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幫」中姚文元最後離世 墓碑上只寫了妻子名字

　　「四人幫」中姚文元最後離世 墓碑上只寫了妻子名字

　　最近，我在上海郊區尋訪了姚文元的墓。

　　它坐落於普通墓群之中，墓碑上並沒有署姚文元的名字，只寫著他的妻子金英的名字。

　　金英於1996年8月19日病逝。安葬時並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誰都沒想到這個金英就是姚文元的妻子。金英病逝時，姚文元尚在服刑期間——雖說離他刑滿只有一個多月。

　　姚文元是在1976年10月6日被捕的。1981年，他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處有期徒刑20年，因此刑滿之日是1996年10月6日。

　　徵得有關部門的同意，我曾經去過上海姚文元家，拜訪過金英。姚文元被捕之後，他的妻子金英回到上海，姚家不再住在康平路中共上海市委機關宿舍里。在上海市區東南一條稍為偏僻的街道，我按地址找到一幢普普通通的居民樓，姚家住在二樓的一間。

　　夏日中午，二時半，我敲響了房門。開門的是姚文元的三女兒。她是個中學生，正準備去上學。聽說我要訪問她的母親，便帶我走過小小的灶間，步入卧室。灶間里放著一大碗燒熟的梭子蟹。

　　金英剛從午睡中醒來，臉頰上有著枕席的深深的痕印。(她與二女兒、三女兒住在一起，大女兒已經出嫁了)她一頭短髮，臉色白皙，右眉尖有一顆痣，穿一件短袖細咖啡條子上衣。

　　家裡共兩間屋，書櫥里堆滿書，床上鋪著竹席，傢具很簡單。我和金英坐在小方桌旁談著，桌上正放著一份當天的上海《文匯報》。

　　金英不斷地唉聲嘆氣，幾度想哭。她的手不斷地摸著方桌玻璃台板的邊緣。她早已不在原單位工作，調到一個很不起眼的單位，只是挂名而已，從未上班，長期請病假在家。

　　她很少外出。在姚文元宣判之後，她曾獲准前往北京秦城監獄探監，見到了姚文元。金英記得，1976年10月6日晚上，姚文元在北京離家時，連帽子都忘了戴。金英拿著帽子趕出去時，姚文元已經上車走了。

　　金英出生於1933年4月28日，終年63歲。她的墓是在姚文元出獄之後的1997年7月建造的，上刻「慈母金英之墓」，下面署繁體漢字:「女金虹麗群繼紅婿浩岐殷偉圭章孫穎婷沐春冰聰金星」。不言而喻，為了避人耳目，女兒只寫名字，沒有寫「姚」姓。

　　墓碑是一塊黑色大理石，正面刻著四個金字:「真理真情」。背面刻著一首詞《蝶戀花》，雖未標明作者姓名，從詞的內容可以判定出自姚文元之手:

　　遙送忠魂回大地

　　真理真情

　　把我心濤寄

　　碑影悠悠日月里

　　此生永系長相憶

　　碧草沉沉水寂寂

　　漫漫辛酸

　　誰解其中意

　　不改初衷常歷歷

　　年年化作同心祭

　　從詞意可以看出，這是姚文元專為妻子的墓碑而寫的。墓碑正面刻著的「真理真情」，就是出自這首詞。

　　姚文元過去寫過類似順口溜式的詩。這首《蝶戀花》倒是他晚年的精心之作。詞中一連用了「悠悠」、「沉沉」、「寂寂」、「漫漫」、「歷歷」、「年年」六個疊詞。詞意隱晦，「漫漫辛酸，誰解其中意」，而點睛之筆在於「不改初衷」、「真理真情」——這是否表明，一直到生命的終結，姚文元對他自認為的「真理」，依然「不改初衷」呢?

　　據公墓負責人告訴筆者，他們當時並不知道這是姚文元妻子之墓，更不知道姚文元病逝之後，也安葬在這個墓中。他們後來得知，姚文元生前曾幾次到這裡憑弔妻子。

　　在「反右」中嶄露頭角

　　1931年，姚文元出生於作家之家。父親姚蓬子是詩人，也寫過小說，還翻譯過外國文學作品。姚蓬子曾加入中國共產黨。1930年，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在上海成立時，姚蓬子任執行委員。他曾與丁玲一起創辦左聯刊物《北斗》。

　　1932年，姚蓬子抱著一歲的姚文元去魯迅家中拜訪，魯迅寫了《贈蓬子》一詩，這是姚文元後來所津津樂道的——因為他在那麼小的時候就見過魯迅。

　　不過，令姚文元沮喪的是，父親姚蓬子於1933年12月在天津被捕，並於1934年5月14日在國民黨中央機關報《中央日報》上發表《姚蓬子脫離共產黨宣言》，聲稱「在懺悔過去的錯誤之餘，我完全放棄過去的政治立場，脫離中國共產黨，自后決定站在三民主義的旗幟之下……」從此，姚蓬子以開設作家書屋為生。

　　據上海滬新中學地下黨支部書記孫志尚、冒金龍告訴筆者，1948年10月姚文元在滬新中學加入中國共產黨。當時姚文元聲稱父親姚蓬子是「進步作家」、「魯迅戰友」。

　　解放后，姚文元先是擔任共青團上海市盧灣區工委宣傳部副部長，後任中共上海市盧灣區黨委宣傳部理論教育科科長。

　　對於姚文元來說，1957年6月14日是一個歷史性的日子。這天，《人民日報》在第一版發表編輯部文章《文匯報在一個時間內的資產階級方向》，一開始就提到:「下面轉載的這篇文章見於6月10日文匯報，題為『錄以備考』……」《人民日報》同時轉載了那篇《錄以備考──讀報偶感》。

　　《錄以備考──讀報偶感》是誰寫的?姚文元也。而《人民日報》編輯部文章《文匯報在一個時間內的資產階級方向》，則出自毛澤東之筆。毛澤東不僅注意到姚文元在上海《文匯報》發表的雜文，而且以那篇文章為由頭，狠狠地批判了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這下子，青年作家姚文元名震全國，一躍而為上海作家協會黨組成員、「反右派」領導小組成員。

　　從1957年6月14日到年底，短短半年時間裡，姚文元發表了50多篇「反右派」文章，差不多3天一篇。姚文元批判「右派分子」施蟄存、徐懋庸、許傑、流沙河、王蒙、鄧友梅、劉紹棠、陸文夫、徐中玉……一時間，姚文元博得了「棍子」之稱。

　　「無產階級的金棍子」

　　到了1958年，姚文元從「棍子」進而成為「惡棍」。這位27歲的「文壇新秀」，批判的鋒芒直指一大批文壇老將:駁巴金，批馮雪峰，斗艾青，罵丁玲……

　　姚文元的「棍藝」被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市委常委張春橋看重。

　　1963 年初，來自北京的「女客人」江青悄然南下。江青要以上海為「基地」，打造「現代京劇」(也就是後來的「樣板戲」)，而當時柯慶施提出「大寫十三年」，與江青一拍即合。江青明確地對柯慶施、張春橋說:「我支持『大寫十三年』!我來到上海，覺得非常親切。上海的『氣氛』比北京好多了!我要把上海當作『基地』!」張春橋則被柯慶施派去協助江青建立「基地」——抓《智取威虎山》、抓《海港》。

　　姚文元成為「大寫十三年」的熱烈鼓吹手。1964年3月，他分別在《收穫》和《紅旗》雜誌發表兩篇長文，貫徹柯慶施、張春橋的意圖:《反映最新最美的生活，創造最新最美的圖畫——關於現代劇若干問題的研究》，《革命的青年一代在成長——談話劇〈年青的一代〉》。

　　「女客人」對於上海這個「基地」非常滿意，1965年春節剛過又來上海。這一回，她找張春橋完成一篇重要的「大批判」文章，而張春橋則向她推薦了姚文元。姚文元騎著自行車來到上海錦江飯店。於是，江、張、姚多次在此秘密討論，寫作那篇「重量級」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誠如江青後來所吹噓的:「張春橋同志、姚文元同志為了這個擔了很大的風險啊，還搞了保密……」

　　1965年11月10日，《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在上海《文匯報》發表，全國震驚。這篇「宏文」揭開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從此，姚文元被稱為「無產階級的金棍子」。受江青「提攜」，進入「中央文革小組」。

　　姚文元接二連三地發表長文，寫了《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的反動本質》，批判中共北京市委書記鄧拓;寫了《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批判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周揚;寫了《評陶鑄的兩本書》，批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鑄。連同那篇《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這「四評」是姚文元進入高層的 「奠基」之作。姚文元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主任為張春橋)。1969年4月，在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姚文元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1970年8月，陳伯達在廬山會議上倒台之後，姚文元接替他成為全國的「輿論總管」。

　　「四人幫」中最後一個離世

　　1973 年，隨著王洪文當選中共中央副主席，王、張、江、姚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裡結成「四人幫」。「四人幫」實行「四結合」:江青的「旗子」，王洪文的「位子」，張春橋的「點子」，姚文元的「筆杆子」。他們在政治局裡反對周恩來，反對鄧小平，曾籌劃著一旦大權在握，將作如下「分工」:江青任中共中央主席，張春橋任國務院總理，王洪文任全國人大委員長，姚文元任全國政協主席。

　　1976年10月6日爆發的「十月革命」，把「四人幫」送進了囚牢。

　　「四人幫」中第一個離世的是江青，她於1991年5月14日凌晨自殺身亡，終年77歲。接著，王洪文在1992年8月3日因肝病去世，終年58歲。張春橋於2005年4月21日因癌症病亡，終年88歲，是「四人幫」中最長壽的一個。

　　姚文元在「四人幫」中最後一個離開人世。張春橋病故后不久，2005年12月23日，姚文元因糖尿病去世，終年74歲。

　　姚文元去世的消息，是在其病故之後半個月由新華社披露的。2006年1月6日，新華社用簡短的篇幅報導姚文元之死: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姚文元因患糖尿病，於2005年12月23日病亡。姚文元，男，74歲，於1981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處有期徒刑20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1996年10月刑滿釋放。

　　香港媒體披露說:

　　新華社的此條消息是姚唯一的官方訃聞，不過港台報刊和國外媒體卻多有報導。曾為「四人幫」成員逐一撰寫傳記的某上海作家說:「新華社消息出來后，美國《洛杉磯時報》等七八家媒體都有打電話來，我沒有接到國內媒體的一個採訪電話。」他認為，官方訃聞的發布是特意選擇了周五的下午時間，因為接下來是雙休日，以此避開海內外媒體的注意力。

　　不言而喻，內中提及的「曾為『四人幫』成員逐一撰寫傳記的某上海作家」，顯然是指在下。

　　姚文元之死，為「四人幫」興亡畫上了句點。「四人幫」俱亡，然而「四人幫」給中國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永遠值得反思。「文革」的深刻教訓，永遠值得記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