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山西省委書記：不論搞什麼運動都要死人

　　1953年山西省委書記：不論搞什麼運動都要死人

　　回國述職

　　1953年3月，張聞天要回國述職，他讓我隨他一起回來。在述職中，他還向中央和外交部提了個建議，就是從國外回來的人都要到各地去看一看，了解一下國內各方面情況，使外交工作不致脫離國內實際，也好向外國宣傳我們。周總理採納了他的意見。那次就組織了個駐外使節參觀團到幾個省去參觀，有張聞天、姬鵬飛、曹祥仁、姚仲明等一批大使，還有幾個像我這樣的使館工作人員。當時安徽正在建設佛子嶺水庫，我們就先到那裡看了一下，接著到河南、山西、陝西幾個地方轉了一圈。那時候」三反「、」五反「運動剛搞完，不曉得還有別的什麼運動，我們去一些地方參觀時，有些幹部和老百姓一聽說中央來人了，就有一大幫人來告狀。對這類伸冤告狀的事，大使們都不想插手，在多數情況下都是讓我來應付。他們總是這一套：何方，你去管一管。我說，誰知道他是不是冤枉的？就是有了冤枉咱們又怎麼能管得了？叫我怎麼辦？於是他們就叫我推託掉算了。我只能向來人解釋，我們是外交部來的，不是中央來的，這些事我們管不了，請他們還是找黨委和政府去。磨來磨去只是耽誤了我的一些參觀時間。不過這也使我進一步認識到，我們搞的每次運動，整錯的都是多數，最後又不了了之。而且咱們有些事情也真是莫名其妙。我們到山西參觀的時候，省委書記陶魯茄就說，不論搞什麼運動都要死人。他舉例說，在掃除文盲的運動中，就有一個老太太上吊了。我們要消滅文盲，她以為消滅就是弄死。她說，不要你們消滅，我自己把自己消滅了算了，結果還真上弔死了。

　　在我和新婚妻子宋以敏回使館后，張聞天還留在北京。毛主席要他參加6月份召開的全國財經工作會議，說讓他」撈一點』資本『回去「。這正合乎他想做經濟工作的願望，所以開始表現挺積極，找計委主任高崗和一些經濟部門負責人了解情況。高崗還請他幫助起草了一份要在會上作報告的提綱（不過後來沒有用）。會議開了不到一半，他就感到味道有點不對。一方面會議根據毛主席指示在批判薄一波；另一方面高崗在閑談中又對他說了些」劉少奇在黨內有個攤攤「之類的話，好象有點反對劉少奇的意思，但他卻不摸底，也不便多問。因為他是被黨內鬥爭特別是宗派問題嚇怕了的，現在財經會議上這場鬥爭又不知道是怎麼回事，所以生怕被卷進去。正好這時他得了感冒，於是就請假去北戴河休養，病一好也回大使館了。不過他在北京時，還是請高崗向毛主席反映他希望回國做經濟工作的意見。另外他也託了陳雲。他們正是當年在北滿分局提出東北戰略方針的」陳、高、洛「，彼此也比較熟悉。

　　張聞天回到使館不久，就接到陳雲來信，告訴他：中央不同意調動你的工作，毛主席對你有看法，表示不把你的政治局委員拉下來是不好安排你的工作的，希望你打消原來的想法吧。李匯川當時是張聞天的秘書，他收到陳雲這封信后先拆開看了。為了這，李匯川後來還專門作了檢討。張聞天看了陳雲的信，心一下子涼了，從此更多地專心於搞外交工作和國際問題研究了。我是怎麼知道他的興趣轉移了呢？我看他買書的種類有了變化，主要買國際問題方面的書了。

　　我到了駐蘇聯使館工作以後，越發感到張聞天這個人真不簡單。他真正做到了不計較名利和地位，能上能下，不管做什麼工作，都是兢兢業業，一絲不苟。對於受到歧視和侮辱，他都能泰然處之、面不改色，不影響情緒，更不影響工作。例如參加1952年蘇共十九大的中國代表團將他排除在外，就引起許多人的詫異和猜疑，都覺得這太不正常了。當時張聞天還是政治局委員，而代表團除團長劉少奇外，四個團員沒有一個是政治局委員。饒漱石和陳毅是中央委員，王稼祥和劉長勝還是七大選出的候補中央委員。而且除王稼祥可能和他是原來的駐蘇大使經歷有點關係外，其餘都是當年劉少奇領導下的華東局成員。這不但是對張聞天的露骨歧視，而且也違背社會主義國家間以至一般的國際慣例。像出席蘇共十九大這樣的代表團，各社會主義國家駐蘇聯的大使都是一定會參加的，連大使本人不是黨中央委員的也要參加，何況政治局委員？代表團的這種安排，在蘇聯大概是絕無僅有，所以連一些兄弟國家的使館人員在下面也有所議論。就是一般資本主義國家，像這種禮儀性的代表團，也都會包括本國大使。這樣才有利於他的今後工作，否則會被認為在本國沒有地位，駐在國就可能看不大起了。但對這件事，張聞天仍然表現沉穩，顯得和沒事一樣，沒有流露出任何特別的情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