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的上海黑幫傳奇史

「有關杜月笙的故事在當時就幾乎成為傳奇，如同摩根、福特、洛克菲勒等人是「美國夢」的象徵一樣，杜月笙從赤貧到暴發的人生歷程也成為上海灘十里洋場的象徵。

青幫的前身「安清會」船幫很大程度上就是民間自發形成的勞工組織。進入上海后，大量無產階級產業工人被吸收進青幫。

作為一股重要的民間力量，青幫在底層民眾中有巨大的影響，動員、組織勞工更是其看家本領。20年代，共\產\黨在上海大力發動工人階級，組織工會活動，這對青幫大佬們來說完全是爭地盤、搶飯碗。

民國時代的上海，民間社會高度發達，幾乎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絕後的事。

在國民黨弱勢的威權政治下，杜氏青幫集團總還有其生存的空間，49之後的新政權卻是以高度組織化、對社會全面控制為特徵的，一切民間勢力在其下絕無生存空間。49鼎革，青幫集團的末日真正來臨。」

杜祠

1931年6初的「杜祠落成典禮」是上海開埠近百年來最熱鬧的幾天。6月9日，上海法租界嵩山路、華格臬路一帶，大旗飄揚、金牌林立。上午9時許，遊行開始。龐大的儀仗隊開場，大批青幫徒眾、政府官員、商界人士、工會代表、警察、士兵、童子軍等列隊而行。隊伍前面抬著各界要人送的大幅匾額：蔣介石送的是「孝思不匱」，于右任送的是「源遠流長」，張學良送的是「見義勇為」，吳佩孚送的是「武威世承」。胡漢民、孔祥熙、宋子文、上海市長張群等政界權要，柯格霖、費沃利等租界頭面人物，段祺瑞、曹錕、徐世昌等過氣的北洋軍閥，甚至西藏的班禪喇嘛，也都送來了匾額、條幅。

整個遊行隊伍長達數里，從杜公館出發，穿越法租界，前往搭有高大牌樓的金利源碼頭，乘特備汽輪前往杜月笙的老家浦東高橋鎮。一路車船相接，鼓樂喧天，爆竹聲轟鳴不絕。上海灘大批黨、政、軍、紳、商要人參加了恭送神主入祠的典禮，連遠在邊陲的新\疆主席金樹仁也趕來參加，上海的外國要人如法租界總領事、日本總領事、駐上海日軍司令阪西將軍等也都參加了典禮。

典禮舉行期間，上海市郵政局在高橋設立了臨時郵局，發行了一套印有「杜祠落成典禮紀念」的郵品。而最為轟動的是，在三天的慶典中，日夜開演了六台堂會戲，除了余叔岩有病在身無法公演外，幾乎全國所有的京劇名角如梅蘭芳、馬連良、程硯秋等人都被邀請來，珠聯璧合，組成了中國京劇黃金時代的「夢之隊」。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擔任杜祠落成典禮委員會秘書的正是富有傳奇色彩的名士楊度。此時楊度已加入中國共產\黨近三年，他撰寫的《杜氏家祠落成頌》、《杜氏家祠記》中，稱頌杜月笙為「今世大俠」，而且是儒家理想中的「仁人」，有君子之風，是「俠而儒者」。更令人稱奇的是，特立獨行、氣骨錚錚的革命先驅、國學大師章太炎，發揮他的專長，親自為杜月笙修訂家譜，「考證」出「杜之先出於帝堯」，直系祖先為北宋名臣杜衍，並稱頌杜月笙「任俠」，「有安集上海功，江南北豪傑皆宗之」。

黃金榮、張嘯林、杜月笙是民國時代上海灘聲名赫赫的青幫三大亨。三人中杜月笙年紀最輕，他本是給黃金榮拿大衣、皮包的小跟班，後來卻出於藍而勝於藍，打通黑白兩道，政商學通吃，成為所謂的「上海皇帝」、「黨國要人」。有關他的故事在當時就幾乎成為傳奇，如同摩根、福特、洛克菲勒等人是「美國夢」的象徵一樣，杜月笙從赤貧到暴發的人生歷程也成為上海灘十里洋場的象徵。


租界

杜月笙締造的「海上傳奇」，數十年來不斷點燃人們的幻想。然而，要追溯這段海上傳奇之由來，乃至整個青幫集團在民國時代興盛之緣由，首先就要看看那個時代特有的一種事物，即「租界」。

事實上，二戰之前的上海，並不是一個城市，而是三個，即華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這三個部分，各有自己的行政、司法、治安系統。而這三個部分之間的溝通合作，比一個國家中的三個城市之間的溝通合作要艱難得多，因為這動輒涉及到國際關係問題。所以，即使兩個外國租界之間，也相當隔絕。直到1925年五卅運動時，法租界與英美主導的公共租界之間還沒有直通電話。

政權系統的分裂及租界的殖民地性質為青幫集團的興起提供了廣闊的空間。由於三個轄區之間的協同相當不易，幫會分子們可以在一個司法轄區立足，在這裡他們是守法良民，而到另外兩個轄區進行搶劫、綁架、毒品買賣等各種非法勾當。他們也可以根據具體情況，在三個轄區之間隨時轉移，來規避警察的搜查。而實際上，租界當局不但從來沒想清除幫會勢力，反而一直在利用、甚至扶植他們。最典型的體現就是黃金榮曾長期擔任法租界巡捕房華捕隊隊長，因為「功勛卓著」，還曾獲得法國政府頒發的勳章，被稱為「租界治安的長城」。        

租界當局為什麼要這麼做呢？這是因為租界當局是殖民地政權，是以暴力強加於殖民地人民頭上的外來統治，其民意基礎相當薄弱。這種統治一般都是將自身安全放在首要地位，而不注重社會公正問題。要達到這養的目的，同在民間有廣泛控制力的幫會分子合作十分有效。所以，兩個租界的巡捕房都將一些幫會頭子吸收進來，以達到「以暴制暴」的效果。幫會分子努力幫助殖民當局維護租界公共秩序，作為回報，租界當局允許他們繼續從事一些非法勾當，只要他們不給當局太多難堪。


青幫

而青幫大亨們之能在舊上海崛起，其原因還遠不止以上講的。在政治分裂，官方專制能力低下的時代，民間社會、民間自治力量就會相對發達。青幫組織就是19世紀末在開始在上海崛起的一股重要的民間勢力。

青幫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清代大運河上的漕運水手中的行幫組織。「漕運」即把江浙的糧食等物資通過大運河運輸到北京。漕運系統是溝通大江南北的交通大動脈，對定都北京的明清王朝至關重要。19世紀中葉，漕運水手大約有四、五萬人，加上在碼頭上以及沿途為船隊服務的人員在內，靠漕運為生的人不下數十萬。「行幫」就是這個群體中公開或秘密的結社組織，很大程度上是水手們互助合作以對抗壓迫、風險的產物。加入行幫，固然會受到一些控制、盤剝，但也相當於交了一份保險，使自己能儘快找到合適的工作，少受一些欺負。組織還能為成員提供技能培訓、臨時住宿、醫藥、喪葬等便利。

19世紀中葉，黃河改道，運河缺水淤塞，又加上太平軍佔領南京，漕運廢止，水手全部失業。他們中許多人轉行，往返兩淮，成為私鹽販，兼營打家劫舍的勾當，在蘇北逐漸形成一個新的秘密社團——安清會。到19世紀80年代後期，清政府又短期內部分地恢復了漕運，許多安清會成員又重新上崗成為水手。他們組成了六支船幫：江淮泗、興武泗、興武六、嘉白、嘉海衛、杭三。這六支船幫正是民國時代青幫組織的基礎。青幫六大幫正是由這六支船幫演化而來，比如蔣介石就是「興武六」悟字輩的成員。

到19世紀末，大運河上的漕運徹底終結，由上海為起點的漕糧海運取而代之，上海成為漕運系統的樞紐。為了在碼頭、貨船上重新找到工作，大量與運河漕運有關的人蜂擁至上海，安清會六大船幫當然是其中組織性最強的力量。而此時也正是上海的資本主義經濟騰飛的時期，大量的農民從內地湧入上海，成為新興的產業工人，各地的作姦犯科者，如游勇、鹽梟、土匪、逃犯等等也紛紛湧入上海尋找機會。上海人口在1910到1930年20年間增長了三倍。

大量移民的湧入，形成以勞工為主的龐大的無產階級群體。而安清會的船幫很大程度上其實就是民間自發形成的勞工組織，他們在這一時期的上海如魚得水，大量無產階級產業工人被吸收進來。船幫迅速演化成現代城市幫會——青幫，成為上海灘舉足輕重的民間勢力。青幫之「青」一般被認為就是安清會之「清」的誤植。

作為一股重要的民間力量，青幫在底層民眾中有巨大的影響，動員、組織勞工更是其看家本領。1920年，陳獨秀談到上海的工人運動，就說：「大部分工廠勞動者，全部搬運夫，大部分巡捕，全部包打聽，這一大批活動力很強的市民都在青幫支配之下。……他們的組織，上海沒有別的團體能比它大，他們老頭子的命令之效力，強過工部局（即租界當局）。」20年代，共產黨在上海大力發動工人階級，組織工會活動，這對青幫大佬們來說完全是爭地盤、搶飯碗。所以四一二反共政變中，青幫成為蔣介石的急先鋒，杜月笙親自策劃謀殺了中共上海主要領導人之一、上海總工會委員長汪壽華。

1927年之後，中\共的工作重心逐漸轉移到農村根據地，青幫大佬們對上海工人的控制則進一步加強了。這種對底層民眾的強大的動員、控制能力，正是青幫大佬們同各種勢力討價還價的資本，是他們崛起為「海上聞人」的社會基礎。


工會

就租界當局來說，他們既需要靠青幫勢力維護其安全，也需要他們來充當與基層華人之間溝通的橋樑、糾紛的調解者。當時上海的英國總領事就曾向國內彙報說：「青幫大亨們運用中國方式處理中國民眾的糾紛時是一個十分有用的調停人」。比如在法電工人罷工事件中，杜月笙就充分體現了這種作用。

法商電車電燈公司是法租界的水、電、公共交通服務的主要供給者，在法租界的社會經濟生活中至關重要。法電公司的任何一次罷工都會使整個法租界陷於癱瘓。1928、1930年，共產黨領導法電工會先後進行了兩次大罷工。而杜月笙則通過他在法電工人中的青幫徒眾，成功地把車務部工人分裂出來，使共產黨人徐阿梅領導的法電工會僅限於機務部工人的範圍內。這樣杜就能夠有力地幫助租界當局，儘快結束罷工。1931年後，徐阿梅被徹底排擠掉，杜月笙完全控制了法電工會。而到1932年，法租界當局欲將杜的主營鴉生意的三鑫公司趕出法租界，杜月笙則針鋒相對，安排法電工會組織了一次罷工，最後問題得到「妥善」解決。

二、三十年代，杜月笙參與「調解」了許多重大的罷工事件，在各種勢力之間左右逢源，最大限度地為自己謀取利益。

民國時代的國民黨政權，尤其是上海的華界當局，是非常弱勢的政權機構，他們對社會的滲透、控制能力相當有限，也必須同青幫這樣的強大的民間勢力、地方勢力合作，才能運轉下去。而且，基於租界的存在，國民黨當局也要依靠青幫在租界的勢力，將其影響擴張到租界。三十年代，杜月笙和國民黨的勞工控制機構緊密合作，許多國民黨主管勞工工作的官員拜到杜的門下，比如主管工會活動的國民黨上海社會局，曾經四個室主任中有三個是杜氏的弟子。

鑒於在勞工、基層民眾中的強大影響力，以杜月笙為代表的青幫集團，成為不論是租界當局，還是國民黨當局都不得不倚重的民間勢力。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杜月笙青幫集團在三十年代達到鼎盛，杜氏不但是青幫大佬，還成為「工商界巨子」、大慈善家、社會活動家，能量巨大，成為名副其實的「黨國要人」。

名流

對青幫三大亨，舊上海有流傳甚廣的幾句評語：「黃金榮愛錢，張嘯林愛打架，杜月笙則會做人，會賺錢，也肯花錢。」在人們的印象中，張嘯林滿口粗話，最為鄙俗，而其實，張的文化水平在三人中是最高的，他讀過浙江武備學堂，同後來的浙江省長張載揚是同學。他的字寫得很好，以前杭州很多名勝都有他的題額。黃金榮與杜月笙則基本上是文盲，尤其是杜月笙，出身最為貧苦，出道也最晚，但他卻被公認為是三人中最有「雄才大略」的。他從黑社會起家，卻能不斷洗白，最終晉身社會名流、黨國要人。

到三十年代，杜的地位已遠非黃、張所能比。他對黃金榮的稱呼，也由「黃老伯」逐漸變成「金榮大哥」，黃金榮心裡很不是滋味，但也無可奈何。黃金榮的門徒，一直都是些社會中的下流人物，他的產業也一直集中在澡堂、旅館、鴉片、娛樂等黑社會的「傳統產業」。而到三、四十年代，杜月笙的門徒中甚至有國民黨的中央委員，一般的商界精英、政府要員、律師、記者、海歸人才等等更是不可勝數。杜的產業，也早已擴展到金融、紡織、航運、麵粉、教育、報業等領域，已成為名副其實的大資本家、實業家了。

杜月笙還特別注意塑造自己的社會形象，這點也遠為黃、張所不及。黃金榮等人，除了冬天穿件狐皮袍子，其餘時間都是短裝，黑拷綢衣褲幾乎成了這一行的制服。杜月笙則大力改革，命令他的徒弟們在大庭廣眾露面時，即使盛夏，也不準赤膊短衣。作為表率，他自己在家會見賓客，夏天也絕不脫去長衫。他還熱衷公益，積極參與社會慈善活動。他創辦正始中學為窮人子弟提供免費入學，資助孤兒院、敬老院，自費為上海200個極貧戶每月提供生活費，還積極捐助醫院，救濟難民，等等。三十年代，杜已成為上海灘家喻戶曉的「大善士」。從他的一些頭銜中我們可以看出他的形象是何等「正面」：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副會長、上海慈善團體聯合會董事長、《申報》董事長、《中央日報》常務董事、大東書局主席董事、復旦中學校董，等等。

杜月笙的另一個卓異之處是他學習孟嘗君、春申君等戰國公子的作風，樂於結交、接濟文人墨客、落魄名士、下野名流等等，把他們羅致幕下，尊為上賓，有事則傾心請教。如楊度、太炎先生等人，對他塑造正面形象，確實增光不小。有人曾送他一副對聯：「春申門下三千客，小杜堂前尺五樓」，也不完全是吹捧之詞。

末日

民國時代的上海，民間社會高度發達，幾乎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絕後的事。如前面所說，杜氏及整個青幫集團之能崛起於上海灘，除了資本主義經濟迅速發展，市民社會興起，給民間勢力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外，還有兩個較為獨特的條件：一是兩個租界的存在造成政權分裂，需要有力的民間勢力來溝通各方；二是不論租界當局還是國民黨當局，其統治能力都相當有限，需要藉助於民間勢力才能完成其統治。沒有這些外在條件，不論杜月笙如何手腕狠辣、雄才大略，都無法演繹出他那令人驚嘆的「海上傳奇」。

然而，從1937年抗日戰爭開始，到49年國共鼎革，這些外在條件相繼喪失，青幫集團也由鼎盛走向衰落，直至灰飛煙滅。對蔣介石來說，青幫畢竟是政府系統之外的民間勢力，同官方勢力是有此消彼長的競爭關係的。利用他們，也只是在自身能力不夠強大的情況下的權宜之計，尤其是在租界存在的情況下，要倚靠他們插手租界事務。而抗戰開始后，租界先是變為「孤島」，到二戰全面爆發，又被日軍佔領，后被汪偽政府收回。抗戰勝利后，租界再未恢復，上海市政歸於統一。這種情況下，國民黨盡可使用自己的軍隊、警察、特務統治上海，青幫集團的利用價值迅速下降。儘管杜月笙在抗戰期間積極活動，在情報、物資等方面大力支持國民政府，也算是為抗戰立下了汗馬功勞，但仍免不了兔死狗烹的命運。

抗戰勝利后，杜氏從重慶一回到上海，就被處處為難。先是其大管家萬墨林在「肅奸」之初就被抓了起來。1946年，杜氏當選上海市參議會議長，被逼在現場請辭，「讓賢」給黨棍潘公展。內戰期間，他的兒子又因「投機倒把」被抓了起來。杜月笙對國民黨憤恨日增，並同進步人士接觸，公開抨擊政府的官僚主義，呼籲停止內戰，實行民主。當時上海一些小報甚至刊出杜月笙奔赴延安的消息。

然而，在國民黨弱勢的威權政治下，杜氏青幫集團總還有其生存的空間，49之後的新政權卻是以高度組織化、對社會全面控制為特徵的，一切民間勢力在其下絕無生存空間。49鼎革，青幫集團的末日才真正來臨。

青幫三大亨中，張嘯林在抗戰期間投敵賣國，1940年被「鋤奸」；黃金榮在1949年不願以八旬高齡流寓海外，沒幾年在一片「打倒」聲中凄惶死去；杜月笙則於1951年在香港寓所病逝，死後僅留下11萬美元的遺產。昔日繁華競逐，都被風吹雨打去，「海上傳奇」就此謝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