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儒批判【長篇•不定期更新】

陳捷夫 於 2011-3-17 13:05:18 發布在 凱迪社區 > 貓眼看人
        

                        孔儒批判
                       （初稿）

                          陳捷夫


                           導言

     孔子之所以成為孔子，孔子之所以成為所謂「至聖」、「王者師」或「素王」等，即在於孔子的政治思想主張，具備「保皇」的性質和反人類文明的性質。因此，談孔子而不涉及孔子的政治思想主張，是對讀者的一種誤導。而通過初步的揭露和批判，還原孔子及其儒家的本來的歷史政治面目，既是當今人們重新認識孔儒學說的重要途徑，也是拙作《孔儒批判》一文（初稿）的基本宗旨。

    「君臣父子」觀、「天命」觀和「克己復禮」觀等，是孔子政治思想主張中的三個重要內容。古今社會實踐表明，父子關係完全不同於君臣關係。「君臣父子」觀，既使君、臣、父、子的名分固化，等級化，又將君臣之間的政治雇庸關係，同父子之間的血緣宗法關係混淆化。古今社會實踐又表明，以私擬「武力」為基礎的政治權力，不等於「合法」的政治權力。「天命」觀既將以私擬「武力」為基礎的君主政治權力，予以合法化；同時又將由此而人為造成的「上尊下卑」的種種政治等級差別，予以合法化。中國古代文獻資料顯示，古代禮制的內容眾多而紛繁，而森嚴的宗法制、等級制和荒謬的天命觀等，是構成西周社會制度即「禮」的三個重要內容。「克己復禮」觀，不僅鼓吹和宣揚復辟西周禮制，而且鼓吹和宣揚人們要犧牲自己的個人利益去復辟周禮。不難看出，孔子的政治思想主張充滿著荒謬和野蠻，是一個政治思想陷井。它不僅為後世那些上壓下，富欺貧，強凌弱等反人類行徑，提供了政治理論依據，而且成為後世「官本位」的思想淵源。

    後世儒家全面繼承和發展了孔子的政治思想。為了鞏固和維護家天下封建專制的統治，孔徒們殫精竭慮，不擇手段。西漢董仲舒等提出了「三綱五常」等，宋朝朱熹等提出了「存天理，滅人慾」等，使孔儒不斷適應新形勢的政治需要。但新瓶裝舊酒，萬變不離其宗，其為「官」的宗旨並沒有變。「天命」觀為官，宗法製為官，等級制等也為官。「禮」為官，「仁」也為官；「忠」為官，「孝」也為官。「名份」為官，「教化」也為官。「克己復禮」為官，「三綱五常」為官，「存天理，滅人慾」也為官。換言之，政治為官，思想為官，文化為官，倫理道德為官，教育為官，選官為官，等等。一句話，孔子及其儒家，為官而生，為官而死，視權力如生命。「官本位」成為孔儒這一封建政治學派的顯著本質。當著孔儒以所謂「仁義道德」作為幌子時，深具迷惑性和欺騙性；而當著孔儒與權力合二為一，渾然一體時，即形成了對社會生產關係的變更和生產力的發展的嚴重製約，危害性更大。「皇權」是保住了，但視人類文明為糞土，以犧牲中國平民大眾的思想、人性、人權、自由和平等等根本利益為巨大代價。中國平民大眾的人生價值，豈是同孔徒一樣，為了「保皇」而生存？

    孔子的政治思想主張雖然產生於春秋末期，其旨在宣揚、維護和恢復西周的奴隸主專制制度，但是遭到中國北方各國人民的共同唾棄；儘管戰國孟子也作過繼承和宣揚，但對先秦社會未曾造成重大危害。自西漢以來，由於董仲舒和朱熹等大儒分別相繼的發展和粉飾，孔子及其儒家的政治主張一直獲得了所謂「正統」地位，並獲得推行。歷史昭示，孔儒主宰中國政治領域的二千餘年來，並沒有讓人民真正地過上「人」的生活，讓中國走上真正強大的道路，而是讓人民過著低於「人」的生活，讓中國越來越潺弱，以至於直接導致了中國19世紀末、20世紀初，列強的歧視、入侵和民族災難的接踵而至。「前世之不忘，後事之師」（《戰國策.趙策一》），當今中國人應當深深地吸取這一慘重的歷史教訓。

    孔子的政治思想，對於後世家天下封建專制統治者而言，是明燈，是寶貝；而對於中國平民大眾而言，卻有如遮日之烏雲，二千年「如長夜」，是癰疽。孔子是一位封建政治家，更是中國秦、漢至清家天下封建專制統治階級的政治設計師。而作為一個封建政治學派的儒家，既是 「皇權的代理人」，「權貴」中人，同時又是孔子政治思想上的忠實推崇者和推行者。孔儒是中國一切腐朽思想文化的歷史總根源。

    當今世界的文明主流，是民主治政；民主治政的時代潮流已席捲全球，不可逆轉。中國是世界的中國，中國是中國人民的中國。中國決不能倒退回畫地為牢的帝王年代里去，而應當實現治政上與世界相擁抱。如果說，20世紀是中國人追求民主和科學的啟蒙時代，那麼21世紀的中國，必將是中國人繼續追求、並最終實現民主和科學的偉大時代。在孔儒政治的獨尊下，中國在治政和思想等領域裡幾乎凝固了二千餘年，寸步不前。當今中國人不需要孔儒或任何「聖人」指導下的所謂「民主」；當今中國人要的是沒有孔儒政治思想的現代民主。中國人應當遠離孔儒政治，而實現民主治政。所以說，中國人決不能再為孔儒而生、為孔儒而死；中國人應當人人為自己而生、為自己而死。

    沒有孔儒政治的民族，將是追求進步的民族；沒有孔儒政治的社會，將是追求進步的社會。讓孔子及其儒家那一套腐朽的政治思想，永恆地陳列到中國歷史博物館里去吧！

   中國歷史上的批孔活動從未停止過，至今方興未艾。本文也是其中之一。




   【凱迪貓眼首發】

第一章   孔子是封建專制的政治家

    批判的真諦，是以真實駁斥虛假，以公義駁斥私義，以真理駁斥謬誤，而不是以虛假駁斥虛假，或以私義駁斥私義，或以謬誤駁斥謬誤。批判孔儒，就是要努力爭取還原相關事物的原本面貌，還原歷史的真相，以公義駁斥私義，以真理駁斥謬誤。

    近代以來，對孔子其人的歷史定位，一般多以「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和「儒家的創始者」為主。如《辭海.孔條》記稱：「孔子（前551－前479），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的創始者。」而從網際網路搜索中，卻不見了「政治家」一詞，而多作「思想家」、「教育家」、「儒家的創始者」。筆者以為，孔子不僅是政治家，而且比起「思想家」、「教育家」來，其「成就」和影響要大得多。因此，筆者將「政治家」列作孔子定位的首位，即孔子是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儒家的創始者。

    本章擬從四個方面進行評敘，即題解、孔子的政治主張、孔子的政治活動，及孔子的政治「成就」與政治影響。

                  第一節  關於題解

     題解的基本內容，主要是「孔儒」、「封建專制」與「政治」等詞的基本定義。

      二千餘年來，一切政治的、歷史的、思想的、文化的等等概念和文獻記載，幾乎任由孔儒作擺弄、說了算。孔儒為了當好所謂「王者師」，在意識形態領域裡，不惜以扭曲、曲解、竄改、訛亂、托偽和說謊等等卑劣手段，進行著書立說，用以欺騙和蒙蔽平民大眾，所以多見造假。

     （一）「孔儒」的基本定義

    「孔儒」一詞，是孔子與儒家的簡化連稱。「孔」指孔子；「儒」指儒家。「孔儒」一般多指孔子及其儒家學說，也泛指後世的儒家學說，有時也稱「后儒」。

    （二）「封建專制」等的基本定義

    在儒家的歷史概念里，只有「三代」即夏、商、周，「春秋戰國」和「秦朝」、「漢朝」等稱謂。而越乎「三代」者，神話傳說上或稱「黃帝」、「神農」或「伏羲」等。而「周」，又有所謂「西周」與「東周」的區別。但從未對各個歷史時期的社會政治制度作出基本劃分。而所謂「禪讓」、「王道」與「霸道」，卻又遠遠不能說明社會政治制度上的實質問題。這既是由儒家「聖人」治國的政治觀念所決定，又是儒家歷史觀念上的重大缺陷。

    筆者以為，到目前為止，人類社會裡的政治制度不外乎二種性質或二種模式，即「專制」與「民主」。世界上其他國家是如此，中國也決不能例外。為了便於敘述，這裡，筆者嘗試將截至清末為止以前的社會政治制度，分為三種社會形態，即稱之為「原始社會」、「專制社會」與「自由「王國」社會」。原始社會以文字應用以前為斷代，制度未立，以《老子》中的「小國寡民」為基本特點，這裡簡略。專制社會分為二個類型，即「奴隸主專制社會」與「封建主專制社會」。自由「王國」社會，泛指春秋戰國時期。

     1、奴隸主專制社會

     奴隸主專制社會起源於文字應用，終止於周末期（公元前770年一公元前722年），舊稱「三代」即夏、商、周。其基本特點，是以大量奴隸當作人祭、人殉等，同時實施宗法制、等級制、封建制和土地井田制等。「夏」是否存在，至今仍是一個歷史懸案。而殷商（公元前十一世紀後期）作為典型的「奴隸制」社會，在當今史學界里則是一個共識。問題在於，周的社會政治制度仍未獲得共識。

     近代以來，國內學界關於「西周」社會的政治制度問題爭論不休，至今眾說紛紜。比較有代表性的，有二種，如翦伯贊等認為西周是「封建制」（見《翦伯贊全集.第一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而郭沫若、馮友蘭等則認為西周是「奴隸制」（《奴隸制時代》，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見《中國古代史讀本.上》。《論孔丘》，人民出版社1975年9月）。筆者以為，前者「西周封建制」，未能體現其政治制度的基本實質，後者「西周奴隸制」，則能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其政治制度的基本實質，故筆者擬從後者。筆者所謂「奴隸主專制」之謂，是嘗試進一步指出其政治制度的基本實質，即屬於「專制」類型其中之一。

     值得指出的是，不論「周」或「西周」（為便於準確地還原「周」的歷史位置，筆者擬將「西周」或稱為「鎬周」，即周建都於「鎬」——今陝西西南灃水東岸）， 其基本含義，僅是就中國古代地處西北位置的一個國家而言，只是后儒把它的政治作用，不斷地加以曲解化、放大化，以造成中國早就存在過「王權大一統」的歷史假象，從而扭曲相關的歷史真相。事實上，其時疆域廣闊的「南蠻」地區（楚、吳越、百越等）、西戎地區、北狄地區等，不僅與「鎬周」不存在正面的政治聯繫，而且與「中原」地區也不存在正面的政治聯繫。這個觀點，從其時土地兼并戰爭和種族戰爭持續不斷，以致造成部族或國家的數量急劇減少的歷史事例中，可獲得佐證。由此看來，不論稱「周」時期，還是稱「奴隸主專制」，其實僅是一種「指代」，即以狹義指代廣義。

     2、封建主專制社會

    「封建主專制」的基本定義

    （1）「封建」。 「封建」一詞，最早出於《詩.商頌.殷武》：「命於下國，封建厥福」。《左傳.僖公二十四年》也有記載：「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固。」後者意為，周王賜封周王畿邊界里的一定的土地，給那些具備一定的宗法關係（「親戚」）者，用以建立抵禦外侵（「屏固」）的小國。

    「封建」――即「封」而「建」之。「封」在這裡應當作「賜」解。後人引伸為「君權賜予」，或「欽賜」、「欽定」等。即是說，「封建」既可用於以權力封「地」建「國」，也可引伸為以權力封「官」建「吏」、封「儒」建「言」、封「典」建「冊」（造冊），甚至於封「貞烈」、建「牌坊」等等。一個「封」字，突出地體現了封建專制政治權力的基本特徵，即是一人說了算。後人將「封建」一詞，當作「分封」解讀，並不妥當。而「君權」至上，是封建制度的主體特徵。

      秦漢以來，由於統治者變「公權」為「私權」，讓皇帝個人的政治權力高度聚斂，使權力變得更加「專制」化。皇帝不僅可以任意封土建國，而且可以封官建吏，甚至於封儒建言，大搞思想統制，等等。在這個意義上說，皇帝即是所謂「封建主」。

     （2）「專制」

     專制，即獨斷。專，獨；制，斷。語出《韓非.亡征》，如「嬰兒為君，大臣專制……」所謂 「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史記.秦始皇本紀》）決，決斷；上，即皇帝。即是皇權「專制」的基本寫照。換句話說，專制，即由「君主」一人說了算。奴隸主是「君主」，封建主即皇帝也是「君主」。後世「君主專制」之謂，所指即此。

    「封建主專制」也稱「封建專制」，由「封建」（或「封建主」）與「專制」二片語成，用以說明其權力特徵、身份特徵和權力本質。封建專制的性質與當今的「極權」概念相同，是人類社會政治領域裡「專制」的最高級形態。中國的封建專制社會，始於秦朝，終於清末。基本特點，是國朝「大一統」，政治權力高度集中，由帝王一人說了算，具備「帝國」特色等。而所有這些，卻是奴隸主專制所未盡備的。

     由此可見，雖同屬於「專制」，但奴隸主與封建主兩者之間存在著許多不同之處。主要在於，奴隸主僅僅是「奴隸」之「主」，不僅政治權力有限，而且疆域也有限，屬於「小一統」。而「封建主」即後世皇帝，則擁有絕對而無限的政治權力，不僅是所有臣、民之主，而且是「大一統」的疆域之主，「大一統」的意識形態之主等。兩者之間不可等量齊觀。而奴隸主專制制度與封建主專制制度的區別，則在於，前者不僅具有宗法制、等級制等內容，而且實行井田制，同時擁有大量的奴隸數量，人祭、人殉等現象非常突出。而後者雖說也具有宗法制、等級制等內容，但不存在井田制和「人祭」等重要內容，奴隸數量相對也較少。

3、自由「王國」社會

    自由「王國」社會，主要指春秋戰國時期（公元前722年一公元前221年）。作為自由「王國」社會的春秋戰國時期，既不存在所謂「東周」，也不存在所謂「諸侯」。

   （1）疑春秋戰國既不存在「東周」，也不存在「諸侯」。

    春秋戰國既不存在所謂「東周」，也不存在所謂「諸侯」。基本依據如下。

   （1－1）沒有「西」，哪裡有「東」？傳世《論語》有「東周」一說，如「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論語.陽貨》）大意是說，假如有人重用我，我將為他重新建立一個「東」周國。孔子或想當又一個「周天子」的個人政治野心，溢於言表。

    《論語》里「東周」一詞的含義究竟指什麼？東漢以來的註疏，存在著二種不同說法。一種認為「東周」指「成周」，即平王東遷之後的稱謂，如鄭玄注稱：「以東周為成周」。又如《皇侃義疏》記稱：「一云：周室東遷洛邑，故曰東周。」另一種則認為，「東周」意為興「周道」於「東方」，如《何晏集解》記稱：「與周道於東方。」又如《朱子集注》記稱：「為東周，言興周道於東方。」（以上註疏分別據自黃懷信等《論語彙校集釋》第1532頁、第1533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后儒有關春秋戰國存在著「東周」等的相關謬說，即發源於此。

     筆者以為，在整部《論語》里，根本就不存在與「西」相關的任何方位概念。沒有「西」，哪裡有「東」？由於「東周」之「東」的出現來得太兀突，筆者疑是原本所無，當為後儒所羼入訛亂；而「西周」一詞，先秦諸子百家文獻所未見，也疑當為後儒所出。后儒之所以要捏造所謂「西周」與「東周」兩詞作對應，其目的在於，既可將「鎬周」的「小一統」的政治小概念，訛變而成後世秦漢那樣「大一統」的政治大概念，又可進一步掩蓋甚至抹殺掉春秋戰國這一中國古代社會大變革的歷史真相，為「周」、「秦」政治模式等的產生和存在，捏造並提供所謂「歷史鏈接」的傳承依據。至於所謂「興周道於東方」之說，由於不存在「西」的方位概念與之相對應，故也顯得穿鑿附會。

     由此可見，借訛亂文獻，玩弄文字概念等為基本手法，以兜售假貨，以合帝王意志，是孔儒政治學說的重要特徵和慣用伎倆其中之一。由此看來，「東周」之「東」，當與鄭玄等后儒的「作偽」不無關係。由於篇幅所限，關於這個問題，後面還會作進一步的討論。

     （1－2）「三代」的歷史概念不存在「東周」。春秋戰國時期流行著「三代」的歷史概念。
所謂「三代」，即指夏、商、周。「三代」既是先秦古人關於古史的三個完整的概念，也是作為「周」與春秋戰國之間「斷代」的概念的。在春秋戰國人來說，「夏」之真偽雖已無可考證，但「周」卻是相去未遠。由此看來，「三代」之說，無疑成為「東周」不存在的歷史佐證，同時說明「東周」之說毫無真實的歷史依據，是后儒所作偽。

     「三代」之說，春秋戰國諸子百家文獻均有記載。如《墨子.明鬼下》記稱：「且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聖王，其始建國營都，……」又如《墨子.非命中》記稱：「是故昔者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 扌雲其國家，傾覆其社稷者，此也。」再如《孟子滕文公下》記稱：「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再又如《莊子.月去篋》記稱：「甚矣乎，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

      從以上諸子文獻記載里看到，「三代」即夏、商、周，作為所謂「朝代」的完整概念，早在春秋戰國之間已經成為諸子文獻上的常用詞。「周」純指「鎬周」，與「夏」、「商」並列而為「三代」，這就從側面反映了所謂「東周」之說，純粹屬於捏造。其次，墨子指出了「幽、厲」二王是「扌雲（清孫詒讓疑是「拱」之誤）其國家，傾覆其社稷者」，是「周」國的埋葬者。而墨子有關「昔者三代」的措辭，更充分證明「周」，早在春秋時已屬於「過往」的歷史陳跡了。而《莊子》所謂「三代以下者」，則當指整個春秋戰國時代。墨子之世，時約公元前468年至公元前376年；孟子之世，時約公元前372年至公元前289年；莊子之世，則時約公元前369年至公元前286年。他們都是春秋戰國時代中人。退一步說，要是果真存在著所謂後續500年之「東周」，時處春秋戰國時代的墨子，決不可能使用「昔者三代」的時間概念，而莊子也決不可能使用「三代以下者」的時間概念。由此可見，諸子關於夏、商、周即「三代」的歷史概念，以及墨子關於「昔者三代」，莊子關於「三代以下者」等時間概念，均充分證明了，春秋戰國時代不存在所謂「東周」。

     那末，其他文獻中有關平王「東遷」洛邑即所謂「成周」之說，又是怎麼一回事呢？筆者以為，此說要是屬實，「成周」的存在也只不過50年左右，即自公元前770年「東遷」算起，至公元前722年春秋之初為止。即是說，「成周」僅僅存活了50年左右，即可能被鄰近列國所「兼并」，「周國」或「周王室」從此徹底地消失。春秋初期鄭國國君鄭莊公（公元前757年－公元前701年）其人，之前曾與「成周」作戰，擊敗周師，可能與「成周」的滅亡不無關係。而鄭莊公的「抗周」、「反周」行為，事後未見任何「勤王」性質的軍事反彈，也有助於說明「成周」已經作古。至於其他具體情況，則有待進一步考證。

     （1－3）「春秋」歷史時期的劃分，從根本上否定了「東周」的存在。據稱孔子曾刪訂魯國《春秋》，時間跨度為公元前722年起，至公元前481年止。后儒將這一狹義的魯國歷史時段，拿來當作廣義上的歷史時期看待，即指代中國公元前8世紀至公元前5世紀這一歷史時期。后儒的這一做法，固然為了突出孔子和魯國的歷史地位，但卻無疑從根本上否定了所謂「東周王室」的歷史客觀存在。

    《論語》里不存在「西周」之「西」的方位概念，使「東周」之「東」之說，喪失了基本的邏輯依據，理論上完全不可能成立。諸子百家文獻有關夏、商、周即「三代」的提法，卻進一步從客觀上說明了春秋戰國時代，「東周」並不存在。而後儒將狹義的魯國「春秋」歷史，當作廣義的中國「春秋」歷史來看待，則從根本上否定了「東周」的客觀存在。「東周」既不存在，后儒有關春秋戰國中的所謂「諸侯」之說，嚴重缺乏歷史事實依據，豈不屬於子虛烏有？

     （2）自由「王國」社會

     沒有「東周」的春秋戰國時代，究竟是一個怎樣的社會呢？答案非常簡單，春秋戰國的社會，是一個自由「王國」的社會。所謂「自由王國的社會」，泛指「王國」眾多，但互不相屬，不僅各國具備政治、軍事、經濟、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全面自主權，而且個人也具備一定的基本權利。它是介於「專制」與「民主」之間的一種歷史政治現象。它可能導致後人走向專制，也可能導致後人走向民主。

    春秋戰國時代500年，是中國古代社會的一個偉大的大變革時代，一切均處於不斷探索和革新之中。自由王國的社會，可以說正是這一時代的一種必然的政治形式。其基本依據如下：

    （2－1）「君王」紛起，「王國」林立。據載，春秋初期具有一百四十餘國。從《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中看到，國力比較強大的計有周、魯、齊、晉、秦、楚、宋、衛、陳、蔡、曹、鄭、燕、吳等十餘國。「周」在這裡已徒有虛名。所謂「諸侯」，實則與「成周」毫無政治聯繫，可以說是名符其實的一國之「王」，是「國王」，是「君王」。如楚莊王、吳王闔閭、越王勾踐等，皆以「王」立國。國君既稱「王」，其國即是「王國」，如楚王國、吳王國、越王國等。其次，儒家作先秦史論，多以「周」為正統，這就難免坐井觀天，「訛詐」史實。春秋之世，稱王、爭霸者眾。鄭國之國君鄭莊公，擊敗周師，性質上本屬與周「爭王」、「爭霸」，當以「王」稱之。但傳世《春秋》等先秦文獻，卻稱他為「公」，這就扭曲並貶低了其身份地位。其他亦然，如稱齊桓公、晉文公等等，即是例子。在筆者看來，所有那些「公」，當稱之作「王」，才能符合歷史實際，如稱「齊桓公」作「齊桓王」、稱「晉文公」作「晉文王」等。以春秋「五霸」為例，齊桓公用管仲等推行一系列的社會政治改革，促成齊國奪得春秋第一「霸主」地位，這本身即說明只有「王」者，才能有所作為。若以此類推，春秋之世一百餘國，稱「王」者當不計其數；「王」者既眾，「王」者之國即是「王國」，故「王國」也當不計其數。筆者稱「君王紛起，王國林立」，所據即此。

     由此可見，春秋乃至戰國，當是「王國」並立之世。其基本特點，是政治上一律平等，既各自獨立，互不相屬，又可據需結盟（多用于軍事方面）或撤盟。而各國相繼推行一系列內政改革，未見受到任何政治干預，則充分體現了「自由」、「自主」的社會政治趨勢。

     （2－2）各國具備政治、軍事、經濟、思想文化等方面的自決權。由於受到歷史上持續不斷的土地兼并戰爭和種族戰爭的剌激，春秋戰國之世，各國彼此之間的各種競爭，尢其激烈。競爭的前提，首先是富國強兵，因此各國相繼推行了一系列內政改革。從齊桓公用管仲推內政行改革，楚莊王用孫叔敖推行內政改革，鄭國用子產推行內政改革，越王夫差用范蠡推行內政改革，到秦穆公用商鞅推行內政改革等，均說明內政改革是各國富國強兵，增強競爭力的重要途徑。然而，在各國進行各種內政改革的過程中，從未見受到來自別國的任何政治干預。這表明，各國具備政治、軍事、經濟和思想文化等方面的自主權和自決權。各國擁有政治等的自主權與自決權的史實，表明了各國所擁有的政治自由度，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

    （2－3）一般平民具備一定的社會基本權利。春秋戰國之世，一般平民大眾所能擁有的一定的社會基本權利，如政治自由、思想自由、職業自由、學術自由等等，是空前的。這裡，僅舉人們的思想和學術自由為例，以略見一斑。

    思想和學術自由的基本特點，是諸子蜂起，百家爭鳴。

     春秋戰國時代是中國社會大變革的時代，充滿著探索和革新，理性主義和實用主義是其社會的主體特徵。而諸子蜂起，百家爭鳴，產生了大批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科學家、軍事家等。一切政治的、倫理的、軍事的、經濟的、教育的、哲學的、歷史的、文化的、科技的等等科目，幾乎如雨後竹筍，破土而出。《漢書.藝文志》將諸子百家歸納為十家，即儒家、道家、墨家、縱橫家、法家、名家、農家、陰陽家、雜家、小說家等，並指出：「各引一端，崇其所善」，又「窮知究慮，明其所指」，道出了諸子百家學說的基本特點。這充分反映了其時社會上的自由程度，是中國古代史上的最高峰。

     春秋戰國時期這些重大的思想成就，完全是人們擁有政治自由、思想自由和學術自由的時代象徵，是自由王國社會的必然產物。其重要的歷史貢獻，幾乎史無前例，決不是所謂「奴隸主專制」和「封建主專制」時期所能比擬的。

    稱「王」者眾，「王國」林立，各國擁有政治等自主權，以及一般平民擁有一定的社會基本權利，是自由「王國」社會的三個基本依據。作為春秋戰國時期的自由「王國」社會，當與如今的世界各國情況相類似。

     春秋戰國之所以成為自由「王國」社會，其原因，來自兩方面。一是由於「周國」的建立和存在，剌激了周圍的原始部族也紛紛立國，楚國等是其例子。二是相對於北方來說，鎬周的崩潰，使得中原地區某些周「封國」，能夠擺脫了政治附庸關係，而與原來的「王國」展開各種競爭。所以說，自由「王國」的出現，當是歷史的一種必然，是各國政治競爭、軍事競爭、經濟競爭和思想文化競爭等等方面的時代產物。顯然，它最終導致秦漢以來走上封建主專制的道路，而不是走上民主的道路，則只能從其他方面進行探討了。

    奴隸主專制社會、封建主專制社會，與自由「王國」社會，是「封建專制」等基本定義的三個基本方面。奴隸主專制社會的產生，是一種歷史的必然；春秋戰國之自由「王國」社會的產生，也是歷史的一種必然。而封建主專制社會的產生，是否也是一種所謂歷史的必然呢？

（三）關於「政治」一詞的基本定義。

    「政治」， 即「政」與「治」的合稱，又稱作「治政」。如《左傳.隱公十一年》記稱：「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而後出的偽《尚書》和《周禮》等，卻出現了「政」與「治」連稱。如《尚書.畢命》記稱：「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又如《周禮•地官•遂人》記稱：「掌其政治禁令」。至於「治政」一詞，則多見《墨子》一書。如《墨子.非命下》記稱：「王公大人怠乎聽獄治政，卿大夫怠乎治官府，則我以為天下必亂矣。」又如《墨子.非樂上》記稱：「王公大人，蚤（早）朝晏（晚）退，聽獄治政，此其分事也。」

     考「政治」與「治政」二者之間的關係，是對立的關係，是一對範疇。前者，指政權、政策、政令等與治理平民大眾的總和。而後者，則指「政」（含政權、政策、政令等），為貴族與平民大眾所共有、共治。即是說，前者「政治」，多指貴族政治，特徵是，以上治下，即以貴族恃權「治民」，民處於「被治」的絕對地位。而後者「治政」，則多指公眾政治，特徵是，以公眾治政，即不論職位高低和身份「貴賤」的差別，均可參與對社會的治理。

     春秋戰國時期，社會上兩大顯學即孔子與墨子之所以對立激烈，其根本分歧之一，即在於貴族政治與公眾治政的區別上。孔子的政治理念，是專制政治的理念。而墨子的治政理念，與古希臘的城邦「政治」（ 希臘語πολις，通法語politique、德語Politik、英語politics）相近，即泛指城邦公民參與決策、治理、諮詢等各種公共生活行為的總和。

     遺憾的是，中國自秦、漢以來，政治上多奉行前者。

     以上有關「孔儒」的基本定義，「封建專制」等的基本定義，和關於「政治」一詞的基本定義等，算是本章相關「題解」的內容。

亂七八糟，不知所云，儒家談到的「天理」這點實際上很說明問題，西方的宗教、哲學認為有這麼一個造物主，他創造了萬物，他是絕對的權威，這是一種典型的、原始的奴性思維，有主宰思想在西方深入人心。儒家的「天理」，道教所講的「道」，佛教所講的「法」，都是一種無主宰非自然的文化概念。剋制人性中貪婪的一面，發揮人性中善良的一面就是中華文化的內涵。儒家對此的闡述就是「存天理，滅人慾」，道教對此的闡述就是「聖人以萬物為芻狗」，佛教用唯識第八阿賴耶識的無覆無記性來表達染污種子和無漏種子的概念。道理有相通之處。。。


因為中華文化的深奧，以盲人摸象的手段去看待的話只會導致以偏概全，一些人之所以不識廬山真面目，那是因為身在此山中。幾千年的不斷積累，各類典籍浩如煙海，我的學習方法就是以最快的手段，研究重要的經典，同時了解相關的歷史背景，經史同參，儒釋道三教同參。打個比喻就是先坐過山車直通山頂俯視全局，這樣可以了解整個「廬山的真面目」，在此基礎上再根據愛好，仔細研究其中的一支或幾支，再有了全局觀念的指導下，才會有比較正確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