正說話間，前屋來了一位問路的老人，金介壽聽到聲音，立刻走出去和老人寒暄，又擺出為老人指路的姿勢方便我拍照。拍好后我們再回到裡屋繼續聽他講故事。

    第一次保釣行動經媒體報道后引來香港立法局議員何俊仁的關注，他是「香港保釣行動委員會」的召集人，屬於香港保釣界的右派。當時香港保釣的主力是親共的「全球華人保釣大聯盟」，總指揮名叫陳毓祥，是一位參加過第一波保釣運動的「老保釣」。由於當時海峽兩岸正鬧「台海危機」，使得台灣民眾大都對香港發起的新一波保釣運動有些抗拒。但何俊仁不存在這個問題，他邀請金介壽赴港參加「九一五」港島保釣大遊行，兩人商定了第二次登島行動方案。此時金介壽也正需要香港人的支持，因為台灣漁民已經把漁船的租金漲到了每艘10萬元，金介壽沒有這麼多錢，但香港人民捐款踴躍，何俊仁可以提供這筆經費。

    9月22日，何俊仁從香港飛到台北，當晚就和金介壽等人一道乘坐3艘保釣船從深澳漁港出海，向釣魚島方向駛去。就在同一天，陳毓祥也率領一班人馬搭乘一艘貨船輪，從香港出發前往釣魚島。從此，新一代保釣運動的左右兩派之爭進入了白熱化階段，釣魚島變成了這場競爭的桂冠，誰第一個登島插旗，誰就是這一波保釣運動的盟主。

    位於基隆的深澳漁港距離釣魚島只有200公里左右，金介壽這支艦隊第二天一早就到達了釣魚島附近海域，但卻遭到21艘日本軍艦的攔截，再次無功而返。3天之後，陳毓祥等人乘坐的「保釣號」貨輪也到達了距離釣魚島只有10海里的地方，但由於風浪大，再加上日本軍艦的攔截，貨輪沒法前進，船長下令返航。但陳毓祥不甘心，帶領4名保釣人士身穿救生衣跳進大海，試圖用游泳的方式宣示主權。但陳毓祥體重過大，不幸溺斃，另外一名保釣人士受傷，被緊急運往距離最近的日本石垣島醫院搶救，這才保住了性命。

    陳毓祥是保釣運動20多年來的第一個犧牲者，此事傳到台灣后立刻引起了台灣民眾的廣泛關注，「一堆錢就進來了！」金介壽總結了前兩次的失敗教訓，認為必須採用人海戰術，讓日本軍艦顧此失彼。於是他和何俊仁商定，雙方各負責15艘船，再加上10艘媒體船，組成了一隻龐大的「保釣艦隊」，於10月6日晚上分別從各個海港出發，直奔釣魚島。

    出發前金介壽還租了幾艘海上摩托艇，組織了一次向媒體公開的搶灘演習。臨行前台灣海上邊防警察以安全為由不準摩托艇上船，金介壽當著警察們的面把摩托艇放下來，等警察們簽字放行后又大搖大擺地把摩托艇重新裝上船去，而且全部放在甲板上，一點也不避諱。

    「我甚至找了一個玩航模的，運了一架遙控直升飛機過去，飛機下面綁上一面國旗，準備用這個辦法把旗子空降到釣魚台宣示主權。」金介壽對我說。

    其實，以上這些都是金介壽布下的一個疑陣，為的就是讓日本間諜誤以為保釣人士打算駕駛摩托艇登島。等主力部隊都出發后，金介壽自己偷偷登上一艘名為「自立6號」的磯釣船從深澳港出發，船上只有10名船員，沒有摩托艇。

    「我這艘船是深澳港唯一的一艘磯釣船，是專門用來從事岩壁海釣的。」金介壽解釋說：「磯釣船的船頭是平的，綁了很多舊輪胎，靠上岩壁的時候可以起到緩衝作用。」

    磯釣船速度很慢，一直跟在大部隊的後面。先頭部隊很快就遇到了日本軍艦，據估計大概有80艘左右，雙方在海上展開了一場圍追堵截的大戰。

    「我後來聽說日本橫須賀海軍總部停止了國家演戲，把所有的軍艦都從本島調來保護釣魚台。」金介壽說：「那天的釣魚台海域相當於第二次中日戰爭的戰場。」

    不過，這大概是歷史上最奇特的一場海戰。資料顯示，那天台灣海巡署的軍艦就在附近不遠的地方待命，但沒有一艘敢於上前護航。包括路透社在內的多家國際媒體租用了直升飛機在上空拍照片，台灣的一家電視台甚至從沖繩首府那霸市租用了一架直升飛機飛到釣魚島上空，拍下了很多珍貴的影像資料。

    最後，老謀深算的金介壽成了最大的贏家。「自立6號」在4艘普通漁船的掩護下順利突圍，成功靠岸，金介壽和另一名香港保釣人士陳裕南跳上釣魚島，爬到了6米高的地方。可惜他們爬上的是釣魚島前面的一塊礁岩，和本島之間隔著一條2-3米寬的海溝，沒法前進。此時日本軍艦因為體積太大，不敢靠的太近，只能放下幾艘小艇前來阻擋，被船員們用長矛擋住。眼看沒法繼續前行，金介壽便取出早已準備好的青天白日旗，插到了岩石上。陳裕南則先是按計劃插上一面寫有「中國領土釣魚台」字樣的黃色旗幟，又從懷裡拿出一面五星紅旗，也插到了島上。這大概是海峽兩岸的旗幟第一次在同一塊場地上同時飄揚。

    「我們事先都說好了，不準帶五星旗，陳裕南把旗子藏在懷裡，我們都不知道。」金介壽解釋說。

    「自立6號」是早上6點一刻登島的，15分鐘后，另一艘名為「全家福號」的海釣船在船長游明川的操控下也成功突圍，駛到了距離釣魚島15米遠的地方。保釣人士賴福明、王光華、李覺民和呂文瑞穿著潛水衣跳進大海，游上了釣魚島。4人在島上逗留了將近半個小時，甚至還打算登上最高峰，但終因坡度太陡而作罷。

    根據一名在場的台灣記者事後的描述，金介壽和陳裕南插在島上的3面旗子10分鐘后就被風吹倒，而此時兩人早已回到船上，卻沒有再派人上去重新扶正國旗。7點鐘的時候，金介壽通過對講機下令全體撤退，大家安全地回到了台灣。

    這次登島行動以5艘台灣漁船被撞壞為代價，最終讓6人成功登島，但也導致很多沒有上島的人怨聲載道，香港演員黃秋生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對香港記者抱怨金介壽太自私，自己登島之後就迅速下令撤退，沒給其他人留機會。

    「他一定是誤解我了！」金介壽的語氣顯得很無奈：「我把最豪華的船都留給香港人了啊，我自己坐的是最破的船。」

    不管怎樣，這次登島行動讓金介壽成了明星，他在島上揮舞青天白日旗的照片成了保釣歷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一張照片，他旁邊的五星紅旗也讓這一歷史時刻具備了某種更深刻的含義。

    保釣的火炬接力

    第二波保釣運動在1996年達到高潮后很快再次陷入低谷，民進黨的崛起把台灣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了島內。1998年，陳水扁在台北市長選舉中敗給馬英九，兩年後他卻當選為台灣「總統」，民進黨也首次擊敗了國民黨，成為台灣的執政黨。國民黨則在2000年「總統選舉」期間再次發生分裂，時任台灣省「省長」的前國民黨元老宋楚瑜在總統選舉失敗後退出國民黨，成立了親民黨，提出的宗旨是「人民第一」。當時還是台北縣永和市市民代表的黃錫麟就是在這次分裂中離開了新黨，加盟了同屬泛藍陣營的親民黨。

    黃錫麟是新一波保釣運動的另一位代表性人物，他把採訪約在了台北縣永和市中正路648號，這也是一個臨時租下來的選舉辦公室，原來黃錫麟和金介壽一樣，都在競選新北市議員。兩人都是永和市推舉出來的藍營候選人，政治立場和票源全都一樣，屬於你死我活的競爭對手。

    「我的祖籍在江蘇，出生在台灣，今年48歲，從事保釣運動已經有14年的歷史了，現在擔任中華保釣協會的執行長。」黃錫麟開門見山地說：「我曾經先後13次出海保釣，只可惜至今沒有登上過釣魚台。」

    算下來，黃錫麟正是在1996年參加的保釣運動，不過他比金介壽小11歲，當年還只是一個34歲的熱血青年。那次登島行動中，黃錫麟是金介壽的助手，和金介壽乘坐的是同一條船，親眼目睹了金介壽登島的全過程。

    「當時金議員上島插旗后很快就跑回船上，整個過程不到5分鐘。我看到國旗被風吹倒了，就自告奮勇要上去把國旗扶正，但是金議員不讓我上去。」黃錫麟提到這件14年前發生的往事時仍然顯得一臉的無奈：「當時日本人的船就在旁邊，但是並沒有發生什麼激烈的衝突，我不明白他為什麼不讓我上去。大家辛辛苦苦來一趟，都想上島，到此一游嘛。可最後只有他和陳裕南等6個人上去了，而且他上島后很快就下達了撤退的命令，大部隊還在跟日本軍艦纏鬥，沒有趕過來呢。後來很多人都罵他，我也罵他，不知道他心裡怎麼想的。」

    金介壽不同意這個指責。「我是行動總指揮啊，當然要對大家的安全負責。而且漁船很貴的，撞壞了就得賠。」金介壽在談到當時的情況時對我說：「我沒有參加中華保釣協會，因為那是個有政治目的的組織。黃錫麟搞保釣是為了選舉，他沒搞保釣的時候是個普通百姓，而我已經是議員了！當年是我支持黃錫麟出來選市民代表，他選上以後就想把我幹掉，所以搞了這個協會。」

    黃錫麟當然也不同意這個說法：「中華保釣協會是台灣唯一一個在內政部立案的民間保釣組織，我們的經費來源和花銷都是有帳可查的，金介壽那個保釣行動小組沒有備案，誰也不知道錢都花哪兒去了。」

    現任中華保釣協會發言人的胡卜凱這樣評價兩人的矛盾：「當初金介壽是領頭的，黃錫麟較年輕，跟著金介壽。後來黃錫麟比較沖（一聲），金介壽懷疑他想取而代之，又沒辦法節制他，就產生了矛盾。今年台北縣改為新北市后黃錫麟這個市民代表的職位就沒有了，只能去選議員，兩人終於成了直接的競爭對手，矛盾就激化了。因為工作的關係我和黃錫麟合作比較多，但我仍然很尊敬金介壽，重要會議都會請他出席。」

    選舉很看重名氣。黃錫麟雖然在近幾年十分活躍，但畢竟一直沒有登過島，名氣不如金介壽大。這幾年黃錫麟一直在努力登島，幾乎每年都要出海一次，為此他甚至專門去考了一個漁民證，因為台灣有個規定，普通漁船可以隨便出海捕魚，但只有考過漁民證的人才可以上這種船。一般人要想出海，只能坐海釣船，這屬於娛樂漁船，按照規定最遠只能駛到距離台灣本島24海里的地方，釣魚島自然也就去不成了。

    「這規定以前一直有，但從來沒認真執行過，直到陳水扁時代台灣海巡署才終於嚴格起來。他們不敢公開禁止保釣，只能用這些手段阻止我們出海。」黃錫麟對我說：「其實我申請了漁民證也沒用，他們總會想出各種辦法刁難我們的，比如不給我們配油，或者在保釣船申請執照延期的時候故意拖延時間。」

    因為出海次數多，黃錫麟跟漁民混得很熟，深知他們的痛苦。「我搞保釣不是因為石油，那個離老百姓很遠。我搞保釣的一個主要訴求就是讓台灣漁民能夠去那裡捕魚，釣魚島附近海域是台灣漁民的傳統漁場，被日本佔領後台灣漁民就被剝奪了去那裡打漁的權力，我要替他們抗爭。」

    黃錫麟把漁民游明川的電話給了我，他就是當年駕駛「全家福號」海釣船成功登島的船老大，家就住在基隆的深澳港，距離台北只有一小時車程。這個港因為距離釣魚島最近，交通也便利，已經成為保釣人士最常使用的海港，被稱為「保釣港」。我到的時候將近中午，港口卻停滿了漁船，一群漁民正蹲在一艘漁船甲板上吃飯。原來這幾天正刮東北季風，大家都歇了。

    這些船大都是50噸以下的碳纖維船，分為海釣船和普通漁船兩種，前者大都比較乾淨，設備高級一些，頂層甲板上密密麻麻地裝滿了高功率燈泡，為的是夜釣時把魚吸引過來。這種燈泡據說是日本人發明的，15年前才傳到台灣。「當年我們和日本漁民經常一塊打漁的，現在不但我們沒辦法去那裡打漁，就連日本漁民也不敢去了。」游明川對我說。

    游明川今年43歲，膚色黝黑，大冷天腳上仍光腳穿著拖鞋，煙不離手。他當了一輩子漁民，直到1995年前還一直在釣魚島附近打漁，那時漁船可以開到離島1海里的地方也不會有人管。但自1996年開始那片海域就成了禁區，很難再進去了。「釣魚台是很多魚類洄遊的必經之地，有好多珍貴魚種。像什麼馬頭魚、赤鯮魚、長尾鳥（又叫大目金鯛）、紅甘、青雞魚、大目鰱和石斑魚等等經濟價值高的魚種只有在那附近才釣得到。這些魚每斤（台制，等於600克）的批發價都在500新台幣以上（約合人民幣120元），一般的海魚只能買100新台幣左右。」

    1996年，游明川開著自己那艘20噸的小海釣船參與了那次著名的保釣行動。出發沒多久就遇到一艘船出故障，他前往營救，把那艘船上的人接到了自己船上。沒想到這麼一耽誤反而成就了他，讓他的船躲過了日本海軍艦艇的堵截，成功靠岸。之後他換了艘50噸的大船，經常偷偷前往釣魚島附近釣魚，被日本軍艦攔過好幾次。「日本軍艦都是好幾千噸級的，速度奇快，遠處剛剛看到一個小點，一眨眼就開到眼前了！」回想起和日本軍艦的數次對峙，游明川仍然一臉驚恐：「有一次我們4艘船遇到一艘日本軍艦攔截，我們分頭跑，那艘軍艦竟然可以分別開到每艘船前面繞上一圈向我們示威。今年6月份的時候我又去過一次，結果遭到5艘日本軍艦的攔截，他們兩側的防撞網都放下來了，準備夾我的船，幸虧我的船小，拚命地拐來拐去，僥倖被我逃脫了。」

    附近幾位漁民看到有人採訪，紛紛走了過來。當他們知道我來自大陸后，異口同聲地說：「台灣海軍打不過日本人，只有靠你們大陸海軍了。如果胡錦濤派軍艦給我們護漁，我們台灣漁民一定會感謝他的！」

    據漁民們回憶，日本軍艦對待進入釣魚島領海的台灣漁船態度十分蠻橫，經常用高壓水龍頭或者油漆對付台灣漁船，如果再不走就直接撞。這幾年媒體報道過幾次台灣漁船被撞傷的事件，但實際上還有更多的衝突沒被報道出來。

    但是撞沉就不一樣了。2008年6月10日，台灣漁船「聯合號」被日本軍艦撞沉，引發了台灣民眾的強烈抗議。6天之後，黃錫麟率領12名保釣人士乘坐游明川的「全家福號」前往釣魚島抗議，並在距離釣魚島0.4海里的地方繞島一周宣示主權。

    「我船上的大陸船員很厲害，直接跟日本人對著干！」游明川回憶起那次行動依然激動不已。「他們對日本船放衝天炮（二踢腳），把日本人嚇得跳海。他們丟雞蛋也很准，有一隻雞蛋直接丟到隨船日本攝影師的鏡頭上了！後來我勸他們別浪費雞蛋，他們才罷手。」

    說話間，剛才那群蹲在甲板上吃飯的漁民嬉笑著從我們身邊走過。游明川告訴我，他們就是受雇於台灣漁船的福建漁民，吃完飯下船散散步。台灣政府規定大陸漁民不準上島，但在漁港這邊沒人管，大家早已默許了這種行為。

    那12位登船的保釣人士當中，胡卜凱是唯一的一位老保釣。「黃錫麟非常想邀請一位老保釣隨船前往，因為他覺得這象徵著保釣的火炬傳給了下一代。」胡卜凱對我說：「雖然那次我很遭罪，總共吐了7次，但能看一眼釣魚台，一切就都值了。台灣這批老保釣里，只有我近親眼看見過釣魚台。」

    據胡卜凱回憶，那次登島的背後還有很多細節值得回味。原來，那年5月馬英九剛剛宣誓就職，就因為連續做出了好幾次有爭議的任命遭到台灣民眾質疑，民調的支持率迅速從選舉前的70%掉到了50%。恰在此時發生了聯合號被撞沉的事件，中華保釣協會立刻決定前往釣魚台示威。這個消息被馬英九的老友兼智囊王曉波知道了，他立即轉告給馬英九，並建議他採取行動。於是馬英九立即宣布召回台灣駐日本「大使」，要求日本政府道歉並賠償漁民損失，並指使台灣海巡署派出了4艦5艇為保釣船護航。這一連串強硬的舉措終於讓馬英九的支持率不再繼續下滑了。

    「說實話，我心裡很明白，08年那次保釣其實就是日本人讓我們爽一下而已啦。」黃錫麟對我說：「馬英九選舉前曾經公開說，為了收回釣魚台不惜一戰！可他當上總統后就沒了下文。他是表面上保釣，私底下跑掉！」

    黃錫麟還告訴我，2009年他本來還打算再去一次，結果被馬英九派來的特使勸了回去。「他們一般不會公開說不準保釣，而是用其他辦法設置障礙，比如威脅漁民，不要租船給保釣人士等等。」

    游明川證實了這一說法：「海巡署不讓我們靠近釣魚台，第一次違規罰款3萬，第二次15萬，第三次吊銷執照。他們還出錢給我們的船安裝衛星定位系統，名以上說是為了保護我們，實際上就是監視我們的行動。」游明川氣憤地說：「據說台灣政府準備花800億造新軍艦，可造了也不是為了打日本人的，而是為了擋台灣漁民的！」

    游明川很懷念蔣經國時代，認為只有他才是真正對漁民好：「蔣經國鼓勵我們跟外國漁船競爭，由國家出錢給我們舊船換新船。現在的選舉政府對漁民不好，因為我們常年在外，沒辦法趕回來投票。」

    「我現在最大的願望就是能有一艘自己的船，這樣就不必看別人臉色了。」黃錫麟說。一艘像樣的漁船不到300萬人民幣，但他一直找不到這筆錢。目前中華保釣協會的經費有70%來自大陸南方的一位匿名企業家，其餘20%來自香港和澳門的捐款，台灣本地的捐款只有不到10%。

    「看來現在不但政府討厭你們，就連民眾也不願幫你們，是什麼力量讓你們堅持這麼做下去的呢？」我不解地問。

    「我的目的就是幫助政府收回釣魚台的主權。如果將來有一天釣魚台問題提交給國際法庭來裁決的話，就一定要提供證據證明釣魚台是中國的。我們這麼多年來堅持以實際行動保釣，每年都去宣示主權，就是為了給政府的談判代表提供有利的證據。」黃錫麟回答到：「因為政治原因，大陸沒人做，香港和澳門又太遠，全中國就只剩下我們台灣這幾個人有能力做這件事了，所以不管有多麼困難，我們都要堅持做下去。」

無論如何，中國對日本侵犯中國領土的譴責，並迫使日本在48小時內無條件放人，是中國的勝利。

國際上本來就沒有純潔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