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幫1976年的忌恨：恩來逝世「沖」散了批判鄧小平

　　四人幫1976年的忌恨：恩來逝世「沖」散了批判鄧小平

　　1975年的冬天是一個寒冷的冬天。

　　1976年的元月更是滴水成冰。

　　1976年1月1日，當中華大地進入新的一年的第一天，中國輿論界最權威的《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發表了題為《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的元旦社論。

　　從 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到1976年已經整整進行了十年。其間，大大小小的政治運動一個接著一個，一個連著一個，一個套著一個。利用「兩報一刊」的社論指導中國政治運動的方向，早已經成為「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個不成文的慣例。這是人人皆知的事情。無論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都已經習慣於從「兩報一刊」的社論中判定中國政治運動的基本走向。

　　1976年的「元旦社論」，傳出了毛澤東對「三項指示為綱」的指責：什麼「三項指示為綱」，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

　　在「兩報一刊」元旦社論精神的「指引」下，「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猶如脫韁的野馬、失控的列車，以更加迅猛的勢頭向前發展。

　　1976年1月7日，江青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的一次會議上，對鄧小平進行了肆無忌憚的「批判」，誣衊鄧小平在全國搞右傾翻案、復辟倒退，說鄧小平還號稱不怕第二次被打倒，拚老命也要干。

　　江青沒有料到，她這段批判發言在全國傳開以後，不僅沒有起到她所預計的批判效果，反而使擁護鄧小平進行全面整頓的廣大幹部、群眾更加支持和崇敬鄧小平了。

　　在 「四人幫」控制的報紙、刊物、廣播電台、電視台開足馬力，連篇累牘地進行「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時候，周恩來逐漸走到了生命的盡頭。一方面他以超過常人的毅力忍受著疾病的折磨，一方面又敏銳地注視著國內的政治風雲變幻。在這令人擔憂的日子裡，鄧小平仍然經常到醫院去看望周恩來。1975年12月中旬以後，周恩來已經生命垂危，經常處於昏睡狀態。在周恩來生命的最後時刻，鄧小平兩次到醫院看望他的兄長和老戰友。葉劍英、李先念等也都相繼到醫院看望。

　　鄧小平在接受批判的同時，時刻關注著周恩來的病情和要求。1975年12月20日清晨7時，病情嚴重的周恩來要找中共中央調查部(改革開放后改組為國家安全部)部長羅青長談台灣問題。醫務人員用電話請示鄧小平，鄧小平心情沉重地說：「總理病成這個樣，他要找誰就找誰。」12月22日下午一時半，鄧小平與其他中央領導人聽取了周恩來醫療組的緊急彙報。28日午夜，周恩來再次病危，醫療組對周恩來進行搶救，鄧小平被從睡夢中叫起，和其他五位中央負責人趕到三○五醫院，陪同鄧穎超一起守候在周恩來的病榻邊，直到看見周恩來的病情有所迴轉后，才離開醫院。

　　1976年1月5日，醫生們為周恩來做了最後一次手術。鄧小平等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一直在周恩來的住地守候著。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1976年1月8日9時57分，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了一生的周恩來與世長辭。

　　周恩來的逝世使批判鄧小平的會議無形中被「沖」了。這時，鄧小平在名義上還主持著中央的日常工作，他心中忍受著巨大的悲痛，全力以赴，力求妥善安排好周恩來的喪事。

　　1976 年1月8日，即周恩來逝世的當天，鄧小平給毛澤東寫信報告說，中央政治局專門討論了周恩來同志的喪事問題，議定了三個內容，一是向毛主席的請示報告;二是關於周恩來逝世的訃告;三是周恩來治喪委員會名單。鄧小平請示：第二、三項「均須於今晚廣播，現送請審批，退汪東興辦理」。毛澤東在9日批示：「同意。」

　　次日，鄧小平再次因周恩來喪事寫信請示毛澤東：「總理逝世消息發表后，不少國家要求派代表團或代表來參加葬禮。」其中有阿爾巴尼亞的阿利雅，明晨動身;日本自由民主黨總裁、日本內閣總理大臣三木武夫，明晨動身;斯里蘭卡共和國總理班達拉奈克夫人，今晚動身。鄧小平寫道：「政治局對此作了專門討論，決定仍按主席的批准方案(一律不請)執行。由政治局發一個正式公告，現送上請批示，以便發表。退汪東興辦。」鄧小平提出，由他自己約見阿爾巴尼亞駐中國大使，喬冠華約見日本駐中國大使，韓念龍約見斯里蘭卡駐中國大使，予以說明。毛澤東批准了這一方案。

　　1月9日，由毛澤東、王洪文、葉劍英、鄧小平、朱德等107人組成的周恩來治喪委員會正式成立。首都天安門、新華門、勞動人民文化宮、外交部等地，下半旗誌哀。1月10日、11日，黨和國家領導人及各界代表1萬多人來到北京醫院，向周恩來的遺體告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朱德，鄭重地舉起右手，向周恩來致以最後的敬禮。葉劍英、鄧小平、宋慶齡、李先念等向周恩來沉痛誌哀，作最後的訣別。在北京醫院門前，自發趕來的幹部、群眾不斷擦拭著長流的眼淚，希望能夠看一眼周恩來的遺容，表達對周恩來的不盡的哀思和崇高的敬意。

　　周恩來雖死猶榮，令「四人幫」極為忌恨。當新華社請示周恩來逝世報道等有關事宜時，姚文元下令不許組織悼念此報道。在「四人幫」 的控制下，周恩來逝世后的6天里，只發了兩條有關消息。在周恩來的遺體告別儀式上，所有的人都神情悲痛。而江青不但不行脫帽禮，反而故作姿態，左顧右盼，東張西望。全國億萬民眾從電視機中看到江青的「表演」后，都極為憤怒。在舉國哀悼的日子裡，「四人幫」下令，不準群眾戴黑紗，不準送花圈，不準設靈堂，不準開追悼會，不準掛周恩來遺像。「四人幫」的黨羽文化部長於會泳竟然強迫文藝單位照常演出，還通知公安機關追查群眾打來的抗議電話。「四人幫」的一系列倒行逆施，實際上是在與人民為敵，自掘墳墓。

　　「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周恩來的逝世，在中國人民的心中引起了無限的悲痛。1月11日下午，當周恩來的遺體被送往八寶山火化時，百萬民眾頂著凜冽的寒風，自發地從四面八方湧上北京街頭，向周恩來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作最後的告別!

　　當周恩來的靈車經過北京長安街時，十里長街上，頓時響起人民群眾悲痛的哭聲，有的人熱淚盈眶，有的人淚灑衣襟。當時，大文豪郭沫若曾寫了《懷念周總理》一詩，真實地反映了周恩來逝世后，萬民垂淚、五洲同哀的情景：

　　革命前驅輔弼才，

　　巨星隱翳五洲哀。

　　奔騰淚浪滔滔涌，

　　弔唁人濤滾滾來。

　　盛德在民長不沒，

　　豐功垂世久彌恢。

　　忠誠與日同輝耀，

　　天不能死地難埋。

　　為舉行周恩來的追悼會，鄧小平於1月12日致函毛澤東：「悼詞是由政治局會議審定的。現送上，請審閱批示。」毛澤東圈閱后批示「同意」。但是，由誰來為周恩來致悼詞，又成為一個大問題。雖然自從「反擊右傾翻案風」爆發以來，鄧小平已經成為「批判對象」，但還沒有被打倒，在名義上還主持中央工作。因此，讓鄧小平為周恩來致悼詞最為適宜。

　　在中央開會討論議定周恩來追悼大會議程時，張春橋提出由葉劍英致悼詞。葉劍英說：「我不能作，悼詞由鄧小平來作最合適;請小平同志來作。」江青、張春橋反問道：「那合適嗎?」葉劍英說：「我看不出來有什麼不合適，他是中央委員會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他又是周恩來總理的親密戰友，代理總理工作，為什麼鄧小平同志不合適?我作不合適，只有小平作合適。」葉劍英說得很堅決。

　　由於葉劍英當時的身份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防部部長，在中央領導集體的職務和位置排列都居於江青、張春橋之上。所以，葉劍英堅持由鄧小平代表中央在周恩來追悼大會上致悼詞，「四人幫」也就沒辦法再反對了。

　　舉行周恩來追悼大會的議程定下來以後，鄧小平又全力以赴，投入了準備周恩來喪事活動和完成周恩來遺願的緊張工作。1月14日，鄧小平寫信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東興同志就總理骨灰撒散地點事與鄧大姐商議。據查玉泉山已無水流，他們商定改用安-2型飛機撒到江河山地，鄧大姐本人只送到機場，由工作人員上機撒散。以上辦法較撒在固定一地好，應予同意，東興同志已按此準備。」在信的傳閱過程中，十四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畫圈表示同意。至此，鄧小平為周恩來喪事活動安排的大事基本上確定下來。

　　1月15日，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以及各界群眾代表5000多人，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周恩來同志追悼大會」。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副主席鄧小平在周恩來同志追悼大會上致悼詞。

　　鄧小平致的悼詞，語氣凝重，字字句句有千鈞之力，充分反映了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對周恩來的無限崇敬之情，也充分體現了他對周恩來這位長期患難與共，肝膽相照的同志、戰友、兄長的無限懷念之情。

　　周恩來辭世后，國務院總理之職不可久懸。「四人幫」中的張春橋早就覬覦著國務院總理的職位。「文化大革命」以來，他費盡心機，瘋狂地影射、攻擊周恩來;策動 「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把鬥爭矛頭指向第一副總理鄧小平，無不包含著篡奪國務院總理職務的「禍心」。然而，張春橋卻打錯了算盤。1976年1月21日和 28日，毛澤東先後提議，由華國鋒任國務院代總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經過討論，一致通過了毛澤東的提議。

　　1976年2月2日，中共中央發出1976年1號文件《中共中央通知》，正式向全黨通報：由華國鋒同志任國務院代總理。在葉劍英同志生病期間，由陳錫聯同志負責主持中央軍委工作。

　　這個文件的下發，是一個重要信號，它表明，毛澤東已經決心用新的接班人華國鋒，來取代他自1973年以來所委以重任，寄予信任，重點培養的接班人鄧小平。從此，由華國鋒代替鄧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和國務院的領導工作。

　　按照毛澤東的這一決策，雖然國務院總理的職務沒有交給周恩來和全黨全國人民寄予厚望的鄧小平，但是也沒有交給「四人幫」。這就為以後的歷史發展留下了機會，使黨和人民粉碎「四人幫」的鬥爭能夠較為順利地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