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祥：微博不難纏，官員當正視

在一些人眼裡，微博不太好惹。湖南株洲前幾天就發布了《株洲市黨員幹部網路行為規範》，對官員設置了「上網底限」，要求黨員幹部未經單位授權，不得擅自公布單位的工作內容和信息，違規者可能面臨黨紀政紀處分，其上司也可能被問責。

　　也許有人說，發布工作信息不是有政府官方微博嗎？但事實上，很多政務微博沒有好好履職。今年全國「兩會」前，浙江的全國人大代表傅企平發現，目前粉絲數超過百萬的政務微博僅有24個，只佔到政務微博總量的0.13%，且「死博」、「沉博」的現象十分普遍。

　　任何新媒體都是基於前一種媒體的弱項而產生的，儘管不是相互替代，如廣播之於報紙，電視之於廣播。那麼，對微博這個新玩意，是厭惡拒絕，還是坦然接受？

　　這讓我想起了電視剛進入美國家庭的情形。上世紀50年代，電視開始全面進入美國家庭。當時，電視更多還是充斥踢踏舞的「娛樂媒介」，真正染指政治，始於1952年民主共和兩黨的總統提名代表大會。

　　對電視這個新發明，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伊利諾伊州州長史蒂文森很拒絕，他不但不看電視，而且根本就瞧不起電視，即使在每四個美國人就已擁有一台電視機的時候，這位州長還是將它拒之門外。更可笑的是，即使在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尼克松發表電視演講的重要時刻，他依然不屑一顧。以至於他手下一名叫米諾的年輕人不斷地向州長陳述：你看不看電視也許不重要，但千千萬萬美國人在看。

　　結果當然可想而知，因為電視的塑造，最後共和黨總統候選人艾森豪威爾將軍在競爭中獲勝。儘管之前他對電視也是滿腹狐疑，如同早年對廣播的厭惡一樣。

　　從政治參與的角度考量，電視的發明確實表現出了這樣的特徵，即電視「既是儀式的，也是議會的」。如今，微博的興盛也正在影響人們參與政治生活的方式。英國傳播學者安德魯·查德威克在《網際網路政治學》一書中說：「普通公民和政治上被邊緣化的人們，再也不用完全依賴傳統上佔主導地位的廣播媒介來構建身份或者表達政治不滿。」

　　當大多數民眾已慢慢習慣微博發聲的時候，官員如果不能第一時間回應，等於放棄了彼此溝通的最佳管道和時機，也等於錯過了可能達成共識的絕好機會。久而久之，官員對民眾的感知就會慢慢遲鈍，或有一天，他不知道民眾在說什麼，在想什麼，甚至忘記了該怎麼和民眾說話。而民眾和官員一旦各唱各的調，官民之間的輿論場還如何「共振」呢？

　　英國思想家羅素說：「在很多情況下，不必要的膽怯使得問題更為嚴重。有的人顯然對輿論很害怕，有的人則對此漠然置之。對前者來說，輿論總是顯得更為恐怖專橫。」所以，不要再把微博看成難纏的「鬼附體」了，你看到的是，今天我們已有數億手機用戶，只要他們中的一半已習慣在手機上輕輕地點來點去，你就知道該怎麼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