剝開余傑身上的狼皮

　　「北大怪才」余傑在其第一部著作《火與冰》（經濟日報出版社）里寫過一篇「我來剝錢穆的皮」的文章，對國學大師錢穆進行了淋漓盡致的缺席審判，行文老辣，帽子一頂接一頂地壓將下來，且有「奴才」等謾罵之稱謂，讓人覺得國學大師錢穆老先生罪大惡極，已成「牛鬼蛇神」也，非批不可。

　　初讀余傑，讓「剝皮之文」嚇了一跳，在《火與冰》一書里可以找出一大串被余傑任意品評、妄下斷語的知識分子，漢學在余傑的眼裡是文字垃圾，根本原因恐怕就是他們沒有在三百年內前赴後繼、拚死以爭。「因人廢言，因言廢人」在《火與冰》的文章中隨處可見。余傑借《火與冰》的寫作，想舉起一把鈍刀砍向傳統，砍向專制，以證明自己的力量，結果卻砍在了歷經苦難的中國知識分子身上。後來又讀到余傑的第二本文集《鐵屋中的吶喊》（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其中有「駁季羨林先生話中西文論」「王府花園裡的郭沫若」等篇章，依舊是初生牛犢不怕虎式的鋒芒畢露；我於是想，余傑似乎特別喜歡解剖別人，彷彿天地間唯「己」獨「清」。
　　余傑似乎厭惡所謂的「戰士的姿態」，於是他在評價作家張承志時如是說：「他越是擺出一副戰士的姿態來，越是表現出對無物之陣的恐懼。」對張承志的理想主義及清潔的精神大加撻伐。
　　（《皇帝的新衣：關於張承志現象的思考》），然而我在讀了余傑發表於《北京文學》（1999年第1期）上的大作《昆德拉與哈維爾－我們選擇什麼，我們承擔什麼》（此文後來收錄在余傑的第三本文集《說，還是不說》），卻分明看到了：「一副戰士的姿態」，暫且不談他對昆德拉的誤讀，單就文中指責錢鍾書、王小波對「人生、對歷史、對苦難都有一種冷漠和遊戲的態度」，認為錢鍾書、王小波等人「喪失了責任感、喪失了尊嚴」，如此的獨斷性話語讓人大吃一驚，因為在余傑《鐵屋中的吶喊》中，對王小波有另一種說法：「王小波冒冒失失地闖進文壇，然後如流星一般消失。某些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卻繼續對他冷嘲熱諷，羅織的第一個罪名理所當然的是『偏激』。這把利刃殺人不見血，表面上看是前輩對後輩的關心與愛護，實際上是以一種僵死的思維來克隆生機勃勃的思維。」
　　看來王小波等人只是余傑手中的道具，需要時借王小波批判「老先生」的麻木與「僵死的思維」，不需要時又把王小波貶到「沒有責任感，沒有尊嚴」的被批判一類，但余傑忘了，他如此的寫作，卻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他在《昆德拉與哈維爾：我們選擇什麼，我們承擔什麼》文中對王小波的批判與指責，正像是「老先生」對王小波的「冷嘲熱諷」，只不過羅織的罪名不是「偏激」而是「喪失責任感」「喪失尊嚴」，其棍子的打擊力度比老先生有過之而無不及。
　　關於對王小波的評價，我不想再說。《沉默的多數》已代表了王小波的聲音與良知，識者自可辨之。余傑以「年輕氣盛寫文章」自傲，但年輕決不是資本，寫作的力量在於思想，一種寬容與批判共存的思想。而在余傑的文章中，我們只看到他擺出一副「俯視眾生，唯我獨清」的姿態與立場，僅僅指責與解剖別人是不夠的，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必須時時地解剖自己。余傑對魯迅的評價極高，並以魯迅精神為自己寫作的根基，但他卻偏偏遺忘了魯迅先生的一句意味深長的話：「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更無情地解剖我自己。」
　　在余傑與余秋雨論戰的過程中，余傑指責余秋雨為「文革餘孽」，這樣的用語與余傑的許多文章的用語類似，活脫脫地再現了「文革」語言與「文革」的思維方式，這不能不讓人心驚。批判者與被批判者皆是同一種聲音，看來啟蒙的任務任重道遠。在余傑的筆下，偏激已演變成「獨斷論」，然而現在的社會已進入了一個多元化、民主化的開放型社會，在眾聲喧嘩中，批評者更須自我批評。
　　余傑對錢穆、張承志等人的評價極其苛酷，往往攻其一點而不及其它。然而對同道中人及導師錢理群等卻大加吹捧，頌歌盈耳，這是怎樣的一種圓滑？所謂的批判立場又跑到哪裡去了。昔年南京批評家王彬彬寫有《過於聰明的中國作家》一文，現在看來，「過於聰明的作家」不僅僅只是王蒙那一代的人。
　　現在，余傑已從「抽屜文學」的邊緣寫作走到了「台前」與「中心」，他不再是主流之外的另類思想者，而成為主流系統：各種報刊雜誌的寫作者。那麼，在他走紅之際，我來剝余傑的「皮」，意在潑潑冷水，發出一點刺耳的雜音，讓人知道余傑文章的另一面。西諺有云：認識自己是最艱難不過的事了。當然對於余傑所寫的一些思想常識的文章，我還是大為佩服的，其中說話的勇氣，就是一般人難及的。因為在某種環境里，「說，還是不說」就成為一種良知的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