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明史重新審視：應告別不爭論的特殊時期

瞭望東方周刊      2012年03月19日

　　叩問中國文明史
　　西方也總有一種或明或暗的根本性困惑：在中國古老的文明傳統中，究竟潛藏著什麼樣的發展基因，什麼樣的落後基因？
　　
　　不同的文明目光，對其他文明的觀察與評估，往往是有很大差異的。

　　美國學者約翰·托蘭曾經在他的《日本帝國的衰亡》中，具體描述了日本文明的思維方式與行為方式，並給予了自己的評判。他是這樣說的：

　　「與西方人黑白分明的思想方法不同，日本人的界限比較模糊。在國際關係中，日本人講究的是政策，而不是原則。日本人的邏輯，就像日本人用的包袱布，可大可小，隨機應變。不需要時，還可以疊起來裝在口袋裡。日本人是不可理解的矛盾：既講禮貌，又野蠻；既忠誠老實，又詭計多端；既勇敢，又懦弱；既勤勞，又懶惰——統統同時存在。對日本人來說，這沒有什麼不正常。日本人認為，一個人的矛盾越多，他便越深奧，自我鬥爭越尖銳，他的生活便越正常。

　　日本人是完全不可思議的。他們在鐵砧上打鐵是蹲著的，使用鋸子、刨子是拉而不是推，蓋房子先蓋屋頂，開鎖鑰匙向左擰。日本人做一切事情都是相反的。話倒著說，書報倒著念，文章倒著寫。人家坐椅子，他坐地板。魚蝦生吃。講完一個人的悲劇后，就放聲大笑。穿新衣服掉進泥塘，爬起來面帶笑容。有話不明說，而是說反話。討論問題拐彎抹角。在家裡以過分的禮節款待你，在火車上卻粗暴地又推又搡。殺了人，還要向僕人道歉，說把他屋子弄亂了。
」
　　相反，19世紀的日本學者福澤諭吉在其《文明論概略》中，對歐洲文明與美國文明，也作出了完全不同於西方的評價。他這樣說：

　　「現在稱西洋各國為文明國家，不過是在目前這個時代說的。如果認真加以分析，它們的缺陷還非常多。例如，戰爭是世界上最大的災難，西洋各國卻專門從事戰爭；盜竊殺人是社會罪惡，西洋各國的盜竊案殺人案卻層出不窮；此外，西洋各國(在政治上)結黨營私爭權奪利，相互攻訐而吵嚷不休；至於外交上耍手段玩弄權術，更是無所不為⋯⋯假如千百年後，人類的智德已經高度發達，再回顧西洋各國的情況，將會為其野蠻而嘆息。」

　　由此可見，文明的發展是無止境的，不應滿足於目前的西方文明。

　　對不同文明的各自評價，為什麼差異如此之大？人類文明的標尺，為什麼會如此不同？人類歷史上曾經有過無數的衝突。我們不能說，人類的衝突總是基於文明的差異而發生的。但是，我們可以確定地說，人類每次大衝突的背後，都埋藏著文明差異的根基。有許多衝突，文明的差異甚至成為直接的誘發因素，或者根本性的原因。

　　古典時代，文明差異直接引起衝突的現象尤其普遍。

　　中國春秋時代，周邊游牧族群不斷入侵華夏腹心地帶，爆發了大規模的基於文明衝突的長期戰爭。戰國與秦帝國時代，北方匈奴與諸胡嚴重地侵犯華夏，再次爆髮長期的文明大衝突。此後的魏晉南北朝時期、宋元明清時期，這種不同民族的文明衝突，在中國及其周邊大地上，一直沒有終止過。

　　在中國之外的世界環境中，馬其頓民族對古希臘的征服，羅馬帝國對埃及的遠征，古印度佛國的突然滅亡，古巴比倫帝國的突然滅亡，羅馬帝國的解體星散，十字軍東征的宗教戰爭，等等，也無不因為各民族文明形態的巨大差異而生髮出來。

　　歷史的邏輯是：越是相互處於閉塞狀態，不同文明之間的衝突便越是激烈。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人類文明的交流融合大大加深，直接基於文明差異而引發的大規模衝突雖然沒有終止，但顯然呈現出大為減少的趨勢。文明的差異，文明的多元化發展，在世界各民族的共處中越來越被接受了。至少，在理論上是這樣的。

　　西方對中國文明的困惑

　　那麼，人類文明已經進入了無侵犯、無衝突的安全環境了嗎？各民族的文明，已經可以不受威脅、不受制約地自由發展了嗎？事情，似乎並不那麼樂觀。種種動蕩與衝突的後面，似乎總隱藏著一些深刻的歷史因素。

　　西方諸多學者，力圖從文明差異的角度去解析當代世界衝突。在當代中國和平崛起的歷史進程中，也總有不同的聲音，力圖從中國文明的角度去解釋中國的事變與結局。對中國發展趨勢的分析預測，西方也總有一種或明或暗的根本性困惑：在中國古老的文明傳統中，究竟潛藏著什麼樣的發展基因，什麼樣的落後基因？它們將在什麼樣的意義上決定中國未來的發展方向？

　　1949年年末，美國勢力退出中國后深感痛心，在全面檢討「究竟是誰失去了中國」的思潮中，美國國務院發表了長長的《對華關係白皮書——美國與中國的關係》，對美國與中國的歷史關係進行了系統的回顧與總結，企圖找出問題的核心所在。

　　主編這一長篇文件的當時的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就該白皮書給杜魯門總統的信中，有這樣一段話：

　　「三千餘年以來，中國人發展了他們自己高度的文化與文明，多半未受外來影響。甚至受武力征服之後，中國人還往往能在最後鎮壓並同化侵入者。因此，他們自然會自視為世界中心以及文明人的最高表現。在 19世紀中葉，這座中國的、孤立的、到那時為止一直不能通過的牆，被西方突破了。這些外來者帶來一種進取性、獨一無二的西方技術發展和一種以前的外國入侵者未曾帶入中國的高度文化⋯⋯西方人不但沒有被中國人同化，反而為中國人介紹了新觀念。這些新觀念，在刺激騷亂與不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
　　中國國內已經達到了一種定局，縱令這是未盡職責的結果，但仍然已成定局⋯⋯」

　　歷史的發展，尤其是改革開放三十餘年以來中國的發展已經證明，當年的美國政府對中國文明發展趨勢的分析預測，其結論是多麼的背離事實。

　　為什麼會這樣？為什麼美國人將中國文明的歷史只歸結為「三千餘年以來」？為什麼一種立足於中國文明根基的分析，其結論卻如此經不起事實驗證？

　　中國文明的奧秘究竟隱藏在哪裡？

　　苦難與復興

　　文明歷史對中國人的叩問，一直在延續。

　　英國科學史專家李約瑟以他的巨著《中國科學和文明史》——1972年被冀朝鑄先生題寫書名為「中國科學技術史」——證明了中國古典文明在全世界的領先地位。他說過，「可以毫不費力地證明，中國(古代)的這些發明和發現遠遠超過同時代的歐洲，特別是15世紀之前更是如此」。

　　在李約瑟的研究之前，德國學者韋伯(Max Weber)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為什麼在宋代中國早已孕育了資本主義萌芽，而工業革命卻沒有首先在中國發生？這就是為中國學界所熟悉的著名的「韋伯疑問」。

　　李約瑟將這個「韋伯疑問」具體歸結為兩個問題：其一，為什麼歷史上的中國科學技術一直遙遙領先於其他文明？其二，為什麼到了現代，中國科學技術不再領先於其他文明？這就是同樣為中國學界所熟悉的著名的「李約瑟難題」。

　　問題一經提出，一直吸引著國內外不同領域的學者從不同角度尋求解答。經濟學家、哲學史家、科學家等紛紛提出見解，一時蔚為大觀。但是，我們始終不得要領，始終沒有相對深刻明確的根基性的答案。

　　面對種種嚴酷的叩問，我們的解答在深重的苦難中延續了一百多年。

　　從 1840年開始，在人類高端文明的入口處，中國遭遇了巨大的歷史衝擊。幾經亡國滅種的劫難，中華民族的歷史意識終於開始了艱難的覺醒。自覺地，不自覺地，華夏族群開始了連綿不斷的關於自身歷史的反思。民族何以孱弱？國家何以貧窮？老路何以不能再走？新路究竟指向何方？中國何以落後貧弱？中國如何振興圖強？凡此種種關乎民族興亡的根本性思索，都在救亡圖存這一嚴酷背景下蓬蓬勃勃地出現了。

　　於是，有了戊戌變法對中國現實出路尋求突破的嘗試。

　　於是，有了辛亥革命對中國未來命運的政治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