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與當代中國變革：開動中國改革的破冰船

核心提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在1978年5月10日的《理論動態》第60期全文發表。最後審定者胡耀邦承擔了這篇文章的政治風險。這篇文章一發表，好像爆發了一顆「精神原子彈」。有人歡呼，有人憤怒，有人覺得推倒了壓在頭上的大山，有人覺得是挖了祖墳。
　本文摘自《文摘周報》2005年11月21日第01版，作者：佚名，原題：胡耀邦與當代中國變革
　　在研究中國歷史時，誰也不能迴避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這場偉大變革，因為這場變革深深地改變了中國。在研究中國這場偉大的變革時，誰都不能迴避一個名字胡耀邦。
　　他開動了中國改革的破冰船
　　在幾十年的政治生活中，毛澤東的話都被當做判斷一切事情是與非的最高標準。粉碎「四人幫」以後，「兩個凡是」把這條準則強調到至高無上的地步。
　　針對「兩個凡是」，鄧小平提出「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體系」。
　　1977年10月9日，中央黨校開學。幾百名學員是高中級幹部和理論宣傳幹部，學習研究的中心問題是「文革」以來的黨史。當時在黨校主持工作的是第三副校長鬍耀邦，他讓大家解放思想，突破禁區，大膽研究，還創辦了一個名叫《理論動態》的內部刊物，大量發表解放思想的文章。有人認為，判斷是非有兩個標準：一要看毛主席的指示，二看實踐。有人認為，應該只有一條標準，這就是實踐。於是，在胡耀邦的支持下，由孫長江執筆，著手寫《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強調「唯一」。南京大學教師胡福明也寫了同樣內容的文章給光明日報，光明日報總編輯楊西光安排胡福明與孫長江一起修改。為了擴大影響，準備以「本報評論員」的名義發表。
　　以「本報評論員」名義發表的文章，必須送當時主管宣傳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汪東興審定。汪東興和華國鋒一樣，也是堅決主張「兩個凡是」的。為了繞過汪東興，他們決定先在中央黨校的《理論動態》上發表，再由《光明日報》以「特約評論員」的名義見報。胡耀邦同意了這個想法。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在1978年5月10日的《理論動態》第60期全文發表。最後審定者胡耀邦承擔了這篇文章的政治風險。5月11日《光明日報》一版轉載，5月12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轉載。新華社轉發通稿后，不少省市報紙全文轉載。
　　這篇文章一發表，好像爆發了一顆「精神原子彈」。有人歡呼，有人憤怒，有人覺得推倒了壓在頭上的大山，有人覺得是挖了祖墳。
　　在當時，「凡是派」有相當強大的力量。他們上綱上線的批評形成了一股強大的攻勢。胡耀邦的處境十分危險。
　　鄧小平堅定地支持了胡耀邦。鄧小平說：「現在發生了一個問題，連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都成了問題，簡直是莫名其妙。」
　6月2日，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發表的第23天，鄧小平公開發表了他的支持意見。鄧小平大聲疾呼：一定要「撥亂反正，打破精神枷鎖，使我們的思想來一個大解放。」《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全文發表了鄧小平的這個講話。
　　在鄧小平表示支持以後，葉劍英、陳雲、李先念、聶榮臻、徐向前、譚震林、習仲勛、鄧穎超等元老也參與了這場討論，旗幟鮮明地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顆「精神原子彈」炸開了禁錮人們的精神枷鎖。就在這一年的12月，召開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撥轉了中國的歷史航向。
　　新的政治路線確定以後，就需要幹部路線來保證。1977年12月10日，胡耀邦從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任上調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他開始大刀闊斧地平反冤假錯案。
　　針對當時平反冤假錯案的重重阻力，胡耀邦在1978年9月全國信訪工作會議上說：「凡是不實之詞，凡是不正確的結論和處理，不管是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級組織、什麼人定的、批的，都要實事求是地改正過來。」
　　到1982年底，大規模的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基本結束。據統計，這次平反的歷次（從「三反」、「五反」到「文革」）立案審查而被冤屈的人達300多萬人。還有一大批沒有立案而受害者這次也得到了解脫。如此大規模的平冤，帶來了中國改革的春天。
　　從農村改革到全面改革
　　中國的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胡耀邦在農村改革中做出了重大貢獻。
　　胡耀邦認為，發展農業，勞動者的積極性永遠是第一位的；不能籠統地說「集體經濟就是好」。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擔任中央秘書長的胡耀邦，對經他指導修改的《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規定了三個「可以」，即「可以按定額記工分；可以按時計工分加評議；也可以在生產隊統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干到作業組，聯繫產量計算勞動報酬，實行超產獎勵」的分配辦法。
　　有了這一步就不愁下一步。萬里在安徽邁出了更大膽的一步，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際就是包產到戶）。萬里這一突破，引發了來自上下左右的種種責難，一篇篇批判包產到戶的文章從四面八方飛來。
　　《人民日報》在胡耀邦的支持下，從1979年1月起陸續報道了安徽、四川等地實行生產責任制的情況和經驗。
　　要實行包產包干到戶的聯產計酬生產責任制，最大的攔路虎是「學大寨」。胡耀邦親自動手來除掉這個「攔路虎」。
　　大寨的經驗到底是什麼呢？一是「大寨式工分」，實際是分配上的平均主義，嚴重挫傷了農民的勞動積極性；二是無休止地開闢「大寨田」，不僅沒有經濟效益，反而把農民推向破壞生態平衡的苦役之中；三是搞階級鬥爭，「七斗八斗」批鬥「資本主義」，在基層單位，「七斗八斗」實際是斗和領導意見不一致的人。
　　十三屆三中全會前後，胡耀邦反對農村的「窮過渡」、「一平二調」，強調按勞分配，批評農村普遍存在的階級鬥爭擴大化，強調不能把自留地、家庭副業、集市貿易當資本主義來批判。陳永貴對此很不滿意，多次罵「胡耀邦，胡亂邦！」
　　罵聲傳到胡耀邦那裡，他把陳永貴叫到自己的辦公室。胡耀邦直來直去地問：「聽說你罵我胡亂邦？」陳永貴不吭氣，默默地坐著，不肯定，也不否定。僵持了好久。最後還是胡耀邦給了個台階，說：「唉，我相信你不是這種人。」陳永貴還是不說話，站起來，走了。
經過胡耀邦耐心反覆的說服教育工作，山西省委向中央寫出了題為《關於全省農業學大寨經驗教訓的初步總結》的檢查報告。胡耀邦將山西省的報告加按語，以中共中央文件轉發給全國。從此，持續了近20年的「農業學大寨」運動偃旗息鼓。
　　為了推動農村改革的深入，從1982年到1986年連續五年，每年元旦都發一個關於農村改革的中共中央文件，即五個「一號文件」。這五個「一號文件」，對中國的農村改革起了根本性的推動作用。當然，五個「一號文件」不是胡耀邦一人之功，但作為中共中央第一線的最高領導人，他起了關鍵性作用。
　　他想穩步建立良好的政治體制
　　胡耀邦對看準了的具體問題，說改就改，毫不猶豫。但是，對於政治體制改革的根本性問題，胡耀邦深思熟慮，做法穩健。
　　1980年，老一輩革命家李維漢針對有人重新提出「興無滅資」的言論時指出，當前的主要問題不是資本主義，而是封建主義。要進行政治體制的改革，就要大力反對封建主義殘餘影響。
　　胡耀邦十分贊同李維漢的主張，建議李直接向鄧小平提出。1980年5月24日，李維漢向鄧小平細談了這個看法。鄧小平感到的確很重要。6月1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討論這個問題。胡耀邦在會上說：「從制度上說，十月革命到現在63年了，從我們自己講30年了。革命成功以後，黨沒有搞好，國家制度也沒有搞好，權力過分集中，終身制，鐵飯碗，能上不能下，這方面我們比資產階級差。這個問題必須從制度上下決心解決。」
　　1980年8月18日至23日，中央政治局舉行擴大會議，專題討論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問題。會議第一天，就請鄧小平代表中央常委作了題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鄧小平的講話歸納了中央常委討論的意見，吸收了李維漢等老同志的思想。8月31日，胡耀邦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了鄧小平的這一講話，並向全黨全國公布，受到廣泛的重視和好評。
　　在籌備十二大對黨章進行修改的工作時，胡耀邦一再強調，新黨章要加強黨內民主建設的內容。經過十二大討論通過的新黨章果然提出了很多具有突破性的新內容。例如，強調「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黨必須保證國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機關，經濟、文化組織和人民團結積極主動地、獨立負責地、協調一致地工作」；強調「黨禁止任何形式的個人崇拜。要保證黨的領導人的活動處於黨和人民的監督之下」；強調「黨的各級代表大會的代表和委員會的產生，要體現選舉人的意志」，「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強迫選舉或不選舉某個人」。
　　在推進黨內民主化的同時，胡耀邦放手在一些人民團體中實行民主化。1984年，中國作家協會第四屆代表大會召開。按照過去的做法，作協領導班子由中宣部、中組部提名。胡耀邦說：「人事管理問題，要區別兩種情況，一種是黨和政府直接領導的單位，另一種是人民團體。對於後者，我們根本不要干涉。比如作協、文聯、科協等，還有民主黨派，這些團體願意選誰就選誰。」結果，作協四大選舉時，作家們實現了自己的意願，上面指定的人沒有選上。
　　1986年6月10日，鄧小平在一次講話中說：「現在看，不搞政治體制改革不能適應形勢。改革，應該包括政治體制的改革，而且應該把它作為改革向前推進的標誌。」6月28日，鄧小平又說：「政治體制改革同經濟體制改革應該相互依賴，相互配合。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於政治體制的改革。」
　　鄧小平講話以後，黨內黨外、全國上下對於政治體制改革的呼聲越來越高。這時胡耀邦卻很冷靜。1986年9月28日，在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座談會上，就政治體制改革問題，胡耀邦特別指出，現在議論紛紛，許多議論並沒有講到點子上。有些言論信口開河。他們往往抓一個什麼外來學說，就洋洋數千言、數萬言，把西方民主說得天花亂墜，離開了中國的實際。
　　對政治體制改革方案，胡耀邦是一個穩健派。當時政治改革的底牌是改變權力過分集中的問題。作為組織中人，作為黨中央的「一把手」，胡耀邦不能越過這一界限，但他充分利用了這一界限。

耀邦不能不算是為數稀少的黨內，頭腦清醒的開明領導。可以說，他遭遇的變故，倒胡是鄧最大的失策，讓很多人認清了前進中的最大障礙來自黨內如薄一波，王震之流，從根基上產生了離心力，失去了信任感和熱情，導致了危機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