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民運勢力從內鬥到衰落的分析

從20世紀90年代初期起，海外民運組織及負責人經歷了內鬥、分裂、轉向、墮落（部分人），從整體上講，「海外民運」幾乎已經失去相應的力量，甚至被很多人認為是一個負面的政治符號，讓人更多的聯想到的是片面性、形而上學、上綱上線、極端化、逢中必反、非敵即友、唯我獨「民（主）」。海外民運從過去曾經的「輝煌」到如今的失落有一定的歷史必然性。 一、長期脫離國內的政治經濟現實土壤 海外民運人士，自八九年以來一直從主觀願望和意識形態出發，拒絕承認、分析中國社會發展的宏觀大勢，一次又一次地按照自己的一廂情願，或從局部及微觀現象，尋找中共即將滅亡、中國即將崩潰的證據，並因此來制定自己的方針政策。顯而易見，這是在戰略上犯了判斷性失誤的錯誤。歷史的發展有時候的確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海外民運人士對中共國內外政策的批判及中國前途的分析、預見、呼籲也大都被時間和實踐證明是空洞的、無效的和失敗的。他們長期脫離國內的政治經濟現實土壤，無視中共政權在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上所取得的重要成就，一味的批判和全盤否定，背離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無法就中國問題找到既有理論影響力，又有行動著力點的切入領域，從而越來越成為中國政治勢力角逐及海內外華人中的邊緣化力量。 二、「民運」已墮落為極端主義 西方民主理論界有一個共識，即極端主義與民主格格不入。「極端主義」要從「目標」和「手段」兩個角度去定義。從目標角度說，極端主義者認為自己所追求的目標是唯一正確、正義、至高無上和「神聖不可侵犯」的，不能兼容（寬容）其他的目標（主義、主張、立場、價值觀）；從手段的角度說，極端主義者堅持，為了達成這個所謂唯一正確、正義的目標，可以不擇手段，可以不惜任何代價。目前的海外民運，實際上已基本經陷入了極端主義的範疇。在完全脫離中國實際的情況下，海外民運盲目以美國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為準則，對中共、乃至整個中國，進行毫無原則的惡意攻擊，甚至將中國的歷史、文化亦作為批判的對象。殊未想過，在批判中華民族的同時，這些人將自己又放在了一個什麼樣的位置。同時，完全不顧及中國國情，極力煽動暴力顛覆中共，可曾考慮過中共被暴力推翻之後，如何來收拾這樣大的一盤殘局。這樣的所謂暴力革命究竟是從建立民主自由的目的出發，還是某些機會主義者的投機行為，值得商榷。 三、「民運」與「疆獨」、「藏獨」的合流，顯現其窮途末路 「新疆的巴勒斯坦化」、「維吾爾人的民族自決權」、「對熱比婭女士的污衊誹謗」、「轉移中共執政失敗的矛盾焦點」……新疆「7?5」事件發生后，諸如此類的表述，充斥在海外民運組織一次次急不可耐的表態中。事實上，近十年來，尤其是東歐「顏色革命」和中東「茉莉花革命」以後，西方已逐步放棄了以利用海外的所謂華人「精英份子」為主來推動顛覆中共政權的思路，轉而走上以煽動「街頭革命」為主的顛覆路線。海外民運組織的邊緣化，活動資金的難以為繼，客觀上又加劇了民運組織內部的爭鬥。為了能夠繼續依靠國際上的反華資助生存下去，海外民運已不惜和「藏獨」、「疆獨」、「台獨」分裂勢力同聲共氣，甚至還與達賴集團達成了一個所謂的「日內瓦共識」。此「共識」幾乎等同於公開表明：「無論從歷史還是現實看，西藏都應該從中國獨立出去。如此所作所為，就連曾經同情過民運的-名海外華人知識分子都撰文說：要是中國被分裂、肢解了，還談什麼中國的民主化!這些偏處海外、早已被邊緣化的人物，已經到了為求生存公開背叛中華民族的地步。任何一個政治派別，不管其價值觀和理念如何，都必須圍繞「國家利益」這一根本。脫離了「國家利益」甚至背道而馳，便失去了其存在的價值和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