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家借貸傳統與美元未來命運

                                   美國國家借貸傳統與美元未來命運


                                            (2012-05-23 23:2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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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文章小篇幅，大敘事。本文說的是美國內戰林肯政府的國家信用，產生了紙鈔美元，並造成無黃金本位的紙幣信用擴張，一直用於解決美國的就業與經濟發展。同時美國在市場放任與政府管制之間的徘徊選擇的現實經濟狀況評價，以及一戰使美國嘗到海外金融活動的甜頭，二戰後把美元推到世界貨幣的地位。但長期的借貸傳統與寬鬆貨幣積重難返，如何讓美元保持核心地位？作者也提出了一些看法。本文是國家利益系列文章中的一篇。

美國國家借貸傳統與美元未來命運

克里斯托弗·惠倫





在我們的一般敘事中，世界金融的現代時期——我們稱其為舊秩序——從經濟危機和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新政時期開始算起。羅斯福總統以及二戰後的其它人把經濟模式放到政治層面去考慮，這是經濟（發展）的轉折點。在人類歷史發展歷程中主觀臆斷地選擇分界點可能不恰當，但是闡述的目的畢竟在於以今天的術語重建過去，把複雜的塵封往事簡單化。我們只要對舊秩序稍加探討，肯定就會明白，精心設計的公共政策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種鏡花水月。

毫無疑問，1950年之後的世界，反映的是戰爭勝利國美國的願與求，戰爭的勝利者是和平時期商業與金融制度的設計者。就正如前幾個世紀的羅馬、蒙古以及英帝國的所作所為，美國讓戰後和平圖景以其自己的構想進行塗抺。這種美國中心模式的成功原因，在於其獨一無二的美式特性因素，如相對的低通脹、匿名金融交易、公開審理制度，以及相對開明的外交政策制度。

但是，20世紀的世界金融制度及美國中心的模式卻是一系列可怕戰爭的最終產物——就美國而言是從內戰開始。在二戰結束后出現的以美國為中心金融秩序的根源得回溯至19世紀，是一個新生國家在解決就業和經濟增長問題時作出政治應對的體現，這兩個問題仍困擾至今。

從美國角度來看，建立在美元基礎之上的我們稱之為現代世界金融制度，是從亞伯拉罕·林肯開始蔭發，這位偉大的釋奴者在1861年三月就職，當時的美國共和政體處於分崩離析的邊緣。那個時代的美國人對「貨幣」的理解，就是由黃金、銀幣、外幣，以及由國家特許銀行發行的可兌換成金屬貨幣的銀行券組成，貨幣質量也依次遞減。

當時的國家特許銀行，把金幣或者鑄幣當作價值儲備或與其它銀行之間的匯兌工具。回想到19世紀30年代的安德魯·傑克遜（Andrew Jackson）時期發動的取消美國第二銀行運動，大大小小的國家特許銀行就對華盛頓方面充滿猜疑，因此不願為林肯的戰爭融資。象紐約、波士頓以及倫敦的銀行家們，更樂意看到的是南北雙方的分裂而不是一場戰爭，從而使奴隸制延續而不會影響到棉花交易。*

林肯責成財政部長撒爾曼·P·蔡斯（Salmon P. Chase）發售國債，並讓國會建立國家性質的銀行購買債卷。發行了大量的「綠背美元」，並且財政部暫停（與黃金貨幣的）可兌換性，以紙幣美元的形式支付手頭的戰爭費用。戰爭結束之前的綠背美元紙鈔，以跌至票面所示黃金價值的五分之一進行交易*。由於北方聯盟利用政府法令創造的紙鈔進行信用支付，拖垮了南方聯盟，林肯雖為此命歸黃泉，但他贏了這場戰爭*。內戰為華盛頓政府確立了先例，即在緊急情況之下可進行可根據時機，通過法令產生新的融資平台創造財政槓桿，來滿足國家通貨巨量擴張的需求。150多年之後的華爾街投機者雷·達里歐（Ray Dalio）寫到，」實際上，我們所稱作貨幣的東西，只是種信用（例如，承諾兌付黃金貨幣）而非貨幣自身。」林肯利用這個因素贏得了內戰。

即使從內戰結束至一戰爆發的1914年之間沒有一個中央銀行，美國卻顯示了強勁的經濟增長。在尤利西斯·S·格蘭特總統（Ulysses S. Grant）任期結束前，對流通媒介的需求如此旺盛，以至於流通中的過量紙鈔美元，可以票面面值等額的官方可兌換儲備黃金價值進行交易。公眾對紙鈔或其他的承付票據仍有充足的理由保持著高度懷疑。就象馬克·吐溫的不朽之作《傻瓜威爾生》作品中所寫道的，當羅克西的存款銀行破產之後，她做河船服務員的8年積蓄化作烏有，羅克西得出的結論就是：「努力工作和節儉不足以讓生活安定自如。」

到了20世紀，許多美國人形成的觀點與羅克西相似，這與艱難困苦卻自給自足的美國先驅拓荒者們的個人主義截然不同。幾十年的金融危機征服了美國人單一硬通貨的觀念。增長的城市人口對就業與商業機會憂心仲仲之時，而農民、商人甚至連傳統的國家特許銀行卻對到手的信用（紙幣）坐立不安。採取的解決方式並非是自由市場，而是增加華盛頓聯邦政府的總體信用（紙幣）。

在1913年之前，美國度過了幾次嚴重的金融和經濟危機，銀行業和國會中的進步力量創造了聯邦儲備制度，讓銀行家們更樂於有政府主辦的經濟體(GSE)作為靠山，把他們從「市場作用」的殘酷法則中解救出來，這與南卡州的民主黨參議員歐內斯特·霍林斯（ Ernest Hollings）*的觀點遙相呼應。19世紀在美國各大城市中建立的私營票據交易體系並不能向當時蒸蒸日上的市場提供足夠的流動資金。所以12個銀行成立聯邦儲備系統以滿足銀行的流動資金需要，從一個宏觀的角度來看，也是在銀行的國家最高層面提供了另一種融資槓桿，來滿足美國經濟的資金需要。

然而，就在聯邦儲備系統建立后，美國經濟在需求不足與通脹（滯脹）的重壓之下持續困苦掙扎。在那種背景之下，第一次世界大戰迫使美國把目光轉向外部謀求經濟增長，作為國家整體與外國進行金融協作，這在美國經濟發展進程中是第一個實質性轉折點。對英國、法國以及比利時力量的同情作為一方，而以支持德國為領導軸心的國家作為另一方，公眾的態度分裂為水火不容的雙方。但是所有的美國人都對商品與服務的巨量需求高聲吹呼，幾年來新技術的採用以及歐洲進口而導致的農產品價格緊縮與城市就業增長短缺，就此得以緩解。艾倫·內文斯（Allan Nevins）及亨利·斯蒂爾·康麥格（Henry Steele Commager）寫道，「經濟方面的考慮強化了態度與政治上的統一。」

美國支持一戰盟國的經濟動員逐漸升級，歐洲大陸的一大部分黃金被運到美國用於支付戰爭費用，這不僅實實在在地看到了巨大財富從歐洲轉移到前殖民地，也促進了美國國家海外參與的增長意願。美國的銀行和最頂層的聯邦儲備銀行為盟國的戰爭購買提供融資，擴展到對原材料與最終消費品需求井噴式增長的融資。一戰初期的資金流動如此之巨，JP·摩根（J.P. Morgan）不能滿足美元與英鎊之間的匯兌。一開始的時候，英國銀行簽發的商業票據在聯邦銀行無法貼現。當英格蘭銀行耗盡了他的黃金儲備之時，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的介入，實際上資助英鎊匯率。

勝利債券在美國被廣泛銷售為戰爭融資，也控制了國內需求，也因此使個人投資的觀念被社會普遍接受。成立大量的政府贊助企業（GSEs）以籌集資金，同時發行債券以解決美國戰爭行為。正如當今的新自由主義主流學說，在一戰期間幾乎沒有人對市場作用擔心。就業以及通脹是壓倒一切的首要問題，華盛頓政府所採用工資限制和物價控制以及其它機制進行干預。由於工資被打壓，就不用對控制成本增長而擔憂。當全球對棉花、小麥以及肉類的需求急劇攀升，美國的農業部門從經年的低迷不振中復甦，同時也推高了物價。在1917年之前，美國參加了盟國方面的軍事行動，美國經濟的運行比前幾十年都好得多。但是，第二年，提供給盟國的債款結束和出口至歐洲速度的減緩之時，美國經濟也就很快衰退。在1919年的時候，美國出現了嚴重的經濟滑坡。

一戰後，美國由占支配地位的共和黨把持，進入了一段時期的孤立主義以及一邊倒的經濟境況，拒絕美國介入世界事件，驟然提升關稅以保護美國抵抗廉價進口。當8年後國會通過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Smoot-Hawley）的時候，增加的關稅也只是略高於那個時期的進口關稅。但是任何的關稅保護都無法庇護美國工人及其工業免受技術改變的影響，特別是電力和機器的增長使用。

沃倫·哈丁總統（Warren Harding）許諾回歸「常態」 ，認為聯邦政府從經濟中退出，在這種環境中大企業以及銀行暢通無阻地縱橫於市場活動之中，這與西奧多·羅斯福（Teddy Roosevelt）以及伍德羅·威爾生（Woodrow Wilson）的政策背道而馳。在一戰後的一段時期內，聯邦儲備系統對緩解影響美國眾多農村地區的經濟停滯扮演著相對邊緣化的角色。美國的城市工人實現了就業，但是工資持續停滯，財富集中卻戲劇性的增長。

在一戰後的大部分時期，實體經濟陷入困境，但在二十世紀20年代房地產以及華爾街投機活動普遍增長。金融詐騙泥沙俱下。在1925年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本尼迪克特訴雷特那（Benedict v. Ratner）案的聯邦法院裁決中，由路易斯·布蘭戴斯（Louis Brandeis）作書面裁定，確立了一個抵押借貸新標準，結束了這場投機歡宴。布蘭戴斯裁定沒有詳細說明抵押品是「顯爾易見的欺詐，」由於這項新標準有效地切斷了市場與華爾街的資金流動，關閉了華爾街絞肉機的殘酷欺詐，在某種程度上說也促成了1929年的大危機的引發。

華爾街1929年的大崩盤讓投機由繁榮走向蕭條，造成的市場崩潰與貨幣危機讓半個世紀前的情形也相形遜色。編年史學家約翰·肯尼斯·加爾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在《1929年經濟大危機》中寫到，「美國人顯然是期望一夜暴致富，不勞而獲。」他描述了華爾街如何一步步走向崩潰，包括1920年代中期在佛羅里達州的房地產狂熱。今天很少人會想起大蕭條的前兆是1920年代中期的房地產泡沬，這與2000年房地產由繁榮走向蕭條幾乎是歷史的重演。但是二者都是以債務形式提供信用，推動經濟由繁榮走向最終的蕭條。

從1929年經濟危機造成的金融和社會惡夢中驚醒，弗蘭克林·D·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政府的應對措施是管制，以及更多的管制。1920年的共和黨主政期間無論什麼都是過度的自由放任，而民主黨的新政卻突然朝向另一個極端。歷史學家亞瑟·施萊辛新格（Arthur M. Schlesinger Jr）寫到，「無論轉型是否確實是實際需要，但對自由體制的信仰是明白無誤地淡化了。」

羅斯福發動了一場貶低和打擊私營經濟的運動，造成美國在1930年代中期的私人借貸資本為0，這個可怕但也可能是深思熟慮后的錯誤使大蕭條更為惡化。1933年經濟學家歐文·費雪（rving Fisher）在他的著名文章《大蕭條的債務—通貨緊縮理論》中寫到，聯邦儲備的通貨擴張努力確實有助於避免惡性通縮，但是他也譴責了羅斯福延長了大蕭條。被當作是美國最偉大的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寫到：

實際上，在胡佛總統的領導下，通過聯邦儲備委員會的公開市場購買業務，已經讓復甦表現得不錯，在5月到1932年的9月期間，物價回升、商業復甦。但復甦狀態並沒有續繼，被眾多的事件所打斷，包括「戰勝恐慌」的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為其籌集資金的新債券，最終把美國從羅斯福的經濟失誤中挽救出來。滿足戰爭衝突需求的經濟動員很快吸納了過剩勞動力，無論是在徵兵還在在戰爭工業方面，都是以集權管理的形式，而在一戰後的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時期卻是以生產沙皇形式進行。在新政以及二戰期間，聯邦儲備系統在美國軍事活動的融資活動中發揮著次要作用。相反，耶西·瓊斯（Jesse Jones）領導下的復興金融公司（the 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 (RFC)）作為政府的投資銀行，通過發行自己的債券為政府項目提供金融血液。

二戰結束時英國破產，英國領導人公開表示擔心美國在戰後將會充分利用其絕對金融優勢漁利。從地緣政治來看，戰爭讓帝國權仗從倫敦移交給華盛頓。在二戰期間，英國變賣了10億美元的海外投資，同時還另有30億美元的債務，其中的大部分將被延期並最終豁免。戰爭結束后，英國、美國和他們的其它盟友在布雷頓森林會議聚首時，目標雖然是剌激增長以避免另一場世界大戰，但布雷頓森林會議上作出的關鍵性決定，就是美元法幣與黃金掛鉤，從而構建了二戰後金融秩序框架。

在1933年的時候，當羅斯福把公眾持有的黃金國有化，並讓美元貶值，復興金融公司而非聯邦儲備委員會成為政府融資渠道。瓊斯以復興金融公司的名義，欣喜若狂地讓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執行公開市場業務購買黃金。瓊斯與掌管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 (FDIC)）的里奧·科洛雷（Leo Crowley）一道，重組了美國經濟結構，並通過發行大量的債券為戰時工業組織融資。里奧·科洛雷當時掌管二戰後租借法案的運行，並曾為羅斯福連任競選效勞。

除了復興金融公司（RFC）之外,在大蕭條期間以及戰爭年代及其後，模仿歐洲法西斯國家的形式，建立了許多帶政府色彩性質的經濟體。這包括聯邦住房管理局（the Federal Housing Administration），聯邦住宅貸款銀行（the Federal Home Loan Banks），房利美（Fannie Mae），美國進出口銀行（the Export-Import Bank），聯邦存款保險銀行（FDIC）以及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有這些政府贊助企業（GSE），設計通過發行債券構成基礎資本中的一小部分頂級層次，用來支持經濟增長，但是這些資本並非以黃金的形式而是以法定美元紙鈔和美國政府債卷的形式存在。

在1950年之前，雖然貴金屬仍是國家收支和私人商業活動帳戶中的單位符號，但絕大多數的工業化國家已經放棄了黃金自由兌換制。布雷頓森林會議通過明確規定美元本質上可與黃金自由兌換，從而大大地擴充了世界基礎貨幣，為促進經濟增長提供了政治契機，除此之外也別無選擇。這與林肯利用大規模擴張貨幣供給的同時，佐以債券發行為戰爭籌資相似，林肯的籌資總額接近當時美國國民生產總值，美國以及勝利同盟國在傳統貨幣（黃金）和債務（紙美元）基礎之上創造了二戰後的繁榮。內戰時期的綠背美元雖然不能兌換成黃金，但帶有利息這讓其對公眾更有吸引力，讓其顯得更象是種「銀行券」。但在1945年的時候，美元紙鈔事實上成為了世界貨幣——這也是戰爭遺產之一。

多邊國際金融組織，如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剌激了新興世界的發展，而美國國內不斷增加的國家贊助企業（GSE），卻促進了防務開支及其後來的住宅增長。「世界銀行為重建西歐而建立，但當西歐資本市場恢復以後，就很快被馬歇爾計劃及其附屬項目所越蛆代庖，」記者兼作家索爾·桑德 9Sol Sanders)寫到。「為了開闢新的領地，那就轉向我們心知肚明的不發達國家，在華爾街前債券經紀人尤金·布萊克(Eugene Black)的引領下，世界銀行進入它的黃金年代（1949-1963）。」

從戰火硝煙中歸來的」偉大一代「造成了眾所周知的嬰兒潮人口爆炸，剌激了美國經濟，加速了歐洲和亞洲國家的重建。馬歇爾計劃支持了歐洲的增長，而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組織支持的國家卻遍布全球，從基礎設施貸款到社會福利項目再到國際收支平衡融資。這後者必定會受到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極力反對（他很難算得上是位自由貿易者），他在1933年寫道

就國家間的經濟聯繫來說，我支持那些認為應當最小而不是最大的看法。觀念、知識、科技、醫療、貿易、旅遊，這些按其本質就應當無國界。但是讓商品國內製造，在任何時候都是非常合理且方便可能，但最關鍵的還是要讓金融國家主義。

在著名的冷戰期間，自由世界把共同貨幣建立在美元基礎之上，美國領導了比華沙條約國家更持久的經濟活力。對不同規模以及不同類型國家提供貸款促進了全球增長，也實現了阻遏蘇聯軍事擴張的地緣政治目的。到了1970年，作為世界銀行以及IMF客戶的一些發展中國家，如墨西哥、巴西和印尼等，他們的大額貸款卻引發了周期性的政治經濟危機和貨幣貶值。

在1989年柏林牆倒塌的時候，這並非是北約盟國軍事力量促就，而是美國借貸與支出支撐下的國防工業與多邊援助共同起作用的重壓之下的結果。在二戰中，美國戰勝敵人依靠的是後勤保障，而舉足輕重的經濟實力——實際上也就是信用，勝過當前先進的常規性武器和軍事力量。雖然美國從地緣政治學角度來說贏得了冷戰，但過於寬鬆的自由貿易政策、幾十年以來發行的債券以及根據形勢需要的貨幣政策，從這個角度來說經濟代價巨大。消費者感到平穩通脹毫無效果，並且特別嚴重的破壞了美國人的自由市場價值觀念。這讓人想起喬治·奧威爾的寓言故事《動物莊園》隱喻：所有華盛頓政治家，分不清主次，變得愚笨無比。在1970年代，當華盛頓政府想要通過物價調控經濟，耶林·丹尼爾 （Daniel Yergin）和約瑟夫·斯坦尼斯羅（Joseph Stanislaw）評論道：「這並非是左派自由主義，而是理查德·尼克松政府促成的結果，這是溫和的保守主義共和黨人對政府干預經濟的批評。」

從1970年到1980年這十年中，關鍵產業從美國遊離並轉移到海外，減少的工作崗位由國內服務業代替提供。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住房建設，國民經濟必需的而又牽涉廣泛的經濟活動，提供就業崗位卻沒有創造任何國民財富。由嬰兒潮人口再次起作用推動房產價格的第一次沖高，直到1980年代的存款與貸款危機才結束。在1990年代初期最大的幾家美國銀行瀕於破產的邊緣，但這些危機只是2000年代的次貸危機災難的前兆。

在二戰後接下去的幾年中，國內增長放緩通脹抬頭時，美國第一次開始感到債務壓力和商業機會的缺乏。但美國並不是壓制貨幣收入，而是不斷推高借貸數量來維持國民生活標準。從1990年至2000年，美國利用有毒的債務組合和寬鬆貨幣政策來維持增長水平，政治上屈從又號稱「獨立」的央行推行越來越低的利率，以實現充分就業和穩定物價這兩個目標。在格林斯潘主席的主持下聯邦儲備委員會，確實讓名義上的增長歡宴得以繼續，但從工資以及通脹的情況下來說，美國消費者實際上是困苦難捱，證明美聯儲強化就業與穩定物價的這兩個目標不可能完全一致。

從1990年代到2007年利用信用推高住宅房地產價格，是人口因素對經濟發展過程的決定性影響的另一個例子。美聯儲在債務財政開支方面在1980年代開始急劇增長。同時未來的社會福利項目也開始急劇攀升。國內產業在進口衝擊下依舊困難重重，為維持國內消費者低通脹的神話進一步鼓勵了現今制度化的自由貿易政策。

從1980年開始，當美國依靠借貸取得增長的時候，其他國家卻通過滿足美國消費者的商品與服務的穩定需求而受益。只要美國願意借債購買外國商品，全球金融體制的運行就讓財富從當今發達國家美國轉移到次發達國家。在很大程度上，這種模式就是這樣發揮著作用。如今，印度、墨西哥以及巴西清償了曾經困擾他們的外債問題，讓世界銀行和IMF等這些組織顯得無所事事。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如何讓一個以出口導向型而取得成功的新興國家在全球產業和國家體系中轉型成為一個穩定而又充滿競爭的市場。

2011年11月，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 PIMCO)的穆罕默德·埃利安(Mohamed
El-Erian)在《評論彙編》中寫到：

新的經濟秩序在你眼前初露端倪，這是一個在傳統西方勢力與新興世界主要參與者之間加快一體化的世界秩序。但是這種一體化的驅動力量，絕不是此前幾代經濟學家們在探討舊秩序的缺陷時所設想的；同時，這些力量也可能會引發同等程度的混亂。

埃利安點出了處於國際金融舊秩序中的國家所設想的最可怕的發展方向，那很大程度上是指戰爭、人口以及其他因素(這些早就不存於當今的世界領導人的考慮之中）的作用結果。而在二戰結束時國家在世界金融方面協調方案的背後存在著一種強烈的國際共識，如今，捲土重來的新自由主義想法讓達成這樣的共同行動不大可能。在布雷頓森林會議的時候，象享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這樣舊秩序的代表人物，公開要求政府控制金融市場；如今這樣的觀點肯定會被當作歷史倒退的觀點遭到嘲笑。

然而到了現在，在貨幣寬鬆與債務信貸驅動下的世界經濟在經歷過幾十年的狂熱擴張之後，全球化（包含了支持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的幸福時光將會逐漸淡卻。「嬰兒潮那一代的老年化，重新引向國內服務開支，而減少進口商品的需求，」一名美國高級官員在評論文章中說到。「其他工業國家之中也是如此，出口導向型增長已經時過境遷了。」

在2007年爆發的美國次貸危機以及接下去的陷入金融崩潰歐元國家的衰弱的背景之下，儘管美國的巨大公共債務，美元依然還是投資者唯一信賴的作為世界兌換工具的貨幣。以美元為基礎的舊秩序正處於分崩離析的過程中，但至少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普遍認同的美元替代物可在世界經濟中充當兌換工具。就如我們的良師益友戴維德·科多克（ David Kotok）提醒的，「成為儲備通貨並不是你去爭取，而是其名副其實。」

在任何情況下，對美元是否將會保持全球儲備貨幣的質疑或許是不恰當的。從實際情況來看，歐元或是其他任何貨幣都不會足夠大到即使解決一小部分的全球收支。以世界能源市場為例，除了美元以外，就沒有任何其它貨幣有如此巨量可供運轉。

此外，除了強大的支付能力之外，美元的突出地位還另有重大的政治原因。象俄羅斯、中國這樣的主權國家並沒有讓人信任的團結力量讓世界接受他們的貨幣作為支付工具，更談不上儲備價值。即使也還會有資本外流現象的存在，而且長期儲備價值也並不理想，但這個因素也是讓美國在世界商業領域最具有吸引力之處。但是要讓美元繼續保持特權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美國能否改變多年來不斷擴張的政府（干預）、借貸支出以及不斷擴張的貨幣供給的（發展經濟模式）。

二戰後最大的謬論之一，就是凱恩斯主義的關於國家干預經濟的觀點，政府為了從經濟災難中挽救盟國，就必然得繼續擴大支出和借貸。戰後確定重新恢復世界工業國家的生產能力很明顯是切中要害的正確政策，結果卻導致了美國政府在各方面的擴張。國內經濟也因為全球金融體制而受到世界大市場的長期侵蝕。

現在後果如期而至。凱恩斯和其它二戰後主流思想家支持政府在經濟事務中的主導作用，但所有人都忽視了一個基本事實，分不清生產能力與購買力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事物。凱恩斯錯誤地認為，必須通過政府開支來支持實體生產來保持高購買力。正如美國經濟學家本傑明·安德森（Benjamin M.Anderson）所說的：「在經濟學家中廣泛流行的觀點——就是生產創造出消費購買力。」

通過生產性經濟活動來創造就業增加了財富總量，但是通過政府開支或者貨幣擴張來人為的剌激消費活動，最終只會犧牲了效率（譯註：原文是指，把現存的經濟蛋糕切成更小塊，而縮小了蛋糕）。政府可以使用財政和貨幣政策來促進邊際增長，但是用借貸剌激公共開支或以寬鬆通貨的政策取代基本經濟活動是違背客觀規律的，從經濟上看並非理智之舉。然而，這恰恰是凱恩斯與當今眾多經濟學家所支持的發展模式。「我們不得不通過無休止的政府赤字開支，繼續往流通中注入更多的貨幣，」經濟學家和作家亨利·海支利特（Henry Hazlitt）在1945年主編的《紐約時報》中說到，「這不是正確的繁榮之路，而是走向了無法控制的通脹。」經過了將近一個世紀的凱恩斯式的繁榮與蕭條，海特利支以及其他的自由主義市場學派成員的一些忠告在今天非常值得我們思考。

但要改變這種方向並不是件輕而易舉之事，就如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在他的文章中寫到：

聽從於政治，哪怕只要會受到政治壓力的中央銀行都不可能完全控制住貨幣數量，讓其有利於市場秩序的平穩運行，我並不認為這是一個誇大其詞的說法。好的貨幣（政策）就象好的法律一樣，運作時發行者作出的決定不應當考慮某些特定團體或個人的影響。仁慈的政策制定者毫無疑問應當屏蔽這些影響；依賴特定利益團體的非民主政府，不可能做到這些。

哈耶克所觀察到的確實也是美國所面臨的基本問題，也就是說，改變二戰後延續七十年的經濟的慣性方向，將會成為國內最大的政治挑戰。限制公共開支和貨幣政策可能最終要求美國在政治上的改變，這在很大程度上與現在德國對歐盟外圍國家採用非民主方式強制推行財政緊縮政策相類似。

如果美國可以抑制不負責任的衝動並讓財政部按部就班，一個自由開放市場的實現、制度的民主將會讓美元繼續成為世界上最具吸引力的資產類別。但問題或許在於美國是否能在一個經濟低迷以及預期不佳的情況之下，保持一個自由、開放、民主的社會。長達七十年利用借貸與通脹來拉伸末來就業和經濟增長一直持續至今，經濟機會的減少提高了美國和其它國家國內政治混亂的預期恐慌。放大到全球範圍，結果就會是混亂與戰爭。對華盛頓而言這不只是一個短期性的政治考驗，也最終威脅到美國自我定位的質疑。如果看到他們的子後代面對失業增多與無家者流離失所時，美國將會作出何種反應呢？

與此相對應的問題是，如果美國人的生活標準下降，是否將最終迫使美國減弱國際舞台上的作用從而在地緣政治上退縮。英國、以色列、南韓和日本等盟國或許很快看到美國無條件的軍事與經濟支持的結束。

美國保持靈活而又充滿活力，儘力在國際舞台上發揮其特有作用。當人們期望二戰後幫助世界復甦的開放邊境與市場開放規則還可以保持下去的時候，，在未來的幾年中美國在嚴峻的經濟壓力之下將更為關注國內狀況，並且最終可能再次採取保護主義和干涉主義政策。這在以前就曾經歷過。

但末來的情況還是充滿希望，甚至還可以更樂觀些。國際新秩序的一個關鍵內容，應當是一種機制，可以幫助深陷重債的美國和歐元國家以同樣的方式共同調整發展進程，1980年代淪為債務型社會的國家將成為今天經濟增長的引擎。在運用國際金融體制時賦予其他國家更大的責任，所有國家在各自競爭優勢基礎之上進行貿易，共同參與到同一個世界金融清算制度中，這樣的未來也指日可待。重讀凱恩斯以及布雷頓森林中另一些人的觀點，全球通貨的概念在理論上非常具有吸引力。但是如果投資者想要迎接一個非主導國家的貨幣替代美元成為全球貨幣，那還要靜待時日。

美元在自由世界中被選為通貨的理由並非只是經濟或外交政策方面的考慮，而是因為美國的政治制度。如果開放的美國制度體系保持穩定，那麼美元在國際金融體制中的作用將不大可能改變。正如我在2010年《通脹》一書中所寫道，如果美國逐漸控制新政后漫延的政府膨脹，並把經濟發展駕向更切實可行的金融制度，關注個人權利與責任，那麼我們的末來將更為光明，在那種情況下，美元在將來的日子裡仍可以作為國際金融制度的核心。

如果美國的政治領導人採納保爾·克魯格曼（ Paul Krugman）以及其他主流濟經濟學家所支持的政策，繼續保持信用借貸與開支擴張，美國將不可能保持美元特殊地位。國家不可能以通脹和債務擴張來換取末來的生產與就業的同時又不會逐漸侵蝕人民潛在購買力，假如美國國內經濟衰落，就不要想在世界地緣政治中繼續發揮領導作用。美國除此之外別無選擇。

當美國在經濟和軍事實力上實際削弱的時候，美元在全球經濟的領導作用最終可能會終結。在那種情況下，世界將會面對的未來，是沒有一個國家可以保證世界安全與經濟穩定。相反，我們可以看到的世界是，眾多勢均力敵的國家爭奪有限的全球貿易供給和經濟資源，那恰是一戰前常見的現象。追溯到古希臘、古羅馬、大英帝國以及現在的美國，要麼是美國在實體生產能力明顯不足時，利用通脹和借貸來剌激經濟增長，要麼是利用戰爭讓其它國家受損以實現增長，所有國家所面臨的選擇在二者之間。所以找到一種方法來避免這二個極端是現在所首要關切的。

克里斯托弗·惠倫（Christopher Whalen）是紐約寶成投資有限公司（Tangent Capital Partners in New York City）的一名高級董事。《貨幣與債務如何造就美國夢》一書的作者。

國家利益的特別問題報導的一部分《世界舊秩序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