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總讓下跪成為弱者的武器

6月14日，深圳南山區上百名家長湧進南山區教育局，要求自己的孩子能有學位上學。更有一名家長還帶著孩子跪在該局信訪辦公室門口1小時。對此，南山區教育局承諾，一定會全部解決學位問題，讓每一個孩子都有書讀。
孩子要上學，學位資源又是如此的緊張，且還有讓人品不透的五味雜陳與難解的貓膩，這無疑讓眾多的家長，不管是有深圳戶口還是沒有深圳戶口，都成為當然的弱者，在掌握教育資源的教育局面前，他們申辯乃至抗訴，他們屈從以及變通，比如「民辦的也無所謂」，但如果沒有這個家長和孩子的驚詫一跪，這樣的入學尷尬，何以會成為新聞？
這讓我們揪心和恐懼。是不是只有下跪，這種最愴然的方式，才能有如此大的新聞效果，成為弱者最後的、也是最有力的武器？武器有成百上千種，但恐怕任誰也難料想到，其實膝蓋也可以成為武器。在中國文化里，下跪是最後的選擇，也是最高的禮儀，當然也是無奈的屈服。我們其實已經見慣了下跪求助的現實，如前不久的農民工跪拜范仲淹，還有跪拜河神之類，當然也包括這次的家長及孩子下跪教育局，都直指這樣一個尷尬的事實：下跪正在成為弱者的武器。
在無數次的下跪中，複述這樣一個常識：弱者權利的貧困。在同公權力，以及更強勢者的博弈過程中，弱者的博弈能力之低下，以及救濟渠道的逼仄，都顯然是弱勢者不能承受之重。唯有那膝蓋彎曲下去的一跪，才能有動容媒體和某些公權力部門的影響力，如此，也許事情方有轉機和解決路徑。
就以此案為例，我們不知道，南山區教育局負責人是如何眼睜睜看著母子兩個人「跪在信訪辦公室門口一個小時」，在這一個小時的時間裡，弱者的憤怒與脆弱，誰能理解與體恤，而對旁觀者而言，物傷同類的痛楚，又該如何撫慰？而當這種不滿的情緒蔓延，又如何能保證，所謂的公平與公正能夠光芒普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