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中國工人的收入會比日本工人要少50倍？

2012-08-09 10:55:52　來源: 搜狐博客


富士康在職工N連跳后，迫於輿論的壓力，一個月內兩次加薪，薪水翻了一倍還多。大陸民眾譏諷說：一個月加的薪超過了十年。本田在因罷工而停產後，也同意加薪24%。其他企業，也都紛紛跟著加薪。

在一般情況下，這樣的加薪對企業和職工都是驚人的幅度。但是，富士康和本田的加薪則不同。大幅度的加薪，只不過暴露了長期的低薪。而這也是中國經濟的普遍問題。

富士康號稱世界500強，按說是著名的跨國公司。但是，在加薪前給中國員工的「底薪」，竟然是每月900元。無獨有偶，本田在佛山的零部件工廠員工5月17日罷工的起因，是不滿工資待遇，要求廠方將月工資從1500元左右上調至2000元至2500元。有報道指出，廣東2010年5月1日才開始執行最低工資新標準，佛山屬於第二類標準組別，新最低工資為每月920元。

深圳的最低工資則不受這次調整影響，目前的最低工資仍為關內1000元、關外900元。深圳最低工資新標準於2010年7月1日實施，但在富士康事件發生時，新標準還沒有定下來。在珠三角，多數工廠員工的工資是由最低工資加上超時工資、獎金以及補貼組成，因此有專家和學者指出，在罷工和墜樓事件擴散開來前，政府最起碼能做的是再上調最低工資標準。

這實在是個世界奇觀。在世界顯赫的大企業，員工想提高工資居然要靠政府提高最低工資標準，而且在中國很少引起公眾的驚詫。你如果在發達國家生活一段就知道，這種世界級企業的工資標準，和政府的最低工資標準幾乎是八杆子打不著的事情。怎麼在中國幾乎成了一回事呢？

讓我們看看簡單的事實。

什麼是最低工資呢？從歷史上看，最低工資一開始針對的就是血汗工廠。在資本主義原始積累階段，這種血汗工廠經常通過大量雇傭童工和女工來降低勞動力成本。為保護這些童工和女工的基本權利，才有了最低工資制。

如今發達國家的最低工資，也主要是要保護移民、小時工、學生工等等的權利，和一般大企業的工資沒有直接關係。比如，在美國的最低工資一小時7.5美元時，三大汽車的工人年薪十萬美元以上，不包括福利的凈工薪是每小時43.75美元；如果把福利退休金等全加起來，則每小時達到75美元。這后一個數字，整整比最低工資線高了10倍。一個把輪胎裝在新車上的工人，一天的凈掙的工薪為340美元，如果加上福利和退休金，一天則為600美元。

和最低工資線有關的，是那些送外賣、在餐館刷盤子的人。這些人中，許多是學生。比如，當薪水高得多的全職工作和學業衝突時，他們寧願干不足10美元一小時的半職，靈活地補充一下自己的經濟能力，日後另謀前途。這很難構成他們長期的工作。

另外，就這個最低工資線本身來說，中國也低得出奇。

在美國和日本，最低工資大致是人均GDP的32%，換算成年收入，在美國大致為15000美元，在日本為11000美元。一些西方國家的比例更高。比如，法國的最低工資是人均GDP的51%，大致合17500多美元；澳大利亞也是51%的比例，大致合19000多美元；英國的比例高達61%，大致合22000多美元。

另外，比利時（52%）、荷蘭（47%）、葡萄牙（42%）、加拿大（41%）、瑞士和西班牙（37%）、奧地利（35%）等，最低工資與人均GDP的比例都比美日要高。32%的標準，絕對不是個很高的標準。一些亞洲國家和地區，如韓國、台灣、菲律賓、越南等等的最低工資，也都超出這一標準。

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09年的數據，按購買力計算，中國的人均GDP為6576美元。按此數用32%來換算一下，中國的最低工資線每月合人民幣要在1190元左右。可惜，這個水平中國最發達的大都市也很少有達到的。當然，以美元購買力計算也許誇大了中國人均GDP的水平。那麼就看看以人民幣為單位的數據：廣州市人均GDP在2008年就突破了8萬元。

如果最低工資被定在人均GDP32%的水平上，則相當於2130元的月薪。可是，查查網上資料，廣州的最低工資線在2010年大幅度提高后，也才剛剛突破1000元大關，還不及32%的人均GDP這個標準的一半！

筆者在這裡無意要把最低工資線定在人均GDP的32%的水平上。展示這些數據的目的無非是想說明兩點：第一，中國的最低工資線比起經濟發展水平來明顯偏低。第二，最低工資線最初就是針對血汗工廠的，現在則主要針對的是學生工、小時工等臨時性工作。按照跨國公司的經營管理慣例，大企業的工資標準至少應該是這個最低工資線的數倍。本田是個很好的例子。

一位本田零部件公司員工曬出了工資清單：南海本田I級工資=基本工資(675元)+職能工資(340元)+全勤補貼(100元)+生活補貼(65元)+住房補貼(250元)+交通補貼(80元)=1510元，扣除養老保險(132元)、醫療保險(41元)、住房公積金(126元)，到手的工資為1211元。若每月除去房租250元、吃飯300元、電話費100元、日用品100元、工會費5元，每月僅剩456元。這就使這些工人只能在生存線上掙扎。在美國如何呢？有人說，日本在美國的汽車廠家工資也很低，所以競爭力強。

其實這根本不是事實。日本的汽車公司在美國設廠，工人年薪也在十萬上下。之所以比美國的競爭對手略低，那是因為日本的廠子后建，躲開了生活費用高的地區，到了便宜低薪的南方建廠。

考慮到物價指數因素，其實際工資水平和美國三大汽車不相上下。更何況，日本廠家在經濟衰退時，不像美國的同行那樣解僱工人，寧願把不做事的人「養」起來，成為模範僱主，勞動力成本實際上很高。

中國本田工廠一位員工告訴記者，公司一個20多歲的日本支援者曾自稱每月工資有5萬元人民幣，這還不包括令人艷羨的補貼和福利。以部長為例，每月收入可達10萬元人民幣以上。「日本那邊經常會派支援者過來，支援者吃住行全包，每天還有300多美元的補助，相當於普通工人兩個月工資。」全加起來，日本工人比中國工人的收入高50倍。

這不過是體現了本田是怎麼對待日本的勞工的。這已經不能用兩國經濟發展的水平來解釋。按購買力計算的人均GDP，中國為6,567美元，日本為32,608美元，也就5倍之差。即使用美元面值計算，雙方也就是10倍左右的差距。不管怎麼算，兩國員工的工薪也無差50倍之理。

這就給我們提出了兩個問題：第一，同樣的國際著名企業，在國外（不管本國還是其設在發達國家的海外企業）對員工都非常禮遇，乃至在這種企業中就職成為員工的自豪，為何一到了中國就開起血汗工廠來？第二，為什麼中國社會對這種巨大的反差不僅不震驚，反而視為常例，甚至是自己的「比較優勢」？

回答這些問題，僅僅圍繞著富士康和本田來就事論事是遠遠不夠的。這不得不涉及中國市場經濟的理論基礎。過去一些年來，中國的經濟學家們大談低工資的「比較優勢」，為「襯衫經濟學」唱讚歌。

其實，「襯衫經濟學」就是「血汗經濟學」。七、八年前，我在美國的一個私下場合碰到位國內來的「主流經濟學家」。當我表示對低薪的憂慮時，他不以為然地說：「這是中國的競爭力所在。看看美國，工人工資高得嚇人，他們怎麼可能有競爭力？再過幾年，中國的大學都要超過美國。」我馬上提出欠薪的問題。

他則一擺手：「那都是極少數，都是被媒體炒作的。你下去看看，低薪提供的是工作機會，絕大多數都是自願的。」我再接著追問：「那麼中國工人是否缺乏通過工會進行集體討價還價的能力，進而導致工資過低？」他乾脆不說話了，只是固執地搖頭，最後嘴裡小聲嘟囔一句：「這不說明問題。」

這場對話，自然是不歡而散，但充分體現了「主流經濟學家」們對於「血汗經濟」的認同。這也怪不得，無論是在富士康還是本田事件上，主流經濟學家對於這種震動全國的問題集體失語。只有張五常出來大聲疾呼「工資集體協商更容易導致罷工」。對此，我們到後面再加討論。

我們先不妨翻翻舊賬。

幾年前，這位作為主流經濟學家的教祖的張五常就站出來高呼所謂中國的貧富分化過大之說是「胡說八道」，是世界銀行和很多好事之徒給做出來的。他甚至說下崗工人是活該：「很多人不是被老闆炒魷魚，而是他自己炒老闆魷魚……我的一個朋友在東莞開廠，軟體企業，一年會有50%的工人流失。」「假如一個人真想找工作的話，你找到一個月600塊錢一份的工是沒有問題的。你去東莞找，馬上就有。」

房地產大鱷任志強2006年接受《南方人物周刊》記者的採訪，在談起自己的「扶貧」經驗時更是義憤填膺：「我從那兒(任曾經插隊的落後村莊，人均年收入400元，)拉了60個人到北京打工，我讓縣武裝部組織培訓，還專門開車去拉來，怕他們走丟了，拉到順義別墅區里當服務員、當保安，我一個月給(每人)300元的工資，管吃管住管服裝。

可是，不到兩個月全跑光了，寧願回去受窮！幹了一年半的只有兩個人。該不該窮？我說我再不給你們捐錢。活該！」他最後不忘加上一句：「你看看周其仁(經濟學家)、茅於軾(經濟學家)和我說的一樣不一樣？」

面對這些主流經濟學的理論和實踐，我們不能不說，富士康也好，本田也好，對待職工怕是還好得多呢。畢竟人家每月給900和1500元，比起600和300元好多了。這也說明，中國經濟中普遍的血汗原則要殘酷得多。

首先必須指出，中國的制度結構，要為低薪負主要責任。美國的產業工人為什麼工資高？一大原因就是人家擁有充分的政治權利。戰後美國工會的政治影響舉足輕重。特別是在選舉日，工人當家作主的感覺格外地強。

1960年肯尼迪和尼克松競選總統，投票日一直尼克松領先，但到了晚上就大翻盤，肯尼迪入主白宮。在那個時代的選舉日，傍晚到來以前的選票絕對歸共和黨所有。直到晚上五、六點鐘時分，勞動階層或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或在吃完晚飯後和家人一起走向投票站，選舉在幾個小時之內就變天了。

更不要忘了，那位被工人選票擊敗的尼克松，當年在莫斯科和赫魯曉夫展開了著名的廚房辯論。當時美國在蘇聯展覽的民房，在蘇聯人眼裡是豪宅，媒體稱之為「泰姬陵」。尼克松則令人信服地指出，這種房子一個工人靠自己的工資很輕鬆地就可以買下來。現在美國工會勢力衰落，但仍然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況且工人的選票即使離開工會也是令人生畏的政治砝碼。

這也難怪，日本汽車公司到美國建廠選址，雖然要找便宜的地區，但也沒有去最便宜的地區。他們要算政治賬：哪裡的選票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在中國就不同了。勞工不構成一個強有力的選民集團，無法在政治上施加影響；又無權利自發組織工會、集體和資方進行討價還價。老闆可以任意壓低工資不說，而且說解僱就解僱。任志強有「任大炮」之稱。他的「直言秀」，在中國社會很有市場。很多人敬佩他正直的人格，認為他敢於頂風說出人們不願意聽的事實。

可惜，這種「正直」，實際上是中國國情造就的趨炎附勢而已。他真的「正直」嗎？在《南方人物周刊》記者的筆下，面對比他大的權力，「他酸不溜丟地說自己是『替人管鑰匙的使喚丫頭』。」你看看大觀園裡「管鑰匙的使喚丫頭」會為主人作什麼，就明白他面對權力有多少骨氣。其實誰不怕權力呢？我們對害怕權力的人不必求全責備。但是，這個軟骨頭轉過頭來對無權無勢的窮人馬上就變成了「硬骨頭」，可以厲叱窮得「活該」！難道這樣的人格分裂不是一種心理病症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