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教授被剝奪出生地國籍，落選中國大陸國家科學院院士

[轉貼者按語]出生中國大陸現定居中國北京的兩位對祖國科學和教育事業有貢獻的科學家北京清華大學教授饒毅和施一公，因為被剝奪剝奪出生地國籍而在2011 年院士評選中落選國家科學院院士。

這一事件從另一個角度說明: 1) 剝奪出生地國籍不僅傷害旅居 國外的大陸公民，而且傷害回國定居的大陸公民；2) 修改過時的國籍法,尊重出生地國籍，不剝奪出生地國籍己是當務之急。

恢復雙重國籍((即承認或默認雙重國籍)，是尊重出生地國籍的唯一選擇。

期盼胡錦濤主席和溫家寶總理能在任內解決恢復雙重國籍問題。

原題<<清華大學教授落選院士 國籍被認為落選首要原因>>

《被高調》，這是北大生命科學學院院長饒毅3月7日發表在科學網上的一篇博客。這篇博文迄今獲得了近兩萬的點擊量，且被轉發引起廣泛關注。

這篇博文的緣起是，今年全國兩會期間，中國青年報記者採訪代表委員中的部分中科院院士，探究2011年院士評選中饒毅和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施一公落選的真正原因。

當時，在採訪饒毅時，他先是提出沒什麼好說的，然後說：「除非有人有說法，我可以回復。」

饒毅和施一公所參評的中國科學院生命科學和醫學學部（以下簡稱生科醫學部）一共有128名院士，他們中有投票權的八九十名院士決定了誰能成為新科院士。在兩會代表委員中，僅全國政協委員中就有12名生科醫學部院士。
2011年的院士評選可能是近年來最受外界關注的一次，饒毅和施一公兩個學界明星的雙雙摺戟，引發了輿論對院士評選的熱議。兩人為何落選至今仍眾議紛紛，有持「國籍說」的，也有持「回國時間太短說」的，還有持「私人恩怨說」的。
但截至目前，生科醫學部除曾益新院士公開發表了外界看不出傾向的回應外，只有一位不願具名的院士稱是因國籍問題，而其他掌握有投票權的院士的聲音暫付闕如。

兩會上，中國青年報記者尋訪了生科醫學部具有投票權的數位院士，除兩位不願接受採訪外，有3位院士對此發表了看法。但新科院士是由具有投票權的相關學部院士投票投出來的，一人一票，每個院士都是基於自己的理解和判斷作出的決定。所以，接受採訪的院士所列舉的看法，沒法代表其他院士通過投票作出抉擇所依據的理由。

或許，這3位院士道出了兩位優秀科學家落選院士的一些因素。但要探究饒毅和施一公落選的真正原因，必須逐個採訪或抽樣調查那些沒有投贊成票的院士，而這是無法做到的。因此，他們為何落選院士永遠是一個謎。

水平沒問題，國籍被認為是落選的首要原因

對於饒毅和施一公的學術水準，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採訪的院士都作出了正面評價，認為符合院士的標準。

全國政協委員、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原副主任朱作言院士稱：「我首先肯定，他們兩個都是非常好的科學家，就我個人而言，他們的科學水平是毫無疑問的。」

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孟安明院士稱，對兩人的水平，「學術上沒有什麼可爭論的」。

某知名大學教授、中科院生科醫學部不願具名的A院士坦陳在院士選舉中給兩人都投了贊成票，「（他們）學術水平沒問題，國內的科學家也都認可」。

此前，美國科學院院士、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所長王曉東也在接受《人民日報》採訪時稱，饒毅是國際一流的科學家。他甚至表示，「其學術水平不僅遠在同領域的第二輪候選人之上，也高於部分院士」。

對於饒毅和施一公先後出局的原因，接受採訪的院士們認為第一因素仍是國籍問題。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的「院士章程」均明文規定，院士候選人必須具有中國國籍。

孟安明院士說，饒毅在教育部那裡是出了線的（饒毅屬於由歸口初選部門教育部推舉的院士候選人），他也參加過教育部投票，「但是事實上當時存在一點問題他們的國籍，在推薦的截止期還沒有弄明白，雖然他申請放棄美國國籍，但是申請放棄，美國國務院那邊要正式通知，同意你放棄（才算數）」。

朱作言院士也稱，國籍問題「可能也有些影響」，「他們的中國國籍還在（辦理）過程當中。如果一年以前就完成了手續的話，我估計情況會好得多」。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12月，中國科學院學部主席團執委會秘書長曹效業回應媒體稱，兩人落選院士與「國籍」無關。曹效業稱施一公和饒毅的國籍沒有問題，並稱公安部給過一個函，說明從某年某月某日起，兩人具有中國國籍，但相關手續還沒有辦完，中科院學部主席團經過討論后，認定他們擁有中國國籍。

A院士說，雖然有部委出函說他們正在解決國籍問題，「第一輪大家還比較理解，認為他們正在辦手續，也許等到證實以後，國籍問題就應該已經解決了，所以第一輪投票過後施一公上去了。施一公上去的時候也是非常危險的，饒毅排在下面，就卡住了」，沒有進入第二輪。

A院士說，到了後面，大家對國籍這個問題還是有看法。「嚴格來說，沒有解決就沒有選舉資格。施一公到了下一輪，等到投票的時候大家一討論，國籍問題最終還是沒有解決」。

但據了解，施一公到第二輪投票時已經出示美國國務院國籍取消通知。

饒毅2011年11月的博文指出，近十幾年來，生科醫學部還曾將無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者選為院士、且迄今仍有不止一位院士未放棄外國國籍。

他在回應中國青年報採訪時稱，在院士候選表上，他本人出示的是公安部「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證明」，上面有公安部鋼印。他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第八條規定，「申請加入中國國籍獲得批准的，即取得中國國籍」，「這說明復籍證明是唯一能夠證明入籍日期的法律承認的文件」。

回國時間短、貢獻少也被列為落選原因之一

除了國籍問題以外，在國內呆的時間太短、貢獻太少也被當做兩人落選的因素。

此前，中科院院士、理論物理學家何祚庥在接受媒體採訪時稱，饒毅和施一公剛從國外回來不久，「能對中國科學做多大貢獻呢？關鍵在這一點」。

確實，《中國科學院院士增選工作實施細則》也載明：「對於長期不在國內工作的院士候選人，在堅持院士標準的同時，還應特別考慮其對國家社會、經濟和科學技術事業發展所作的貢獻」。

饒毅2007年9月從美國西北大學醫學院神經科教授的崗位上全職回國，施一公2008年2月從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講席教授的崗位上全職回國。

在饒毅落選后，施一公接受媒體採訪時稱：「我個人認為饒毅的學術水平非常高。他不是高產型的科學家，但他的每篇學術論文分量都很重。」

記者檢索到的數據顯示，饒毅2005年就帶中國國內研究生髮表中國25年來第一篇《細胞》論文，2007年以後在《自然》及其子刊上發表文章4篇。

但有院士稱，在國外工作的人在國際權威學術期刊發表論文比在國內工作的人相對來講要容易一點，國內由於學術不端事件頻發等問題，導致國際影響大的雜誌對中國內地學者的論文評判標準更嚴，發表起來更難。「如果這樣的話，以後大家都不在國內好好做，跑到國外去，國外的條件好、氛圍好，我都去做好了再回來申請（院士），他這樣合不合適呢？」
還有院士稱，學術水準如何，也不能完全靠論文數量，「全世界發表論文的人那麼多」。

孟安明認為，中國科學院院士還要強調對中國科學做了多少貢獻。「比如說，他在國內幹了十年或二十年，我們不說他發表了高水平論文，他有可能培養了高水平的學生。而且，他入選了，水平相對來講應該是比較好的。」他說，從兩人回國時間看，「可能有的人覺得時間比較短。就是說對中國的直接貢獻，可能還需要一點時間」。

A院士也稱，確實有些院士有想法，認為他們沒有回國真正做出多少事情來，同時認為，如果說學術水平高的話，國外多得很，「有一部分人認為他們回國沒做多少事情，還有一部分人認為他們回國以後不是踏踏實實地做事情，反而佔用的資源太多」。
A院士稱：「真正踏踏實實地為中國科技改變面貌的是一批比他們回來更早的人，當時並沒有跟國家提出多少要求的人，中國科技出現現在的局面不是他們兩個做了多少（工作）。」

此前，王曉東院士認為，饒毅對於中國科學發展的貢獻，不僅體現在他自己的學術研究上。他在接受《人民日報》採訪時稱，從1996年起，饒毅就協助推動中科院上海神經科學研究所的建立、合作建立和共同主持中科院上海交叉學科研究中心、協作建立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這種參與，不僅海外無人企及，國內也極少。

批評科技體制被認為是走憤青路線

另有院士對兩人在學術之外的活動有微詞。
從2004年起，饒毅和魯白、鄒承魯在《自然》增刊上發表過有關科技體制的文章，回國后，他又多次在博客上及接受媒體採訪時批評國內科技體制以及學術界風氣。

引起反響最大的是2010年饒毅和施一公聯合在《科學》雜誌上發表的評論，他們稱：「中國政府投入的研究經費以每年超過20%的比例增加，從理論上講，它應該能讓中國在科學和研究領域取得真正突出的進步，與國家的經濟成功相輔相成。但在現實中，研究經費分配中的嚴重問題卻減緩了中國潛在的創新步伐。在中國，為了獲得重大項目，一個公開的秘密是：做好的研究，不如與官員和他們賞識的專家拉關係重要。」

他們的舉動獲得了不少好評。他們落選后，中國醫學科學院副院長、協和醫科大學副校長曾益新院士在公開回應中稱：「他們不僅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而且關注國家的科技政策和科技管理，發表過許多的意見和建議，對於他們的意見和建議可以有不同看法，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就是他們的觀點激發了大家的反思和討論，這無疑對中國的科學事業是有利的。」
但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採訪時，有院士稱饒毅是在走「憤青」路線，稱他「高調」，「發幾篇文章好像就能解決中國的科技問題？他說的那些根本是不切實際的」。

對此，饒毅回應：「如果我說的不切實際，其他人就應該提出切實際的方法，怎麼老是看不見？」

另有院士稱：「真正的科學家希望靜下心來做事情，不是去跑到網上去說話。如果三天兩頭地在網上寫這樣那樣的東西，還哪有時間來做研究呢？」

饒毅回答：「我從來就認為做研究是好玩，我從來不做『刻苦狀』，我寫科普和科技政策批評文章，在海外沒有影響我做科學研究，如果我真是天天玩還比他們做得好，應該汗顏的可能不是我。」

饒毅：我為何「被高調」

雖然以上看法並不代表所有院士作出投票抉擇的依據，但A院士認為，據他看來，對兩人沒有投贊成票的，主要是出於上面這些原因。

對於回國時間短、貢獻少的說法，饒毅的博文說：「不僅以前當選有時間短的，就是這次（生科醫學部）的第一名，回國（的時間）並不比我們長多少，而肯定比我在國內做事情的時間少很多，且他在美國不過剛剛從助理教授升為副教授。」
饒毅在博文中指出，生科醫學部本年度當選者，與往常一樣，多數做基礎研究，以科研論文為代表性成果。「施一公全職在國內發表的優秀論文遠多於中國任何科學家」，「有人提出不能以論文取人，而論文數量和質量遠不如他的人，並無論文以外的貢獻，卻當選院士」。

對於「寫博客沒有時間做科研」、批評科技體制是「憤青」的說法，饒毅稱：「在我回國前，我就親眼目睹幾個老院士圍著科技部的處長賠笑臉。我們2004年的文章批評科技部以後，很多人，包括院士，在科技部官員面前能站得直很多，這是幫助中國科學家，還是不務正業？」

饒毅稱，這就是文化差別。中國目前的文化，是做科研要顯得刻苦奮鬥、對人要顯得低眉順眼、對上級要顯得唯唯諾諾。這些正是他反對、而且認為要掃除的文化陋習。饒毅認為，樂觀積極，是中國應該多提倡的。

事實上，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採訪時獲知有院士評價其「高調」的聲音后，第二天，饒毅就發表了博文《被高調》。「我兩種事情說的多，一種是科普，一種是推動風氣改變，這兩種都是做。如果生物院士自己『貢獻』良好風氣、或反對不良風氣，我就不用做這件事情了。他們不做，也希望我不做，我覺得這是典型的偽善。」

他直言不諱地稱，他看不起很多批評高調的院士。他說，他們做了院士以後，沒什麼人能壓制他們，但這些院士並不因此就做良心驅使的公德公益事。「如果他們齊心協力，堅持一段時間，批評和消除科技界的不良風氣，應該是可以有一些作用的。但他們很少出來，證明人一旦妥協，一旦為私利找到借口，就不會在得到穩固的地位後為公德作貢獻。」

他在博文中寫道：「我幾篇簡單兒科性質的批評文章，顯得高調。有權力、也應該有義務的院士們，常常在不良風氣面前很清高，不吭氣、不作為，是我『被高調』的重要因素。」

「高調不是壞事，對壞事低調才是壞事。」 在這篇博文數百條表示支持的評論中，有網友這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