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移民≠人才流失

2012-03-16 16:17《文化縱橫》 我要評論(0)

很多論者在談及移民問題時，意圖藉機批評中國的內部政策，並不考慮國際遷移的發展效應。

中國精英的外流現象已經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和坊間議論的熱門話題。在許多國人的印象中，大批社會精英正在漂洋過海，遠赴他鄉，中國寶貴的人力資源面臨大規模的流失。中國的人才流失有多麼嚴重？國際遷移給中國帶來了哪些變化？移民潮何以備受輿論關注？精英的國際流動能否推動社會進步？這是本文試圖探討的一系列問題。

雷聲大雨點小

據官方統計，從1978年到2010年，中國留學人員總數達到190萬人，其中僅有63萬人學成歸國。《南方周末》的報道稱，新世紀的中國移民潮引發了「社會中堅階層的集體流失」。前兩年國內出版的《人才戰爭》一書也認為中國「絕對是目前世界上數量最大、損失最多的人才流失國」。

就絕對規模而言，中國人才的外流數量的確稱冠全球，可這首先是因為中國人口基數龐大。評價一種人口趨勢，我們需要觀察目標群體及其對應總體的關係。這就好比估算一個分數，要看分子，也要看分母。利用世界銀行發布的最新數據，法國學者多克爾（Frédéric Docquier）等人計算了各國人口流入發達國家的比率。他們發現，2000年以前，僅有3.1%受過高等教育的中國人在22歲后遷移到了發達國家。中國的人才外流率在193個國家中位居第158位，同樣是人口大國的印度還略高於中國（3.4%）。幾十個非洲和拉美國家的外流率都在20%以上，它們才是發展經濟學家關注的「問題國家」。

就2000年後的情況而言，各個國家的統計數據尚未完成匯總，因此我們不可能全面分析最近十年的變化態勢。這裡不妨作些推斷。儘管近年來留學生數量急劇上升，中國高等院校也在大幅擴招。比如，每年留學國外的畢業生從1996年的2萬人迅猛增長到2005年的近12萬人；在此期間，中國的大學新生人數也從100萬人迅速上升到了500萬人。由於分子分母大致同比增長，中國的人才外流率很可能僅出現了小幅提升，就比例而言，依然只有很少一部分大學生能夠實現留學夢想。

當然，技術移民的平均素質一般高於其留在國內的同行——我們不應只看數量不看質量，將北大學子和某地方院校的畢業生等量齊觀。可既使在這方面，國內媒體也誇大了中國人才流失的嚴重性。一項被新聞界廣泛引用的數據稱：「清華北大涉及高科技專業的畢業生七成以上去了美國」。據中國科技政策專家曹聰考證，這一數據最早見於2001年第8期的《求是》雜誌。然而，文章作者陶濤並沒有給出數據來源。曹聰猜測，僅在1985年後的某一年，清華北大可能有「七成」高科技專業學生赴美留學，而陶濤將這一年當作了「1985年以來」。

此外，很多報道強調，新世紀以後第三波移民潮的主力由精英階層構成，但至少從美國的人口統計數據來看並非如此。在15歲以上生於中國大陸的美國居民中，2000年有39%具有本科以上學歷，2008年則升至45.4%。可是，如果我們比較1990年代和新世紀前八年這兩個時間段到達美國的中國移民，就會發現高學歷人口的比例幾乎相同，都是46%多一點。也就是說，1990年代以後，赴美中國移民的平均教育水平很高，但新一代移民中知識精英的比例並沒有提高。比如，在2010年獲得美國綠卡的7.1萬中國移民中，家屬移民佔到2.4萬人，而工作移民僅有1.8萬人。

絕大部分中國精英都會通過留學或技術移民遷移到發達國家，但也有少數富豪選擇投資移民。中國投資移民增長雖快，卻也不同於人們印象中捲款而逃的大批富豪。美國EB-5類簽證專門針對投資移民，儘管這一簽證的中國申請人近年倍增，也不過達到兩三千人。根據中信銀行與中央財經大學聯合發布的一份研究報告，投資資產在1000萬元人民幣以上的中國高凈值人群在2010年底就高達100萬，每年移民海外的富人仍然只佔其中一小撮。

這裡的原因其實不難理解。一方面，移民他國的代價巨大，因此只有少部分精英能夠承擔遷移成本；另一方面，發達國家針對中國精英的大門並沒有敞開。比如美國移民法規定，來自任何國家的移民數量，每年不得超過全部移民的7%。這一政策主要限制了中國、印度和菲律賓等移民主要來源國。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之後，主要發達國家普遍出現高失業率，於是紛紛收緊移民政策，中國的精英外流會進一步受到限制。因此，事實上我們不必擔心發達國家會無節制地吸收中國的人力資源。

人才外流也有好處

儘管承認移民屬於「個體的選擇自由」，《中國周刊》的封面報道仍然憂心忡忡地寫道：「……原本應該是一個社會支柱的財富和知識精英，紛紛選擇遠走他鄉，一旦潮成，對於移出地社會而言，是一種災難。」想到發展中國家花費巨資培養的人才移居國外，人們自然想當然地將技術移民稱為「人才流失」。然而，這一概念本身已經包含了先驗的價值判斷，即認為外流一定會對移出國帶來損失，而國際經驗表明，人才外流的發展效應有弊也有利。比如，儘管移出國喪失了海外移民的稅賦收入，僑民們卻以匯款方式提高一國國民的收入水平。據2009年聯合國發布的《人類發展報告》，僅在2007年，中國的海外僑匯就高達320億美元。

更根本的問題在於，中國流失了什麼樣的「人才」？這裡我們需要區分兩種人才概念。一是具備某種特殊秉賦的人，如天才少年；二是已經取得某種成就的人，如傑出學者。從中國前往發達國家的精英分子，大多在留學之後轉為移民。他們在出國前只能稱為第一種人才，或者說是「人才毛坯」。例如，北大清華的本科畢業生出國深造，需要在美國經過多年研究訓練，才能成為成就卓越的科技工作者。美國的大學為他們投入了巨額獎學金、一流的師資隊伍和便利的研發環境，這些都不是中國目前能夠提供的。因此，我們既不能假設這些天才少年留在中國就會成為同樣傑出的人才，也不能認為中國理應完全享有這些人才。因此，中國的精英外流既不同於二戰前歐洲的猶太科學家出逃，也不同於冷戰後離開蘇東地區的工程師移民。

中國的高等教育大大落後於發達國家，而留學生大多是自費生，其中不少人還獲得了國外的獎學金資助。從這個意義上說，發達國家其實是在幫助中國學子提高技能，而迴流人纔則為中國補充了稀缺的人力資源。種種跡象顯示，海外學子的歸國大潮方興未艾，很大程度上抵消了人才外流的負面效應。據教育部最新發布的統計數字，2009年中國出國留學人員達到22.9萬人，比上一年增長27.5%；全年留學回國人員達10.8萬人，同比增長56.2%。也就是說，迴流人員的增長幅度已經大大超過了出國人員。該部國際司司長張秀琴透露：「近幾年，我國留學歸國人數幾乎每三年翻一番」，中國顯然已經從人才外流進入人才流轉階段。

很多富人獲得移民身份或外國國籍，或是為子女受到良好教育，或是為便利企業經營，他們的事業重心仍在中國。舉例來說，持中國護照的人僅在13個國家享有免簽待遇，而持加拿大、澳大利亞或美國護照的人則在120個左右的國家享有這種待遇。獲得外國國籍，或者拿到綠卡，對中國精英的國際旅行自然非常便利。加拿大亞太基金會在2010年發布的中加人才流動報告中指出，目前在中國大陸及香港居住的加拿大人，約在25萬~30萬人之間，其中很多是獲得加國公民身份的華人。因此，移民統計未必反映移居者的真實數量。

當然，在中國和發達國家尚存在巨大發展落差的情況下，海外華人人才，特別是一流人才，在短期內不可能大批回歸中國。儘管如此，海外華人依然對中國發展做出了很大貢獻。近年來，隨著國內外學術交流加強，合作項目增多，海外的華人科學家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國內同行的科研水平。中科院文獻情報中心的金碧輝等人發現，在2001~2005年間，中國科學家同美國學者合作發表的論文中，七成都有海外華人學者的參與。而海外華人在信息產業等技術領域同中國的合作更是不勝枚舉。正如英國諾丁漢大學教授鄭永年所言：「大家光是看到多少人才跑到美國去了，跑到英國、跑到歐洲去了，沒有想到通過人才的流動中國所學到的東西，這些是無形的，並且是非常關鍵的一些經驗。」

移民情結的解決之道

既然向國外遷移對移民而言屬於發展機遇，對國家而言並非嚴重問題，國人為何強烈關注這一話題？其實，國內輿論的焦點並非移民潮本身，而在於這一現象反映出的眾多社會問題，這一心態可稱為「移民情結」。很多論者在談及移民問題時，意圖藉機批評中國的內部政策，並不考慮國際遷移的發展效應。如清華大學教授李稻葵在一次採訪中就強調：「應該反思我們的制度，如何改善我們的制度，如何改善我們對財富創造者的社會環境，讓高財富的擁有者最後還是感覺到祖國好。」

與其說人才外流是經濟發展的病源，不如說它是社會問題的癥狀。面對中國社會的種種亂象，如食品安全、教育落後、環境污染、權力尋租和貧富分化，精英階層不僅比中下層更了解腐敗內幕，而且不少人親身參與了腐敗過程。他們中的一些人為避免社會風險，轉而瞞天過海，一走了之。正如《中國周刊》的報道所言：「面對這種不確定性，既然無力改變，也不願擔驚受怕，於是，移民就成為有能力者的一個重要選項。」所謂良禽擇木而棲，個人的去留選擇，只要沒有傷害到其他國民，本來無可厚非。針對精英外流，很多網友也表示自己若有錢也會選擇移民。問題不在於兩者的移民傾向——誰都知道美利堅是樂土；而在於只有精英能夠實現他們的美國夢。

在遷移高度受限的民族國家體系中，國際範圍的流動自由實際上屬於各國精英的一項特權。由於國際遷移還沒有成為普世性的人權，只有中國上層精英才可能成為周遊列國的「世界公民」，這讓中下層民眾產生了強烈的剝奪感和被拋棄感。國際遷移帶來的好處主要落在了移民及其家屬頭上；沒有海外親戚的居民受益較少，甚至還通過納稅補貼了移民之前在國內的教育經費。那些無法移居國外的人們因而對遠走他鄉的精英們嫉恨交加——他們的生存焦慮不能通過向國外遷移得到緩解，他們的身份焦慮因移民受限而更趨嚴重。

有人認為，當前中國的移民潮反映了精英階層對現有體制失去信心，開始選擇用腳投票的退出機制，因而顯現出國家衰落的症象。這一解讀似有片面誇大之嫌。中國正處於高速發展時期，海外人才的迴流大潮方興未艾，來華學習和工作的外國人也在迅速增加。面對這個高速轉型的龐大社會，與其說精英外流反映了中國衰落，不如說他們為不確定的中國前景上了保險。一旦中國出現嚴重的經濟或社會危機，我們就會看到精英階層真正的「集體流失」。那麼，對於出國無門的大多數國民，誰會為他們的未來提供保險？

解鈴還須繫鈴人。解決人才外流問題，不應當限制國際遷移，而應積極利用海外人才儲備，通過吸收發達國家的先進知識實現趕超戰略。移民現象產生的根本原因，在於工業革命之後，中國同西方世界產生了巨大的發展差距。晚清以降，向國外派遣留學生即是縮小這一差距的重要政策，留學生的去留選擇也一直是國家和個體都十分關切的問題。今天，留學潮已經達到前所未有的規模——截至2010年底，在海外的中國留學人員達到127萬人，其中約95萬人正在國外進行某個階段的學習，進行博士后研究或學術訪問。隨著中國轉入創新型社會，人才短缺在未來十年將變得越發嚴重，眼前正在出國深造的大批學子，恰恰為中國提供了解決人才短缺的契機。在僑匯、海歸、技術轉移、國際合作等多個方面，人才流轉和它所帶動的知識傳播將有利於中國的長遠發展。

當然，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國家能否動員海外人才參與國內建設，也取決於新一代中國精英是否有志於報效祖國。梁啟超當年就鼓勵留學生在外掌握自己的專業，回國還要創造自己的舞台。《留學美國》的作者錢寧也說：「就留學本來的意義來說，留學生的使命是推動中國的變化，而不是等待中國的變化。」面對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面對「中國人的移民情結」，重要的是掌握西方先進知識的留學生們能夠推動中國的進一步變革，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才能真正消除國人的移民情結。

（作者單位：北京師範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