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偉：與歐盟智庫專家談「重慶模式」六大特點及「蛋糕論」

作者：蘇偉  來源：中國選舉網  來源日期：2011-9-19

【按：何謂「重慶模式」？海外的自由派們總是以「唱紅打黑」一筆帶過。本文給出了比較詳細的介紹。「廣東模式」並不是從汪洋執政才開始的，它是改革開放以來就形成的。一直奉行「以經濟建設為核心」也就是做大「蛋糕」的路子。後來擴大到了全國。不過「重慶模式」倒是薄熙來執政的時候才開始的。「重慶模式」可以說是對進一步的改革的探索，也就是深化改革了。按道理，更是順應了胡錦濤的「和諧」科學發展觀？】

　　（全文）2011年9月16日，「歐洲外交事務委員會」( 第一個泛歐思想庫)執行主任馬克？萊昂納德(Mark Leonard，代表作有《為什麼歐洲會領跑21世紀？》、《中國在想什麼？》)等三位歐盟智庫專家拜訪了重慶市委黨校教授蘇偉及西南政法大學教授趙亮，就「重慶模式」進行了交談。蘇偉及其助手王濤博士將會談內容整理如下，供參考，請批評。

　　問題集錦：

　　——為什麼會出現「重慶模式」？

　　——什麼是「重慶模式」？有哪些特點？

　　——「重慶模式」與薄熙來、黃奇帆的個人關係是怎樣的？

　　——「重慶模式」能持續下去嗎？

　　——「唱紅」的內容是怎麼確定的？

　　——毛澤東與鄧小平誰更偉大？

　　——薄熙來與汪洋的政策有什麼區別？

　　正文

　　——為什麼會出現「重慶模式」？

　　蘇偉：2007年中共召開十七大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改革開放30年了，成就極其偉大，GDP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重慶城從外表看，也比你們歐洲這個現代化的老家更「現代化」。但中國這些年積累起來的矛盾和問題，官方話語叫做「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用我們學者的話來講，就是「以錢為本」的問題，就是社會兩極分化、道德滑坡、貪污腐敗嚴重的問題，就是城鄉、區域、經濟社會、人與自然、內需與出口五大矛盾激化的問題，也就是中共中央之所以提出科學發展觀，所要解決的問題。

　　中國各個地方都在努力探索如何科學發展。沿海的廣東、天津、上海，西部的內蒙、四川，還有我們重慶等，比較出彩，都有一些獨特的創造。重慶的探索，可能由於旗號更加鮮明、措施更為有力、體系更為完整、效果更加顯著，所以影響也就更大一些，被海內外媒體稱為「重慶模式」。

　　——什麼是「重慶模式」？有哪些特點？

　　蘇偉：概括地說，我認為「重慶模式」就是中共的科學發展觀的一個地區的實踐模式，它至少有以下幾大特點。

　　第一，重慶模式的意識形態特徵要更鮮明一些。

　　重慶模式把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提得非常鮮明，強調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的指導，把它們作為「唱紅」的核心內容，作為引導重慶前進的旗幟。同時，重慶模式還發揚了中華民族幾千年堅忍不拔、自強不息的優良品質以及重慶人民艱苦奮鬥、勇於拼搏的精神，也把它們作為「唱紅」的精神內容。此外，重慶模式還汲取了你們西方文明的精華，尤其是科學、民主、法治精神，《讀點經典》一開始就選了美國老總統林肯講「民有、民治、民享」政府的《在葛底斯堡國家烈士公墓落成典禮上的演講》嘛。

　　重慶「唱紅」，首先把幹部隊伍和重慶人民的「精氣神」唱起來了，這幾年，重慶的幹部們幹勁特別大，有個「5+2」(每周五個工作日加上兩個休息日)、「白加黑」(白天加黑夜)的口號，這樣只爭朝夕、踏實苦幹，帶領群眾取得現代化建設的顯著成績。

　　但是，也有人說重慶模式 「左」傾，說「唱紅」是「文革」那一套。這些人不是很多，然而議論集中，影響不小。這樣說的人，大概有兩類。

　　一類是不了解情況，對「文革」心有餘悸的人，他們說重慶模式尤其是「唱紅」「左」，這可以理解，耐心解釋清楚就是。這些人最好親自到重慶來看看，「咬兩口梨子，才知道梨子的滋味」嘛。而且，他們來了重慶還會發現，重慶「唱紅」，正像是一群「棒棒」抬著巨石爬坡上坎，像一群縴夫拉著上水船一樣，必須要喊號子一樣。你總不能指責這群「棒棒」和縴夫「為什麼喊號子 ，而不哼小調」吧。

　　而另一類，是極少數別有用心有的人，即便他們很了解情況，仍指責重慶唱紅是「左」。這是因為，他們想讓中國「向右轉」，走解體蘇聯那樣的「右車道」。站在「右車道」上，看走在正道上、在他們左邊的重慶，當然就會說重慶「左」了。

　　正因為重慶「唱紅」，把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唱響了，把「民生為導向」、「共同富裕」的道路唱響了，把黨的領導唱響了，所以，才一方面得到重慶和全國廣大人民群眾擁護，另一方面，又得到小部分反對或不贊成馬克思主義，反對或不贊成社會主義，反對或不贊成共產黨領導的人士的強烈反對。

　　作為朋友，你們理解、贊成還是疑惑、反對重慶「唱紅」呢？

　　第二，重慶模式的改革開放特點非常鮮明，措施也非常有力度。

　　這幾年，重慶通過努力改革創新，已經成功地把自己打造成為中國最大的一個內陸開放戰略高地，而且，是直接與你們歐洲大開放的大平台。今年1月，一列貨運專列從重慶出發，由「渝新歐國際鐵路大通道」，經新疆進入哈薩克、俄羅斯、白俄羅斯、波蘭，直達德國的杜伊斯堡，將來還要延伸到荷蘭的鹿特丹。今年4月，一列貨運專列反向由德國的杜伊斯堡直達重慶。以前，這條鐵路在物理上是相連的，可是，國家的分割，體制機制的分割，卻使得直達專列「難於上青天」。重慶深化加工貿易體制機制、交通運輸體制機制、海關體制機制、企業經營管理體制機制等「連環」、系統的改革、開放，終於打開了以重慶為大門的中國與歐洲的開放通道。

　　除了要直通你們歐洲那邊的大西洋，重慶之前就直通了我國沿海的太平洋，還要從西南方向直通印度洋。請想想：中國腹地的重慶(重慶是中國的地理中心)聯通「三大洋」，將會給中國的經濟格局、物流格局等，帶來多麼巨大的變化!這就是「暢通重慶」的深層次內涵。這說明，重慶模式是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的改革開放型模式。

　　萊昂納德：噢，「五個重慶」不僅僅是口號啊。

　　蘇偉：是的。「五個重慶」的政策內涵都豐富得很、具體得很哪。

　　此外，重慶模式中的「國(國有經濟)進民(民營經濟)也進」、大規模公租房建設、大規模戶籍制度改革、大規模發展微型企業、大規模發展農村新型股份合作社、交巡警平台、「三進三同」等幹部作風建設等等，尤其是縮小城鄉、區域、居民收入三大差距，促進共同富裕的12條戰略措施，都是率先於全國的改革開放新措施。重慶模式充滿改革開放精神。不但有經濟改革的重要內容，而且有政治改革的重要內容，比如「三進三同」推進的幹部制度改革，比如「打黑除惡」推進的民主法制建設等等。

　　第三，重慶模式的「民生導向」特點非常突出。

　　改革開放，中國早已經解決了人民的溫飽問題，但養老、住房、教育、醫療衛生等民生問題還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因為不少地方一度認為靠「市場化」機制可以解決這些問題，因而不少地方的政府放棄了自己主導解決這些問題的責任，把它們全部推向市場，結果使它們成為老百姓憤怒地稱之為的「新三座大山」。而重慶模式率先強調政府應該承擔起主導性解決這些問題的責任。這幾年，不但市級財政支出的一半以上直接用於民生，更創新了一系列體制機制，如大規模建設公租房、在農村建立合作醫療、向貧困地區兒童提供免費午餐、給全部農村老人提供養老保險、解決基層群眾「文化民生」問題等措施，尤其是，重慶模式提出了「民生10大工程」和「縮小三大差距、促進共同富裕12大措施」，它們將有效地解決許多已經很急迫、很尖銳的民生問題，使得重慶模式得到了重慶人民的廣泛支持。

　　在這裡，我也想向歐洲的朋友們提一個問題，你們的市場經濟已經搞了好幾百年，積累了不少值得我們學習的經驗。你們是如何看待和處理市場經濟的馬太效應(富者日富、貧者日貧)的呢？

　　第四，重慶模式「天人合一」(人與自解和諧)的特點非常突出。

　　重慶模式也是一個積極推進工業化、城市化，同時積極應對它們帶來的資源和環境問題，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模式。

　　在近代史上，作為工業化中心的倫敦曾長期為污染問題困擾，狄更斯的《霧都孤兒》，中國人也都熟悉。那種重污染的背景下，原始資本主義的黑暗更叫人難受。後來你們把重污染治好了。重慶跟倫敦一樣，也被人稱作「霧都」，又是一座重化工重鎮。如何在工業化加速發展的過程中治理工業污染，我們很願意向你們學習。實際上，重慶也因中國要修建世界最大的水庫——三峽水庫——而直轄，所以直轄之初中央給重慶的「四大任務」之一，就是既要工業化，又要生態安全。近幾年的「五個重慶」中的「宜居重慶」尤其是「森林重慶」，就是要進一步解決這個問題的。搞了快三年的「森林重慶」，一年就種下過去10年的樹，主城區的污染企業都搬遷、改造、升級了，生態也開始「平安」了。

　　第五，重慶模式的鮮明特點，是集中體現並弘揚了中國共產黨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和理想。

　　重慶人民、整個中國人民的歷史任務，是實現現代化。實現現代化離不開精神的力量。全世界爭論了一百多年的一個問題，就是現代化為什麼只在西歐發端。德國學者馬克思？韋伯給出的答案，是由於新教倫理起了決定性作用。就是說，資本主義現代化得益於新教倫理的精神支撐。中國包括重慶搞的是社會主義的現代化，要靠什麼做精神支柱？其實我們自己就有，就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根本宗旨，就是毛澤東講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就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優良作風，就是毛澤東講的「理論聯繫實際、密切聯繫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和「謙虛謹慎、艱苦奮鬥」。從鄧小平到胡錦濤，強調的也都是這些。但是，共產黨坐江山坐了60幾年了，改革開放，又強調利益驅動，所以，很多共產黨人把「為人民服務」變成了「為人民幣服務」;把「理論聯繫實際、密切聯繫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變成了「理論聯繫實惠、密切聯繫群眾、表揚與自我表揚」;把「謙虛謹慎、艱苦奮鬥」變成了「驕傲自大、貪圖享樂」。這樣發展下去，肯定亡黨亡國。

　　中共中央清楚這些問題，要求加強黨建，解決這些問題。重慶模式中的黨建創新，主要是著名的「三項活動」，即「大下訪」(變群眾上訪政府為幹部下訪群眾)、「三進三同」(幹部與貧困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結窮親」(幹部與困難群眾結成幫扶對象)，就是弘揚與發展黨的宗旨與作風，解決政治精英宗旨、作風問題，保持執政黨內部純潔性問題的有效方法和途徑。正如新教倫理能催生資本主義現代化一樣，由重慶模式部分而鮮明體現的中共倫理，一定能催生一個高於資本主義現代化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

　　第六，重慶模式自覺把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有機結合的特點非常鮮明。

　　你們歐洲搞市場經濟有幾百年了，第一次經濟危機大概是1825年爆發的吧，到2008年由美國傳過來的經濟危機爆發，周期性確實突出，危害確實大，現在來找社會主義的中國來幫忙，確實有意思。

　　中國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才30幾年，大的經濟波動，已經出現過幾次，將來會不會出現經濟危機？誰也不能斷定。所以我們要學習你們搞了幾百年的經驗，也要注重吸取你們的教訓。中國有后發優勢啊，一開始就強調要把政府這隻「看得見的手」與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緊緊握起來，當然這主要是中央政府的事，但地方政府也大有可為呀。重慶在這方面就做了多方面卓有成效的創造，例如，把這個結合的核心問題——公有制怎樣與市場機制結合、怎樣與非公有制共同發展，就有一個開始成功的解決，與其他地方激烈爭辯的「國進民退還是國退民進」不同，重慶創造了一個「國進民也進」的模式，使「國進民退還是國退民進」成為一個偽問題。又例如，重慶「促進共富12大戰略措施」正在解決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另一個關鍵問題——按勞分配、共同富裕怎樣與市場機制相結合。還例如，重慶的「唱紅」，還在解決著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又一個重大問題——集體主義的價值觀怎樣與個人利益的價值觀相結合。如此等等。

　　正因為重慶模式有這個特點，所以，即便是中國的「右派」，在激烈批評重慶模式的時候，也不得不承認甚至欣賞其中體現「市場經濟」的那些內容;即便是中國的「左派」，在熱烈讚揚重慶模式的時候(當然他們讚揚的只是重慶模式中的社會主義成份)，也不得不迴避甚至批評其中體現「市場經濟」的那些內容。這，也可以說是重慶模式引起如此巨大爭議的一個內在原因吧。

　　我介紹的時間也到了。以上概括，掛一漏萬。下面請各位提問。

　　——「重慶模式」與薄熙來、黃奇帆的個人關係是怎樣的？

　　蘇偉：唯物史觀認為是整體的人民群眾決定歷史趨勢，但個別的歷史人物可以決定歷史事件。重慶模式的出現，是一個歷史事件，當然離不開薄熙來、黃奇帆個人的關鍵作用，甚至是決定性作用。這兩位中共精英被香港媒體稱之為「稀奇組合」，確實是絕配，有點像我們中共領袖毛澤東與周恩來的絕配組合(再次強調是「有點像」)，因此高明的創新理念能通過高超的創新操作，化為實踐和現實。但是，即便是其他同志這幾年主政重慶，也會努力改革開放、科學發展，也可能會形成一套較系統的方針、政策、措施，即什麼什麼「模式」的。這是中國的大趨勢，是重慶的大趨勢。正如二戰中如果你們英國沒有「丘吉爾模式」，英國人民、世界人民會停止反法西斯戰爭嗎？肯定會有另外一個「張吉爾」或「李吉爾」等，出來領導反法西斯戰爭。有可能會困難得多，暫時失敗也不是沒有可能，但最後勝利肯定是英國和世界人民的。道理都一樣。

　　——「重慶模式」能持續下去嗎？

　　蘇偉：美國羅斯福總統當年去見上帝了，反法西斯戰爭就不勝利了嗎？一方面，大的社會實踐啟動之後都會有歷史慣性，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重慶模式給重慶3200人民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得到他們衷心的支持和擁護。重慶的書記、市長經常到各類普通群眾中去，大家都是發自內心的高興和歡迎啊!中國有句古話叫「鐵打的衙門流水的官」，官們總是流動的，「人走茶涼」的情況多的是。但是，「五個重慶」會涼嗎？內陸大開放會涼嗎？統籌城鄉、民生10條、促進共富12條會涼嗎？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唱紅」會涼嗎？弘揚中國共產黨人宗旨和作風的「三進三同」會涼嗎？至於「打黑除惡」，已經打掉幾百個黑社會組織並且開始治本了，我們正希望它不(大規模)持續了。但是今天早上中國電視新聞講，國家正式在全國範圍部署「打黑除惡」，這是重慶模式擴展到全國的一個重要方面。之前，中共的政法委書記周永康已經要求全國政法系統，就是包括公檢法司和武裝警察等在內的國家重要強力部門的所有單位和人員，都要「唱紅」;今年以來，中國的湖北、廣東、陝西、山西等省都大規模地開展了類似於重慶的幹部聯繫群眾活動。所以，即便是重慶模式中社會爭議最大的內容——唱紅打黑和黨建創新，也得到了中共黨內普遍的支持和效仿。因此，重慶模式，不但將持續，而且已經在擴展了。

　　——「唱紅」的內容是怎麼確定的？我們注意到《讀點經典》甚至包含了馬克？吐溫的作品，請問這些經典是根據什麼標準由誰來選擇的呢？

　　蘇偉：是的，《讀點經典》這套書既包括中國古今的經典，也包括西方古今的經典。我隨手給你們翻一本，你們看目錄，既有中國孔子、孟子的語錄，又有馬列主義老祖宗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中共領袖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和胡錦濤的語錄;既有中國諸葛亮講「靜以修身，儉以養德」的《誡子書》，也有美國老總統林肯講「民有、民治、民享」政府的《在葛底斯堡國家烈士公墓落成典禮上的演講》，等等。我們的這個活動實際上繼承了毛澤東的一個思想：從孔夫子到孫中山，都要批判地繼承;西方的先進思想，也要學習。鄧小平也是這樣要求的。

　　萊昂納德：由誰來選擇篇目呢？

　　蘇偉：古今中外的理論、文化經典，早有公認，中國、各國早已出自了好多種。重慶號召人們讀的都是一些大家早已公認的經典，編的《讀點經典》，做的是精選、綜合的工作。這些工作是中共重慶市委宣傳部與西南大學出版社編輯出版的。

　　——毛澤東與鄧小平誰更偉大？

　　蘇偉：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很有興趣知道你們對毛澤東的基本看法，以及毛與鄧關係的基本看法。

　　萊昂納德：不可否認，毛澤東是20世紀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他領導人民革命，建立起一個新中國，又搞了文化大革命，摧毀了中國。鄧小平在毛之後扮演了一個建設者的角色。

　　蘇偉：我請問你對毛澤東的這個認識來自哪裡？

　　萊昂納德：來自香港的甘陽(譯音)先生的介紹。

　　蘇偉：我認為這個認識的前半部分是對的，後半部分則不對。文化大革命是完全錯誤的，但說文化大革命摧毀了中國，則與歷史相悖：文革中的1967年，中國成功爆炸了氫彈;1970年，成功發射了人造衛星「東方紅號」，後來成功收回衛星;1970年還成功試航了第一艘核潛艇;1972年，成功培育出雜交水稻;1974年，中國軍隊海陸空聯合作戰，一舉從美國全力支持的南越手中收復西沙群島，國威、軍威達到鼎盛，誰敢在我們國家的門前庭院撒潑耍野？何來「中國被摧毀」之說？當然，這些都不但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功勞，反而是在中共犯了文化大革命這個全局性錯誤的情況下，由於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慣性力量」，由於擁護毛主席、擁護共產黨的中國人民的艱苦奮鬥，而取得的成就。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新中國的成就會大得多。

　　回到「毛澤東與鄧小平誰更偉大」的問題，中共中央(十五大)認為，近代以來，中國出了三位偉大人物，就是孫中山、毛澤東、鄧小平，是並列的。鄧小平自己在1978年說過：毛澤東思想培育了我們整整一代人。也就是說，他是把自己也看成是毛主席的學生的。他在著名的1992年南方談話中講：他就是相信毛主席的實事求是，過去打仗靠這個，現在搞建設、搞改革也靠這個。當然，「弟子不必不如師」，但毛主席和鄧小平的關係，似乎相當於中國儒家領袖孔子和孟子的關係，孔子創立儒學，孟子繼承發展為「仁政」理論;也有點像中國漢朝的漢高祖劉邦與漢文帝劉恆的關係，劉邦開國，但縱容夫人干政，殺功臣，劉恆則進行改革，開創「文景之治」。哎呀，說了這些比喻我自己也想否定它。毛澤東和鄧小平是何等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拿封建主義思想家和封建帝王來比，真是褻瀆我們的領袖了!

　　——薄熙來與汪洋的政策有什麼區別？

　　蘇偉：一句話：大同小異。所謂大同，有兩層意思。一是因為他們都是中共黨內最堅定、最積極地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中堅人物，所以雖然率領的軍團不同、面對的改革攻堅堡壘不同，但共同點是都自覺地當了「先鋒將」，共同在奮力為繼續開拓這同一條道路而衝鋒陷陣。二是因為他們各自都有「一整套」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政策、措施，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各個方面，而且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績，重慶的叫重慶模式，廣東的當然叫廣東模式了。然而，重慶模式也好，廣東模式也好，大家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大模式中，百花齊放的小模式。我們不能離開這個「大模式」的共性，去談論各個「小模式」的個性;更不能誇大各個「小模式」的差異，挑起「內鬥」;尤其不能用一個「小模式」的個性去否定別的「小模式」的個性，去攻擊、否定「大模式」的共性。

　　所謂小異，也有兩層意思。一是薄熙來和汪洋的領導風格是相異的。作為我們重慶的新老書記，我觀察的感覺，汪洋的風格有中共領袖周恩來和中國元帥劉伯承那種「舉輕若重」的特點，也有「諸葛一生唯謹慎」(這是毛澤東對諸葛亮的概括)的特點，而薄熙來的風格有中共領袖鄧小平那種「舉重若輕」的特點，也有「魏徵有膽敢作為」(這是蘇某人對魏徵的概括)的特點。二是由於汪洋主政的廣東與薄熙來主政的重慶發展差距巨大，可能比你們歐盟內部的德國和波蘭發展的差距還要大，所以具體的政策肯定有、也應該有差異，但能說德國和波蘭的政策有原則上、方向上的差異嗎？

　　萊昂納德：我們聽說薄熙來與汪洋有不同的「蛋糕論」？

　　蘇偉：確實，他們有不同的「蛋糕論」。薄熙來認為：只有分好蛋糕才能做大蛋糕，因此要一邊分好蛋糕，一邊做大蛋糕;而汪洋認為：分蛋糕不是重點工作，做蛋糕是重點。但我覺得這個不同，仍然是「大同小異」的那個「異」。這個「大同」是什麼呢？就是他們都是在強調我們中共同一條基本路線的同一個中心——「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時，提出有差異的「蛋糕論」的。相同的基礎——都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為什麼會有有差異的「蛋糕論」呢？我覺得，關鍵在於對「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關鍵詞——「經濟」——的不同解讀上。在講我的看法前，我想請問一下，你們是怎樣理解「經濟」這個概念的？

　　萊昂納德：您是說「經濟」這個概念嗎？我認為，從狹義上講，「經濟」就是GDP的增長;從廣義上講，「經濟」還包括社會的發展。

　　蘇偉：確實，對「經濟」概念不同的解讀，會引出對「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不同理解，會得出不同的「蛋糕論」。

　　立足於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來解讀，「經濟」，正如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講的，就是物質資料的生產和再生產過程，包括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四個環節;以此理解「經濟建設」，就是要不斷擴大社會再生產，保持生產、交換、分配、消費四大環節不斷發展的良性循環。所以，「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一命題本身，就既包括了「做大蛋糕」的內容，也包括了「分好蛋糕」的內容，二者是統一的，應該強調一邊做大蛋糕，一邊分好蛋糕。

　　不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即便西方經濟學的主流，從亞當？斯密到保羅？薩繆爾森等，也都認為「經濟」既包括生產，也包括分配和消費。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以網際網路為載體，因而影響很大的「百度百科」對「經濟」的解釋，卻講：基於西方經濟學，可以對「經濟」概念給出很多定義，而第一種定義「就是指財富」;進而認為，「經濟」「就是如何以最小的代價，取得最大的效果，就是如何在各種可能的選擇中，即在各種主觀與客觀、自然與人際條件的制約下，選取代價最小而收效最大的那種選擇」。

　　從這種對「經濟」的解讀出發，「經濟建設」，就只有「做大蛋糕」——增加財富——的內容，而沒有分配財富——「分好蛋糕」——的內容。或者，更確切地講，是也有「分蛋糕」的內容，但沒有「分好蛋糕」的內容。因為，「以最小的代價，取得最大的效果」，就是以最小的物質成本和人力成本，獲取最大的收益，也就是給「做蛋糕」的人們分最少的「蛋糕」，從而讓剩下的「蛋糕」「最大化」。這樣的邏輯再進一步，就會將「分好蛋糕」與「做大蛋糕」割裂開來，甚至對立起來;就會將「分好蛋糕」排斥於「經濟建設」之外;就會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等同於「以做大蛋糕為中心」。然而，這樣的理解，符合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基本原理、符合西方經濟學對「經濟」範疇的主流觀點嗎？作為西方學者，請你們也「幫我們」談談「蛋糕論」吧。

　　萊昂納德：這是個很有趣的問題，很遺憾我們要去下一個地方了，以後有機會繼續探討。謝謝蘇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