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問題的文化反思1

目前在西藏問題上對立的雙方，幾乎對有關的一切都有黑白分明的解釋，區別只是黑白相互顛倒。但是有一點雙方都力圖模糊和迴避，那就是千千萬萬的藏人在六十年代中期親手砸毀了曾被他們視為珍寶的寺廟，揚棄了他們信仰了千年的宗教，而成為「佔領者」毛澤東的狂熱追隨者。現在，對中國當局而言，那段歷史是它自己發動又被自己否定了的一場「浩劫」，希望世人 「淡忘」；對當事的藏人來講，則是恥辱的苦果，同樣不想再提，或是用「漢人所逼」抹平內心的負罪感。而對於外界的中共批評者，因為他們不可想象藏人會親手砸廟，因此拒不相信。在我看來，由於相關者對事實的拒絕承認(denial)與便利解釋(expedient interpretation)導致至今仍處於模糊狀態的這一歷史現象，恰恰可以成為揭示與理解西藏問題的一個入口，有必要進行認真的分析與反省。這種反思首先需要回顧一些更廣闊的歷史背景。
一、「介面」關係
我把中國自清王朝開始的「治藏」，稱為「介面」方式。那時西藏自成一體，由當地統治者自行管理。中國對西藏的管轄，是通過當地統治者的臣服，中國政府並不插手具體事務，或即使插手，大多數情況下也沒有能力。
典型情況如清代的駐藏大臣制度1，那是中國對西藏擁有主權的一個主要象徵。但當時設在拉薩的駐藏大臣衙門，「不過駐藏大臣及各糧員武員數人而已」2。雖然還有一定數量的駐軍，職責純粹是軍事性的。駐藏大臣衙門的日常工作，只能靠正副駐藏大臣和手下很少幾個文職人員去做。他們語言不通，交流要靠翻譯3。他們大部分時間住在拉薩，每年只有幾次外出視察。可想而知，靠那樣一個機構不可能有管理上百萬平方公里西藏的實際能力。駐藏大臣只能做為清廷伸進西藏的一個「介面」，與西藏本地的統治者──達賴喇嘛和噶廈政府──進行一對一的聯繫。清政府對西藏的所有控制，都必須經過這一對「介面」之間的轉換才能實現，別無它途。而只有西藏一方的「介面」接受並服從清政府的指令，清政府才能間接地實現對西藏的控制。
在這種「介面」關係中，普通藏人「只知有達賴，不知有朝廷」，他們只服從當地統治者。而西藏的統治者在有些時候，如清朝大軍剛剛幫助其打退了侵略者，是可以對駐藏大臣言聽計從、尊崇有加的。大多數時間，指望掌握著當地一切權力及資源的統治者對幾個語言不通、人緣不熟、勢單力孤的異族人唯命是從，則不切實際。
所以，儘管因為乾隆認識到「藏中諸事，任聽達賴喇嘛及葛布倫等率意徑行，大臣等不但不能照管，亦並不預聞，是駐藏大臣竟成虛設」4，才在乾隆五十七年（1793年）立下《欽定藏內善後章程二十九條》5（簡稱《二十九條章程》），將西藏的行政人事權、宗教監管權、軍權、司法權、外交權、財稅權統統集於駐藏大臣之手6，以至有「駐藏大臣之許可權，有超於各省督撫者」之說7，然而百餘年後進藏整頓藏務的欽差大臣張蔭棠，仍然得為駐藏大臣被達賴喇嘛譏諷為「熬茶大臣」而痛心（熬茶是藏傳佛教一種布施之稱。駐藏大臣的職責之一是在宗教慶典時代表大清皇帝向西藏僧眾發放布施。達賴此稱意指駐藏大臣別無他事）8。末代駐藏大臣聯豫，也仍然在抱怨「達賴喇嘛夜郎自大，一切事權，咸欲操之於己」9，表面上，西藏官員對駐藏大臣表現得恭敬服帖，所謂「外示誠樸」，實際行動卻是「陰實抗違」，「……往往扎飭之事，遲至數月，而不稟復，或籍口於達賴未歸，或託詞於會議未協，雖極力催詢，置若罔聞……」10。
不過，某種程度上，那也是當時雙方都認可的一種狀態。從國力上來講，清朝是有可能全面佔領並控制西藏的，但那時對它並無這種必要。「介面」方式的優點在於成本低。古代東方關係的框架中，核心是「禮」的秩序──只要西藏不構成危害，並且表示臣服就可以了。儘管駐藏大臣對被架空時有怨言，清朝皇帝也有表達不滿，但那一般只是在西藏出現較大問題、脫離了正常運行軌道時才會受到重視並付諸解決整頓。類似的整頓，在有駐藏大臣的185年間只有過幾次。其餘大多數時間，清朝設置駐藏大臣的目的，只是維持一個統治西藏的象徵，而不是進行具體的統治。
如果古代那種東方式的關係保持不變，「介面」未嘗不是一種好的方式。然而一旦西方的主權觀念延伸到東方，整個世界都不得不接受主權體系，再繼續保持「介面」方式，地方統治者就遲早要想法獲得獨立主權，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分裂」或「獨立」。
1951年解放軍進軍西藏后，有多於清朝千百倍的軍事和文職人員進駐了西藏，然而就政權和社會制度而言，北京與西藏仍然是一種「介面」關係。管理西藏本地事務的仍然是西藏地方統治者，即「一國兩制」。
以實現共產主義、消滅剝削階級為目標的中國共產黨，在最初解決西藏問題時，並沒有表現出革命的企圖，他們願意放棄在社會制度與意識形態上的分歧，容忍西藏保留「封建農奴制」，要求的只是西藏「回到祖國大家庭的懷抱」。很明顯，當時解決西藏問題的思路，主權是第一位的。改變西藏的制度不是北京的迫切目的，它可以等，也確實做出了等下去的決定。後來之所以提前在西藏展開社會革命，是因為「西藏叛亂」（流亡藏人稱為「起義」）的發生使北京認識到，真正建立牢靠的主權，只有把西藏納入中國的「一國一制」。
二、一體的西藏
五十年，除了一開始打了個昌都戰役，北京一直是以「統戰」為主要手段解決西藏問題的──即依靠西藏上層的合作，達到在西藏確立主權的目的。雙方合作的基礎是於1951年5月由李維漢和阿沛•阿旺晉美簽署的《十七條協議》（全稱《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11。在那個協議里，西藏方面承認西藏屬於中國，同意解放軍進藏和由中央政府負責西藏的外交；而北京允諾西藏自治、西藏現行制度不變、達賴地位不變、各級官員照常供職，並保證維護西藏宗教以及不強迫西藏進行改革。
當時不僅在噶廈政府管轄的區域內實行「統戰」路線，昌都是通過軍事勝利被解放軍控制的地方，但是在所建立的具有政權性質的「昌都地區人民解放委員會」中，九個副主任有七個藏人，其中只有一個藏人是共產黨，另外六個都是當地上層人士；委員會中的35名委員基本都是上層人士；下屬的12個宗12的「解放委員會」，有漢人官員14人，藏人官員154人，所有藏人官員均繫上層人士13。
當年西藏中共工委的統戰部長陳競波提供了這樣的數字：
1956年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成立以後，在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各種機構中對上層人士進行了大量安排。當時全區中上層人物（含主要土司頭人）約6000餘人，（其中四品官205人，五品以下的2300人，宗教界2500人）已安排了2163人，尚有3400人未安排，計劃在1960年全部予以安排。14
達賴和班禪就更是統戰的重中之重。1954年他們被邀赴京參加全國人大，中共中央特地指示由張經武同行照護15。張經武當時對外是中央政府駐藏代表，對內任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書記，是中共在西藏的最高領導人。在護送達賴從川藏線進京路上，張經武不離達賴左右，精心護衛16。在北京，鄧小平親自檢查達賴和班禪住所的安全保衛情況17。達賴和班禪到達北京時，朱德和周恩來到車站迎接。他們在京期間，毛澤東數次接見和宴請。而剛滿19歲的達賴喇嘛在全國人大被安排為副委員長，比他更年輕的班禪喇嘛成為人大常委。為了避免發生對抗破壞「統戰」，當時北京對西藏政府拖延或拒不執行《十七條協議》也以妥協的態度對待。毛澤東在1952年這樣告訴西藏人：
成立軍政委員會和改編藏軍是協議上規定了的，因為你們害怕，我通知在西藏工作的同志，要他們慢點執行。協議是要執行的，但你們害怕，只好慢點執行，今年害怕，就待明年執行，如果明年還害怕，就等後年執行。18
事實上一等就是八年，成立軍政委員會的條款一直到達賴流亡也沒有實行，而協議規定的藏軍改編為解放軍，兌現的僅僅是解放軍向藏軍發了軍服，授了軍銜，實質性的改編絲毫未動，相當一部分藏軍後來成為西藏暴動的參加者。
當時中國內地已經全面開始社會主義改造。「一國兩制」使西藏在對比下顯得反差極大。為此坐不住的中共西藏工委在1956年也決定開始進行在西藏進行社會制度與經濟制度方面變革的準備，並為此從中國內地調進西藏二千多名漢族幹部19。北京很快制止了西藏工委的冒進，把當時已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辦公廳主任的張經武重新派回西藏穩定局面，向西藏宣布了「六年不改」的允諾，並在中共中央書記處1957年3月召開的西藏工作會議上決定西藏工作大收縮，人員、機構、財政都要大精簡，大下馬，而且越快越好20。隨後，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下屬的九個處合併為二個處；已經在西藏六十個宗開設的辦事處，除昌都地區以外，一律撤消；駐藏部隊從五萬人減少到一萬八千人，在西藏的軍事據點也大大削減；地方工作人員從四萬五千人壓縮到三千七百人，其中漢族工作人員精簡了92%。21周恩來甚至對達賴允諾，如果六年後還沒有準備好，可以把這個時間再延長五十年。22
從這些事實看，當時北京是願意按照「介面」方式，把「統戰」路線繼續實行下去的。然而西藏卻越來越動蕩不安。從1956年開始，四川藏區首先發生叛亂，並向其他藏區蔓延，範圍越來越大。剛被安排為人大副委員長的達賴喇嘛，訪問印度期間產生滯留不歸的念頭。駐藏解放軍十八軍1958年8月28日一份內部簡報中的小事例，則可以反映當時噶廈政府的心態：
索康賣給我們房子前曾向噶廈及達賴遞呈文，內容為「請准予賣給解放軍房子」。於批准出賣后才賣的。賣后又遞呈文一件，內容「現在我已將房子賣給解放軍了，但西藏獨立后請准予該房子歸還原主。」噶廈批准「准予照辦」。23
這些情況反映出在西藏搞「統戰」存在的一個問題。作為權宜之計，「統戰」策略是有效的，但卻不能在西藏得到可以真正立足的社會基礎。共產黨革命的基礎一向是在底層社會，「統戰」卻使它無法獲得西藏底層人民的理解和擁護，因為它不能給底層人民指出一個明確的前景——「西藏群眾與現狀緊緊地拴在一起，一點也不知道或一點也沒有經歷過其他的生活方式。他們對漢人提出來的新的生活方式迷惑不解，對漢人也很害怕，因為漢人一方面促使農奴從封建主那裡『解放』出來，但同時又與他們的主人建立了聯盟，因此他們當中的許多人沒有和『解放者』站在一起」24。
而「統戰」也不能真地爭取到西藏上層的誠意，因為不管如何對上層妥協懷柔，也不可能再象過去那樣與西藏只維持一個駐藏大臣衙門那種脆弱的「介面」。在現代世界寸土必爭的主權體系中，確立和捍衛主權所要做的遠比古代的「禮」多得多，即使還是「介面」，也得是能把對方一口吞下的大口。對西藏上層來講，數萬解放軍永久地駐紮西藏是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當年十三世達賴喇嘛因為反對清政府增派三千川軍入藏而流亡印度，足見西藏統治者多麼反對中國軍隊駐紮西藏。此時漢人軍隊增加了十數倍，部署在西藏的周邊和腹心，引起的恐懼是不可能靠「統戰」消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