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轉？右轉？還是正轉？--談中共「十八大」后的政治走向（之二：鄧小平時代）

1976年9月毛去世后，中國又到了一個選擇的關口。文革十年，沒有使國家更進步，反而使得民不聊生，生產力下降。黨和國家都斗累了，人民也斗累了，需要一個休養生息的環境。而且「四人幫」的虎皮已去，毛焉存之？！文革的罪惡也到了該清算的時候了。以華為首的黨中央，依靠軍內老帥老將，將四人幫一併拿下。並得到了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的一致擁護。四人幫倒台了，極左制止了。下面的路又應該怎麼走？毛的極左路線和「四人幫」一樣被人們深惡痛絕。很自然的黨內的右派終於迎來了他們政治上的春天。鄧小平的上台標誌著黨內右派可以大刀闊斧地做他們想做的事了，來證明他們的路線才是正確的路線。在鄧的指導下黨中央在一開始的確做了許多大快人心的事：
1.        解放了大批挨打受壓的老黨員，老幹部， 處理了積壓多年的冤假錯案，解放了大批的知識份子。並讓他們開始了他們業務上的創造自由。真正開始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學術交流；
2.        讓大批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回城找工作，並公開地用考試的形式，來招收大學生。免去了所謂的」黑箱操作法「既群眾推薦，上級批准的免考制度。使得人人機會平等，不用成份來壓制人才。80年代又開放了對外學術交流的通道，大批的文革后的大學生開始走向北美和歐洲去學習；
3.        在農村開始了包產到戶的試點，並最後擴展到全國。解散了人民公社。最終實現了劉的主張；
4.        開始了與英國政府的關於回收香港的談判。並最終收回了香港和澳門，結束了100多年的租賃條約；
5.        建立深圳特區，開始了發展經濟的新嘗試；
6.        和越南幹了一仗，教訓了這個忘恩負義的小國。

但到了1989年，以鄧為首的中央又面臨了一場巨大的考驗。由於國家門戶開放了十幾年，以致於美國和歐洲的民主制度也介紹到了中國。這在建國前並不是一件大事，因為美中一直有來往。美國的民主制對那時的中國人來說並不陌生。而且在五四運動之後的中國知識分子對舊中國實行改造時，並沒有採用美式的民主制度，蔣的黨國雖然和美國有著密切的千絲萬縷的聯繫，也並沒有因此而採用美式的兩黨制。這裡就有其深層的原因。第一`是因為無論國民黨還是共產黨的政權都是自己用槍杆子打下來的。是流了多少鮮血，犧牲了多少生命才得來的。豈能拱手讓與別人？！第二，中共也有其搞議會鬥爭的慘痛經歷。多少共產黨員包括毛澤東參加國民黨，並試圖用議會選舉的方法來實現自己政治理念。但當蔣發動反共政變時，他們就成了斬板上的肉任意屠殺。多少先烈就這樣失去了生命。議會鬥爭就這樣慘遭扼殺。這大概是中共歷史上的第一次有關議會鬥爭的嘗試並且遭到了血腥封殺。從此議會鬥爭在中共黨史上也就成了一個愚蠢和「右傾」的代名詞。所以當有些人利用毛的錯誤來力證共產主義不適合著國國情，應走美式的兩黨議會道路時，全國有不少人為之迷糊了。新中國成立后，由於中國在政治上經濟上的封閉和一邊倒的政策，使得1939年以後出生的國人對美國和其政治制度基本是一無所知，再加上對以毛為首的極左路線的痛恨和對今後的道路的謎茫，使得美英式民主有了一定的市場。尤其是鄧的經濟改革和教育改革，更是啟動了打開中國國門，面向世界的程序。因此很自然的人們就有了對國家進行政治改革的要求。

另一方面國家的經濟開放也遇到了一些新問題。最大的問題要屬貪污腐敗。鄧剛上台時，國民經濟收入不豐富，特別是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很低，國家要靠糧票布票和油票來控制城市老百姓的生活需求。加上回城知青帶來的就業和人口的壓力，使得鄧中央提出了搞活經濟，自謀出路，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的口號以及一系列相應的政策和措施。但所有這些搞活經濟的措施都沒有任何相應的法律法規去規範和制約。按照當時鄧中央的一個口號就是「摸石頭過河」-瞎碰。所以一開始除了一些待業的回城知青外，都是一些社會閑雜人員和刑滿釋放的勞改犯掙了大錢。成了首批「萬元戶」。工人農民幹部和知識份子並沒得到太多的實惠。其實要說搞資本主義，美國，歐洲以及日本甚至香港都有許多已經相當成熟的法律和法規可以借鑒。但不知為什麼鄧一開始直至他去職都沒有去借鑒。不知他那時是怎麼想的。或是故意留個缺口，好讓領導幹部及家屬子女們先貪一會兒。因為沒有法律的約束，既使貪了也是不會受到法律的制裁的。所以為貪污腐敗的興起打開了方便之門。而他到底想要哪些人先富起來，也是一個困擾至今的問號？事實上當第一批人先富起來以後，全國各行各業都開始眼紅了，從而開創了一個「十億人民九億商「，熱火朝天的下（商）海忙的時代。而掌握國家命脈的黨政機關，國營大廠甚至軍隊海關都攪了進去，因而不可避免的開啟了自1949年以後的集體性的黨撈，政撈和軍撈；以及上下一起撈錢的先例。大批手握實權的黨員幹部們，以及他們的家屬子女都先「富」了起來。首批的「萬元戶」也瞬間就成了小兒科。這時候的發財致富都是建立在沒有法律的約束和法制不健全的基礎上的。毛因槍斃張青山和劉子善而起到的「殺一儆百」警牌，也已經沒有任何約束能力了。毛時代沒有制定一個反貪法，而鄧時代也沒有制定一個相應的反貪機制。使得黨政軍一起撈錢貪污成為可能。更為嚴重的是這種一瀉千里的撈錢致富不但沒有收斂，反而發展惡化成了貪污腐敗，像癌症一樣侵蝕到黨政軍的高低層內部，至今還在困擾腐蝕著中國。並造成1989年64運動的一個主要原因。

89年的64運動的最顯著的的特點就是要求政改和反對貪污。實際上最早的政治改革早在粉碎四人幫后就開始了。那時是劉鄧的「右」派的政改。一是糾正極左的錯誤；二是大搞經濟建設。在鄧中央的帶領下糾左轉右。一方面大家都希望加快國家現代化的步伐，讓人民都富裕起來；另一方面又對漸起漸長的貪污和不公平竟爭不公平分配的反感，再加上對胡耀邦的突然去世的悲憤以及對終身制的厭惡，使得學生運動爆發了並得到了廣泛的群眾支持。64運動的矛頭主要是指向鄧和當時的國家領導入的錯誤。當然也有一些別有用心的國家和政府也在渾水摸魚。但鄧中央的右傾的錯誤以及國家資源和財力被私分私用應該是最主要的原因。鄧在64運動開始時是不動聲色，任憑這些小孩子去鬧。當學生們佔領了天安門后，還是不管不問。到了最後連老百姓都看不下去了，鄧始終都沒有打算和學生們有任何的溝通。做為一個號稱代表群眾利益的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他對待兒孫輩的學生們的態度實在是無法恭維。他這一點絕對比不過周恩來。想當年周在人民大會堂舌戰千百名的紅衛兵時的凜然情景，始終使人充滿敬佩。尤其是當時的紅衛兵還有毛和文革小組在背後撐腰。其實鄧甚至並不需要自己親自去和學生們談。但他還是不委派任何人去談。最後有幾個部長去了，但也僅是無關痛癢的「回去吧」之類敷言聊語，避重就輕。在他和劉，薄等幾個老人的密謀下，鄧等以防止第二次文革到來，開始調兵遣將，讓軍隊戒嚴驅逐學生。這個做法是和共產黨的一慣做法是南轅北轍的。可能因為心虛，他沒有留下任何白紙黑字紙上的命令。以至38軍軍長明確提出要調令紙時，揚尚昆只好回稟老鄧後，免去了該軍長的職務，並送進了牢房。鄧因此一錯再錯，連解放軍也被他釘上了「鄶子手」的臟名。從這件事可以看出鄧有毛的本事但沒毛的膽量。毛髮動文革也坦承是自己的主意；鄧沒毛的膽量但又要做。不敢像毛一樣明人做明事，只好鬧出了一個64中的「軍令出自無門」的笑話，雖然後來又冒出來個軍委秘書長的簽字，但對於鄧死活不肯簽字來說，老百姓的理解是不言而喻的。這和他搶軍委主席一職好有一比。他說「淮海戰役是我指揮的」而把軍委主席一職搶到手。而到現在這麼一件大事上卻不敢承擔責任了。其實不管他承認與否還是找一個替罪羊也好，這麼一件大事也只有他這個當軍委主席的人才能下得了令。依然是他的責任。他這種欲蓋彌彰的的做法只能說明了他的心虛。說實在，如果當年他能謙虛一點，讓其他老帥老將來坐此交椅，64或許不會出兵，他的名聲也許會好很多。但歷史是沒有「也許」的。

就這樣「鄧大人」與「小孩」學生們互相較著勁，誰也不服誰，鄧知道論講大道理，他說不過學生。因為鄧中央當時的做法的確與黨的一慣綱領是背道而馳的。只有硬扛著，不對話也不解釋並在暗地裡調兵遣將，準備用武力解決民運。最終導致了流血事件。在戒嚴之前，趙紫陽急切地親臨天安門，與學生談話。力勸學生回去。他痛心疾首的承認來遲了。聲俱淚下的說：我們老了，不中用了，你們還年輕，會有前途的。這個說過許多言不由衷的話,做過許多違心的事的總書記終於無所顧忌地說出了自己心裡的話. 這是趙最後一次出現在公眾和媒體面前,向學生們和全國人民發出了自己的肺腑之言. 在趙的由衷勸導下,學生們開始宣布撤離, 但一切都顯得太遲了…那天晚上究竟發生了什麼誰也說不清. 我們只是在晚上的電視里看到的是政府開大會。是李而不是趙發布了戒嚴令。我相信大多數人是不願意看到這一幕的. 連"四人幫"在45期間也只敢動用民兵,沒敢動用軍隊. 鄧這樣干是不是走得太遠了?! 20年後的今天我們再回顧那件事,還是一樣有一種往事難回顧的心情. 按照我們現在所掌握的各種資料來看軍隊和老百姓都受了很多苦和委曲。從中國官方的資料來看軍隊有很多官兵都是被燒死的，死得很慘。但他們除了國慶閱兵外是不應該出現在天安門廣場的。而且外國媒體也拍到那個著名的白衣男子單身攔坦克的照片和錄像。那輛坦克一直是在小心翼翼地左右躲閃著他。而那個絕望的男子卻奮不顧身地一遍又一遍的用身體去攔坦克。直到有人把他拖開。令人為他們兩邊無言地心酸。從境外的照片上我們也看見很多平民死傷的慘相。誰之過？誰之錯？誰之罪？鄧還是應該負最大的責任。為什麼這個令人尊敬的老人會犯這樣一個大錯誤，並玷污了他自己一世的英名？他這個錯誤犯得太大了，比毛文革沒什麼兩樣，並且還落了個鎮壓民運的鄶子手的惡名。以鄧在戰爭年代的功勞和粉碎」四人幫「后的政績，他的歷史地位應該高於毛，但沒想到他這麼一鎮壓，把他一世的英名徹底的打飛了，只好又乖乖地繼續排到了毛的後面。

64至今已有22年了。當年那些發動戒嚴令的老人們都已經去世，當年的那些年輕人也步入了中年，但64依然沒有平反。死去的人似乎也白死了。但64運動在中國的歷史上被標上了一個新的里程碑。對共黨來說是個不光彩里程碑，因為從那時起，該黨就開始褪變成了一個背叛了自己建黨初期的黨綱並在特權的道路上開始越走越遠的特權黨，貪污腐敗黨。這是令人痛心疾首的事。讓我們來總結一下鄧中央的右傾和極左錯誤：
1.        是喚醒貪污腐敗這個惡魔並且至今還在禍國殃民。從鄧開始，其退休下來的第一號領導人換了幾茬了。除了胡耀邦敢拍著自己的胸脯驕傲地宣稱自己沒有貪污外，就沒有人再敢響應的了。趙紫陽雖然不敢說此話，但從他在64的表現證明，他還是一個知錯願糾的好人。因為他既敢也能放下這頂國家最高領導人的烏紗帽。雖然得罪了鄧，但他問心無愧。作為一個既得利益者，他可以什麼都不說不做，只要跟著鄧後面就能毫髮無損，照樣吃香喝辣。而且罪過還能由鄧來扛。但為了自己的良心，他做了他所能做的事。他雖然事後也寫了檢查，向鄧道歉，但鄧依然不肯原諒他。由此可見鄧的心胸的寬窄。並且他還將趙和其他持有異議的黨政軍幹部一併軟禁監押，從此失去他們的人身自由。這和四人幫一套的做法又有什麼不同？64是一場雙方都不是贏家的爭鬥，遺留下來的只有鮮血，眼淚和悲傷。諸多相關因素在劇烈碰撞中相爭，消長和沉浮。無論是國家，人民，軍隊和學生甚至鄧自己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擊；而其中最大的受益人竟然是那些齷齪的貪官污吏們，他們因64的鎮壓而得到保護，並可以繼續鯨吞國家和人民的財富直至今天。
2.        是在改革開放伊始，對於經濟改革所需要的相應的保駕護航的政治思想教育和法律措施沒有跟進到位。使得國家經濟的發展成了黨政的高幹和家屬子女們發財致富的良機。造成了一時間的黨撈，政撈和軍撈的波瀾壯闊，此起彼伏。給社會造成了很壞的影響。並引發了64學生運動的民間抗議浪潮。
3.        當64的學生抗議日益高漲后，鄧中央不是虛心接受批評，糾正自身的錯誤以期得到人民的諒解和理解。反而在一開始是不理不睬，拖延時間。不去和學生民眾溝通；等到失去耐心后，又錯誤的定性為是敵我矛盾，第二次文革，史無前例地派野戰部隊實槍荷彈，坦克入京，驅趕學生。從而創下了讓國際社會瞠目結舌的劣舉。以致至今都在被人們批評指責。
4.        在這次戒嚴中犧牲了大批無辜的學生，市民和解放軍官兵。同時又有一批黨政軍官員也被解職，受審和坐牢，包括黨的總書記。鄧因此又造成了另一個大冤案。鄧又用四人幫用來整他的手段來再來整這些人。鄧中央的在64中所做的事，很少是令人信服的，以理服人的。就在那一夜之間他就從右傾跳到了極左，搞血色恐怖，很多活著的人至今還不能翻身。這種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和文革毫無區別，如出一轍。而且長達20年之久，至今依然沒有平反。更為可怕的是鄧給以後的領導作了一個惡劣的榜樣: 既拒絕批評與自我批評。誰批評他或反對他，誰就得倒霉坐牢。直至動用國家機器，武力鎮壓。
5.        鄧對經濟改革是大刀闊斧，暢快淋漓的。但對政治改革卻縮手縮腳，舉步不前。64后甚至封殺政改。不準談政改。否則就得坐牢坐監。其實他把這倆個概念完全對立起來了。政改應該是為經改保駕護航的。就像是上層建築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道理一樣。就是因為政改沒有和經改同時起步，才造成了黨撈政撈和軍撈，造成了貪污腐敗，最後導致血腥鎮壓學運，讓廣大的老百姓心寒。當然政改也分政治體制（如兩黨制）的改革和政策政法（如反貪法）的改革這兩部分。但政改本身是沒有錯的。兩黨制對中國的現政確實是行不通，但我們不能因此而止噎廢食。自由的學術討論的空間還是應該允許的。

64鎮壓對中國負面的影響是巨大的。在國內對老百姓而言，天安門廣場上響起的歷史上的第一聲槍響，就是宣告了鄧中央從此走向了政治上的獨裁。他們從此放棄了毛中央的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在國際上抹去了新中國以前給世界留下的美好印象。反華勢力死灰復燃，開始壯大起來。形成了長期公開的海外反共聯盟，並得到了西方國家在政治和金錢上的支持，美加澳及歐洲都讓中國的公派學者遲留未歸定居。64以後的中國的外交也遇到了異常寒冷的冬天。毛開創的世界對中國友好的空間瞬時間縮小到了令人窒息地步。教訓太慘重了。

一個在戰爭年代和文革中九死一生的人，為什麼一旦掌權之後遇到不同意見也竟然還是這樣的殘酷無情，甚至又回到了極端。這是一個令人值得深思的問題。我們來比較一下鄧與毛的不同和相同之處：
1.        政治上：鄧第二次掌權也是高齡掌權，也是向毛晚年一樣搞一言堂的家長制。誰有異議就罷免誰。自己不做自我批評。別人必須向他撿討，他從不檢討自己的錯誤。他向毛一樣先後廢了兩任自己任命的總書記。鄧批評毛搞家長制，使人不敢說話。他上台之後也還是在搞家長制。讓大家感怒不敢言。又回到了毛和四人幫的極左的路線上來了。
2.        經濟上；鄧以抓生產和經濟見長，比毛有才幹。處理經濟方面的問題能夠高瞻遠矚，具有戰略眼光。但對政治改革比較沒有章法。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甚至出現打壓的問題。跟在問題的後面被動地爬。而毛則在政治上比鄧更有遠見和條理性。
3.        鄧與四人幫一樣把人民內部矛盾當作敵我矛盾來處理。動不動就給人上綱上線，安上敵人，暴徒等罪名嚴而打之,並且至今沒有人再重新給與工作或平反。沒有最大限度地去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而毛對待犯錯誤的黨政幹部在打倒之後，若有悔改之意，能對自己作自我批評，還是起碼可以給工作做的。即使像劉少奇和高崗之類的幹部如果還活著，都會向鄧那樣有工作的可能的。可惜的是他們沒有能熬到那一天。
4.        毛和鄧都有一個任何人都不能碰的瘡疤：文革和64。誰碰誰就要下台。但在實際工作中毛個人還是知錯能改的。像二月逆流，李慶霖的知青問題等，並得到了干群的擁護；但鄧則是頑固地堅持自己的錯誤。甚至不許任何人提平反。他唯一吸取的教訓是在64后宣布徹底退休，不再擔任黨內外任何職務；不再干預國家的任何政務，作了一個全身隱退，廢除終身制的好榜樣。但這個好榜樣也是他在64后才作出來的，並不是他一開始就自覺自願的。所以64中僅有一個目的達到了，或者說是被鄧中央接受了的。僅從這一點來看，64的功勞就應該肯定。

我們再把眼光延伸到當時國際大環境來考慮。當時另一個共黨大國聯盟的蘇聯也陷進了政經的泥潭。斯大林死後，蘇聯國家領導人換了四五代，到了戈氏接手蘇聯時，蘇聯的經濟幾乎到了垮掉了地步。這主要因歸「功」於里根的所謂星球大戰計劃。蘇聯為了和美競爭軍事實力，被迫一再追加國防預算而到了無法維持的地步。再加上阿富汗戰爭等因素。戈在此時也開始祭起了民主的大旗,和美歐談判。各加盟國開始紛紛獨立，以期得到美歐的援助。一時間共產陣營內部亂象蜂起。蘇聯的前途危在旦夕。這時葉氏開始崛起並負責改革。歐盟和美國都保證，如果政體改共姓資，他們就可以提供經濟援助。葉在這些保證下，開始了一系列的毀共措施甚至軍事政變並最終將蘇聯送進了歷史。實際上那些西方國家的經濟支援的承諾最後並沒兌現。讓前蘇聯人民大失所望。至此，世界上僅有中共碩果僅存。隨著蘇聯的垮台，我們才知道如果沒有鄧的鐵血止亂，共黨和新中國很可能和前蘇聯一樣在64時就土崩瓦解了。隨之而來的將必是全國混亂，直至真正的動亂。

這是不是說，鄧的戒嚴是正確的呢，當然不是。應該說是可以避免的或不該發生的。因為第一：中國雖然窮，但僅是生產少的原因,而不是資源耗盡或全用在了軍備競賽等的不可逆轉的客觀因素上；第二：學生運動主要是針對貪污腐敗，對鄧中央來說是可以改正的,除非鄧不想改；要求政改也是可以討論的；而且是群眾的自發運動，並沒有危害到國民經濟以及國防建設。大社會有問題但沒有到大動亂的地步；把動亂的帽子扣到學生運動的頭上是不公平的；第三：在改革開放后黨的宣傳教育工作沒與時俱進。沒有事先對黨員幹部和群眾敲起自覺自律，防腐防貪的警鐘。文革后黨規黨紀的執行變得非常鬆懈。黨員的個人自覺性開始變弱；比如鄧胡幾次衝突都是剛一發生，社會上就有了廣為流傳的小道消息，這是黨內生活不正常的表現。鄧因為個人獨攬決定權，又沒有向周那樣的得力的「輔佐大臣」來協助。從64中可以看出，遇事做決定時鄧更願意向劉薄等老臣商量而不是同自己指定的總書記胡，趙商量。這也是黨內民主生活不正常的表現；就像前面說的那樣:若黨頭不能與自己的助手有正常的溝通與對話時, 那麼國家的內亂就離之不遠了; 同樣這也證明了在黨內民主生活不正常的情況下，任何人都會犯錯誤，無論他的資歷，經驗和聰明才智有多麼的過人之處。第四，從胡去世到64，那麼長的時間裡，如果有領導幹部親自處理並和學生們溝通，再發揮大學內的黨政幹部的作用，就不一定會走到非戒嚴不可的地步；而更可恨的是當時的北京市委的領導既使在電視上都把學運說得是一無是處，一塌糊塗。而反映到鄧的耳里，就更不可能是真正的信息了。鄧可能是被這幫別有用心的人給迷糊住了，因為那些貪官們當然更願意反貪的人倒霉，以保他們可以繼續貪污下去。這也是為什麼學生請願像是向空氣請願一樣，被置若罔聞。無人睬理。當然也不排除鄧是和那些貪官們一樣的貪官心態。從第一到第三點說的是形成64的客觀因素；最後一點則是當官們的主觀因素，並且是決定因素，因此導致了64悲劇。

總而言之，黨的右傾路線一直是到了粉碎四人幫后才以鄧的上台開始了自己的輝煌時期。但鄧只是一個經濟領域裡的領袖，在政治領域裡他忽略了人類自私的本性，忽略了經濟發展后的貪污腐化的問題。在沒有一個完整和相應的反貪治腐的法律法規的制約下，經濟改革就亂鬨哄地開始了。執政黨的貪污腐敗和經濟建設同步生長，並引起了社會的強烈不滿。形成了經濟上喝採的人多；政治上喝倒採的人也多的尷尬局面。由於社會上的不公平競爭導致了不公平分配，使得人心波動。並導致共黨的領導能力也受到了質疑。為了保持經濟上的增長和共黨的統治，鄧採取了經濟上放手，政治上高壓的不明智不正確的措施。當學生要求民主和反貪污時，鄧又了採取鎮壓的極左方式，並使得貪污腐敗及其他政治問題被掩蓋下來並至今還在危害著黨和國家以及社會的穩定和人民的利益。當然他也可以向前蘇聯一樣採取放棄黨的領導，解散黨的組織等極右方式來解決。但對他個人來說, 做為第一代打江山的領導人，是不可能做的事。

現在再來談一談毛和鄧的個人個性對執政的影響。在中共歷史上，鄧是毛山頭上的人。這也就是毛為什麼一次又一次地打倒鄧；又一次又一次的為他保留黨籍，並在適當時期給他工作的原因。比較這兩個黨頭的個性， 我們可以發現他們有很大的不同。甚至可以說是截然相反。毛是能言善語，高談闊論的人。站得高看得遠，是黨的大理論家，世界頂級的政治家；而鄧則是一個寡言少語的，說少做多的人。是一個實幹家；毛願意和像羅榮桓這樣的軍隊幹部甚至和身邊的負責生活的工作人員商討國事。而鄧與胡與趙的關係則更像是總司令與軍長之間的上下級關係，只有執行的權利，沒有質疑的權利，更沒有商量探討的權利。毛身邊還聚集著一大批黨內外的精英們和他一起工作，如劉，周等。而在鄧時期和他具有相同資歷的老人中，像葉劍英，李先念那些曾和毛共事的老領導被鄧邊緣化直至最後消失；在剛剛打倒四人幫后的幹部大會上有許多老幹部在會上批評毛的文革非常激烈，黃克誠這個和彭德懷一起被打倒的老幹部，此時並沒有落井下石，而是挺身而出，捍衛毛的思想，體現了一個革命家的高風亮節。而他反而被鄧送去養老，不給他工作機會; 萬里也就因為64時在國外說了幾句反對64鎮壓的話, 返歸途中就被鄧擋在上海不許入京,直到改變態度后才允許回家. 並也從此消失在公眾視線之外無影無蹤; 就這樣在鄧的身邊已經沒有任何人可以和他共商國事了。全憑鄧獨攬大權，任意作為。這也是鄧在最後陷進64的泥潭而只能靠武力自殘的原因。他自己也因此走到了孤家寡人的地步。同時鄧也是很記仇的人。如他將文革下放中負責他安全和生活的師長趕回老家，並一擼到底；用慘無人道的酷刑來迫害王洪文等逼其認罪；秘密異地殺害知情的公安幹警等一系列做法. 實在是讓人瞋目結舌搖頭無語。這也與他敢於事先對學運置若罔聞，事後又動武鎮壓的本性遙相呼應。毛和鄧除了在共產主義的大理想上是一致外,就再也沒有什麼相同之處了. 毛可以和鄧這樣的人共事,但鄧絕不會和毛那樣的人共事。

我們再來比較一下文革和64的相同與不同. 第一: 文革和64的歷史意義在於毛的文革憂慮終於在64中顯現出來. 當執政黨的共產黨不再為人民謀幸福而只是為自己謀利益時, 人民應該怎麼辦? 64是一個嘗試但失敗了。毛文革的嘗試失敗的原因是用對待敵我矛盾的方法來處理人民內部矛盾。而64依然是這個問題；第二：文革是毛的最後一次政改的嘗試, 他的目的是打擊走資派, 想永葆紅色江山永不變色.,但時機不對, 由於對黨員幹部的嚴格控制,並沒有形成一個貪污腐敗的階層需要打倒，因此沒有得到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支持和理解。而且手段太殘酷,打擊面太寬.結果是為淵驅魚,怨聲載道. 最後不得不以失敗告終;而64則是民眾自發的第一次有組織有目的的要求改革懲治腐敗的運動,但遭到以鄧為首的既得利益者的鎮壓,並至今未得到平反;第三: 文革在粉碎四人幫后,很快就平反了當時的受害者, 並對毛的錯誤作了總結; 而64至今還沒有任何平反的跡象. 遺留下來的問題不但沒有解決反而因此變得更加嚴重; 第四：文革中毛與知識界的關係是利用加整治; 而64中的鄧則成了敵對關係.這個在改革初期堅定地站在鄧身邊支持的盟友,現在成了被迫害的對象.雖然範圍較小,但時間長. 總之文革是由當時的最高領導人發動的一場至上而下的社會革命,並在全黨和全國引起了強烈的震動. 其重點打擊對象是黨內的中高級幹部和知識分子, 基本的工農群眾則是被領導團結的力量; 而64則是由大專院校的普通學生髮起的, 並得到社會支持的一場旨在反對貪官,要求民主改革的民間運動. 沒有後台在指揮, 惟有法律在撐腰. 其中也有少數黨政幹部在支持他們,但大多數都是無權無勢的平民。這兩次運動的目的都一樣的，希望中國改革。但由於一個有領導而沒有群眾基礎,而另一個有群眾基礎但沒領導都慘遭失敗. 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如果現在的共產黨能像毛那樣嚴格地治黨治吏，那中國就不會有那麼嚴重的貪污腐敗；如果沒有這些嚴重的貪污腐敗，也就沒有可怕的貪官污吏的橫行霸道；如果沒有這些貪官污吏的橫行霸道，老百姓的怨言和怨氣就會少很多；如果老百姓沒有怨言怒氣，就不會出現社會的動亂和反抗了。

從49年建國到89年動亂，40年的時間黨內的左傾和右傾主義分別上台施展了一下他們個自的治國理念和方針，但到最後都是殊路同歸。是共產主義走到了盡頭了呢，還是另有正路我們至今還沒發現？共產主義本身就含有普世普時的意義。即使現代的美國也是強調保護中下層平民百姓的利益，而歐洲那些五花八門的福利都是為平民百姓而不是為富豪設立的。所以從建國前後中共的歷史中，從毛的新民主義的勝利與實踐中我們也可以認為應該還有一條不左不右的正確道路是可以走並能獲得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