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交流的可能性與收穫

文學交流的可能性與收穫

  


《文學報》，2011年11月10日





陳丹燕（左二）與尤利婭·道爾特（左三）在文學交流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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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利婭·道爾特（德國漢學家）陳丹燕（中國作家）
　　
　　一

　　尤利婭·道爾特：請簡單介紹自己，以及你的文學背景和做跨文化交流的身份，比如作家，組織者，翻譯者或者記者。

　　陳丹燕：我是用中文寫作的作家，最初參加文學交流是1990年。因為我的作品被翻譯到日本，在日本出版后，讀者的反應不錯，出版社和日本的兒童文學協會為我在東京和長崎開了一些作品朗讀會，並與大學的中文系學生及漢學家座談。

　　尤利婭·道爾特：你以文化交流的目的來歐洲的時間和逗留的時間。

　　陳丹燕：第一次在歐洲是1996年，我作品的德文版在奧地利出版，在當年的法蘭克福書展上，上了書展的少年兒童閱讀小組的好書榜單，接著獲得當年奧地利國家青少年圖書獎，去維也納領獎，然後在文學館朗讀。後來，在德國的柏林，法蘭克福，海德堡等地做過多次朗讀會，那一次大概一共做了十幾場在書店和學校以及大學的朗讀會。1997年在瑞士參加了索倫托瑞士文學節，並做了一些朗讀會。1997年，在義大利的博洛尼亞書展上獲得UNISCO的圖書金獎。1999年在柏林參加了文學節。2002年在德國再次做巡迴的朗讀會，包括波恩大學，法蘭克福國際書展和柏林。2003年作為奧地利多瑙河瓦豪區駐市作家。2004年前往美國愛荷華大學參加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在中西部的大學，包括愛荷華大學，聖路易斯的華盛頓大學以及威斯康辛大學等等，和美國東部的大學做過演講，包括哈佛大學，貝茨學院等等。2006年參加了倫敦國際書展，並在書展和倫敦大學以及多倫大學做了朗讀會和演講，同年還有維也納朗讀會和維也納大學漢學系一個月的駐校作家。2007年和2008年參加在上海舉行的英語文學節，做作家作品討論和演講。2009年參加法蘭克福國際書展，在漢堡做了朗讀會。2010年在德國漢堡的中國一周文化節和奧登堡中國文化節上做過數次作品朗讀會。

　　縱觀我個人的文化交流的經歷，在歐洲做的文學活動最多。當然還有一些在美國的大學的巡迴演講，和在愛荷華寫作計劃期間，在中西部做過的一些朗讀會，包括美國公共廣播電台的作家朗讀節目。

　　尤利婭·道爾特：請具體地向我們介紹你在文學交流中的經歷，比如，在什麼地方，參加了怎樣的交流項目，怎樣的經歷在你來說可以稱得上是很難忘的經歷，有益的，或者是開眼界的經歷，或者是不成功的？

　　陳丹燕：對我而言，一個積極的例子是在倫敦的經歷。當時我正在寫作有關上海舊英國殖民地的歷史與現狀的作品，我將已經完成的草稿帶去做朗讀會，並與聽眾討論。聽眾大多數是英國大學的學生和教師，還有一些在舊英殖民地有過生活經驗的老人。這樣的討論對我的寫作來說意義重大，我能在作品未出版之前，就聽到來自不同立場的人對我的故事的直接心得，甚至在多倫大學的演講會上，我還找到了與我故事相關的一個在上海出生的英國老人，他從小生活的愚園路弄堂，正好與我丈夫小時候生活的地方是同一個。後來，當然他成為我故事中的一個人物。這樣，讓我在獨自寫作的時候就能從不同的角度考慮問題，尋找更為開闊的視野，特別是我那次寫作關注於舊英殖民地的歷史和民族認同的問題，我因此受益良多。

　　一些不良的例子是，有時作家自己和聽眾都會錯誤地將作家當成這個國家的代言人，作家角色偏離。我的經歷中有這樣的例子帶來的困惑。這要到以後，慢慢有了交流的經驗，可以主導討論的方向，才會得到改善。不過，這樣的例子其實也可以令作家學到如何客觀地對待自己和聽眾，了解到對自己作品的認識本身就是一個在多元文化中誤解與理解的過程，跨文化的文學交流，在我個人看來，基本上就是一個彼此在作家朗讀或專題演講的基礎上與聽眾互相理解或誤解的過程。最尖銳的衝突，在我的經歷中，是在有明確殖民時代遺風的亞洲英語文學節，發生在討論殖民時代對東方的影響的時候。

　　
　　二

　　尤利婭·道爾特：你能簡短地介紹一下你自己國家的文學環境嗎？

　　陳丹燕：中國發生著劇烈的變化，所以生動的故事常常迷惑了作家的寫作。我以為中國作家被好故事迷惑的結果是，放棄了在文字上和文學技巧上的努力，文學的總體水準是下降了。

　　尤利婭·道爾特：歐洲和中國的文學產業對你有怎樣的影響？你從中感受到怎樣的趨勢？

　　陳丹燕：近一百年來，歐洲的文學一直對中國文學有著強大的影響力，以我的閱讀經歷和與各國作家交流的經歷來說，我想，中國的翻譯文學大概是各國最強大快捷的，翻譯文學已經在這一百年來成為中國的文學閱讀中當仁不讓的主角。所以我可以說，中國作家了解歐洲文學的程度，遠遠超過歐洲作家對中國文學的了解。中國作家看歐洲文學，是文學，包括對文字和文學技巧的體會。但歐洲作家讀中國文學，大概更多地是看故事，看故事本身的離奇和聳動，而沒有將它們看成是完整的文學作品。這裡面的原因是複雜的，但現狀令人失望。

　　尤利婭·道爾特：如果要你拿歐洲與中國的文學產業來做比較，你在哪裡能察覺到它們最大的不同？何處是完全的不同，何處又有相似？

　　陳丹燕：在我經歷的許多次不同人群的作品朗讀會來說，我會說，相對中國讀者來說，歐洲讀者的普遍閱讀習慣優於中國讀者，與歐洲讀者能更廣泛地討論文學本身，比如歐洲文學對我的影響力，他們比較能從作品中讀出東歐的文學作品對我的影響，有些是我自己也未曾發現的。但作為中國作家，中國讀者的反應會更有現實生活的刺激，在對現實生活的理解上，我們能做比較深入的討論。

　　就現狀來看，我個人感覺歐洲的文學作為工業來說，還比較維護文學的體面和推廣的思想性，中國作為文學工業的新興市場，比歐洲更粗魯和急功近利。當然其中有非常複雜的歷史原因和社會原因，它們直接導致了將文學政治化之後，再次將它商品化，這種對文學的傷害在本質上是一致的。所以，我想說，文學作為工業來說，中國還沒有成熟。

　　我常感到遺憾的是，歐洲對中國的文學作品推廣，常常與政治聯繫，靠政治分析推動，或者，是靠異國情調。這其實違反了大多數中國作家寫作的本意，作家寫作，是想表達整個世界，並不僅限於政治，或者說，與政治沒有直接聯繫。這樣只做政治解讀的做法，其實也在很大程度上誤導和削弱了歐洲讀者對中國作品中的文學性的理解和欣賞。這樣的情況，在中國讀者閱讀歐洲文學作品時比較少發生。中國讀者對歐洲文學作品的純正理解力，更反映出歐洲對中國作品在理解力和欣賞力上的缺陷。當然這有許多原因造成，最明顯的是翻譯的問題，但這也並不是一個翻譯的問題可以涵蓋的。我想更深層的原因也許是文化上的沙文主義。

　　尤利婭·道爾特：歐洲文學在哪些方面曾激勵了你自己的創作？

　　陳丹燕：我自幼大量閱讀歐洲的文學作品，那時中國已經有了非常出色的文學翻譯，他們的翻譯，在用詞、句式和意念上都極深地影響了我的寫作，甚至我感受生活的方式，我想這也是我一直喜歡並熱衷做文學交流活動的一個原因。我想要打開眼界，成為文學上的世界公民，想要寫出能跨越地域界限的作品。也一直花很多時間在歐洲旅行，我在歐洲得到的版稅和演講費用，絕大多數就花在當年的歐洲旅行上，並不帶回中國。

　　在歐洲時，我每次都花一些時間在當地圖書館，瀏覽當地的圖書，有的語言我不能閱讀，但也喜歡看到文學書，我還是能感受到其中的一些氣息。也常常在歐洲旅行前，挑選一些當地的文學作品帶去閱讀，喬伊斯的《尤利西斯》，我就是在愛爾蘭讀完的。

　　可以說，我之所以成為作家，與歐洲文學的營養分不開，或者說，與中國那些出色的歐洲文學翻譯者的工作分不開。我不以為自己是個純粹在中國文學傳統下成長起來的中國作家，我想自己更像是一個在歐洲和中國的雙重文學營養下成長起來的作家。我想，在經歷過殖民時代的東方，像我這樣的作家一定是不少的吧。我們並不生活在歐洲，但我們仍舊對歐洲的文學傳統抱有強烈的親切感。甚至，在我們可以自己選擇是否接受歐洲影響之前，這一切就已經形成了。

　　
　　三

　　尤利婭·道爾特：讓我們來做一個小小的評估，對各種不同的文學交流項目，諸如駐市作家，朗讀會和演講，文學節等等，哪一種文學交流項目在你經歷過的文學交流中，對你來說是最有益的。

　　陳丹燕：演講第一，駐市作家第二，文學節第三。

　　尤利婭·道爾特：駐市作家項目而言，何種經歷，或者前提抑或個人資歷能讓一個作家或者翻譯家成功參與交流項目？交流項目應該如何規劃？你以為更多地設計活動為好，還是給作家更多的自由觀察機會為好？如果能保證作家在駐市期間，能和當地的文學活動發生具體的聯繫？你是如何克服語言問題的？多久時間對駐市作家來說是合適的？是否應該期待作家能在此期間寫作相關的文章？在駐市計劃結束時，是否有可能對成效有所評估？

　　陳丹燕：一個作家能真正在駐市作家的位置上做文學交流，大概最重要的是對歐洲文學的了解和興趣，如果沒有結實的閱讀基礎，這種交流大概與一次旅遊沒有太大的區別。同時，對自己的寫作應該是有許多想要交流的心得。

　　居住在一個地方對作家最大的好處，是自己可以了解真實的社會和風俗，能將這些親眼所見與文學作品中的所讀結合起來。所以，如果沒有基本的語言溝通能力，或者表達能力。這點不能實現，作家猶如一滴油浮在水的表面，是非常孤獨和乏味的生活。因此，不是所有好作家都合適做駐市作家。

　　因此，作家居住計劃不能只把作家放在一套公寓中，給他們生活費，一切就結束。必須在開始時安排相應這個作家的一些文學活動，幫助他了解社會，結交朋友。後面可以給更多的自由時間，因為他已經熟悉了當地，找到了自己的生存方式。我自己做過若干次駐市作家，也在家裡接待過來上海的各國駐市作家們，我想，對作家和當地的文學社會最有幫助的，是鼓勵作家融入當地社會，而不是只提供寫作環境。對我這樣的作家來說，文學交流的目的在於開闊眼界，並展示自己的作品中表現的世界。

　　尤利婭·道爾特：讓我們用一個展望來結束對文化交流的觀察：未來我們應該如何把握歐洲與中國的文學交流？我們應該制定怎樣的文學交流目標？在哪些領域我們應該更多涉足？

　　陳丹燕：對我個人來說，我以為應該關注於文學作品本身，不要以異國情調和戲劇化的故事為重點，跨文化的交流，彼此的好奇在所難免，但如果能找到共同點，如在殖民時代，東西方的對立中，彼此的想法和表現，這樣的交流會真正起到交流並融合的作用。這些都在於能選擇到合適的人與作品，也在於能出色的現場引導。比如，有一次歌德學院組織了前東德的作家，前來朗讀他們表現東德消亡後人民心態和生活狀態的作品，這些作品在上海的聽眾和作家中激起了比較熱烈的反應和好奇，這也是非常有趣和有益的交流。我也注意到在年輕作家中，更加全球化的趨同性，年青一代作家的交流是共同點大於不同點的，這也是非常有趣的現象。我期待一種在文學中平等和等量的交流，那是一種對生活的觀察者和表達者的交流，就像森林中的觀鳥者，在望遠鏡后情不自禁的交流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