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主義：近23年中共心臟兩次「早搏」現像

中國主義：近23年中共心臟兩次「早搏」現像

吉安

2012年3月18日

「心臟早搏」是個醫學名詞，其發生原因多種多樣，十分複雜，其最壞結果，可能導致室性心動過速，心室顫動和心性猝死等等。

眾所周知，健康的心臟搏動是有既定的節律的，而「心臟早搏」，顧名思義，就是心臟的搏動比既定節律過早。

「心臟早搏」是相當複雜的醫學問題，非三言兩語可陳述清楚，亦非本文所要探討的。

本文只是借用它做個比喻，談談近23年中共心臟兩次「早搏」現像。

講中共的心臟，當然是指中共中央，更是指其政治局。

23年前。

1989年，一方面，趙紫陽獲得包括鄧小平在內的中共最高領導層的信任，已擔任了中共中央總書記和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已被確立為中共一把手；另一方面，鄧小平還健在，按中共最高領導層內部的默契，其手中還保留著對重大問題的最後決定權。故，趙紫陽雖已掌大權，在常態之下，亦有自主執行權力的相當大的空間，但仍非百分之百，仍是虛位以待，待鄧小平終止對重大問題的最後決定權。

這，就是當時中共心臟搏動客觀的節律狀況。然而，這種狀況，對外是不可明言，也從未明言。

當年5月，趙紫陽在北京會見到訪的戈爾巴喬夫時，卻向戈公開明確地表明了以上有關中共內部心臟搏動節律的實際狀況。

而在當時中國所面臨的複雜尖銳的政治鬥爭狀態之下，不論趙紫陽主觀意願為何，由此在客觀上必然而然地延伸出一個邏輯問題，即，誰在，或誰將作為中共的領導人對中國的政治鬥爭負主要責任？反言之，中共的主要責任人究竟由誰擔當？

這個延伸出來的問題，又必將導致許多可能的後果，而不論是何種後果，都必將首先打破當時中共心臟搏動的即有節律。換言之，這個問題的發生，從客觀邏輯上看，當然無異於導致了中共心臟的早搏。

按中共當時既定的心臟搏動節律來看，其心臟基本運作狀態是，趙紫陽在前台負責黨、政、軍的日常工作，而已退居幕後的鄧小平只是在最重要的關鍵時刻把關。而在這個問題發生之後，即，中共最高層究竟由誰負首要責任的問題，被趙紫陽對外公開提出之後，很明顯的是，使已經位於幕後的鄧小平不得不重新回到前台。

基於什麼因素，中共制定了趙紫陽於前，鄧小平於後的這種中共心臟搏動節律，於本文之中無深究的必要，本文重視的是這種搏動節律之被打破，及其之後的結果。

無論當時趙紫陽個人主觀意願如何，也不論事後他如何解釋，歷史的客觀事實是，向戈爾巴喬夫公開表明上述問題，是打破當時中共心臟搏動節律的至要原因，其後果，導致了前台原先只有一人的狀態，改變為前台同時出現鄧、趙二人的狀態，試想，前台出現二人，如同一輛汽車的方向盤上同時有兩個人的手進行操控，則必然會有各種矛盾出現，尤在應急的狀態之下；導致了趙紫陽與鄧小平個人之間最初的裂痕以及最終的分裂；並最終導致了趙紫陽的下台；並導致了中共黨內、中國國內的其它各種後果，這些，凡經歷過那段歷史的人，皆有腦自記，本文不擬贅述。

試站在鄧小平當時的立場上來看問題，一，已經將黨的一把手的位置交給了趙紫陽，對趙紫陽已是完全的信任；二，按中共核心層的默契仍然保留對重大問題的最後決定權，這，從陰陽兩面來看，一方面，的確對趙紫陽的執政仍然有所制約，但另一方面，對趙紫陽的執政同時卻可以起到相當高程度的保護作用；三，此狀態只是內部的默契。然而，在大的是非矛盾來臨之時，在已經有了相當長時間的相互默契的情況之後，趙紫陽為什麼還要將這個只是內部默契、不對外公開的問題，向戈爾巴喬夫公開地表明呢？

加之趙紫陽當時及事後仍然保留的政治理念，以及當時處理矛盾的意見，又的確與鄧小平及其他多數中共領導人的意見或有相當大的不同，甚或絕然相反，鄧小平對趙紫陽對外表明這個問題的用意及後果，當然，不得不從最壞的結果去考慮，這，從客觀上來看，是比較符合情理的。

「心臟早搏」，是可以很形象地詮釋當時中共最高層在趙紫陽對外表明問題之後的實際狀況的。而那次中共心臟的早搏，帶給中共和中國方方面面的創傷是巨大的、長期的，至今在不少方面仍未完全平復。

本文之意不在評述鄧小平與趙紫陽在此問題上的是非曲直，雙方或有誤解，或有疏忽等等，本文意在客觀地複述那段歷史事實，以證那次中共心臟的早搏現像。

23年後。

2012年，在中共18大即將召開之前，在中共最高領導層即將換屆之前，在中共中央政治局9常委將換7個新常委之前，中共的心臟剛剛又經歷了一次早搏。

如前所述，醫學上的心臟早搏原因是多種的，中共心臟早搏的原因也是多種的。

近次中共心臟早搏原因，很明顯，主要是基於薄熙來的「唱紅打黑」。

在吉安看，自23年前的早搏之後，中共心臟的搏動已重新建立了相當良性的律動節律。從江澤民、李鵬；到胡錦濤、溫家寶，已經相當順利地完成了兩屆領導班子的新老交替。不但如此，中共的基本政治綱領在這23年間，雖有不斷的、更新的調整，但仍基本可以從上到下貫徹，在中共內部再無大的政治矛盾出現。

時下，正是由胡錦濤、溫家寶，向習近平、李克強交接的關鍵時刻。而恰在此時，在中共既定的大政方針之下，出現了薄熙來獨樹一幟的「唱紅打黑」，很明顯，這，如同在多數人認同的基本節律的律動之中，出現了個別人不同節律的動作，當然，這也就是出現了問題，出現了矛盾。

其實，誰都知道，不論唱紅，還是打黑，都與中共的大政方針無任何矛盾。換言之，中共從未禁止過唱紅，從江澤民到胡錦濤，他們自己就經常領唱紅歌；而「將軍合唱團」等自發性的紅歌團體，也多年一直奔波巡迴在中國的大江南北；中共也從未停止過打黑，凡有明確證據的貪官污吏，不論從中央還是到地方，隨時被查處的例子比比皆是。

不論薄熙來的「唱紅打黑」有理，還是無理，胡錦濤、溫家寶對此的態度，是相當寬容的，這，是有目共睹的。眾所周知，「唱紅打黑」已經年多時，胡錦濤、溫家寶並沒有對此實行任何形式的壓制。

因為，這，畢竟只是薄熙來在重慶帶有其強烈個人特色的執政方式，對全黨、全國大的政局並無大衝突。

然而，王立軍事件之後，薄熙來的「唱紅打黑」除了遭受到來自重慶內部的極大挑戰和考驗，同時對全黨、全國造成了巨大負面影響，胡錦濤、溫家寶不能再坐視不理。

胡錦濤、溫家寶不得不面對的巨大的客觀現實問題，首要的，是中央領導重慶，還是重慶領導中央？

形成此問題的客觀依據多不勝數，本文不擬一一贅列。

此問題，已然導致中共心臟節律失常，遭受再次早搏。中共的心臟節律從根本上受到了又一次早搏的挑戰。

近次中共心臟早搏現像，已經由薄熙來的離任，在其發生的早、中期階段，就安穩地獲得了解決，不至於像上次那樣，要經過一場大風大浪，付出極大代價之後才能平息。

前次「早搏」為「趙」；后次「早搏」為「薄」。

前後兩次巧合的是，由「趙薄」發生「早搏」，雖然兩次之國內外政治背景、原因、個人條件及其政治取向等等，皆大不相同，尤政治取向甚至完全相反（這一點，恰可說明吉安力主「中國人應向中看齊」觀點的正確性和、重要性和迫切性）。

然而，兩次早搏，仍皆具有多種重要的共性因素，首先，兩次早搏都處於中共最高權力交接的關鍵時刻；其二，兩次都多少牽扯到中共最高權力的交接；其三，兩次都有民眾反對官員貪腐的大的社會背景；其四，兩次都有美國、日本在台前、幕後的插手、挑動、興風作浪的國際背景，當然，兩次都可以用醫學的「心臟早搏」來比喻其對中共心臟節律異動而造成重大影響的客觀情況。

本文完全無意對趙、對薄，作是非功過的評價，僅希望對有關的歷史客觀事實作出一番新的，不同於以往的，政治學方面的學術性分析、研究和探討。

中共是中國的執政黨，中共的興亡對中國的興亡有著階段性的、決定性的影響。自1949，在已過去的63年歷史階段中，在可以預見的將來的相當長的歷史階段中，中共心臟節律正常，中國社會就可基本穩定，中國就可獲得較高速度的發展壯大，這，從天上到地下，從陸地到海洋，有目共睹；中共心臟節律失常，中國社會勢必動亂不穩，中國的發展勢必遭受重大挫折。

王立軍私自進入美國駐成都領館，並滯留24小時，吉安之所以在第一時間就無條件地判其為大錯，甚至大罪，就是因為他把個人生死攸關的事情，凌駕於整個中國的利益，即全體中國人的利益之上，在他進入美國領館那一刻起，整個中國及全體中國人的利益，就被他置於腦後了，換言之，王立軍重其個人利益，超過了全體中國人的利益。如果中國每個大大小小的官員都如此，中國必將不國。

對比整個中國的利益，這個關係到全體中國人利益的大原則來講，任何一個中國個人的利益，哪怕是生死攸關，也不足為道。

王立軍們，請對比一下「向我開炮」的王成，對比一下在長征路上犧牲的紅軍戰士，對比一下千千萬萬在抗日戰爭中犧牲的先烈？

只見王立軍事件，並以為由此而影響到薄熙來，是只見雲霧，不見巫山。

只有明白中共心臟又一次出現了早搏問題，反過來看，由此，而出了王立軍事件，才是在雲霧之中，即見雲霧，又能撥開雲霧，看清巫山。

站在中國主義的立場，在中共心臟出現兩次早搏的問題之後，對中共心臟節律正常與否，就有了以上這份格外的關切。

心臟，無早搏為最好，少早搏為次好，多早搏為壞。

近23年中共心臟兩次「早搏」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