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運，中國城市化運動的年終大考

12年01月4期
中文導報社論 作者 申文

2012年新年伊始，繽紛而至的各種世事變化讓人應接不暇。從雅虎酋長變為股東仇人的楊致遠，最終決定離開他一手創辦了17年的公司，去追求雅虎以外的另一種人生趣味；百年影像製品巨人柯達公司，在時代車輪的急轉彎處被甩出了歷史軌道，在股票縮水99%之後無奈申請破產保護；在全球，伊朗與美國這對世仇國家圍繞封鎖霍爾木茲海峽的恫嚇與反恫嚇讓全世界睜大了眼球、屏住了呼吸；在中國，年年春運，今又春運，人類最大的候鳥式全民遷徙又一次拉開了大幕。

對中國人來說，無論世道多麼兇險、變化多麼莫測，與春節回家過年相比，一切都是遙遠的、可以放下的。儘管不了解以下數據是怎樣統計的,但中國的春運人數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年平均增長5.6%,近幾年接近10%已成定論。2011年，總流量為28.95億人次;2012年，客流量預計增加9.1%,達到31.58億人次，再創歷史新高。這個超過世界總人口二分之一、高得令人匪夷所思的春運人流，究竟為中國帶來了什麼，值得深思和探究。

人口的定時定向大規模流動，不是中國特有的現象。在傳統文化比較濃厚的亞洲國家和地區，因傳統節日而導致人口流動高潮並不少見。日本每年的五月黃金周、八月盂蘭盆節、年末年始之際，都會因為歸省、祭祀、度假等原因而出現大規模「人口遷徙」流動。這種時候，飛機增加航班、新幹線超滿員、高速公路大堵車，都是常見的現象，但是人口流動提升了消費、帶來了商機，使得假日經濟成為拉動內需市場的重要契機。為此，日本經濟界人士非常看重中國春運引發人口大遷徙所蘊含的商機、爆發的活力，對中國春運這種特殊社會現象可能帶來的經濟效果稱羨不已。不過，中國在城市化的進程中，以「億」為單位的人口大遷徙所生成的社會壓力、精神煩惱、心理極限，並不是處於不同人口數量級的日本或其他國家所能理解的。

事實上，中國政府對於「假日經濟」的利弊得失一直處於摸索過程中。為了刺激內需消費，中國在1995年導入了「雙休日」制度，改變了普通人的生活和消費樣式；為了刺激和振興觀光休閑產業，中國在2000年正式規定五一勞動節、十一國慶節、農曆春節為三大七連休長假，導致「假日經濟」暢行，但也引起了觀光擁擠、交通擁堵等社會病，影響到社會的正常運營；中國從2008年開始進一步修正了假日法令，縮短五一長假，把「清明節」、「端午節」、「中秋節」調整為三連休，使得年間的休假和出行安排更加合理。但是，無論如何調整、疏通，農曆春節總是一個例外。

對中國人來說，一年到頭，辛苦營生，萬事悠悠，過年為大。中國人在春節回家團圓，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世間公理，沒有任何行政手段可以調整，也沒有任何客觀障礙可以阻擋。交通困難算得了什麼，風雨兼程又何妨？出行難、春運難，擋不住億萬民眾的歸心似箭，化解不了真摯樸素的團圓夢想。

春運難，難在最為廣大的勞動人民所需要的鐵路運輸。為了緩解「一票難求」情況，鐵路部門絞盡腦汁，設計出各種方法，在今年更祭出了「電話訂票、網路購票、實名制購票」。但這些方法落實到個人頭上，還是化為一地雞毛。電話打不進，網頁打不開，高價買不到。當然不是說所有人都在春運火車票上碰壁認栽，但多數人的感覺正被現實逼向緊張、無奈、失望、窩火、抓狂，還有更多的難以名狀——這些感受即使在經濟年增長9.2%的中國也是真實的，非親歷其境者無以言表。

所以，當有的媒體以居高臨下的語態總結說「就交通本身來說，春運的難題是無解的」，並輕描淡寫地評論道「但難未必真是痛苦的。特別容易回的家，和很難回的家，感受是不一樣的……這一切就是他們未來關於這一段家的記憶」時，置身現實困境的被評論者很少有人會認同這說出了他們的真實感受和心裡話。媒體部門正在努力履行化解春運悲情的使命，但付出努力本身就意味著悲情是存在的，是不能被抹消的。

年年春運，是中國城市化運動的年終大考。專家說，每逢春節，巨大的人流物流形成「年消費」高峰，帶來無限商機的同時，也給社會帶來一定壓力。其中「回鄉潮」給交通帶來的壓力，幾乎到了難以承受的程度，足以引起全社會的共同關注。這種現實的態度，可能比假裝阿Q，或是虛偽地替別人豁達更可取。只要這場年終大考不及格，媒體就沒有說大話的權利，中國只有在城市化道路上繼續摸索和改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