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基因的陰謀與政治

                                           轉基因的陰謀與政治


                                                  作者：王啟明



文章來源：《綠葉》雜誌2010年第十期
時間：2010-10-31


轉基因陰謀論的真正溫床在於，關係人類公益的事務被當作商業機密而秘密籌劃，關係人類福祉的科學技術被商業私利所劫持，在密不透風的商業密室面前，民眾只能被蒙在鼓裡，憑空製造出許多陰謀論。陰謀論的合理之處在於，它揭示了這個世界的不平等的權力結構，要揚棄陰謀論，不能僅僅武斷地拒絕它，而應該在現實層面剷除它據以存在的土壤。這就必須讓一切公益事務走向公開，讓民眾自由介入公共實踐與爭論，讓科學的成果歸全人類共享，真正實現科學技術的Communism。



一、「轉基因」陰謀論的興起

雖然有關轉基因的爭論自這項技術誕生之始就一直存在，但在中國，轉基因爭論開始呈白熱化，卻是始於2009年底，其觸媒就是農業部給某轉基因水稻所頒發的安全許可證。自此之後，圍繞著轉基因作物的安全性問題，各路學者、媒體、環保組織和公益團體唇槍舌戰，相關爭論一直持續至今。然而，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在國際學術界一直是個懸而未決的問題，要在這個問題爭出個是非曲直，在現有條件下是恐怕是不可能的。或許我們更應該關注的是，在轉基因主糧的安全性尚未得到確證的情況下，應不應該大規模地推廣。這個問題的答案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對於一個涉及到十三億人健康的決策來說，我們應該規避一切可能的風險。然而，事情並沒有如此簡單。

有關轉基因爭論的一個焦點在於，轉基因產業的背後是否有利益集團的策劃和推動。國人對轉基因利益集團的最初認識來自美國經濟學家威廉·恩道爾的著作《糧食危機》，該書披露了孟山都公司、洛克菲勒基金會等跨國利益集團操縱轉基因產業控制發展中國家農業和人口等諸多細節，也正源於此，很多人在反對轉基因的理由中添列了保護民族農業和維護國家安全等內容，這也使反轉基因的立場得到了更多人的認同。而轉基因支持方的諸多理由則變得晦暗不明起來，尤其是在轉基因作物的很多原有預期已經遭到了事實反駁的情況下。於是，種種帶有誅心之論色彩的傳言不脛而走。早在2005年便有網友爆料，國內某著名轉基因支持者、科普作家和學術打假人士受雇於孟山都公司，2007年，又有網友撰寫長文繼續披露了他和國內其他轉基因支持者與跨國公司的影子關係。待到去年底的轉基因爭論興起之時，關於他的身份的種種猜測便大肆流傳開來。於是，在不少草根網民那裡，該網友成了賣國賊、跨國資本的走狗，轉基因顯而易見地意味著一場跨國資本甚至發達國家針對中國人的陰謀。

這是轉基因陰謀論的第一個版本：跨國資本陰謀論，我們不妨把它稱之為初階版本。

如果說這種陰謀論至少還有些事實根據，那麼另一種陰謀論則已經「超越」了事實，這便是共濟會陰謀論。雖然對共濟會的各種指控在國內網路上早已出現，但是真正把共濟會陰謀論推向高潮的卻是著名學者何新。在不久前有關麻疹疫苗安全性的爭論中，何新先生通過博客宣稱，麻疹疫苗有可能是共濟會消減中國人口的一個陰謀。隨後，各種關於共濟會的猜測便風生水起，諸如轉基因食品、國際遊資等都和共濟會聯繫在了一起。

據說，共濟會是猶太人控制的一個邪惡組織，它不僅一手建立了美國，而且其勢力已經延伸到了國際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一切領域，華爾街的猶太金融家、美國的各大媒體機構、電影公司都實際上受到共濟會的操控。共濟會打著洛克菲勒基金會、比爾·蓋茨基金會等各種旗號，以慈善的名義行陰謀之實。據說在1995年，共濟會在舊金山秘密召開了一個所謂的費爾蒙特飯店會議，包括小布希、布萊爾、比爾·蓋茨、布熱津斯基在內的諸多名流均列席參加，該會議提出了一項駭人聽聞的計劃：決定用高技術消滅發展中國家的剩餘人口。諸如向發展中國家推廣轉基因食品、給發展中國家人民接種疫苗等都是這項計劃的具體實踐，共濟會員們正暗中籌劃著利用先進的科學技術秘而不宣地進行一場無聲的屠殺。

這便是轉基因陰謀論的高階版本：共濟會陰謀論。在這個版本的陰謀論中，共濟會直接操控了跨國資本家的全球行動，並且它還與其初階版本兼容，跨國資本家一樣憑藉科學技術操控著發展中國家的生與死。綜合兩種陰謀論版本，我們便看到了一個黑暗王國的權力結構：共濟會—跨國資本—科學技術。進一步分析這個權力鐵三角，我們將發現，跨國資本權力是兩種版本的陰謀論的交匯點，也可以說是這個黑暗王國的權力軸心。以下我們將分別解析共濟會和科學技術的陰謀論起源，進而洞悉轉基因陰謀論的前世今生。



二、分道揚鑣：密謀還是公開？

共濟會究竟是個什麼樣的組織？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共濟會並非杜撰，現在依然存在。共濟會的起源眾說紛紜，一般認為，共濟會起源於十七世紀的英國，最初是一個石匠行業行會，後來卻發展為一個秘密啟蒙團體，據傳它與歐洲近代的啟蒙運動和歷次大革命關係密切，諸如孟德斯鳩、伏爾泰、華盛頓、富蘭克林、拿破崙等都是共濟會成員。此外，在共濟會數不勝數的象徵符號中，最著名的就是上帝的全視之眼（All-seeing Eye），它一般居於各種徽章的中央或中上方，散射出萬丈光芒以照亮世界。這個符號意象不僅出於共濟會的徽章中，也出現於培根作品的封面、美國的國徽等有進步意味的圖像中。這個符號暗示了共濟會的一般目的，也即讓光明驅散黑暗，而這正是啟蒙（Enlightenment）的原始意義。

關於共濟會的宗旨，德國十八世紀思想家萊辛在有關共濟會的經典文獻《恩斯特與法爾克：寫給共濟會員的談話》中有過經典的表述。萊辛認為，市民社會總是不斷地在國家之間和國家內部產生分裂，這些分裂使人相互孤立和對立，從而產生利益衝突和壓迫。然而，總有這麼一些人，他們的心靈超越了宗教和等級的偏見，順帶致力於做一些彌合分裂、使人團結的事情。這些人並非彼此分散如「孤島」，而是處於一個隱蔽的教會中，這便是共濟會。萊辛眼中的共濟會顯然是一個人道主義團體。在法國大革命前後，共濟會式的人道主義的呼聲遍布歐洲，歌德、席勒、莫扎特和貝多芬的作品都浸透著濃厚的共濟會精神，那種超越民族、宗教和等級，致力於人類團結的世界主義情懷，激勵了歐洲的數代進步分子。

我們不禁要問，這麼美好的共濟會與陰謀有何關係？且讓我們回顧下共濟會的歷史。

共濟會把天主教會視為黑暗王國，對天主教會的暗中顛覆持續數個世紀。因此，它的秘密活動自然遭到了天主教國家的強烈抵制。在舊歐洲的保守分子那裡，共濟會被認為是顛覆教會、瓦解社會根基、敗壞道德、宣揚無神論的邪惡組織。而在後來的活動中，它的世界主義傾向越來越威脅到當時新生的民族國家的根基，這樣一來，教權與王權都同時加入到對共濟會的聲討中來了。於是，有關共濟會的各種陰謀論便被源源不斷地生產出來。共濟會成了魔鬼撒旦、猶太人、異教徒和無神論者們的同類，成了被任意抹黑的對象。

一般而言，共濟會的目的是要彌合人世間的各種分裂，但是它本身的組織卻是秘密性質，作為一個不可見的教會，它和它所意欲反對的天主教會一樣製造了社會內部的分裂。這是一個悖論，共濟會的存在形態和行動目的之間的悖論。隨著歷史的發展，共濟會將要為這個悖論付出代價。如果說在大革命之前，共濟會的密謀還可以針對絕對王權主義國家和天主教會，那麼在大革命之後，在民主成為大勢所趨的時代，共濟會的密謀所針對的除了人民還是什麼呢？因此，我們看到，共濟會在法國大革命之後便面臨著一個抉擇：繼續密謀還是公開行動？這個抉擇根本上決定了共濟會的性質轉變。

這個抉擇問題由來已久。早在萊辛的時代，德國思想家赫爾德在看了《恩斯特與法爾克》之後，寫了一篇與之相關的對話，主張公開一切秘密，以學者的科學共同體代替秘密的共濟會。他認為，真正的光芒是不需要遮擋的，它應該面向所有人，隨著啟蒙運動的推進，共濟會的秘密原則已成為明日黃花。然而，這個提議並沒有得到所有人的贊成。法國大革命之後，德國保守的浪漫主義分子F·施萊格爾堅持共濟會的秘密性質，他宣稱，真理永遠是屬於少數人的秘密，因此需要一個秘密的共同體，去抵禦民主時代的大眾。

於是我們看到，以法國大革命為界限，共濟會的精神分裂了，我們可以粗略將其概括為兩派：一派支持公開真理，是進步的；一派堅守秘傳真理，是反動的。這兩種精神在隨後的歷史中展開了全面的角逐。

1848年以後，歐洲進入了全面工業化的時代。在新的時代里，造成社會分裂的已經不再是王權也不再是教權，而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不可避免的分化。正是在這個時期，共濟會對進步分子的吸引力逐漸讓位於社會主義，而共濟會中的世界主義傾向也開始滲透到社會主義中來。共濟會與社會主義的隱秘關聯和分歧都可以在馬克思那裡得到揭示。馬克思主編《巴黎前進報》時期曾刊發過萊辛的《恩斯特與法爾克》，把萊辛追認為共產主義的先驅。然而，馬克思是以一種赫爾德式（即進步）的方式繼承了共濟會的理想，在《共產主義者宣言》中，他宣稱，共產主義者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馬克思拒絕了一切陰謀，這尤其表現在他同布朗基主義者（堅持搞密謀活動的革命家）的論戰中。與此同時，他也在某些文本中曲折地道出了他對當時的共濟會的看法，在《資本論》第三卷中，馬克思寫道：「資本家在他們的競爭中表現出彼此都是虛偽的兄弟，但面對著整個工人階級卻結成真正的共濟會團體。」[1]不少人認為，馬克思的隱喻似乎暗示，-資本主義時代的共濟會已經成為一個資本家們聯合起來密謀壓榨工人階級的利益共同體。 aner

在此之後，與過去的時代相比，秘密的共濟會又有了新的罪名：猶太資本家密謀統治世界的工具。20世紀初葉，一份所謂的《錫安長老會紀要》開始在俄羅斯秘密流傳，據稱它是錫安主義者（猶太復國主義者）的一次秘密會議的記錄。據這份文獻所言，秘密組織共濟會不過是更為隱秘的錫安長老會的前台組織，錫安長老會利用共濟會宣揚的自由主義瓦解一切國家的宗教和道德根基，利用金融資本搜刮全世界的財富，讓他們聽命於猶太人。這是把猶太資本家與共濟會聯繫在一起的最著名的文獻，各種有關猶太人和共濟會的陰謀論都從這裡汲取了源源不絕的靈感。

於是，兩種對立的共濟會精神在歷史中道成肉身，我們現在就看到了兩種類型的共濟會：公開的和秘傳的。從社會主義對共濟會啟蒙精神的傳承上來看，公開的共濟會（社會主義）旨在讓全人類都沐浴在真理的光照之中；從各種陰謀論話語所描述的情況來看，秘傳的共濟會則是一小撥人的宗教，它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個脫離人民的黑暗王國，最終讓所有人接受他們的統治。

三、科學的轉變：從秘傳到公開再到「秘傳」

以上通過對陰謀論的演繹，我們已經看到反動的共濟會是如何一步步走向黑暗，淪為跨國資本的影子機構的，以下我們將繼續解析，科學技術是如何循著共濟會的邏輯墮入黑暗的。因為近代科學技術興起於啟蒙運動，我們便先從啟蒙運動講起。

與我們的對啟蒙理性的刻板理解不同，啟蒙運動實際上與各種神秘主義秘密團體關聯頗深，英國文化史家弗朗西斯·耶茨（Frances Yates）就認為，猶太教卡巴拉神秘主義、赫爾墨斯神智學、玫瑰十字會和共濟會等各種神秘主義思潮和團體對現代性與啟蒙運動的興起有莫大貢獻。當然，除了與神秘主義思潮的觀念上的某些相似，啟蒙運動最初採取密謀的形式，還在於它與社會的衝突。啟蒙知識人認識到，他們的主張與現存社會是格格不入的，如果他們毫不掩飾地行動或寫作，那麼他們必將遭到社會的迫害。因此，他們在行動上必須依託秘密社團，在言辭上必須盡量隱微。然而，根據啟蒙運動的一般宗旨，沒有什麼秘密是不能公開的，因此，啟蒙運動和共濟會面臨著一個同樣的悖論，它雖以散播光明為目的，然而它的謀划卻是在陰暗中開始的。他們組建秘密社團，採取隱微寫作，最終卻是為了消除一切秘密。

在此意義上，我們可以對啟蒙運動做這樣一個概括：用公開取代密謀、用光明驅散黑暗，總之，用見光的公共性代替不見光的私密性。啟蒙運動的這層含義，尤其體現在近代科學的歷史起源中。近代科學起源於兩種截然不同的傳統：希臘哲學傳統與工匠傳統，而當這兩種傳統融合成為近代科學的時候，都經歷了一個從秘傳到公開的轉變。

首先我們來看希臘哲學傳統。希臘哲學肇始於希臘人對自然的發現，自然是與習俗或神話相對的一個概念。在荷馬的神話世界中，人世的種種紛亂與事迹，都受到奧林匹斯山上的諸神的操控，一個不可見的影子集團暗中決定著人世的戰爭與和平、生與死、愛與仇。因此，在荷馬那裡，整個世界體現為一場陰謀，這可以說是陰謀論的最早版本。與此相反，希臘人的自然哲學展現了另一種世界圖景，支配世界的法則不再被歸結於超越性的諸神，而是內在於自然本身，世界於是成了一個廣場，諸種因由一目了然，再也沒有什麼密室陰謀。法國古典學家韋爾南認為，希臘人的自然觀可以視為城邦民主在宇宙中的投射，正是在民主制城邦中，權力不再集中於一個凌駕社會之上的神王手中，而是平等地分佈在的公共空間中。民主制城邦的權力場所不再是不可見的密室，而是公共性的廣場，在此，一切陰謀均告失敗。因此，希臘哲學的產生是與民主制息息相關的。

然而，希臘哲學本身又具有某種曖昧性質：自然哲學家與王族祭司之間在歷史角色上前後相繼，秘教知識與哲學知識在譜繫上前後相連。由於這層關聯，哲學有的時候孜孜以求地把真理隱藏起來，有時又滿懷啟蒙世界的壯志雄心。而蘇格拉底之死更讓後來的很多哲人都謹小慎微，傾向於秘傳真理。

對於近代科學的另一個傳統——工匠傳統而言，ui在古代世界，工匠的技藝並非如現代科學一樣是一項公共事務，技藝人的活動局限於手工藝品的發明和生產工具的改進，而這些活動都可以歸屬為經濟生產的範疇。在資本主義之前的社會中，經濟生產遠未成為一項社會性的活動，勞動產品也很少成為商品，相反，它很大程度上滿足的是生產者自己或小共同體內部的自我消費。在這樣的生產方式下，工匠的技藝也僅僅意味著使用價值而非交換價值，工匠們的技藝往往體現為一種自身安生立命的活動，而非謀取超額利潤的專利技術。學習一門技藝，就等於獲得一個確定的身份，這個身份不是什麼人都能獲得的，而是需要經過嚴格的對天賦、出身和資歷等方面的考察。這樣，工匠們的技藝往往是師徒秘密相傳，不輕易向外人公開。

因此，雖然希臘哲學已經預示了某種公共性，但總體而言，無論是希臘哲學傳統還是工匠傳統，都是傾向於秘傳而非公開的。直到培根的啟蒙時代，希臘哲學傳統開始與工匠傳統融合，無論是原本的哲學還是技藝才都開始轉變為公共領域的事務——關於哲學的爭論不再是幾個學派內部的私密爭論，技藝的學習也不再是師徒之間秘傳。哲學與技藝結合成為全新的近代科學之後，那種秘傳所依賴的天資、靈性和資歷等全都遭到了啟蒙運動的拒斥。近代科學方法的兩個最偉大的代表培根和笛卡爾都宣稱，他們的研究方法對一切人而言都是可以習得的，在科學方法面前，一切人都是平等的。就此而言，近代科學方法論開闢了一個全新的公共空間，它把所有人都納入到一種可以自由探索與交流的場域之中。

因此，近代科學就其源初的籌劃而言是反對密謀、主張公開的。這同時也是啟蒙運動的意義：一切都要公開，供所有人的理性去考察。

然而，當近代科學開始其籌劃之時，它卻只能依託於包括玫瑰十字會、共濟會和光明會在內的各種秘密啟蒙團體。故而，近代科學所開闢的公共空間從來都是有限的，它從未真正面向大眾，它最多只是作為天主教國家或絕對王權主義國家內部的一個國中之國、城中之城而存在。而到了資產階級民主國家時期，科學的專業化提高了科學爭鳴的准入門檻，大眾越發難以參與進去。因此，近代科學本身所預示的公共空間最終被證明只不過是科學家本身的公共空間而已。

正如當教會停止了一切關於教義的爭論，而發展成為一個封閉的組織體系之時，各種個人私利便從陰影中湧現出來腐化了教士階層。當科學共同體成為一個封閉的體系之時，它原本的公共性便蛻變為私利性，科學為了某部分人的個人私利而出賣公眾利益的事情開始屢見不鮮。科學的這種轉變，始於科學與市場和商業的合流。

從十九世紀開始，科學與資本主義經濟開始緊密結合起來，而資本主義經濟基本上是以追逐私利為基本目的的。雖然在亞當·斯密和曼德維爾的理論中，通過個體對私人利益的追逐，公共利益是可以得到實現的，只不過在私人利益到公共利益的轉變中，需要一個中介——市場。亞當·斯密把市場的這種神奇的化私為公的能力稱之為「看不見的手」。然而，這隻「看不見的手」似乎越來越轉變為壟斷勢力的暗中操縱。

在這樣的背景下，科學與工業的結合產生了嚴重的後果，首先是科學理性和技術理性開始轉變為工具理性，也就是說，原本蘊含了某種公共性、可以自由探索和爭論的科學技術，蛻變成了技術專家們的私人標準，而這種私人標準恰恰是以經濟效益為基礎的。遠離了公共爭論的科學日益受到商業利益的侵蝕，原本致力於全人類福祉的科學技術轉變為少數技術壟斷企業謀取利益的工具。於是，科學共同體這種公共機構便從公眾中異化出去，原本是公共的東西反倒成了一個科學家或某些科學家的私人事務。現代科學技術日益喪失其公共性的一個特徵即是知識產權的合理化，啟蒙運動對科學技術的一般規定本是致力於全人類的解放，但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卻越來越遠離了這個方向，再也沒有比「專利」這個詞更能表徵科學技術的異化了，所謂專利，便是專屬於技術壟斷企業的利益。科學技術的專利化還意味著，啟蒙時代主張公開的知識重又走向了「秘傳」，無數的科學家和資本家合謀，正用專利實踐著他們的「隱微教導」——在密不透風的密室里「秘傳」能操控世界的真理。



四、陰謀論的土壤，以及科學的未來

至此，我們便洞悉了轉基因陰謀論中的那個黑暗王國的歷史秘密，在共濟會—跨國資本—科學技術的權力鐵三角中，無論是作為一個政治組織的共濟會，還是作為改造世界的工具的科學技術，都曾經是一種光明勢力，只是在隨後的歷史發展中，前者與其社會主義運動分道揚鑣，淪為了資本財團的影子機構，後者與商業合謀，成了資本家統治世界的工具，由此，它們才遁入黑暗的資本世界之中。然而，以上所述的只是轉基因陰謀論敘事的一個演繹的而已，更為真實的歷史內核還藏在這個陰謀論演繹的背後。

陰謀論也可以視為一種扭曲了的階級鬥爭，當一個階級在現實層面的爭論或鬥爭無法開展或陷入無望之時，便通過陰謀論話語對敵對階級進行離奇的控訴。從歷史上看，當共濟會密謀推翻天主教的神權統治時，舊教士和沒落貴族階級以種種荒誕的陰謀論來指控共濟會；當大革命后的現代國家站穩了腳跟，開始向壟斷資本主義過渡之時，面對永遠看不透的各種商業機密，小資產階級們撿起舊日的種種共濟會和猶太人的陰謀論佐料，又編織出一個針對壟斷資產階級的陰謀論。同理，當各種技術、商業和國家機密與謀略把公眾擋在轉基因的事實真相之外，商業私利與科學公益糾纏不清之時，少數性情機警的民眾和學者又再次挖掘出共濟會陰謀論，將其與轉基因接合起來。

故而，陰謀論的合理之處在於，它提醒人們，權力鬥爭並沒有終結。任何對陰謀論的武斷拒絕，宣稱天下太平的天真幻想，都將遮蔽社會本身不合理的權力結構，從而成為一種意識形態。試想，當這個世界還是以陰謀的形式運轉的時候，我們怎麼能夠要求公眾放棄陰謀論呢？

然而，陰謀論的局限亦是顯而易見的，陰謀論的本意是揭示陰謀，然而，當它憑各種零碎的事實任意臆測杜撰的時候，卻無意間把陰謀制定者描繪成了運籌帷幄決策千里的諸葛孔明，這樣一來反倒遮蔽了真相。就此而言，陰謀論與英雄史觀有著相同的前提，它們都堅信，這個世界被一小撮人所決定了，只不過前者把這一小撮人看成了魔鬼，而後者卻把他們當做了天使。然而，陰謀論與英雄史觀的部分合理性正在於，這個前提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確的。當我們回望歷史的時候，我們總會發現，這個世界真是被一小撮人以各種陰謀統治著的。然而，一俟我們繼續追問這一小撮人為何能以陰謀進行統治的時候，我們便發現，陰謀之所以成為陰謀，並不在於陰謀制定者的存在，而在於某些隱藏於公眾視線之外的封閉組織，在於社會中普遍存在的不合理的權力結構和組織制度。因此，如果我們要消滅一切陰謀，就不應當停留在陰謀論層面上，僅僅從話語上揚棄它，而且應當在現實層面揚棄它，剷除它據以存在的一切土壤。搗毀了密室，一切陰謀者也就沒有了藏身之地和謀划之所。

因此，陰謀論的真實的歷史內核也正是在於這個「密室」本身。在歷史上，無論是作為一個帶有政治性組織意味的共濟會，還是以造福全人類為目的的科學技術，都曾在舊歐洲社會中敞開了一個公共領域，一個公眾可以自由參與實踐與爭論的開放空間。然而，那種以私人牟利為目的的經濟事務逐漸侵入了公共領域，各種政治機構和科學共同體都紛紛被各種資本勢力所轄制，從而陷入了工具理性的泥淖，喪失了它們的公共性。而資本勢力，正是一個密不透風的密室。這個密室並非一個無關緊要的私人領域，因為資本主義時代的社會化大生產，早已讓一切資本勢力獲得了操縱人民群眾生活的權力。而公眾卻只能被擋在這個密室的門外，只能被蒙在鼓中，憑空造出許多陰謀論。但辯證地看來，這些陰謀論卻揭示了某些真理：當公共性事務和科學技術被資本所壟斷，其結果必然是權力與知識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大多數人失去了參與公共事務的和介入科學話語的權利，於是流言猜疑必然紛然而起，真理只能以謬誤（陰謀論）的形式表現出來。

當我們洞悉了陰謀論的本質之後，再聯繫當前的轉基因陰謀論來看，便會明白，陰謀的產生並不在於——如某些「科學打假人士」所指責的——公眾科學素養的缺乏，或中國人邏輯的缺失，事實上，在公眾科學素養健全和講究邏輯的西方社會，陰謀論往往有著更為廣大的市場。轉基因陰謀論的真正溫床在於，一方面，很多關係公眾利益的政策往往是一小撮人未經公眾討論而秘密制定的，決策者的那種秘不示人的大棋心態必然招致公眾的離奇臆測——即便大眾有心一查究竟，但又談何容易？另一方面——這也是更為重要的原因，商業私利劫持了轉基因技術，關係億萬人生命過程的技術產品，它的生產卻是以牟利為根本目的——誰知道為了獲取更大利潤，他們在這些產品中又動了什麼手腳？

美國科學社會學家默頓曾把科學的精神氣質概括為四條規範：普遍主義（Universalism）、公有主義（Communism）、無私利性（Disinterestedness）、有限度的懷疑主義（Organized Skepticism）。然而，現代的產業化科學無不與這些規範相悖，就所謂的知識產權和技術專利而言，它們不但同公有主義和無私利性毫不相干，而且與之截然相反，私密性、私利性才是這些科學的實質性的規範。就此而言，默頓眼中的科學乃是屬於啟蒙運動的原初籌劃，現在仍是「一個未完成的方案」。

因此，只要科學技術還沒有與商業真正地分離，各種商業機密把科學技術閉鎖於公眾之外，諸如轉基因陰謀論這樣的話語便會源源不斷地產生出來。一旦科學技術不再作為任何利益集團的私人財產，而是讓全人類自由參與和共享的時候，一切轉基因陰謀論便會自動煙消雲散。轉基因陰謀論的消滅不在於科學知識的普及，而在於公眾對科學話語的介入和科學成果的共享，在於科學技術的Commu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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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版，第220頁。

轉基因當慎重！暫緩推廣，需為後代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