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齊墨《我的民運路》──內鬥不斷 走向式微（下）

齊墨《我的民運路》對海外民運人士人品作了大量敘述，也正是人品的墮落，令海外民運的內鬥無處不在，時時都在。
當時最有名的悉尼的民陣負責人李克威和李娟女士反目成仇。他們都是萬潤南的追隨者，但萬潤南只是說，李克威是代表他的看法的。這樣一來很多反對李克威的人就開始反萬，澳洲的民陣陷入混亂。
民陣二大之後，逐漸地出現了一種共識：推動民陣和民聯的合併。但很多人推動合併是想利用外來的力量將萬潤南打倒，自己控制海外民運。臺灣當局也希望海外民運能整合起來，便於控制。1990年4月24日，民陣主席嚴家祺和秘書長萬潤南宣佈加入民聯。民聯的主席胡平、副主席黃奔以及聯委會主任徐邦泰、總幹事汪岷等人也同時宣佈加入民陣。這是民陣與民聯合並的開端。
通過書中瞭解，民陣二大以後，在民陣中形成了以朱嘉明為首的反對萬潤南的勢力。他們聯絡香港的媒體，如《前哨》、《九十年代》，把矛頭指向萬潤南。民聯陣的徐邦泰掌握了《中國之春》之後，就利用報紙來攻擊其他民運人士。
1995年，長弓製作組製作了紀錄片《天安門》，主要的製作人是卡瑪．韓丁(Carma Hinton)女士。柴玲對《天安門》紀錄片提出了法律訴訟，指責電影損害了他們的名譽。同時，也發動了人身攻擊。
柴玲最在乎的就是影片中的一段談訪錄，在「六四」事件前夕，柴玲曾說她期待著天安門廣場發生流血事件，犧牲很多人，喚起民眾。當記者問到柴玲自己的想法時，她說我要求生，要活著出去。其實這段採訪的文字在1989年就公佈過了。
擁有這種獨裁人格的人，在民運中還有不少。比如，吳宏達要壟斷對於「人體器官」摘取和販賣問題的「專利權」，不讓別人染指。魏京生要當民運領袖，就要人人聽從他的安排。當年王炳章和楊建利回國闖關，被中國警方逮捕。魏京生不願意為營救他們奔走，理由是他們回國沒有事先「請示」他。
盧四清是當年湖南學運的領袖，成立了「中國民運人權資訊中心」，發佈了非常多的消息，在一段時間內，蓋過了中國人權，引起中國人權主席劉青的不滿。在紐約當時有一些說法，說盧四清是中共的特務，魏京生也相信這個說法。齊墨認為，有可能是盧四清的信息量越來越大，可能直接損害他們的經濟收入，所以才出現這種謠傳。
一部海外民運史，就是一部內鬥史。一些不算是政治性的狹義的民運團體的組織，比如說中國人權、中國獨立筆會均發生了嚴重的內鬥事件。獨立筆會本來是鬆散協會，竟然發生了高寒起訴獨立筆會主席的事件，作者之間也是互相攻擊。整個海外民運就是這樣，在內鬥中走向衰落、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