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該讀經、入黨還是啟蒙？ ---與劉夢溪先生討論中國文化的「書麵價值」

作者：方紹偉
來源：中國選舉與治理網
來源日期：2011-12-13
本站發布時間：2011-12-13 9:19:26



　　昨天（2011年12月11日）在「鳳凰衛視」的世紀大講壇」上再次看到劉夢溪先生講述「中國傳統價值理念的現代意義」。印象里這是「世紀大講壇」節目的一個重播，一段時間以前我看到過這個演講。網上查了一下，發現劉夢溪先生有一篇同名文章發表在香港近期的《國學新視野》雜誌以及2011年10月31日的《光明日報》上。我再次強烈地感到劉夢溪先生對「中國的傳統價值理念」理解有誤，至少是有很不準確的地方，而這個誤解在當今中國的知識界也流傳甚廣，所以特地提出來討論。

　　什麼是「中國的傳統價值理念」？劉夢溪先生特別提到了「敬、恕、和、仁、孝、忠、信、恥」等八個字，認為「'敬'就是儒家用來補充宗教信仰的價值理念，'敬'已經進入中華文化的信仰之維。……孝的精神內核其實是敬。'禮'，包括社會的各種禮儀制度，精神內核也是一個'敬'字。……'恕'，也是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理念。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是個內涵極為豐富的概念，可以見出中華文明的高貴精神和異量之美。」恕「就是設身處地，也就是陳寅恪講的」了解之同情「。……恕是進入仁的一個途徑，……中國文化的精神，主張仇對的雙方在互相校正中實現化解，達到'和解'，走向'太和'。是'和而解'，而非'仇而亡'，這是人類本性所應該趨向的目標」。

　　我同意劉夢溪先生對中國的「具體價值理念」的「內在解讀」，但我不同意的，是他對這些「具體價值理念」的「外在解讀」。「內在解讀」涉及的是「具體價值理念」的「言語含義」，「外在解讀」涉及的則是「具體價值理念」的「社會含義」。在我看來，劉夢溪先生把「傳統價值理念」的「言語含義」混同於其「社會含義」，完全取消了這兩者的界線，結果得出了非常錯誤的結論。劉夢溪先生的錯誤至少表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是把中國所有的「核心價值」歸結為中國傳統的「書麵價值」。

　　廣義而言，「書麵價值」和「現實價值」都是實際存在的傳統價值，但「書麵價值」偏向於一種理想的道德狀態，「現實價值」則偏向於實際生活著的人的行為追求。迄今為止，關於中國文化討論的最大混亂，就是來自於「書麵價值」與「現實價值」的混同。劉夢溪先生與其他任何研究者一樣不幸未能避免這個錯誤，當他說「敬、恕、和、恥」是「中國的傳統價值理念」時，他實際上說的只是「中國的傳統書麵價值」，不是「中國的傳統現實價值」，但他的分析則給人以「書麵價值就是所有核心價值甚至是整個文化的內容」的假象。

　　中國文化不是沒有「敬、恕、和、恥」，只是書面上的「敬、恕、和、恥」與現實中的「敬、恕、和、恥」是不同的。由於「內外有別」的「親情文化」，中國人的「敬、恕、和、恥」有「內敬、內恕、內和、內恥」與「外敬、外恕、外和、外恥」的區別。舉個最近發生的例子，孔慶東先生熟知「孔孟之道」，但這並不妨礙他在「三媽事件」中不以「外恥」為恥。「書麵價值」上的「外恥」與「現實價值」中的「內恥」是不同的，這是一個「社會雙軌制」或文化的「雙重標準」問題，只看「書麵價值」就會忽略這個大問題。同樣，劉夢溪先生所認定的「已經進入中華文化的信仰之維」的「敬」，也只是現實中的「內敬」而不是他意指的書面的「外敬」。

　　第二個方面是模糊了「中國的傳統現實價值理念」。

　　中國文化研究偏向於「書麵價值」研究，必然就是偏向於「四書五經」的「書面文化」研究；這個「書面文化」偏向的最大惡果，就是使中國的「經史子集」都存在用「書面文化」掩飾甚至代替「現實文化」的現象。如此，「價值取向」的衝突就成了「經史子集」的基調，「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變成了中國人美化自己「價值取向」及相關歷史現實的不二手法。中國人的「現實價值」往往就隱身於「書麵價值」之後，以至於中國人都沉溺在「禮儀之邦」的昇平世中。

　　事實上，中國傳統「現實文化」的最大特徵就是「親情文化」，由此衍生出了「中國人的五大難」：一是沒有「關係」的人信任合作難（「關係文化」），二是有「關係」的人遵從外在規則難（「犯規文化」），三是「圈外人」施用「圈內人」的道德難（「小圈子文化」），四是社會要有所作為離開「單一權威」的強力難（「集權文化」），五是制度的正常運行沒有「單一權威」的保證難（「單一權威情結」）。「書麵價值」與「現實價值」的分離本來是一種「普世現象」，但用「書面文化」掩飾甚至代替「現實文化」卻成了中國的「特色現象」。因此，中國的「現實文化」及「現實價值理念」一直被籠罩在層層煙幕之後，結果成就了發達無比的「面子文化」。

　　第三個方面是忽視「書麵價值」與「現實價值」的內在對立。

　　「書麵價值」與「現實價值」的對立是一種「該怎樣」與「是怎樣」的對立。以「和」這個價值為例，一說到「和」，劉夢溪先生首先想到的，為什麼偏偏不是「現實價值」中的「和」而只是「書麵價值」中的「和」呢？「和」在「書麵價值」上是劉夢溪先生所說的「'和而解'，而非'仇而亡'」，可在「現實價值」上，中國人真有如此的「妥協精神」嗎？特別是在政治上，中國人什麼時候不是「一山不容二虎」呢？中國人的「和」什麼時候不是「掐出來」的或者是「單一權威」下的「和」呢？「現實價值」中的「和」與「書麵價值」中的「和」差別如此之大，我們的文化研究者為什麼就是看不見呢？

　　忽視「書麵價值」與「現實價值」的內在對立，實際上已經成為中國文化研究的一個最大誤區。它導致了兩個非常錯誤的判斷：一是以為中國社會公德的淪喪是「書麵價值」失教的後果，二是以為「中國文化傳統的重建」必須以回歸「書麵價值」為當務之急。這個錯誤的診斷和處方當然只能與「世風日下」相伴，可「世風日下」的現實卻反過來造成了「書麵價值」強調得不夠的幻覺。

　　問題當然不是劉夢溪先生所說的「商業化衝擊文化的基本價值」或「反經不讀經」使得「中國人將找不到自己未來的精神歸宿和文化家園」，因為所謂的「衝擊文化的基本價值」事實上只是「衝擊文化的書麵價值」，而在「衝擊文化書麵價值」的不是別的，正是與「書麵價值」對立的那個「現實價值」，商業化市場化所提供的環境僅僅是加劇了這個衝擊而已。所以，今日中國社會的道德解體只是「中國的傳統現實價值理念」的當代體現，根本不是與劉夢溪先生的判斷類似的所謂「是經濟、社會和政治三者之間以GDP主義為核心原則之下相互作用的結果」（鄭永年：「中國道德解體的根源」，《聯合早報》，2011-11-29）。

　　第四個方面是「書面思維」使中國知識界沉淪在「道德主義」的「規範衝動」之中而完全不可自拔。

　　當代中國社會的道德問題其實與「春秋戰國」時期並無大異。當年面對「親情文化」之下「樂崩禮壞」的價值現實，孔子開出了「克己復禮」、「禮治仁政」的政治道德主張，這個錯誤的主張不幸開啟了中國士大夫沉淪於「道德主義」的「規範衝動」的傳統，它不僅迴避了中國的政治現實，也迴避了中國的文化現實，導致了數千年來中國「書面文化」和「書面思維」的「猖獗」和「潰爛」。當下號稱「女孔子」的于丹就一直陶醉在這種「書面思維」的「民族自戀熱」之中。

　　「道德主義」本身並沒有錯，「書面道德」本來就因其理想化而與「現實道德」存在距離，可致命之處就在於，一但「書面道德」得不到現實制度的激勵，特別是得不到中國人的「情感本性」的支撐，「現實道德」就只能日益背離「道德主義」，本來合理的「道德主義」就變成了扭曲的「書面道德主義」，這反過來加劇了「書面道德」的虛偽和粉飾作用以及「書面道德」不足的假象。中國式的「道德主義」最後歸結為一個問題：如果美妙的「書面道德」不幸是中國 「現實道德」的民情和制度所排斥的，「道德主義」如何可能不是中國文化的非制度化的「遊魂」？

　　儒家的「政治道德主義」製造了空想的「內聖外王」式的「政治遊魂」，因為現實政治里只存在「儒表法里」；同樣，儒家的「文化道德主義」也製造了空想的「克己復禮」式的「道德遊魂」，因為現實文化里只存在「親親互隱」和上文所述的「中國人的五大難」。這麼說當然不是要完全否定中國存在一定程度的「政治公德」和「社會公德」，這裡要說明的僅僅是「公德」對「私德」的相對稀缺。一句話，歷史上的中國文化人嚴重地低估了中國人的「情感本性」對「書面道德」的本能抵觸，以至於總是在重複一些連自己都根本不可能做到的「道德文章」（劉夢溪先生所推崇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個「橫渠四句教」就是最典型的「假大空」高調），而「書面道德」在現實里的低實現又反過來加劇了這些「道德文章」的表面合理性，最終導致「書面道德主義」的泛濫。

　　第五個方面是無端製造和加劇了「回歸傳統」與「實現啟蒙」的虛假矛盾。

　　中國的真正問題是「現實價值」本身的協調問題，不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用「書麵價值」去取代「現實價值」的問題。如果說中國傳統的「書面道德」一直是一種無法實現的「舊道德主義」，那麼近代以來的「啟蒙」與「新啟蒙」就是一種也許同樣無法實現的「新道德主義」。在中國人的「情感本性」面前，「啟蒙」只是一種「新書麵價值」。

　　實際上，「舊道德主義」和「新道德主義」都包含了許多「普世價值」，問題根本不是通過「讀經」或「啟蒙」去讓中國人知道這些「普世價值」，而是如何讓這些「普世價值」轉化成為中國人的「現實價值」。「舊道德主義」根本不缺乏「自由、平等、博愛」的理念，問題是中國人本性中的「差等秩序」或「差序格局」根本無法落實這些理念。「古已有之」的這些理念的要害不在於教育，而在於制度化的落實，在於制度化的落實如何可能「同化」中國人的「情感本性」而不被中國人的「情感本性」所「同化」。把握中國人的「情感本性」和「行為規則」才是中國文化問題的關鍵所在。

　　劉夢溪先生關注「中國文化傳統的流失與重建」，可問題在於「流失的傳統」只是「書面傳統」或傳統中的「書麵價值」，中國人的「現實文化」傳統根本沒有流失，也不可能流失，現實制度只是扭曲或放大了這些「現實文化」傳統而已。把一切罪過推給現實制度是一個便利的做法，把現實制度當成「替罪羊」卻只會加速中國人的道德墮落。如同「秦制」只是「周制」的自然延伸那樣，「文革」也只是「暴民文化」被利用的結果，「暴君」從來都需要有施暴的民情土壤。

　　我不反對中國人讀經、入黨（指接受官方「學雷鋒」之類的道德教育）和啟蒙（或被啟蒙），可這些都不是要害。其實，基本的道理和制度理想中國人都懂，不懂的也只是那些沒需要的人，可有需要的人卻未必是能「知行合一」的人。中國人需要的是在自己的「情感本性」和「行為規則」中「涅磐」。這就是我所說的「中國文化的現代化悖論」：中國人不完全自我否定則無法自新，若完全自我否定則又無所憑以自新。

　　作為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劉夢溪先生宣傳中國文化的「書麵價值」充滿了善意，劉夢溪先生的君子風度也令人肅然起敬，但中國人「現實價值」的扭曲卻根本不是「書麵價值」不足的結果。多一個劉夢溪先生的善意宣傳不會增加「道德主義」的力量，卻只會強化中國特色的「雙軌社會」的偽善與活力。「雙軌社會」把「好的」變成「表面好的」的能力被中國知識界忽視和低估了太長時間了。

方紹偉：「中國選舉與治理網」專欄作家；

飽暖說：中國該讓美國殖民統治，包括行政的殖民統治，價值觀的殖民統治，軍事的殖民統治（駐軍），經濟的殖民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