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自然因素導致的異變：走上歧路的重慶模式與薄熙來(圖)

2012/4/2  消息來源：多維  



　　
　　「薄熙來(專題)事件」的發生，讓人們開始審視曾經的重慶模式。這一最早由重慶經濟發展經驗被標籤化產生的重慶模式，在披上「運動式」的唱紅打黑的政治外衣，塗上濃重的薄熙來(專題)個人喜好色彩之後，其中就包含了諸多刻意的「編織」成分。而正是這些附著於重慶模式上非自然因素，讓所謂重慶模式的重慶發展經驗出現了異變，最終走向了背離中共科學發展共識所在的「歧路」。

　　重新審視重慶模式，可以看到，重慶在經濟、民生領域的作為並非毫無成效，這一點顯然是目前外界對於中國內陸唯一一個直轄市發展的共識。然而，究竟是什麼讓重慶模式這一概念發生了變異，成為一個不合時宜的「怪胎」？這些都是當前中共執政者應該反思的，同樣也是即將走上高位者們需要警醒的。

　　重慶模式的由來

　　2009年，一場金融危機讓中國曾經的增長典範——沿海地區的外向型增長模式遭遇滑鐵盧。就在金融海嘯席捲全球之際，中國政府迅速做出了內需導向的戰略轉移。而東部沿海地區的經濟大省由於路徑依賴等諸多原因，要實現迅速轉身，絕非易事。於是，中國開始轉向內陸，尋求新的經濟增長模式。山城重慶，這個中國南北、東西的幾何中點，就這樣被歷史推到了前台。

　　2009年2月5日，中國國務院對外正式公布了《國務院關於推進重慶市統籌城鄉改革和發展的若干意見》（簡稱國務院3號文件），把重慶定位為未來西部地區的重要增長極，長江上游地區的經濟中心和金融中心、長江上游地區綜合交通樞紐，以及城鄉統籌發展的直轄市等。

　　國務院3號文件公布之時，正是中國經濟遭遇巨大困難而不知道底在何處之時。而當時的重慶卻上交了一份不錯的成績單：2008年的GDP達到14%，高出全國近5個百分點。更重要的是，重慶在2008年上半年就敏銳地注意到金融危機可能帶來的危害，比中央政府和其他省市早幾個月推出了一系列刺激經濟的財稅金融政策。

　　幾乎就在同時，「重慶模式」的提法開始流傳。《亞洲周刊》把重慶模式看成是「中國經濟反擊金融海嘯的新路徑」：以內銷為主（重慶的內銷占工業產值九成），啟動內需，融合城鄉，超越城鄉二元結構之弊，用低稅率刺激民間消費，落實家電下鄉政策，並大力發展自己的汽車工業、通訊業和高科技產業。

　　「今天中國經濟的重慶模式，帶來了中國經濟改革的希望。」該刊主編邱立本在一篇社論中寫道，「中國不再是靠全球化的紅利，只為西方人的消費而服務；也不是靠城鄉二元化的紅利，不斷剝削民工來賺取巨大利潤。中國還是回歸自己內部的巨大市場，開發那些長期被忽視的能量。」而重慶也在隨後的發展中藉助中央特惠政策，利用國有土地和老工業存量資產撬動銀行融資，在完成基礎設施配套和老國有企業改造后，借吸引沿海工業梯度轉移和重化工業大量投資，開始實現經濟上的起飛。

　　發展中的異變

　　如果重慶模式沿著經濟主線這條線走下去，也許就不會有今天變故。

　　2008年6月的時候，薄熙來(專題)在重慶推動「唱紅歌、讀經典、講故事、傳箴言」活動。此後3年間，重慶開展了聲勢浩大的唱紅運動，薄熙來要求重慶的官員和普通居民唱革命歌曲「以振奮精神」，重慶的紅歌一度還唱到北京的人民大會堂。

　　2009年6月，重慶拉開「打黑除惡」專項整治的大幕，在從遼寧帶來的親信王立軍(專題)的幫助下，薄熙來在重慶發起的這場「運動式打黑」發動了3萬名警力，逮捕的黑社會成員和腐敗官員人數逾萬，以致部分看守所、拘留所爆滿，還把司法局長（也曾任公安局長）送上斷頭台。

　　而這些都是薄熙來一手策劃和導演的。儘管有批評斷定這些辦法反映了薄熙來的「文革式的思想和行為」，但薄卻似乎在重慶公眾中大受歡迎。

　　當薄熙來以類似毛澤東手勢揮手致意時，這種個人的色彩就愈發顯得濃艷奪目，分析人士這樣說。

　　於是乎，「唱紅打黑」也開始成為重慶模式的一部分，這時，由經濟發展經驗而來的「重慶模式」，也就此塗染上了濃重的政治色彩和薄熙來的個人色彩。而這種被附著了「唱紅打黑」等各種元素的發展模式，顯然是以薄熙來為主體的，稱之為「薄熙來模式」可能更為名副其實。

　　「薄熙來事件」的發生，也讓人們開始審視發生異變的重慶模式（或者說薄熙來模式）。無論是組織學者開座談會研討，通過課題招標招募學者著書立說，還是多次對外宣稱中共高層的肯定，甚至招徠中共領導人（包括已退位和仍在位的）親屬進行背書，都可以看出異變的重慶模式的「橫空出世」，並非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結果，其中包含了太多非自然的「編織」成分。

　　雖然薄熙來不止一次宣稱「我們從沒提過什麼重慶模式」，但在其治下重慶頻頻召開的有關討論重慶模式的會議，重慶政府還為相關研究提供了財力支持。這也被普遍認為是重慶方面在有組織的推重慶模式，而薄熙來也被認為在試圖開創一套獨特的施政道路。

　　不過，也有不同的聲音質疑其中的所謂獨特性。有分析甚至認為，除了聲勢浩大之外，所謂的重慶模式其實沒有太多獨特的東西，包括打黑除惡、共同富裕，這些都是中央力推，其他地方也在做的事情。如果非要說有其獨特之處的話，那麼大手筆推動的唱紅可謂最為獨特，不乏喚起了一些人的共鳴，但更多的是對運動式推行的詬病。

　　性格註定薄成悲情主角

　　對於在薄熙來主政期間，重慶的發展經驗被推到重慶模式的高度。人們不禁要問，究竟是薄熙來在唱主角，還是擁有3,000萬人的重慶在唱主角。答案是顯而易見的，薄熙來絕對是這場大戲中的主角。分析人士指出，身處政治局委員高位，擁有「太子黨」身份的薄熙來一直是中共政治生態中異類。從大連到財政部再到重慶，他已經唱慣了主角，而這一切，有其客觀因素的影響，但顯然也是薄熙來的性格使然。

　　現年61歲的薄熙來，出身高幹家庭，是標準的「太子黨」。

　　其父親薄一波曾任中共建政后的第一任財政部部長，其後歷任國家建設委員會主任、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在文革期間是紅衛兵組織「聯動」成員的薄熙來，「文革」結束恢復高考後進入北京大學歷史系就讀。1982年自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畢業，獲碩士學位。此後，薄熙來在基層從政近7年後，於1992年主政大連，9年後就任遼寧省省長，3年之後從「封疆大吏」調任「內閣部長」，進入中央出任商務部部長。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當選政治局委員，同年11月30日接任汪洋擔任中共重慶市委書記。

　　在主政大連8年間，薄熙來就以其高調的政治風格，將大連的知名度提升為國際級都市。薄熙來也在此期間受到外界的高度關注，當時的《華爾街日報》將薄熙來列為中共前景最好的20名官員之一。而薄熙來的強悍作風也引發許多爭議。薄熙來主政大連期間對大連城市形象的改造費用約百億人民幣，其中部分資金來自於扣發公務員工資，被批評為「形象工程」、「搞政績」。而2004年2月薄熙來甫自遼寧調走，時遼寧省委書記聞世震就不點名地批評「某些幹部將『城市建設得像歐洲，農村發展像非洲』」，有人推測此言是針對薄熙來而發。

　　此後，在商務部部長位置上，薄熙來的似乎有些收斂。但2007年出任重慶市委書記之後，薄熙來的高調則似乎又上了一個台階，短短几年中，重慶就因「唱紅打黑」等被外界所熟知，但同時也因此飽受質疑。分析人士指出，「薄熙來事件」的發生，與他成長的經歷、出身背景以及從政的經驗均有關係，但他爭強好勝、鋒芒畢露的性格是整個事件發生、發展的關鍵。

　　分析人士指出，薄熙來個人的風格「照亮」重慶模式的同時，也使重慶的發展進入「運動式」的軌跡，讓重慶的發展有太多他個人色彩。當薄熙來在重慶10萬人紅歌會會場重慶奧體中心，以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城樓向紅衛兵揮手方式，向場內外近十萬人揮手致意時，這種個人的色彩就愈發顯得濃艷奪目，分析人士這樣說。 [ 俺想說幾句 ] [ 查看網友評論( 20 ) ]  

這個攝影記者又嚴重問題，如果沒有手中那面打著的紅旗，整個一個再世希特勒行納粹禮，明顯在提前侮辱我們現代旗手，大球星。忿怒ING 怎麼可以這樣泥？

重慶模式發展到今天這個地步是必然的。一個沒有法制約束的國度，這種結局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