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見死不救不能止於道德譴責

　　佛山「小悅悅事件」一石激起千層浪，社會關注度不亞於此前任何一次的見死不救事件，蓋因18位「巡視員」的冷血太傷人，譴責聲聲切，反省句句真……可是，譴責之後，誰敢擔保同類事件不再發生？老人跌倒無人敢扶，譴責還少嗎，結果事件還是頻頻發生。因此，對社會道德屢屢觸底進行道德譴責是需要的，但不能止步於此，要把更多的注意力花在治理的技術層面，這樣才有可能減少見死不救事件的發生。
　　見死不救是一種「社會病」，有道德、心理、法律、社會等層面的原因，需要多方位、長時間的介入「治療」，難以畢其功於一役。目前，至少有兩個方面可以考慮：一是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加大對見義勇為者正面激勵的力度；二是道德萎靡，法律兜底，將見死不救罪提上立法議程。
　　好人難做，好事難為，見義勇為成本太高，是時下許多人面「義」前逡巡，甚至退避三舍的重要原因。為此，必須降低見義勇為成本，提高做好事的收益，無論是行政救濟、司法救濟，還是物質鼓勵，都要從呵護善念、引導向善、維護社會公序良俗的高度出發。譬如對見義勇為的行為進行褒揚，對好人好事予以獎掖，幫助被誣陷的熱心人士進行維權……
　　雖然法諺有雲，「法律是最低的道德，道德是最高的法律」，但當道德滑坡，難以規範社會成員的行為時，「禮失求諸野」，寄望於法律便成必然訴求。有些國家，也有將「見死不救」入罪的先例，如德國、法國、義大利等。幾年前，我國也有專家有此動議，但遭炮轟。在「見死不救」慘劇頻仍的語境下，在大膽假設的前提下，能否小心求證「見死不救」入罪問題呢？竊以為，只要利大於弊，將其入法也是可以商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