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中國要走向官民共治

原標題 [中國要走向官民共治]
　　評選提示

　　思想的影響力是最大的，理論的力量是最基礎的。每天的思想觀點浩如煙海，哪些值得人們關注、品讀、深思？

　　為了在年底評選出最有價值的100個年度觀點，人民論壇編輯部每月邀請權威專家對各領域精華觀點進行梳理、篩選，評選出月度觀點。

　　評選時間：8月20日至9月20日

　　評選標準：

　　1、新銳度(富有新意，針對性強);

　　2、關注度(關注度高，影響較大);

　　3、權威性(表述準確，觀點權威);

　　4、深刻性(鞭辟入裡，見解獨到)。

　　1、中國經濟社會矛盾幾乎到了臨界點

　　中國社會一直存在一個「向何處去」的問題。兩種可能的前途嚴峻地擺在前面：一條是沿著完善市場經濟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權力，走向法治的市場經濟;另一條是沿著強化政府作用的國家資本主義的道路前行，走向權貴資本主義的窮途。這樣，中國經濟發展的過程就成為一場兩種趨勢誰跑得更快的競賽。正如波蘭改革派經濟學家科爾奈所言，自由而切實的討論，是改革成功的必要條件。如果目前各種社會思潮能夠在理性的平台上充分爭論，對於推動中國實行平穩的社會轉型，將是很有幫助的。中國過去30多年高速增長的奇迹來源於新生的市場經濟制度解放了人們的創業精神，可是近年來靠的是政府和國有企業「控制力」的加強，中國經濟社會矛盾幾乎到了臨界點。如果不能靠穩健有序的改革主動消弭產生這些矛盾的根源，各種極端的解決方案就會贏得愈來愈多的人的支持。中國要排除特殊利益的干擾，推進市場化的經濟改革和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剷除權貴資本主義的基礎，並使公共權力的行使受到憲法、法律的約束和民眾的監督。除此之外別無他途。——經濟學家吳敬璉，《財經》，2012年第22期

　　2、土地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不應脫節

　　現在關於土地補償的問題和市場化是一樣的，一方面是市場化發展得不足，另外則是一些領域市場化過度，我們受兩方面之害。在農民的土地補償問題上，一方面是城中村和城郊農民一夜暴富;另一方面是邊緣農民，因為大工程路過那些鄉村以及遠郊開發區的農民，他們的補償嚴重不足。城市化需解決的核心問題，首先要認清誰是城市化主體，城市化主體就是這兩億多農民工，以及另外兩億被迫分離的家屬。他們是我們城市化的主力，但是他們沒有從中得到收益。土地制度改革不是簡單地把錢給城郊農民，也不是把幾個村並一個村蓋上樓，那跟現代化沒有任何關係。再過幾年隨著大部分農民來到城市，這種新村還要被拆掉，那是城市化的巨大浪費。為什麼土地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脫節?就是因為我們只分配土地指標，從來不分配安置農民工及其家屬落戶的指標。我的建議是把主流的土地指標分配和農民工及其家屬落戶指標掛鉤，誰能安置更多的農民工及其家屬，就給誰更多的土地指標。——經濟學家、燕京華僑大學校長華生，《第一財經日報》，2012年9月19日

　　3、法治的清明就在於政治的清明

　　鄧小平同志說，「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難於貫徹」。我完全贊成，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和我們的法治有非常密切的聯繫。法治的清明就在於政治的清明。未來的趨勢肯定是繼續改革、繼續開放的，甚至將從經濟體制改革走得更遠。但是，關鍵是步伐有多大，內容是什麼。步伐不能夠要求太快，因為中國嘛，改革開始慢一點，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必須改革，堅持改革就是對的。我是比較趨向於改革應當特別注意黨政分工的。鄧小平同志在改革初期的時候，就提到過「黨政不分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中最關鍵的問題」。這就是我們常常說的，黨起的是領導作用，不能把「黨」和「政」的角色混淆。——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中國政法大學前校長江平，《南方周末》，2012年9月13日

　　4、中國崛起或打破國際關係「鐵律」

　　一個新崛起的大國必然要挑戰現存大國，而現存大國也必然來回應這種威脅，這樣戰爭變得不可避免。這幾乎已經被視為國際關係的「鐵律」。美國和亞洲一些國家對中國的恐懼已經成為事實，其行為已經陷入了「修昔底德陷阱」。中國針對與美國的關係所發展出來的種種政策話語，就是為了避免陷入這個陷阱。中國的領導層也一直在重複中國並不相信這種陷阱。30多年裡，中國儘管迅速崛起，但亞洲則維持了和平。這似乎已經在打破國際政治中的「大國政治悲劇」。亞洲和平更多的是包括中國在內的國家的理性選擇和互相調適的結果。中國無論是對自己本身的國家利益，還是對他國的國家利益的思考，不能注入任何的理想和人為的感情。越現實，越有可能找到避免戰爭的方法。畢竟，從歷史上看，國家之間也有和平的權力轉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鄭永年，聯合早報網，2012年9月4日

　　5、中國要走向官民共治

　　從治理主體的角度看，人類社會至今已有過三種基本形式，即自治-官治-共治。官民共治是共治的最高形式，官民共治就是民主政治。隨著社會力量的日益增長，國家將不斷地還政於民、還權於社會，這是一個不可逆轉的社會政治進程。我們的維穩代價越來越高，而不穩定因素卻日益增多;居民的民生不斷改善，而人們對政府的滿意度和信任度卻沒有隨之提高;舉國上下都痛恨官員腐敗，腐敗卻仍在高位區;我們一方面提倡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另一方面卻又在政策上助長各地公共服務的差異化。凡此種種，都是治理的失序、失效和碎片化，是我們面臨的治理困境。如何從根本上走出目前的治理困境?根本的途徑就是重構公共治理秩序，努力實現官民共治或國家社會的協同治理。我們需要：一，著力於確立核心政治價值，重構政治認同；二，改造公民教育，強化公民在公共治理的主體意識；三，強化執政道德，再造政治信任;四，完善制度環境，擴大公民參與；五，創新社會管理，推進社會自治。——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12年第4期

　　6、 金融危機催化新「三個世界」格局

　　這場金融危機正在催化出一個嶄新的「三個世界」格局：窮國、富國和中國。富國是這一輪金融危機的肇事者，也是最直接的受害者。它們面臨著深刻的政府與社會關係的調整和改革，公共財政的規模和支出的結構必須改變，將有一個漫長的調整過程。第二集團是窮國，既包括極端貧困的發展中國家，也包括所謂的新興市場國家。它們雖已出現蓬勃發展的端倪，但經濟的波動、金融的動亂，仍然始終會出現在其未來發展的事業之中。中國具有一些與窮國相同的性質，也面臨著發達國家的一些難題。中國經濟仍然具有基本的原始改革動力，體制還將不斷地改革和完善，它已不能簡單地被劃為窮國或富國的一部分，在眾多的國際事務上，中國的利益乃至於訴求與窮國與發達國家都不一樣。作為富國與窮國之間的橋樑，中國應該也必須在不斷解決自身社會經濟發展矛盾的同時，成為世界經濟政治的穩定器、國際秩序改革的推動者以及窮國未來發展的探路者。這既符合中國的利益，也符合世界經濟的利益。——清華大學教授李稻葵，《新財富》，2012年第8期

　　7、政治認同建構為當代中國凝心聚力所必需

　　政治認同是人類社會群體生活中客觀存在的現象，指的是人們在社會活動中產生的一種感情和意識的歸屬認同，對社會秩序的維繫和政治行為的規範具有積極作用。政治認同主要包括政黨認同、國家認同、民族認同以及意識形態認同、體制認同、政策認同、階級認同等等。這些認同反映著人們的價值判斷，對社會發展具有直接的影響。當代中國政治認同建構的核心問題就是舉什麼樣的旗幟、走什麼樣的道路、用什麼樣的理論、定什麼樣的制度。從一定意義上說，改革開放以來思想戰線上所有認識分歧的發生都與這些政治認同的核心問題緊密相關。政治認同在國家發展中的功能體現為把人們凝聚在一起的重要力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取得的成就為中華民族的政治認同建構創造了良好的條件。當代中國只有形成高度的政治認同，才能獲得旺盛的生命力，才能保持政治穩定與社會和諧，才能使13億中國人心往一事想，智往一起聚，力往一處使，路往一條走，從而激發為共同事業奮鬥的熱情和信心。——華東師範大學政治學系教授齊衛平，《學習時報》，2012年9月10日

　　8、主權區域要變成發展的新槓桿而不是戰場

　　在國內都說中國軟，但在國外都說中國硬。國內的年輕人認為和周邊國家的領土糾紛不打不過癮，打才是硬;而國外的人更多看經濟總量的攀升、看軍費。從全世界領域來看，西太平洋是糾紛最多的地區，日韓之間，韓國、朝鮮之間，日俄之間，韓俄之間，都糾紛不斷。牽一髮而動全身，我們正在創造歷史，應該讓這個國家的崛起改變世界秩序，帶來世界海洋法、世界極地法、世界太空法的有序執行，給世界領土糾紛帶來可以共贏的處理方式。沒有一個國家願意拱手讓出領土主權，但如果你不管國際法，不管國際道義，使用武力把爭議領土用武力拿過來，別的國家不認可，國際貿易、國際朋友就沒有了。這些主權區域要變成中國發展的新槓桿，而不是戰場。——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王逸舟，《東方早報》，2012年9月18日

　　9、所謂再分配有誤區

　　財富只能來自生產、來自創造，而不可能來自分配。如果我們腦子裡總想著怎麼去再分配，最後就會要求政府給我們一種再分配的方式，而政府怎麼能做到再分配呢?一定是靠權力集中，滿足平均主義惟一的方式就是權力更集中的政府。企業家精神對社會的發展是非常重要的。每個人都要認識到對私有財產保護的重要性。一想到什麼東西都找政府，這確實是中國的一個特點。這個關係完全顛倒了，本來政府是老百姓養活的，而政府控制的資源越來越多，好像老百姓是政府養活的。經濟關係的本質已經被掩蓋了，造成一種錯覺，最後的結果就是大家競爭花錢，而不是競相創造財富。只有大家有積極性創造財富，每個人才能有希望活得更好。——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張維迎，《中國改革》，2012年第9期

　　10、政治體制改革應該中步前進了

　　當下矛盾尖銳到這個程度，政治體制改革再「碎步前進」恐怕來不及了，必須中步前進才行。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領導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取得了很不錯的成果;但是政治體制改革是扭秧歌，進三步退兩步，但是總的說也還是前進了些。多少年來，我們都在談政治體制改革，可是，每一次政治體制改革都困難重重，因為它遭遇了強大的利益集團的反擊，每一次政治改革流產之後，專政機器都更強化，強化的結果又造成了更大的矛盾，發現問題后又重提政治體制改革，形成惡性循環。目前，最大問題是執政黨如何看待有關政治體制改革的訴求和民間呼聲，是把他們看作改革的動力，還是把他們看作不穩定因素?我們黨的傳統是重視民意，尊重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把人民放在第一位。一個黨，一個政府，如果對民意進行壓制，不傾聽民間的呼聲，就很容易出大問題。因為損害人民大眾根本意志和利益的行為是不可能長久的。——《炎黃春秋》雜誌社社長杜導正，《炎黃春秋》，2012年第9期

　　11、中國缺少的不是創新而是信任

　　關於中國經濟的一個標準說法是，中國人擅長「山寨」，但卻連呼啦圈都沒發明過。有人說，中國人缺乏創新的DNA，而死記硬背式的教育體系助長了那種傾向。發明了造紙術、火藥、煙火和指南針的民族怎麼突然變得只會組裝iPod了呢?我認為，中國現在缺失的不是創新文化，而是一種更基本的東西：信任。中國舊的社會信任體系是以村莊和家庭為基礎，然而一個現代社會的信任體系是以法律和司法的獨立為前提。中國社會現在已經廢除了舊的社會信任體系，但是新的社會信任體系還未形成。因此中國現在正在經歷巨大的信任危機。當社會中存在信任時，就會出現持續創新的情況，因為人們有安全感，他們就敢於進行冒險，做出創新所需的長期承諾。當有了信任時，人們就不會害怕自己的創意被盜取，願意分享他們的想法，願意合作開發彼此的創新項目。現代中國想要成為一個創新社會所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它現在還是一個信任度很低的社會。——《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馬斯·弗里德曼，《紐約時報》，2012年9月11日

　　12、市場幼稚病要不得

　　我們曾經過於相信計劃經濟，時過境遷，有些人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從迷信計劃變為迷信市場，出現盲目崇拜市場經濟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觀點，犯了市場幼稚病，認為市場可以解決一切問題，認為現在出現的問題是由於市場化改革沒有搞徹底。其實，計劃和市場各有利弊。要尊重市場，而不要迷信市場;不要迷信計劃，但不能忽視計劃。計劃的長處就是能在全社會的範圍內集中必要的財力、物力、人力，辦幾件大事，還可以調節收入，保持社會公正。市場的長處就是能夠通過競爭，促進技術和管理的進步，實現產需銜接。計劃和市場都不是萬能的。這幾件大事不能交給市場去管：一是經濟總量的平衡;二是大的經濟結構的及時調整;三是競爭導致壟斷問題;四是生態環境問題;五是社會公平問題。這些問題都得由國家的宏觀計劃調控來干預。但計劃工作也是人做的，人不免有局限性，這些局限性都可能使宏觀計劃管理工作偏離客觀情勢和客觀規律，造成失誤。所以，要不斷提高認識水平和覺悟水平，改進我們的宏觀計劃管理工作。——經濟學家劉國光，《中國社會科學報》，2012年9月12日

　　13、保障權利該補的課要大大方方去補

　　一個社會中，如果有權利保駕護航，市場就只能造福而不可能為害，只能為人嫁衣而不能鳩佔鵲巢。我國在實行市場經濟的過程中，權利保障在很多方面還不是很到位，導致了市場在中國社會的諸種不良表現。所以，不能說中國搞市場經濟搞錯了，而是我們沒有把搞市場經濟的條件認真準備好。中國的市場化改革要想走好，先要把保障權利的工作做起來，該補的課要大大方方去補。不過，汲取這些年來中國改革的教訓，我們還應該再往前走一步。要保障權利的時候，一定要講清楚保障誰的權利，保障什麼樣的權利。因為現代社會不同群體的利益與權利，固不必然是對立與衝突的，也不全然是一致和互補的。僅以城鄉二元體製為例，長期以來，客觀上形成了城鄉居民的身份差異，城鎮居民無論在社會福利還是勞動就業方面都比農民優越。要想深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從制度上徹底改變這一狀況。逐步統一城鄉勞動力市場，形成城鄉勞動者平等就業的制度，為農民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同時深化戶籍制度改革，這都是需要我們下大力氣去「補」的課。——中共中央黨校教授辛鳴，《北京日報》，2012年9月4日

　　14、中國共產黨面臨的十大執政風險

　　如何應對執政風險是當今世界各國執政黨面臨的共同課題。中國共產黨作為13億人口大國的執政黨，在當代面臨的風險更加嚴峻、領域更加寬泛，既有內源性風險，也有外源性風險。我國政治制度的特點決定了我們黨面臨的執政風險主要是內源性風險，因為我們黨既是執政黨又是領導黨，掌握公共權力的力度、深度和廣度是當代任何一個西方國家政黨無法比擬的。黨強則國盛。只要黨自身肌體健康、足夠強大，就可以化解各種風險，包括來自自然界和國際領域的風險。執政風險具有客觀性、必然性、危險性，同時也具有雙重性、不確定性和可控性。執政風險不只意味著危險，也潛藏著機遇，如果應對科學，可以化險為夷，成為黨自身建設、社會發展和創新的動力源泉。分析認為中國共產黨在當代面臨的執政風險主要有十個方面：動搖黨的基本路線產生的風險，淡化黨的意識形態帶來的風險，黨內民主不健全、權力過分集中產生的風險，精神懈怠、意志衰退產生的風險，固步自封、能力不足產生的風險，背離黨的宗旨、官僚主義盛行產生的風險，忽視社會公正、動搖執政基礎產生的風險，為政不廉、腐敗變質產生的風險，權力異化、形成黨內既得利益集團的風險，以及西方敵對勢力西化、分化的風險。——中國浦東幹部學院教授劉昀獻，《中國浦東幹部學院學報》，2012年第2期

　　15、中國將迎來一個大師輩出的時代

　　如果再經過20年8%以上的高速增長，中國也將迎來一個大師輩出的時代。日本自1951年經過20年高速增長后，至1971年時人均收入增長至美國的60%;韓國經過20年高速增長后，人均收入增長至美國的50%。因此，如果繼續高速增長20年，20年後中國人均收入至少為美國的50%。以目前美國人均收入4.8萬美元計算，大概為2.4萬美元。在20世紀40年代以前，英國是世界大師的搖籃，之後是美國。如果20年後中國人均收入為美國的一半，按中國人口為美國4倍計算，中國的經濟規模將是美國的兩倍。假設兩國教育科研經費佔比相同，那麼中國的教育科研投入也是美國的兩倍，屆時，無論是哲學、自然科學，還是文學、藝術等社會科學，中國都將面臨機遇。——北京大學教授林毅夫，中金在線，2012年9月19日

　　本期評審專家

　　於建嶸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問題研究中心主任

　　公方彬 國防大學教授

　　陳力丹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新聞傳播所所長

　　王也揚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儲建國 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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