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鴉雀無聲到眾聲喧嘩 中國人為什麼就是不敢講真話？

2012/5/9  消息來源：搜狐  

　　說與不說，權利與權力

　　《中國周刊》要做一個關於「說話」的專題，這個「話題」看似簡單，其實很難「說」。在中國，尤其難說。

　　為什麼難說呢？看看中國一些大知識分子的糾結就知道了。2007年溫家寶總理到解放軍總醫院看望正在調養中的季羨林，祝賀季老96歲壽辰。當時溫總理說：「我喜歡看您的散文，講的都是真心話。您說自己一生有兩個優點：一是出身貧寒，一生刻苦；二是講真話。對吧？」季老回答說：「要說真話，不講假話。假話全不講，真話不全講。」並解釋說：「就是不一定把所有的話都說出來，但說出來的話一定是真話。」

　　季老是「國學大師」（儘管他本人不認可這項桂冠），從這段糾結的話中可以看出他的心結。無獨有偶，另一位大知識分子，文學泰斗巴金，「以說真話為自己晚年奮鬥的目標」，然其代表作《隨想錄》，用陳思和的評價來說，「巴金一向說話坦率淺易，但在《隨想錄》里卻充分表現出高度的言說技巧與策略，或說是魯迅雜文里所謂『奴隸語言』的再現，暗示、象徵、曲折迂迴、欲言又止的文風鮮明地烙上了那個時代的印記」。而且，就算巴老晚年直率地說了真話，你也不免心生悲哀：在中國生活，只有到了晚年這「一頭」才能「真」么？年輕時在做什麼呢？關於這一點，巴金先生有兩句描寫：「我聽過數不清的豪言壯語，我看過數不清的萬紫千紅的圖畫。」顯然，「豪言壯語」有淹沒真話、嚇倒真話之效。

　　其實，別說文人，就連讚揚季羨林講真話的溫家寶，也清楚今天在中國講真話的不易。2011年4月他在中南海同國務院參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座談時，承認「我們鼓勵講真話」，然而「講真話就要有聽真話的條件」，「要創造條件讓人民講真話」。可見，中國人不講真話是有制度原因的。

　　講不了真話，不想說假話，那沉默總可以吧？也不可以。1953年，胡適在台灣接受曾虛白訪問，指出大陸上的知識分子沒有「不說話的自由」，並由此認為「沉默的自由」是比「言論自由」更基本的人權。胡適不愧是胡適，這段話隨著新中國歷史的進展，被證明為驚人的遠見。1957年，知識分子被破天荒地動員「暢所欲言」、「言無不盡」，結果卻是一場「陽謀」，用今天的話說，是為了「釣魚」。吃了苦頭的知識分子懂得了「禍從口出」，暗自想不說話總可以了吧。他們沒有想到，更厲害的還在後頭。那就是剝奪你的「沉默權」，強迫表態。

　　史家雷頤先生有文曰《表態的「藝術」與「膽魄」》：「凡『運動』一來，人人都要表態，沒有沉默權；而且必須按照統一部署、統一態度來『表態』。」這種當眾表態、人人過關的方式在文革中發展到頂峰。如此一來，華夏大地陷入一片「萬馬齊喑」的失聲狀態，就成為必然。那個年代宣揚的是「萬眾一心」，而萬眾一心的表現，必然是「萬口一辭、萬言一腔」。

　　韓少功《馬橋詞典》中，有個有意思的概念叫做「話份」，意指語言權利，或者說在語言總量中佔有一定份額的權利。握有話份的人，他們操縱的話題被眾人追隨，他們的詞語、句式、語氣等等被眾人慣用，而這種慣用，到了眾人連自己都不知的地步。有最大話份的人，當然是當權者，他們「擁有自己強大的語言體系，總是伴隨著一系列文牘、會議、禮儀、演說、典籍、紀念碑、新概念、宣傳口號、藝術作品，甚至新的地名或新的年號等等，以此取得和確立自己在全社會的話份」。

　　這種話份的最好象徵物，就是大喇叭。凡是對文革歲月有記憶的人都知道，曾幾何時，中國每個村頭，每條街道，每個車間，每間學校，每個廣場，都矗立著一個個高高在上的「大喇叭」。「大喇叭」的那頭連著官府衙，這頭對著你我他，其最根本的功能在於向我們「喊話」。70年代出生的賈樟柯，他的「縣城」體驗，即一種中國內地小城鎮的文化和社會經驗，在電影《站台》中表現得淋漓盡致，而這種表現，在藝術手法上，又是通過運用背景影音媒體所傳達的聲音和圖像來暗示人物所處的歷史時間，其中一個必不可少的媒介物就是大喇叭。

　　無論是調看早先的影音還是翻閱國人的個人記憶，「大喇叭」已經成為一個重要的時代意象，形形色色的「喊話」也早已成為記憶中的「背景音」。上海的評論家吳亮接受雜誌採訪，問聽什麼歌長大的，他答「聽高音喇叭里的歌長大的」。那不是音樂，而是聲音。80年代，有人開始練琴，彈鋼琴和拉小提琴。到一個朋友家，把窗帘拉起來，留聲機插好，那種感覺，後來人無法想象。所以，吳亮說，「我記憶中不是音樂，而是聽音樂這回事情給我印象深刻」。

　　大家都說一種話，都聽一種聲音，這件狀況終究不能持久。正如一眾「藍螞蟻」終將讓位給爭奇鬥豔的帥哥美妞，你無法把一切個人化的東西都歸零。我們知道，在暗夜裡最先睜開眼睛的總是詩人。晚清時，龔自珍那句悲憤到斗膽勸天的詩句「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充當了一個沮喪民族的心聲出口。中國從文革噩夢中醒來的十年，我們對北島的「我不相信」、顧城的「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都耳熟能詳。顧城的這首詩的名字不是別的，正是叫做《一代人》。這代人首先要發出的是自己的聲音，那是多少年來被壓制的聲音，北島稱之為「被判決了的聲音」：「我來到這個世界上，/只帶著紙、繩索和身影，/為了在審判前，/宣讀那些被判決的聲音」(《回答》)。

　　我一直認為，90年代以降的中國網際網路，在精神上與理想主義的80年代存在著血脈相連的關係。今天很少有人還記得，1986年，在深圳曾經有過一場現代詩大展。發起者是朦朧詩的代表人物之一徐敬亞。1986年7月5日，徐敬亞以個人的名義向全國發出了50多封邀請信。在這封手寫的信中，徐敬亞用極富鼓動性的語言說：「要求公眾和社會給予莊嚴認識的人，早已漫山遍野而起。權威們無法通過自省懂得並接受上述事實。」

　　還有什麼比這更好地道盡了網際網路精神？詩人楊黎曾經感慨，當時的中國有太多限制了，詩展的推出，讓大家「在這一瞬間都自由了」，有了「說話的權力」。王朔說，在「全被當成笑話全被消費期」，「文學強迫自己冒充一股社會勢力的現象被終結了」。詩歌早已成為遙遠的過去，今天，讓我們真正有了「說話的權力」的東西不是別的，就是網際網路。

　　說話的核心前提，是要成為「人」

　　網際網路帶來了什麼呢？中國外長楊潔篪在2012年3月6日的記者會上，闡述有關中國的外交政策時提出，「這個世界是一個很不平衡的世界，有人拿著大喇叭，有人只有小喇叭，有人沒有喇叭」。

　　把這段話用來形容有了網際網路以後的中國，也不無貼切：當一些人還在「煞有介事」的拿「大喇叭」喊話的時候，我們每個人都獲得了擁有一支「小喇叭」的可能性。（當然，弱勢群體也伴隨著技術和表達能力的障礙。大多數窮困者和為數不少的少數族裔人群並不能有效地使用網際網路，很多人甚至難以接觸到數字媒體。）「話份」獲得了民主化。一瞬間，前所未有的興奮激蕩全身，人們舉起形色各異，長短不一的「小喇叭」，談論家長里短，傳播聲色犬馬，非議朝政，臧否人物，千軍萬馬，千言萬語，但就是再也匯不成一句話。這是一個嶄新的時代，它的核心特徵，正如我的一本書的書名所說，就是「眾聲喧嘩」。

　　計算、通信和存儲成本的下降，使中國人口的可觀部分獲得了從事信息和文化生產的物質手段，個人可以有效地在公共領域中開展傳播，由被動的讀者和聽眾轉變成發言者和對話的參與者。新的參與性媒體使得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可以在自己的實際生活中，用自己的眼睛觀察周圍的社會環境，從而可能為公共討論注入一種想法，一個批評或是一種關注。網路化公共領域的不同形式，使得所有人都有發言、詢問、調查的出口，而不必依賴於媒體機構。我們看到了新的、分權化的方式，在履行監督的功能，在展開政治討論和組織，在影響議題和話語。一言以蔽之，從前作為受眾和「臣民」的人們現在成了政治對話的潛在貢獻者和政治舞台的潛在行動者。

　　從前作為受眾的人們，是那些處在一個媒介體系的接收端的人們，這一媒介體系是單向的、廣播式的，有著很高的進入門檻，發聲源聚集在少數幾家機構手中，而大多數人在彼此隔絕的情況下被動傾聽；從前作為國民的人們，是習慣於被人差遣、奴役的「臣民」，浸淫於缺乏獨立人格的「義務文化」。而在今天，這些受眾反擊了，藉助於進入門檻的降低，他們要佔據媒介舞台的中央；這些「臣民」造反了，每位公民樹立起權利意識和平等意識，清除「官本位」意識和「官貴民賤」的等級思想，建立起不可或缺的社會責任感，這是從臣民社會到公民社會的必經之路。

　　這種進步的意義和價值是怎麼說也不過分的。錢鋼說得好：「多災多難的中國百姓，有隱忍沉默的傳統。但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政府還利於民，人民權利意識蘇醒，鴉雀無聲，變為眾聲喧嘩。百姓有種種訴求，訴求有時也會以非理性的方式表達。」首先要承認，這是個重大突破：隱忍沉默的傳統在中國幾千年歷史上第一次被打破，而且，一旦打破，再重歸沉默就成為不可能。其次，多年鴉雀無聲之後，大家不太會說話，常常情感戰勝理智；或者，只會說「話份」壟斷年代流傳下來的那些「混賬話」；或者，只顧自己說，而不聽別人如何說，凡此種種，都是再正常不過的情形，完全不值得大驚小怪。

　　不可否認，今天的中國網際網路上，非理性的表達很多，對此憂心忡忡的智者不少，比較悲觀者如茅於軾，甚至說：「中國占人口一半多的人，還處於文革狀態，或皇權統治狀態。基本上不懂得現代社會的處事原則。要麼是一些缺乏理性的文革戰士，要麼是逆來順從的奴隸狀態。這從網上很多的發言可以看出來。」其實，學會說話的唯一方式，是在一個可以說話的空間里不斷練習。而更為核心的前提，則是要成「人」。只有「人」，才會說真話，「非人」不會說真話。有「人」的獨立，才會有社會的獨立；有「人」的主體性，才會有國家的正當性。最終，對「說真話」的呼喚，指向的是如何建構起自我認知，具備自己的主體性。

　　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

　　有了這樣的前提，還需要在中國網際網路上建立論辯倫理和交往倫理，以便推行有效和合理的對話。這事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我們在現實當中無法對話。網路上好不容易擁有的一塊對話實驗田，總得讓實驗能夠進行下去。

　　對話的意義是怎麼誇大也不過分的，因為它構成了人類生活的本質特徵。人類思想的起源不是獨白式的，不是每一個人獨自完成的，而是對話式的。我前面講到自我認知的重要性，而自我認知亦本質性地依賴於自身和他者的對話關係。沒有對話，你怎會知道自己是誰？

　　既然對話如此重要，我們可以向每個人提出一個簡單的問題：你會對話嗎？

　　1989年，捷克知識分子哈維爾等人，在布拉格成立了「公民論壇」，制定8條《對話守則》，在街頭巷尾張貼，內容是：

　　1、對話的目的是尋求真理，不是為了鬥爭。

　　2、不做人身攻擊。

　　3、保持主題。

　　4、辯論時要用證據。

　　5、不要堅持錯誤不改。

　　6、要分清對話與只准自己講話的區別。

　　7、對話要有記錄。

　　8、盡量理解對方。

　　這些守則簡單而實用。遵守這樣的對話規則，對話才有效。可惜的是，在網上，就連所謂的網路意見領袖都常常不能用它們來要求自己，更何況一般的網民？

　　由此就說到另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我們需要什麼樣的網路意見領袖？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蕭強教授對網路活動中的「代表性人物」或者」發言人」有這樣幾點觀察：

　　1、他／她擁有發言的平台，比如：博客。

　　2、他／她的信號（言說）應當是非常基本的，可以形成「身份認同」的言說。不僅僅是就事論事，技術或者技巧層面的論理。

　　3、他／她的信號（言說）應當不僅僅是修辭的，而是身體力行的。在很多情況下，是為之付出常人沒有付出的「代價」的，不管這代價是時間，金錢，還是自由。

　　4、他／她最好有一技之長，是某種「專家」。現代社會人人都有分工，人比較信「專家」的話。

　　5、他／她的私人品行也要經得住不僅是大眾的八卦眼光，還包括政敵的攻擊。網路時代更是私事容易公開化，所以公信力很容易被其他事情瓦解掉。

　　或許還要加上第六條：學會傾聽。不去傾聽，也會喪失公信力。

　　如果用這幾條去衡量的話，在紛亂複雜的網路活動中，雖然沒有「組織」去領導，但是真正的影響力也不是容易建立的。「發言人」也不是好當的。

　　《易》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庶幾近之。

　　（胡泳，新媒體批評者，著有《眾聲喧嘩：網路時代的個人表達與公共討論》） [ 俺想說幾句 ] [ 查看網友評論( 1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