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TER HESSLER（何偉）RIVER TOWN（江城）

十一章



第二春



我父親在春季學期開始時來看我了。自從我來到中國后，除了我妹妹安吉拉外，沒見過其他家人，安吉拉鼓動我父親，終於他鼓起勇氣，成了行。我母親決定留在家裡。



（很多上了年紀的美國人不敢來中國，這是普遍現象。或許可說是美國媒體妖魔化的後果，也反證出中國政府的國際公關還有多少功課沒做。希望奧運會能起到這個公關作用。）



我在重慶機場接到了我父親。我們住了一家碼頭邊的中國人旅館；我覺得沒理由去住一家外國人旅館，花的錢多三倍。在那個夜裡，旅館的工作人員電話打來兩次，沖入房間一次；總是說要檢查我們的護照。每次的打擾都把我父親嚇壞了，他本就在艱難倒著時差，我跟他解釋說那些工人可能只是好奇。



在上午，我們搭了九點鐘的慢船而下涪陵。跟旅館一樣，我的這個選擇，也被證明犯了嚴重錯誤；我們本可搭水翼船，把坐船的時間減半。我想我父親也許想嘗嘗當地的江上生活之風味，但五個半小時的味道是太多了，而這艘慢船上面滿是失業的四川人，去武漢找工作的。走道上，他們一群群如傷兵般，睡著，抽著煙，隨便吐痰。船上太擁擠，無法閑逛，而江上的霧氣太重，也無景緻可看。我父親在他的床板上顫抖，直到我們終於抵達了涪陵。



在碼頭上我跟的士司機講價，直到有一個人願意接受15塊的價錢，把我們帶到學校。的士上奇聲牌香煙煙氣騰騰，而且，跟往常一樣，司機很為接載外國人的特殊責任感而驕傲。他在城市的中央飛馳。行人們慌忙閃躲。我們在烏江大橋上劇烈搖擺，而深綠色的江水在下方遠處。我父親緊緊抓著安全帶。過了橋。引擎轟鳴。



「為什麼，」我父親問，「他要一直撳喇叭？」





整整兩天，我父親一直無法入睡。那噪音，那塵土，那語言，無盡的蜂擁的人群，大街上持續的喧鬧——所有這些太夠嗆了。在夜裡，他躺在床上，聽著江上的汽笛。我花了一年半的時間來適應這城市，而現在，只有十天的時間給他。



他總能從大強度的鍛煉中找到慰藉——五十六歲了，他依然每天跑十英里——而我決定說，這是治療他失眠症的最好辦法。畢竟，跑步這種簡單活動，在我剛抵達涪陵時，對我起到過安撫作用。所以有那麼兩天，我帶著他長跑，跑過插旗山的山頂，跑入鄉下崎嶇的山丘，農民停下來看著我們。我們每天跑十二英里；我確保我們的步子要夠快。



這是有用的——兩天後，他睡得很好了。但現在他的鼻子跟水龍頭似停不住，而他的喉嚨跟燒了似的；他把煤灰擤到我的洗手池裡。在餘下的時間裡，他一直在生病。我的鼻炎又發作了，我也病了。我父親建議我們不要跑了。



那大概是我在中國渡過的最長的一周半。那感覺就像是看到鏡子中的自己，頭一年的自己，不過現在被壓縮到了十天當中——所有的害怕，煩擾，著迷，陌生，對於這個城市；這一切都在一個星期多點的時間裡擊中了我父親。我發現很難預測下一件攪擾他的事情會是哪樣，因為我在涪陵呆了太久，已經不再是從一個純粹外來者的眼睛里看它了。對我來說很合適的一艘慢船，對他來說很可怕，而其他我曾經擔心的，比如食物的辛辣，卻一點不是問題。和遍布世界的很多和平隊員一樣，我發現父母的來訪乃是一種揭示：我突然發現，我學到了許多，又遺忘了很多。



到了第三天，他對噪音與空氣較為適應了，那以後我們花很多時間在城裡走動。我們觀看街邊的醫生給農民的腳掌做手術；我們看著鐵匠做鑿子；我們去看棒棒軍，他們也看著我們。我們看著店員用手做蘭州拉麵。我們逛到了市場，看工人把鰻魚去腸。一天上午，我們撞到老城區一家小店，一個男人正拿著把臟刷子清洗注射器，我們也在邊上看了。



「那些是給醫院的，」我問他時，男人大聲說道。



「那家大醫院？」



「對，大醫院！」



那就是我會去看急症的地方。「他們會重複用這些針頭？」我問。



「當然啦！」



我把一切都翻譯給我父親聽。我告訴他那些宣傳標語牌上說的什麼，我把城裡的熟人都介紹給他。他見了黃小強，還有學生之家的其他老夥計；他見了公園裡的那些工人；他見了燒烤檔的攤販，還有那個十歲的刷鞋女孩。我把他介紹給了茶室里的朋友，當我們離開時，三個對面美髮廳的小姐喊著我的名字：「何偉！何偉！何偉！」



「那是什麼意思？」我父親問。



「那是我的中文名字。」



小姐們格格笑著，從街對面叫著我的名字。她們掛著濃妝，染了頭髮。有一個在抽煙。



「你們嚷什麼？」我用中文問。



「我們在叫你，」一個道。



「為什麼？」



「我們想讓你過來。」



「你們怎麼知道我的名字？」



「從李佳麗那兒——她是我們的朋友。」那個小姐說完，她們全都笑了。



「我得走了，」我說。



當我們走下街時，她們在背後大笑。我父親回頭看去，問「那些人是誰？」



我覺得去拜訪一次教堂，可以平衡一下他的感受。我們見了李神父，在他的屋裡聊天。他很有禮貌地對我父親說話，由我做翻譯，而我提到神父在周中的彌撒時，依然會用拉丁文。



「告訴他，我曾經在拉丁彌撒中，做過祭壇男孩，」我父親說。李神父點點頭，說在涪陵再沒別人懂這語言了。我問我父親他是否還記得傳統的禮拜儀式，他點了頭。



「以聖父，」他說，「聖子，聖靈之名。阿門。」



「讓我進入上帝的神殿，」神父回應道。



「向上帝致意，他將快樂賜予年少的我，」我父親說。



有幾分鐘，他們在用拉丁文做彌撒儀式。近一個星期來，我一直在做翻譯，現在的感覺很奇怪，坐在那裡沉默無語，聽著他們說話，卻不明白他們說的每個詞，而我對他們本是多麼了解的啊。神甫的拉丁語會混上四川話；我父親帶著美國口音。他們靠的都是硬背，用一種生了繡的古老語言作正式對話，然而很清楚的是，在這對話的交流中，這兩個男人彼此看見了對方。在他們的儀式結束后，李神父經常糊塗掉，直接用四川話對我父親表達，以為他會懂似的。但在我們離開時，他又一次用了拉丁文。「願主與你同在，」他說。



「也與你的心靈同在，」我父親說。



我們去了涪陵南邊的高山上露營，在那兒，金佛山的海拔超過了七千英尺。亞當與我曾經到過那個美麗的地區，完全未開發，除了三線工程時安排在那裡的老舊軍工廠外。自從鄧小平在1980年代開始解散這些項目后，涪陵大點的工廠都轉為了民用，但許多偏遠地區的小工廠，則被遺棄了。交通狀況太差，不值得改造它們，而且許多的偏遠工廠本就建得不好。即便在那些工程興盛的日子，有些工廠也建得太快，太馬虎，只用得了幾年就要再建。



通往金佛山的路上，我父親和我穿過一個高狹的山谷，那兒滿是空蕩蕩的倉庫與工廠，破舊不堪，牆上有消褪了的標語，二十年前寫的：



備戰！備荒！服務人民！



破舊的牆在宣告它們的緊急狀況，在沉默的山谷中。但這兒再沒有人去念了；工人們被轉移去了重慶，或者涪陵，或者他們所來的地方。這裡只有我父親和我，獨自步行，穿過這山谷的廢墟，它們是為了回應美國核彈的威脅而急急安置在這裡的。



（何偉似乎對那段中國歷史還不算很清楚。自從中蘇關係在1960年代初破裂后，很多的「備戰」都是針對蘇聯的，而非美國核彈威脅。）



我們野營了兩晚，徒步走去一個山洞，它是一個深洞，可以把我們帶去山的石灰岩那一面。這洞口是天然的，不過為了某種不明的軍事目的，它裡面是被拓展開的，也許它曾經是個軍需品工廠，也許是個儲存庫——現在，它就是個長長的甬道，一直穿過金佛山的心臟。我們用手電筒覓著路，在黑暗中大約走了四分之一英里，最後到了山的另一面，北面的山谷往下，乃是稻田，以及回涪陵的山路。



我們回到了學校，發現一個英文系的學生，叫白琳達的，死了，在我們野營時。星期五下午她犯了頭疼；晚上她被送去了醫院；在星期六，她就死了。沒哪個醫生知道是怎麼回事。她是那年英文系死的第二個學生。除此之外，傅主任的一個妹妹，最近也突然死去了，而黨支部張書記的女兒，一個可愛的小學生，在秋天時，死在課堂上。在某些方面來說，這孩子的死乃在預料之中——她的一年前做過腦部手術，之後，她的名字就改了。因為這個醫療事故，張書記的妻子被准許生第二個孩子。那女孩的改名乃是中國習俗——更改名字，希望改變身體健康。



人們死在涪陵。當然，死亡發生在世界各地，但在這個江城，它發生的情況看似更頻繁，更突然。而且它經常以奇怪的方式發生；那年遲些時候，一個女人死在天主教堂，當時部分的天花板塌了下來。在我離開的下一年，發生了一次最莫名其妙，最可悲的死亡事件，另一個英文系的學生，滑入了廁所蹲坑，撞到了頭，死了。在涪陵，一些小小的事故，有時會帶來致命的後果，這兒的醫療條件不均衡，而這些死亡對我的學生的震撼，並不如我想的那麼大。他們會哀悼，然後繼續過下去。



（我想起高中時候的兩次死亡。一個是同班的男生，他來自鄉下，突然退學，大約半年後，聽說他死了，不明死因，大家都迴避談論，包括老師；另一個，是三十來歲的體育老師，聽說他得了淋巴瘤，也是大約半年後，就死了。）



而我的父親也目睹了這一切；和我們其他人一起，他幫助安撫學生們，但他們的悲傷是安靜的，態度也很堅決，他們一貫如此；這種無助與堅強的揉合，真讓人無比酸楚。





之後，那十天的旋風過去了。我父親在涪陵的最後那個下午，我們走到了插旗山的山腰。這是個溫暖的日子；陽光明亮照著城市。在山丘上輕風吹拂。一個農夫在他的稻田裡幹活，他邀請我們去他的家裡休息。我們坐在天井的粗木凳子上。這兒沒有人喊叫；沒有車，沒有人群；視野里不見宣傳標語。我們只是坐著，呼吸著乾淨新鮮的鄉村空氣。



農夫的母親出來和我們聊天了。老婦人八十一歲了，當我問到她是否在這房子里長大，她笑了。「這過去是地主家！」她說。「我太窮了，住不上這種地方。」



這是一個很大的，不太規整的樓群，老婦告訴我，它建在150年前。現在有好幾戶人家住這兒。屋頂上鋪著瓦，屋檐上有舊式風格的人物雕刻。在涪陵的鄉下，很少有這樣的建築，我問那地主和他一家人怎麼樣了。



「他們在1950年代被趕走了，在解放后，」老婦說。「他們去了北面，白山坪後面的鄉下。我不知道他們後來怎樣了。」



她的兒媳在聽著，她問我。「你們國家有地主嗎？」



「沒有，」我說。



我把所有話都翻譯給我父親聽，而他現在不同意了。「我們美國當然有地主，」他說。我想了想，發覺他說得對。在涪陵呆了兩年後，再說到某個國家的地主沒有被殺掉或放逐，簡直像是奇談了。



「我說錯了，」我對那女人道。「在我的國家裡有地主。」



「我也是那麼聽說的，」她道。「但我們中國的地主全不在了。」



有一個小時，我們坐在前地主的房子里，跟人們聊天。有人牽著水牛從天井穿過。孩子們從學校回來了。有一個小女孩我父親覺得跟我妹妹安吉拉挺像——在她的舉止動作中。橙紅的太陽落在城市後面了。我們謝過了那家人，走了，從田間穿過。



「真想不到我會那樣，」我父親說。「就那麼走到一個中國農民家裡，跟他們那樣說話。如果我是你的話，我每周都去會一次。」



我看著我的父親；他微笑著，輕快穿過農田。我第一次發現，他根本不像我那麼疲憊。涪陵的一切都閃亮而模糊地從他身邊掠過，十天替代了兩年，現在他要回家了。我羨慕他——但同時我也慶幸，他是對的；我可以隨時去拜訪那個農民的家。

在我父親離開后不久，亞當的父母來了，而他從我犯的錯中學到了一些教訓來規避。他們住在重慶的假日酒店，但他們乘了一樣的慢船，搭了一樣的的士。在開頭，他父母疲憊的表情跟我在父親身上看到的沒多少區別。



在幾天後，亞當計劃給學生安排一個夜間的講座。他的父母過去住在威斯康辛的鄉下，想要演示一些幻燈片，講述美國的農業。亞當去了外辦，跟王先生說了。這是我父親上講座時我沒幹的——我的個人方針是不跟外辦有任何交道，因為那隻會給自己帶來不可預測的麻煩。但亞當以為王先生或許想聽聽這講座，所以去找他說了。王先生說，很不巧，學生們在周三晚上有事。



「他們有課嗎？」亞當問。



「他們已經有計劃了。我很抱歉。」



「那沒問題，」亞當說。「我們可以在周四上。」



王先生輕輕笑了。他總是對所有事情致以輕笑。這種笑容讓你不信任他，直到你了解他多些，然而你就更不信任他了。



「我恐怕那不可能，」他說。「學生們周四也很忙。」



「在晚上？」



「是的。」



「好吧，我會跟他們說，找一個時間，然後我會告訴你。我想你也許想來聽聽。」



「事實上，」王先生很明確說道，「你父母不可能向學生們講課。」



「為什麼？」



「學校的人覺得那樣不合適。」他再次笑了。



「這怎麼會不合適？他們不是在學英語嗎？這是一個很好的練習機會，而且只是關於農業——沒有任何政治話題。他們將會談談我們曾經住過的鄉村。」



「是的，但你必須教你自己的課程。」



「我父母在一家美國大學教了許多年。他們做老師比我強，但如果有問題的話，我們可以額外上一課。我覺得這是個好機會，讓學生們見識不同的英語老師。」



「相信我，我理解，」王先生說，「我很願意去聽講座，但譚先生反對。我很抱歉。」



這就是王先生慣用的手段——好乾部/壞幹部。譚先生是個高級別的行政員，負責外辦的，通常，他是王先生的壞幹部。事實上，我們覺得譚先生乃是學校里最討人喜歡的行政員之一，一個友善的人，對我們要坦誠得多。如果允許我們直接跟他打交道的話，情況會簡單多了，但把他放在一個安全的距離外，會更有用，讓他當個壞幹部。



「這樣如何？」亞當說。「我會上課，然後學生們可以問我父母些問題。行嗎？」



「恐怕不行。」



「所以說，我父母不能跟學生們說話？」



「哦，他們當然可以跟同學們說話！」



「但如果我上課的話，他們不能說什麼？」



「是的。」



第二天，亞當點名后，就下了課。他說，同學們可以離開，但如果他們想留下來聽梅爾先生，梅爾太太講話，那也很歡迎。沒有人離開。他的父母放了幻燈，上了堂美國農業的講座。學生們提了問。問題回答了。沒一個幹部到場，但無疑他們後來聽說了。



到那個學期，我們對那種沒腦子的政治限制越來越難容忍了。一般說來，我避免跟幹部打交道，幸運的是，這還不難。我從來不去外辦，除非絕對必要時，而我也嘗試不跟任何一個行政員說話。在我的公寓里，有兩台電話：一條外線，一條校園內部線。這個安排很好，因為只有幹部會用校園線，而我從來不接。



王先生乃是唯一一個我真的不喜歡的——一次又一次的事實，證明他特別油滑，不誠實。我對其他人沒有這種感覺，然而他們身上某些東西讓我覺得壓抑。傅主任可能是最慘的一例，因為我知道他真心喜歡我們，關心我們的福利，然而他看起來有巨大的壓力，來自上面，有幾次，這種壓力阻止他向我們坦誠以對。毫無例外，事情總是那樣——總有壓力來自上面，壞幹部壓著好乾部。這裡有無數的好乾部，然而你卻從來見不到壞的那個，但好像總是他們來做決定。



回到去年的十二月，桑尼，亞當，還有我一起寫了個縮短版的「一首聖誕頌歌」，來讓我們的口語班演這出狄更斯的戲。在我們準備期間，傅主任叫我過去，他焦慮不安，跟我說，我們怎麼也不能教同學們聖誕頌歌。



「你知道共產黨對傳播宗教非常敏感的，」他說。「我很抱歉，但是同學們不允許在課堂上唱聖誕歌。」



「那我們還可以談論聖誕節嗎？他們在學習美國文化。」



「是的，可以。但他們不能唱歌。」



「那麼非宗教的歌怎麼樣？戲中間有個部分，他們得唱聖誕歌，我可以叫他們唱一點兒也不宗教的歌。你知道，在美國，許多人都不覺得聖誕節是個宗教節日。比如，有這樣的歌，『我們祝你聖誕快樂，我們祝你聖誕快樂，我們祝你聖誕快樂，我們祝你聖誕快樂，還有新年幸福！』」



「不行，」傅主任說，還是笑得很緊張。「恐怕我們不能唱跟聖誕節有關的歌。我抱歉，但你知道這不是我的決定。」



（這個情況現在也發生了變化。我的兩歲侄女已經在深圳的幼兒園裡學唱聖誕歌了。中國的變化，從現在看過去，即便只十年，也那麼巨大。



甚至，網上還流傳說法，共產黨內部文件建議給黨員以信教自由。但以我的理解，繼承鄧小平的傳統，現在中共政府，採取的策略，往往是，先做，不說，降低影響。）



我本可以指出，在春天時，即便校園裡的宣傳喇叭，也經常放莫扎特版本的「那個孩子哪兒去了」，作為中午娛樂節目的一個部分。但我知道這爭論是沒用的；在這種事里根本無邏輯可言。以同樣的無厘頭精神，我指導我的班級，用一首共產黨的愛國歌曲，替代了聖誕頌歌，這可能是對狄更斯的作品最沒提升價值的了。我最喜歡的那一幕戲，乃是一個狂怒的思科魯喬，揮著他的拐杖，向著一個快樂演奏著「東方紅」歌隊，一邊唱著歌頌毛澤東，而另一邊，那老人大吼道，「漢堡包！」



我們和行政方的問題，大多比那個更荒謬，而且，很少是關於重要的事情：對於教唱聖誕頌歌，我實在也不怎麼關心。然而，過了一年半，我以為部分的尷尬感已經不在了；我們本可以成為好朋友，對於不那麼重要的事情，進行自如的交流。



但其他的限制就不是小事了。桑尼與諾林的漢語家教是兩個年輕女人，來自英文系，在學習過程中，她們成了好朋友。在那個春天裡的一個節日，其中一個老師請她們兩人去她家，然而，最後一刻，她反悔了，解釋說去她家的路出了點問題。這很奇怪——春天的雨還沒來，沒理由馬路會被衝掉。後來，我們了解到，系裡的官員向那年輕老師發出指示，不要請外國人去她家裡。表面看，他們是擔心桑尼與洛林會出什麼事，而那老師要負責。但更大的可能是，這指令源於同一種莫名其妙的猜疑症，從一開始就懸在我們的頭上——總覺得外國人很有政治風險，應該保持距離。



（同樣的，我的想法是，中國在發生變化。在私營商業部門，這種管理指令肯定不會發生，而隨著中國社會趨於私營化，中國人的自由在增多，以及政府部門的管轄權力，範圍，在縮小。）



這種指令總是在我們的背後發生，這是最糟糕的部分。它把猜疑症轉移到我們這邊了，發展到我們過度分析每一次小小的交談，每一個微小的變化，尋找人為操控的痕迹。當桑尼與諾林告訴我時，我的第一反應，就是衝去了當地汽車站，而司機們跟我說的和預料的一樣——道路沒有問題，這就是說，學校里有人對桑尼諾林她們說了謊。這是每一個共產主義系統的經典範式，恐懼與猜疑，從一個層面傳導去下一個層面，製造出一個互不信任的網路。



（猜疑症，恐慌症，PARANOIA，在當今中國，還普遍存在，不僅是政府層面，在網路上也有很多來自民眾的聲音。近期的經典案例，就是西藏事件。一般說來，孤立的社會，孤立的人，和外界缺乏交流的，比較容易陷入這種癥狀。）





但我們逐漸發現，這種不信任，我們的猜疑症，是有依據的。我們有朋友來告訴我們事情乃是如何運作，而我們受到控制的程度有點驚人。當電影鐵達尼號在春天上映時，有一個同事邀請我們去他家，在VCD上看片，但再次的，這邀請在最後時刻取消了。後來，他直率地解釋道，幹部們害怕外國人發現這片子被盜版了——一個可笑的掩飾，在涪陵任何地方，你都不可能不見到鐵達尼號的盜版碟，小販們把碟片都塞到我鼻子下了。這片子非常受歡迎，在當地戲院，掛了一幅非常大的推銷板，上面結合了宣傳與廣告：



富通珠寶店是鐵達尼號的唯一贊助商

國家主席與黨書記江澤民推薦



現在，系裡的指令經常是雙重的自我欺騙：我們不但知道電影被盜版，我們也清楚看到了學校是如何想要操縱我們周圍的世界。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出，這種控制很缺乏持續性，因為在許多方面，學校又給了我們很大的騰挪空間。在我們的教學上，這一點就特別真，邏輯上來說，這方面應當是我們最受限制的領域才對。除了偶爾的小事故，比如亞當的講座，以及狄更斯的戲劇，我們的教學自由度，比在美國還大。沒有人來查看我們的大綱，或者就教學內容來找麻煩，我們完全按照我們的意願去編排課程。我尤其敬佩的是，他們居然讓我們上英語文學與美國文化課，那裡面不免時常有弦外之音，涉及政治。



在大多數方面，他們待我們不錯，而且，考慮到涪陵的偏遠，外國人很少，他們對我們也算給予不少信任了。然而，那最後小小的幾步，依然沒有邁出，這讓人感到更加沮喪，因為更重大的壁壘已經不在那兒了。到春季時，我意識到，我在涪陵期間，這些最後的障礙不會移除，我嘗試不去想它了。生活的其他方面比從前好多了。



特別是我們和學生的關係，在第二年裡，改善了許多。很大程度上是亞當的緣故，他總是一個很盡心的教師，花了很多額外的時間與同學們一起，幫助他們在我們辦公室里建立起一個圖書館。他是第一個真正贏得同學們信任的外國教師，而由於在同學們心目中，我們兩個幾乎區別不開來，很自然的，他們也將這份信任延伸到我身上。



而時間也起到了作用——他們已經認識我們兩年了。這並不僅僅是因為他們學會接受外國人；我們的改變非常大，現在，對於如何跟他們接近，我們學會了很多。他們依然喜歡我們的非正式感，隨意感，這一點，從一開始就把我們和其他老師區別開來。但他們也知道，我們可以變得嚴肅，認真，而在那些時候，我們並不是宣傳人員；特別是，當討論美國的時候，我們往往會很直率。那個學期，我教了「德賽爾的寶寶」，以及蘭頓休斯，而亞當的美國文學課集中於民權運動。他對那個部分毫不避諱，放了一段錄像，是詹姆斯梅里迪斯躺在密西西比的高速公路旁，被一個種族主義狙擊手打死在那兒。學生們知道，沒人強迫亞當去放那些片子——他可以上一些關於美國的正面課程，關於它的成功之處，在科技，或者經濟，教育方面——亞當的這種行為，讓同學們更願意去誠實討論他們覺得重要的話題。



另一個重大的區別，是我們現在能說中文了。在秋季時，我開始跟幾個同學用中文交流，當我在課堂外碰見他們時。因為他們想聽聽我學了些什麼。而隨著時間過去，我發現，這不僅僅是出於新鮮感；像我一樣，在說中文時，他們變得截然不同。他們感覺放鬆多了，而這不單是語言的問題；這也有政治意味。



在亞當父母離開后的一個晚上，我在學生之家吃飯，這時，吉米，莫，還有佐治來了。他們是我最喜歡的幾個三年級學生，我們用英語稍稍聊了會兒。他們問到亞當的父母喜不喜歡涪陵，我說喜歡的，除了對幹部的印象外。



他們三個靠近來。「為什麼？」吉米輕聲問道。我用英文回答：「因為他們覺得外辦的人對他們不禮貌，而且他們也不理解為什麼。」



「我們外辦幹什麼了？」



現在我用中文回答，講了那個故事。在中國，讓某個人的父母不愉快，是很大的不尊重，在學生們眼裡閃現出失望。我坦率地告訴了他們我對系裡的看法，以及那些小事件如何隨時間累積起來。莫和佐治都是黨員；一年前，我絕不會如此誠實地跟他們交談。但用中文交談，讓每個人都更自在了，也包括我。



隨著我在課堂外與學生的交流更頻繁，我發現這種模式多麼有用：每當有敏感話題，我們就用中文。這讓我驚訝，因為英語本可作為我們的秘密工具——在校園外，幾乎沒人聽得懂我們在說什麼，用它來討論上述話題是最安全的，不怕有人聽到。但即便在這麼一個擁擠的餐館里，說到關鍵處，我們轉向中文，我們談到政治，或者性，或者我們和學校的關係。即便最好的學生也經常這麼轉換語言，儘管他們的英語比我的中文好得多。



終於，我意識到，那懼意，不是說怕別人偷聽。關鍵是他們要覺得舒服自在，因為那些帶有不確定性的話題，用他們的本國語言來處理更容易一些。但我也察覺到，真正的懼意，他們真正怕的，是他們自己：幾乎所有的限制，都建立在他們自己的頭腦意識中（自我審查）。英語是在學校里學的，是以它就跟這個教育系統不可區分，跟學校的政治管治緊密聯繫。當他們說英語時，警鐘會自然在他們腦中敲響——這是門學校語言，也是外國人的語言，這雙重的背景下，他們已習慣於謹慎了，無論是想，還是說。一旦我發覺到這些限制是內在的，我開始想，對於那些壞幹部來說，情形是否也一樣。也許，他們只是存在於好乾部腦子的一個角落裡，一種煩人的畏懼，抵消了每個人的良好意圖。

這是個乾燥，多塵的三月，到了最後一個周末，我去了烏江上游，一次遠足。這和去年那次遠足同一時間，同一路線。我一直喜歡鄉村的四季變換，那是我個人的忠實慣例，到綠意盎然的春日河邊野營，在三月的尾聲。



我越過頭兩個山谷，到了涪陵梁堂鐵廠。在過去一年裡，那兒沒有任何變化，只是現在我可以認出宣傳牌上的漢字了：



勤奮——友好——服從



為遵守紀律而光榮

為破壞紀律而羞恥



三車礦石沿著山坡飛馳而下，工人們駕著一堆堆白色石頭，又笑又嚷。我經過了去年的標語：



高高興興上班

平平安安回家



我想，那應該是我今天的聖歌：高高興興，平平安安。我對自己重複著那些話，走過了崎嶇的山丘，然後下到了深綠色的河谷，那兒的溪流朝西向著烏江而去。



河谷中春天無處不在——開著花兒的泡桐樹，金色的油菜地，在輕風裡抖動，胡蘿蔔，生菜，洋蔥，扁豆，都在急切生長。水稻苗在竹子搭的塑料溫棚下色彩明亮。



我到了第四個山谷，那兒有個農民引著頭水牛在耕地。他走在泥地里，褲子卷過了膝蓋。空氣甜甜的，有附近油菜地傳來的濃重香味。老人的妻子與孫子坐在田邊，我停下來跟他們打招呼。



那女人看著我。「我去年見過你，是嗎？」她問。



「是，我去年來過。我住在涪陵。」



男人停下了活兒，笑了。「我記得，」他說。「你有張地圖，還問我該往哪兒走。但你並不理解我們說的話，你走錯了方向。我們想要幫你的！」



我保證說，這次我肯定要搞對。他們問我在涪陵幹嘛，我說我是個教師。



「他也是個教師！」那女人道，指向她的丈夫。「他在小學教書，星期一到星期五，但星期六與星期天他在這裡幹活。」



他解開了水牛，讓它向油菜跑去。那男人五十四歲，小而瘦，然而跟他的牛一般結實。他的黑髮剪成整齊的平頭，我能看出，如果他收拾整潔的話，看著就像個老師。但今天是一個屬於農夫的周末；他的腿上滿是泥巴，而小泥點從他衣服到頭髮上都是。



他遞給我根煙，自己也點上一根，坐在了石頭上。我放下背包，在陽光下休息一陣。男人問我是不是德國人。



「不，」我說。「我是美國人。」



「這裡最近有個德國人來過。」



「是嗎？他做什麼的？」



「不太清楚。他在這裡研究些什麼。他走得很快——在山裡，他走得比當地人還快！他有個翻譯，他很有錢，自己掏錢來中國的。你的收入多少？」



我說了，他點點頭。「那比大多數人好了。鄉下這裡，教師的收入要低得多。但我想那德國人要比你掙的多多了。」



他的孫子五歲，在我身後衝來衝去，笑著抓我的襯衣。男人咧著嘴，輕輕責罵他。「他很調皮，」他自豪地說。我點點頭，摩挲著那小孩的腦袋。我在想著那德國人——另一個外國人也來到這偏遠的地方，讓我驚異。老實說，我覺得不爽；我總愛想著自己是唯一一個穿山越嶺，來到這片鄉下的外國人。



在去年秋天，我想我在涪陵見過另一個外國人，雖然我不很肯定——那只是瞟到一個男人進了餐館，而我不能確定他是個外國人。兩年中，我唯一肯定見到的外國人，乃是在今年一月，當時兩個丹麥遊客困在了涪陵，她們回重慶的船在做維修。我在加州牛肉麵大王館子里撞到了她們，那是涪陵最近似於連鎖快餐的店面。館子里有很辣的麵條，我一個星期去那裡一兩次，老闆娘經常問我她做的面是否合乎正確的加州風格。我總是肯定她，說這的確跟我期待的一樣，如果我去到加州的牛肉麵大王的話，這讓她很開心。他們甚至在餐館上還掛了英文牌子，這大概就是那兩個丹麥人進來的原因。



當我進門時，她們的目光如針芒般掃過來，然後，又挪開，好像她們沒注意到我。從我自己過去的旅行體驗中，我知道這是個規律——你到了一個偏遠的地方，不希望看到有別的遊客在。但在涪陵，我不是個遊客，而讓別的外國人這樣對待我，也不會讓我高興。我什麼也沒說，坐在離兩個丹麥人不遠的桌子上。



她們不會說中文，來這個國家也沒多久。她們往牆上掛著的圖片指著點菜，而服務員問他們要不要紅辣椒。她們兩人不能明白，但從服務員的語調中，知道這是個重要的選項，於是她們瘋狂地往辭彙冊里找。我決定不去幫手，直到他們跟我打招呼。



她們一直在辭彙冊里找個不停，直到那認識我的服務生問我能不能翻譯。丹麥人好像吃了一驚，才看到我在似的，然後她們說不要紅辣椒。我有點想使壞，想跟服務生說她們不單想要紅辣椒，而且對四川的辣椒很看不上，覺得在丹麥這種玩意只是給小孩吃的甜品。但我還是跟她說了實話；我意識到，她們只是跟任何遊客的表現一樣，就像我在其他時候，其他地方做的。



我們聊了一會兒，她們難以相信我在這樣的地方住，因為涪陵人對外國人的那種圍觀注目叫她們受不了。



「這些人，」其中一個說，「他們就會一直盯著看。我們去到哪裡，他們就老是盯著我們。他們也會那樣盯著你嗎？」



「是的，」我說，「不過沒像盯你們那樣厲害。」



我說這話，並沒有嘲笑的意思，但那兩女人似乎那樣去理解了。我懶得去解釋說，我的意思是，這裡的人對我已經看慣了。但我還是給了丹麥人我的號碼，出於禮貌，如果她們有需要的話，然後我就把她們留給棒棒軍了。



這裡，在烏江的鄉下，我想著那個德國人，我想這地方有可能發展到外國人很常見的地步嗎。那老婦人見我看著風景，問道我家鄉有沒有類似的山丘。



「有些地方有的，」我說。「但我的家鄉比這裡要平坦。」



「農業怎麼樣？」



「那裡沒有多少農民，而他們的土地更多些。一個農夫可以有上百畝地。在我的家鄉的農場，用的是機械。」



那男人點點頭。「那就像新疆，」他說，「還有中國的北方，那裡有更多地，也比較平坦。他們也用機械。但我們這裡不行。」



我們聊了一會農業，他問我美國農民用飛機播種，是不是真的。涪陵鄉下有不少農民都聽說過這個；這是我在田間走時常聽到的問題。我總是說，的確，加州的稻穀有時會用飛機播種，而且我經常能看出，他們的腦子在飛轉，這些四川農民看著他們周圍的環境——犁，水牛，原始的糞肥——而想著如何把飛機的元素加入進去。



今天，那農民搖搖頭，咧嘴一笑，看著他的雙腿，泥巴已經干成黃棕色了。在這層土下，他腿上的的肌腱強壯緊繃。



「你去年這個時候來過，對不對？」他問。



「是的，去年，我也是三月來的。」



「你有沒有注意過今年不同？去年你看到我們有許多的水田，但今年，雨水還沒來，一切都比往常遲了。太幹了。」



有一陣子，他輕聲抱怨雨水的缺乏，說著會拖延整個春天的計劃。但所有農民能做的就只是等待，希望熬過這個雙五月年份春季的乾旱。





天氣溫暖，背包下，我在出汗。我在去年來過的同一個地方停下來吃午飯，在烏江上方的峭壁上。我望著下面遠處的河流，想著：高高興興，平平安安。霧已退去，陽光在江面上閃出金帶。



這些山上的人都記得我去年來過。他們也都問到了德國人，他顯然在這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在一戶農民家裡停下休息，人們告訴我他穿的破靴子跟我一樣。



「他是個專家，」一個老人說。「他在這裡研究樹木。他來這兒，是因為這兒窮。」



老人姓楊。他給我喝加了糖的開水，我跟他一起坐在家裡的曬穀場上。這兒住著老人與他的兒子，兒媳，以及四個月大的孫子。他們幹得不錯；這裡通電已經有十年了。他們的稻穀在塑料棚上長得很濃密。他們有六頭豬。他們有一隻貓被栓在百事可樂的塑料瓶上。那瓶子部分裝了水，讓貓沒法走得很快。我從來不太喜歡貓，那百事的瓶子真是個好點子。



老人的妻子從房子里出來了。她七十三歲，激烈地抱怨著他們家的田地，那是在我今天所經過的一塊美麗的河谷當中。「好幾個月沒下雨了！」她說。「去年這個時候，田裡都是水——看看現在！真可怕！這地方太窮了！」



他們就像所有的農夫那樣——悲觀，憤怒，因為這氣候。我經常在相對富裕的涪陵郊區聽到類似的評論，在那兒，我感覺這種抱怨下面掩藏著得意。也許這是一種迷信，一種自我保護，免受驕傲之害。傳統上，中國人對小孩都是如此，不想給他們太多誇獎，因為那或許會帶來惡運。



老婦人邀請我去吃飯，就和那個教師農民對我一樣，我解釋說，我得繼續步行。在鄉下，這是很普遍的邀請——幾乎每一次我在鄉間遠足，總有人叫我去吃飯。似乎你可以在四川鄉下隨便旅行，不帶一文錢，因為這裡的人都那麼慷慨，他們大概覺得不提供一頓飯，或者住宿的話，就是不禮貌。



一會兒后，我碰到了個二十齣頭的年輕男人，跟他十二歲的弟弟在一起。那個小孩穿著他的校服，他馬上認出我來。



「你就是去年在涪陵的長跑冠軍嗎？」



「是的。」



「我在學校附近見過你。我在河東中學上學。」



在這片鄉下，沒有中學，而如果孩子們要繼續學業的話，就得去涪陵寄宿。這男孩一個月得付170塊錢住宿費，而他哥哥估計，這個地區大約90%的孩子都繼續讀上了中學。他們坐船而下涪陵，通常每隔一個星期回一次家。



一群小孩圍過來了，盯著我看。十二歲的男孩告訴他們我是贏得涪陵長跑的外國人，他說得繪聲繪色，特彆強調我領先了多麼多。聽他說這故事讓我尷尬，雖然如今我已習慣了；即便在一年多時間后，這還是許多涪陵人認識我的原因。



這偏遠地區，有那麼多學生遠行到涪陵求學，叫我欽佩，而且我意識到，這些就將是我的學生畢業後去教的孩子。在這裡，我看到了我工作的意義——不只是那些我教的文學，也因為這個單純的事實，在兩年裡，我在這個教育系統里參與了一個角色，與這些孩子產生了聯繫。



每當我步行到學校后的田地里，看到那些打穀場上做功課的孩子們，也都有這樣的感覺。在晴朗的下午，幾乎每個平台上都有一個孩子——涪陵的學校布置了超大量的作業，而學生們極其勤奮，即便他們是來自沒受過教育的農民家庭。我開始發現，這大概乃是我對當地人最佩服的一點：他們對教育非常尊敬，而在這種地方教書，感覺很好。



在這個方面，我的觀點跟頭一年的春季時的想法有了些改變，當時我對於教育系統里的政治宣感測到非常悲觀。在某些方面，走出教室頗有幫助——當我走在山上，見到孩子們做功課，讓我想到我自己的學生，還有他們所來，將來所去教書的地方。我開始意識到，雖然宣傳中的許多內容依然叫我噁心，它卻不是最重要的問題了。這些標語不會永遠持續下去——在中國沒什麼會是永遠——但這些接受了教育的孩子會從教育中受益，不管國家如何改變。

每當我不確定該走哪條路時，我就去問人們去年我走向哪兒。每個人都知道——似乎沒有一個人不記得我。而他們也談論那個德國人；我希望我見過他，因為現在我對他研究什麼感到好奇。這就好像跟隨庫茲探索剛果；我總是聽到一些信息片段，關於他如何走路的細節，以及他多有錢，穿的靴子是怎樣。然後，我意識到，他肯定也聽說了我，而他也許也覺得他在跟隨某個不知名的外國人，穿過烏江河谷的崎嶇山丘。



到了遲午，我開始往下走向江流。我穿過了一處明朗的山谷，它的出口，乃是一塊寬闊的方形田地，四周坐落著房子。我停下來休息，有一組農村婦女聚集過來。她們多數都在六十多，身著藍衣，我對她們說這地方很美。






「這地方沒什麼好，」其中一人說。「這是個窮山區。經濟很糟糕。」



我總是恭維農民，然後聽她們去損她們所住的地方。她們站在陽光中，在盛開的油菜花，麥田，稻苗中間，抱怨著她們的家鄉多麼糟糕，模樣看上去卻是再快樂沒有了。



一個小女孩走過來。「你是那個在涪陵贏了長跑的外國人嗎？」



「是。」



她轉向那些老婦人。「他們在涪陵舉行了長跑，他是冠軍。」



「所以他可以走那麼遠，」一個女人說。「他多健康。看看他穿的衣服多麼少！」



「看看他的包多麼大！」另一個說。「多重!」



「他的腳那麼大——看看那雙大鞋子！」



她們把我研究了一陣，我等著某個人來問我的薪水。但一個女人轉向我，問了另一個問題，「在你的國家，你們有計劃生育嗎？」



「沒有。你想要多少，就可以有多少個。」



她們搖著頭，驚嘆不已。我告訴她們在美國沒有人口問題，所以管理規則跟中國不同。



「你家有多少個孩子？」一個女人問。



「四個。三個姐妹，和我。」



「在這裡不行，」她說。「只有一個——如果你再生一個，得付罰款。」



「要一萬多塊。」另一個女人插話道。



有一些孩子跑來看我，我注意到兩個站在一起的小男孩。



「那麼他們呢？」我問。「他們看起來像兄弟。」



「是的，」那老婦人說。「他們的父母得付罰款。」



一個男孩大約四歲；他的哥哥大約六七歲。他們都很臟，在我們頭頂的一處麥地上，猶猶豫豫站著，對外國人有點害怕。一個大約五歲的小女孩過來了——一個小傢伙，頭髮烏黑，臉龐臟臟。大張著眼睛，那孩子盯著我看。她有雙巨大的烏黑眼睛，像我最小的妹妹貝吉塔，在她小的時候。我笑了笑，那女孩向我還了一笑。



「她是他們家第三個！」一個女人說。



「哦，」我說。「他們肯定罰了很多錢。」



「不，」那女人說。「他們的房子給推了！」



「什麼？」



「他們的房子給推了！」



「推了？」



「是！」



我不能置信，我在筆記本上寫下那個字眼。「這個推了？」



「對的。」



那個詞兒有很多意思：去推，轉，切，移動，延遲，舉薦。但說到推房子時，只是說你把它給推倒掉。當地的計劃生育官員把這女孩的家給推倒了，因為她是第三個孩子。



我在外國的媒體上讀到過類似的故事，但我總是想它們只發生在很偏遠的地區。但我察覺到，我走了一天，而這個美麗的小河谷一點也不偏遠。



那些老婦人搖著頭，看著那小女孩。聽到這番談論，她顯得很不自在，她的表情好似說：我很抱歉。毫無疑問，若你知道你的出生導致了家裡的房子被推到，這個小孩的成長將受多少困擾。但在她的眼裡還有別的東西；它的意味不清晰，無法定義，而它基本上就是說：有些事情比錢和房子更重要。那些老婦人也看到了它。其中一人輕輕撫摸那女孩的頭髮，然後她跑去跟別的小朋友玩去了。



我沒能到去年的露營點。我花了太多時間跟人們聊天，最後縮短了路程。但我在烏江上的山上找到了一個好的地點，在那兒，我吃了晚飯，讀了托德威廉姆斯的自傳。我下了決定，在我人生餘下的每個春天，都要重讀一遍這本書。他每次去紅襪子那兒工作時，都不是特別高高興興，而我對此表示敬意。在他的聲音里還有一種鮮明的美國味兒——那種張揚姿態，粗俗的俚語，文章的節奏。我尤其喜歡這本書如此開始：



「我想要成為歷史上最偉大的擊球手……」



在上午，我早早起來，找到了一艘往下游去的船。水位低低的，河岸兩旁的砂岩山崖白而乾淨，突出在粉綠色的烏江水面上。在水線上方十五英尺處，我能見到岩石上的暗黑的水跡，那將是夏天河流要上漲的地方。今天是星期天，船上滿是返回學校的農村孩子。我站在船尾，看著白色的山崖滑入霧氣之，我知道我再也見不到這地方了。那是我在涪陵的最後一個春天。





長江



要離開重慶，從江上走是最快捷的方式。這城市建了一個新機場，一條新的高速公路，它的鐵路，雖然現在很舊了，在它完成時的1952年，乃算是一個技術上的突破——那是鄧小平在戰爭后的第一個偉大的成就，當時他在西南，作為毛澤東的助理。但它們都沒有對長江有什麼影響。火車很慢，公路交通很擁堵，而且，因為空氣污染，以及河谷上的霧氣，飛機經常晚點。長江的便捷依然是擺在那兒的，而且，它將一直如此，以這種或那種的形式。



今天，中華號，那艘六點鐘的慢船，準備離開重慶，而它的乘客們已經有點不耐煩了。這是一個令人窒息的六月天，空氣潮濕，灰霾后的陽光非常炎熱，而乘客們都疲倦不堪了。他們中多數是遊客；他們從中國四面八方而來，坐著擁擠的火車，或者叫人慾哭無淚的老舊汽車而來。他們的脾氣都快被四川的酷熱給融掉了。出發前十分鐘，一個乘客與一個工人在頂層甲板上爆發了一陣爭吵。



乘客是個大個子，公牛般的脖子，根根豎立的頭髮，以及厚重的手掌。一張閃著汗光的圓臉上，他的黑眼睛逼著怒光。他是被錢武裝著的——這很容易看出來，從他身上那晶亮的鞋子和絲綢襯衣上，而主要還是來自他那遊客的地位。在過去的十年裡，國內游在中國開始興盛，但一般的中國人還不會僅僅為了找樂去旅遊。像這男人一類的遊客屬於一個新的階層，而他們的錢簡直就圍繞在身上：在他們穿的好衣服上，在BP機上，掛住腰帶的手機上，而且，經常就在他們吃得很飽的身子上。



今天的問題就出在錢上；這乘客對他三等艙的質量不滿意。他從朝天門的一個票販手中買了票，說是給他一艘好船，而這中華號——還能用，然而破舊了，甲板上滿是江流的污垢——不是艘好船。這乘客跑了老遠來看三峽，他說，而且他的票也不便宜。他很怒，一隻多肉的手抓住了工人的肩章，把那男人拽近過來，對著他的臉大叫。



那工人個頭小點，一個接近三十的年輕人，他太弱了，無法將自己拉開。他穿著一件髒兮兮的藍白條制服襯衫，話說得很快，想要維護自己：票不是他賣的，他跟票販子沒有關係，而乘客的態度不應該那麼激動。但這是一群人已經圍了上來，他們也一起抱怨起來，直到那個工人的上司過來救他。



那個乘客依然拽著那工人，而對他的上司說話，而後者的解釋也是一樣，但他的態度中更多自信。有幾分鐘，衝突持續著，但人群移動起來了，察覺到爭吵快要結束。



最後那大個子說，「你們有沒有二等艙？」問題解決了，就這麼簡單。錢付了；旅客與上司握了手。大個子給每個人派煙。人群散開了。那小個子的驕傲受到了傷害，他撫平肩章，退回到甲板的護欄旁，手裡拿著煙，那是他受傷的補償。沒有人去留意他——然後中華號鳴笛，從碼頭出發了，爭吵被忘在腦後，乘客們都在看城市在後方滑走，而輪船游入了大江的心臟。





重慶往北三英里，江流突然東轉，這個拐角處的標誌是一座佛教神龕，還有一座風吹日晒的寶塔，高踞於水面上。山嶺開始升高了，蔥綠崎嶇的山嶺讓位於一排排留著去年水漬的石灰岩。許多山坡都太陡，無法建房，而隨著船往東行，小塊的農田越來越多見。農民們的房子是簡單的：泥或磚的牆上是灰色的瓦頂。它們經常都在芭蕉樹蔭之下。沿著江的兩岸，總有田台，在工廠不能駐足的地方嵌入山坡。



景色靜謐美麗——不會讓人屏住呼吸，然而值得回味，略顯粗糙的山丘，不太規則的台田。重慶靜靜地留在我們身後了，突然，一切都看得很明白了，這片風景里的一切，都是由長江厚重的力量所塑形。



因為江流在這裡顯出了力量。有時它寬為幾百英尺，有時它被擠在窄窄的峭壁中，但水流總是強而有力。長江從西部的大山中融雪而下，在這兒它那七百多條支流已大部分融入了，就這樣，它迅疾地掠過山嶺。在世界上的大河中，唯有亞馬遜河帶入海中的水量超過它。



太陽下沉了，一陣涼風掃過江面。大多數的遊客都在甲板上，看著山嶺掠過。一群廣東生意人拿起手機在耳邊，用粵語大聲說話。一個年輕女子獨自靠著欄桿，她長長的黑髮與粉色的短裙在風中飄舞。



空氣如今乾淨了，只有幾片雲摩挲著漸暗的藍色天空。小漁船開始泊岸過夜了，而中華號掠過了一群在潛流中赤足玩耍的小孩。玉米在山上長得高高的。玉米有兩個月大了，剛剛開始進入成熟期；它的根莖帶著春天的新綠，而頂上開始轉為金黃。



在河岸邊沒有稻穀；山嶺太陡了。有些多石的斜坡對玉米來說也很困難，但即便在最粗礪的坡上，也有耕耘的痕迹——至少，有一處單獨的玉米地長於岩石的縫隙中。這些作物乃是垂直往下，一路從坡上排列下來的，而那些山坡都儘可能的耕平過。



在這個地方，謀生不易。那些最成功的農家往往有一棟兩層的小樓，一個大豬圈，一個不小的水泥打穀場，十幾處嵌入山丘的玉米地，然而即便它們也在述說著在此種植的艱辛。每片田台都由人類的努力打造而成，背後是同一族的人，許多個十年，甚至百年的工作。所有的這些都是依靠手腳，以及基本的工具。這些田台變化得十分緩慢，看起來彷彿是自然力量所形成的——一種跟大江一般堅決而有力的東西。人類的歷史沉重地壓在這片土地上，在中國經常都是如此。



太陽西沉中。天空耀出橙色，山嶺漸暗，太陽的圓盤發出一道明亮的光帶，在輪船身後的水面上。然後，在西面的山嶺后，它落了。





在一個三等船艙，一對年輕男女在地板上整理他們的行李。他們可能是十八歲，也可能三十歲，就像許多中國年輕人，他們看上去就是年輕。船艙內有八個鋪位，作上下鋪布置。一個老婦人坐在一個下鋪，問那一對最後兩個床位是否他們的。



「我們用一個鋪，」那年輕女子說。「我們剛剛結婚。」



乘客們共用床位沒什麼稀奇的，但那年輕女子的丈夫紅了臉。那女子，形貌標緻，留著短髮，笑著碰碰他的肩膀。



兩個女人禮貌地交談了一陣。她們問彼此剛才吃了什麼，去哪兒，在重慶幹什麼。新婚的夫妻要回宜昌的家，那老婦人去武漢，而兩個人對重慶都沒什麼好話。



「很落後，」那老婦人說，搖著頭。「人們的收入太低，生活費用太高。」



那年青女子表示贊同，她說重慶的交通很不方便，它不如宜昌好。



她丈夫什麼也沒說。他幫妻子脫去了鞋子，然後爬上床靠在她身邊。借著艙內的燈光，他讀起一本雜誌，而她打著盹。鋪位不到一米寬，而他們卻躺得舒服。



夜裡的江上很平靜。夏日的星星今晚出來了；北斗七星在輕柔搖晃的輪船上空發著光，四分一個月亮在南面天空上懸掛著，亮亮的。江水漆黑，除了一道道的光帶。現在岸邊很少有房子了，而燈光則更少。大多數的光線都從江上來——河灘上的砂岩石在夜裡微弱反著光，還有充氣橡皮艇；江的南岸有紅燈閃爍，北岸是綠燈；夜船在其間經過，它們的探照燈沉默地掠過江水。



在夜裡沒有水翼船，沒有漁船，沒有兩人的小舢舨。偶爾，中華號會經過一條長長平坦的河岸，那兒有過夜的小船停靠，在岸邊的竹房窗戶透出溫暖的光——臨時的餐館，旅店，麻將館。貨物交通都停了。



江上的其他船隻多數都是大客輪，經過時，猶如亮著光的浮動小島。有些是從上海一路逆流而上，穿越了安徽的平原，經過了湖北的湖泊，武漢的工廠，三峽的峭壁，現在，離重慶還有幾個小時，它們快到家了。



過了一陣那年青女子醒了。她在床鋪上轉轉身，跟丈夫靠近點。「你是誰？」她的聲音輕柔，調皮。「你是誰？」



她丈夫咕嚕著回答了，而她靜靜笑起來。船艙的門開著，能聽到外面馬達平穩的聲音，還有江水拍擊船底的溫柔迴響。「你是誰？」那女子再次低語。



很少乘客在涪陵下船。多數人都要再坐兩天，穿過三峽到宜昌，或者，三夜去到武漢。涪陵好似一個停頓，在夢中——靜靜的大江，滿艙朦朧欲睡的遊客，城市的燈光從長江的幽暗中升起。



重慶出發后已過了四小時了。燈光群聚在岸邊：有家，工廠，汽車。一座新建成的橋跨在頭頂。輪船的擴音器響了，宣布涪陵是下一站，然後大江的夢停了，城市進入視野。



涪陵的心臟地帶圍繞於江上的一個小灣而建成。從這個小灣的弧線開始，城市立於陡峭的山丘上，好像窗帘透著光——有小商鋪燈泡的微光，有的士車頭燈的光束，有四方形窗戶的黃光——而這個點亮的窗帘，落在長江的黑水之上。中華號向江灘駛去，汽笛長鳴，碼頭漸近。輪船一直往南，直到脫離的江水的主流，直到那長江的巨大力量被留在身後，然後，輪船泊上了碼頭。

第十二章



逆流而上



在最後一個學期的文學課上，我們學習了華盛頓歐文，愛倫坡，馬克吐溫，凱特卓別林，傑克倫敦，羅伯特弗羅斯特，還有藍斯頓休斯，之後，作為最後的單元，我布置了譚恩美，和一些美籍華裔的詩人。這些文學對我的學生們來說那麼遙遠——李普範文可，蹦跳的青蛙，以及休斯那遙遠的河流——而突然我們看到了電影「喜福會」的結局，當那華裔美籍的敘述者來到了中國，跟她的姐姐們重逢了。這是中國頭一次真正進入我的文學課；學生們曾經以中國特色演繹了莎士比亞，他們寫過羅賓漢來中國，但這些只是將外國文學放入熟悉的背景中。現在，我們真的到了這裡：敘述者在擁抱她久未謀面的姐姐，班上所有的女孩都哭了，而男孩們忍著淚水。



之後，我讓他們寫寫他們的家庭，描述他們父母與祖父母的生活。一個叫蒂娜的女孩，寫了首詩：



回頭看我的祖先



一個贏弱的女子

坐於一間陋室

一遍遍搖著紡車

她不能出去

她的腳被封建主義深深困死



在1921年

中國共產黨成立

我的祖母出去革命

去上海，去重慶

她的足跡踏遍了大半個中國



我的母親，一個年輕的女子

在文化大革命

當了紅衛兵

她否定一切先進的事物

叫著毛主席萬歲



許多人和琳達一樣，寫到了鄉下的生活：



我的外曾祖母出生在一個貧窮的家庭。她得為地主當傭人。她受了很多苦。她沒有足夠的食物吃，沒有足夠的衣服來禦寒。她的主人待她很不公平。



同樣，我外祖母的情況也沒有多少好轉。她的腳被束了，非常疼痛。她生了五個孩子。不幸的是，其中三個都死於飢餓。這讓我的外祖母非常悲傷。她哭了整整三天。最糟糕的是，她的丈夫死於疾病。她做了三十年的寡婦，受盡了艱難困苦。



我母親的生活比她們要好一點，因為她正好在新中國成立時出生。我的母親不太高，但她非常和藹，美麗。她對我們十分溫柔。當然，她的生活也並不很如意。她必須艱苦工作以維持生計。她在寒冷的日子裡出去割草餵豬；從很遠的地方運煤來取暖；她一直為我們縫補衣服。她為她的家庭奉獻了自己的一生。



幾乎所有的卷子都是那麼寫的，我發覺我沒法給它們打分——甚至在角落裡作一個收訖的記號也不行。它們中沒有什麼是我能碰的，而其中一些我甚至不忍讀，因為它們都太心酸。在最後，我無法把這些故事還給他們，我把它們保留下來，只是跟同學們說他們寫得不錯。



他們的寫作，在讓我想到過去時，也想到了未來。我看到了那持久無聲的掙扎，把同學們帶出了今天的樣子，而對下一代來說，情形或許也大致如是。我想象著琳達的女兒，一個年輕的女子——也許是一個大學生，生活比她母親好一點。我想象她寫道，「我的母親不是很高，但她非常和藹，美麗…」



下課後，我常走到校園后的鄉村去。我已經停止跑步，走路的感覺愉快——一切都慢下來了；我可以跟農民們聊天，看他們幹活。他們常問我是否認識那個在山上跑步的外國人，而我告訴他們我已經不再干那個了，這看起來讓他們鬆了口氣。在插旗山上亂跑毫無意義。



在夜晚和周末時分，我遵從著我的城市路線。星期天上午已經安排得很完美了——教堂，神甫，鐵匠，茶室，然後我會去南山門公園對面的餐館里吃餃子。那餃子乃是涪陵最棒的，通常我會在十一時準點開吃，這時會有個十二人的銅管樂隊在公園演出。這樂隊幾乎每個星期天上午都來，被結婚的新人所雇，因為一場好的婚禮要吸引儘可能多的注意——這裡頭面子大了。樂隊會演奏「友誼地久天長」，以及「虔誠的人們啊」；而棒棒軍肯定會忠實到訪，直勾勾盯著新娘看，她上著明艷的妝，盛服出場。



在餐館里，我通常會選擇一個特別的位置，靠在牆上，望向街道與公園。一旦天氣轉暖，人行道上的每日生活秀比樂隊更佳——帶著籃子的農民，帶著孩子的家庭，年輕夫妻出來逛街，老婦人舉著雨傘遮陽。



在周中，我經常去拜訪高明與馬福來，兩個春節時我在公園裡認識的朋友。高明是個藝術家；他二十六歲，幾年前從四川美術學院畢業。他很有天賦——他的寓所里滿是他自己的油畫，多數都是歐洲風格。他自己在涪陵有生意做，他的公司主要業務就是字大塊的霜玻璃上作畫，蝕刻上花卉，竹子，大熊貓，以及其他中國人喜歡的圖案。一般說來，這些玻璃會被裁開，用作餐廳或者公寓的裝飾。高明對這項工作特別在行，這就是說，他做的玻璃特別的俗氣。這不是他的錯；他只是按照客人告訴他的去做，通常，客人們會叫他能用多少顏色就用多少顏色，能畫多少形狀上去就畫多少。



他的客戶們乃是涪陵的富人，有些時候，我會陪伴他去客人們的家，去運貨或者收訂單。每個城裡的富人似乎都有一致的裝飾方式，以某些物事為富裕的標誌：高明的玻璃作品，華麗的吊燈，圍繞著巴洛克式的天鵝絨與石膏像，怪異的木質格子棚，掛著塑料的葡萄與藤蔓。另一個普遍的裝飾，乃是一個巨大的木質表，掛在牆上作為鍾用。當然，他們也都有頂級的電視機，VCD，卡拉OK機。這些人，在其他的國家裡，會被稱為新富，新錢，但在涪陵，這個辭彙沒有意義，除非你以分鐘為時間單位來衡量。那裡沒有舊錢，所有人的財富都是在他們那一代所積累的，而我也不能責怪他們誇耀自己所終於獲得的。



我喜歡跟著高明到處走，似乎沒有一個富人介意，因為有一個外國人在你的家裡，比擁有一個掛滿了塑料葡萄的木棚更有檔次。但富人們本身其實乃是最好的裝飾。無一例外，男人們的頭髮全大大地噴了髮膠，盡往後梳，穿著炫亮的絲綢襯衫，而女人們，臉上的妝盡顯妖嬈，穿著透視的衣裙，躺在堆得滿滿的沙發上。我想不出他們整天都在做些什麼，尤其是那些女人；她們的模樣看上去，要麼是剛剛抵達，要麼是就快離開。然而她們總是坐在沙發上。



（有點像「了不起的蓋茲比」中的黛西出場形象。）



高明有個七個月大的女兒，跟他妻子一起住，她是一個以重慶為基地的藝術家，而高明利用這種工作導致的分居關係，找了個涪陵的女朋友。當他的妻子最終聽說了此事，她帶著小孩去了河南，在那兒另外找了份工作。她威脅說要離婚，這沒有嚇到高明；他很有信心她會回來的，雖然同時他也沒想甩掉他的女朋友，她是個經典的嗓音刺耳的四川小姐，非常精明。高明就是一個不會去為將來擔憂的人；他的目標就是享受時光，是以他賭錢，去卡拉OK吧，而且我懷疑，還去嫖妓——他經常談到她們。有些日子，他玩麻將會虧八百塊錢。他麻將玩得很爛。



他喜歡跟我談論他的這些問題，因為在他以為我會理解他的生活風格，在他看來，那是很美國化的。「在我們中國，人們的思想不夠開放，」有一次他說。「在你們國家，你可以有一個女孩做朋友，但在這裡總是會惹麻煩。我的妻子就是那樣，她不夠開放。」我不知道如何回應他——婚外情可不能算是我心目中改革開放的益處。通常我什麼也不說；作為一個外國人，當我聆聽時通常是最舒服的。



在溫暖的夜裡，高明會跟我講述他的問題，往往在吃火鍋的時候，那是四川東部的一個特色。說火鍋辣毫無意義——四川人吃的所有東西都是辣的，從早餐時蘸著辣醬的春卷，到宮保雞丁。有些和平隊員得上了潰瘍，因為這食物的辛辣。



但即便在這樣的菜系裡，火鍋還是顯得特別辛辣：蔬菜，肉類，粉絲，都在一鍋熱油中，而開放的火焰就在面前的桌上。人們成年都吃這個，但在夏天裡特別受歡迎，理論依據是，火鍋讓人出汗，而出汗則讓人涼快。



火鍋檔在夏夜裡出現在涪陵的人行道上，它既是吃飯，也是一次社交活動——你坐在冒氣泡的鍋前，看著行人們走過。高明和我會慢慢吃著，觀察小姐們，如果他心情好的話，會說說他想買的東西。在糟糕的日子裡，他有一兩次提到可能的離婚。但通常，他總去看事物的光明一面，有好幾次，他談到了他要跟妻子辦的結婚典禮，如果他們不離婚的話。他們已經結婚五年了，但就像許多涪陵人一樣，他們把婚禮延遲了，一直等到他們有了足夠的錢，來辦一次風光大典。現在，高明有了錢，卻沒了妻子；幸運的是，他足夠樂觀，可以忽略掉這個令人尷尬的事實，他帶著快意談論著他腦子中的輝煌婚禮。「我要租很多的車，」有一晚他告訴我。「十輛，至少要有十輛車。我們會開到南山門，然後，去高順堂，然而到河東區，然後我們開回來。街上的每個人都會停下來看。」



在某些方面，高明的朋友馬福來也很相似：他有個小女嬰，一個妻子，一個女朋友。但他犯下的錯誤是，他把這三樣都彙集在涪陵了，他的靈魂深受折磨，毫無一點高明的爽朗活潑。馬福來經常來我這兒尋求建議，部分原因是他以為美國人會懂得如何處理這種複雜情況。但我也察覺到，他跟我講，是因為作為一個外國人，我不在當地的圈子內。城裡有幾個朋友都以這種眼光來看我；他們知道我跟本地的八卦網路沒有聯繫，是以他們告訴我他們的秘密，尋求我的建議。



四月末的一個晚上，馬福來到了我的寓所，坐在客廳里抽煙。我能看出他很不爽，但他不願意說。我們聊了一會兒，然後我單刀直入了。



「你跟你的妻子有些問題？」



他點頭，吹出一陣煙。但他還是不說什麼。



「她有了別的男朋友？」我知道這不大可能，但這看起來是個打開話匣子的辦法。他搖頭。「不是那樣」，他說。「問題是我們相處不好。我們毫無共同點——愛好，興趣，什麼都沒有。我們總是吵架。從我們一開始結婚就是這樣了。」



「你們為什麼結婚？」



「因為她的父母。她的父母給我壓力。」



「他們怎麼做的？」



「也許你不明白。在我們中國，和你們國家不同。在這裡，如果你開始跟某人有了關係，跟一個女孩，你就得結婚。」他嘆口氣，接著抽煙。「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們有了性關係，就得結婚。我的妻子跟我就是這樣的。我那時二十四，她二十二。所以我娶了她，即便我知道我們並不合適。」



我什麼也沒說。這是一個溫暖的夜晚，七點鐘，我讓他想了一會兒，外面天色漸暗。



「我不知道該怎麼做，」他說。「你有什麼建議？」



「這很複雜。也許沒有簡單的解決辦法。」



「我成天想著這問題。它讓我頭疼。一整天，我就想著它。」



「我知道高明有個女朋友，」我說。「你也有嗎？」



有一陣停頓，然後他點了頭。



「她是誰？」



「她是這裡的一個學生。記得我有時會來看的那個女孩嗎？她不是我的表妹，不像我告訴你的那樣。我們相處得非常好。在所有方面，我都喜歡她超過我妻子。」



我已經猜到了她是他的女朋友；這一點不讓我驚奇。亞當也有城裡的男性朋友與此類似的——離了婚或者快要離婚，有年幼的孩子，更換的女朋友。在校園裡的工作人員完全不是這樣，也許在其他傳統的單位里也如此。但許多做生意的年輕人好像都有外遇。他們有了錢，而且他們沒有被舊式的工作單位所捆住，單位是可以影響，甚至管束人們的行為的；然而同時，他們依然沿襲了涪陵的模式，結婚，儘可能早要小孩。我問馬福來他妻子知不知道他這個女朋友。



「不，」他說。「她不知道。」



「你肯定嗎？高明的妻子在那麼遠的重慶，但她還是發現了他的女朋友。」



「我的妻子不知道；我敢肯定。如果我跟那個女孩要去哪兒的話，我們會去一個沒有別人在的地方。」



我懷疑在涪陵哪兒有這樣的地方，要有的話，我也許自己也會去一去。馬福來又嘆口氣。



「我的婚姻很糟糕，」他說。「唯一的好事是我的女兒——除了她，我們沒一點交集。我們從不說話，也不一起吃飯。我們分開來睡了。你見過我的房子——我們各有一間屋，我睡在小床上。她的父母跟兄弟對我就像陌生人一樣。他們知道我不愛她。」



「她想要怎麼辦呢？」



「她什麼也不想。」



「為什麼？」



「因為她愛我。也許她以為婚姻就是這樣的。」



「你想要怎麼辦？」



「我不知道，」他說。「你有什麼主意嗎？你們國家的人怎麼辦的？」



「這問題在我的國家也是一樣的。如果有個小孩，離婚會很難。但是，如果沒有小孩的話，當然他們會很快離婚。」



「在這裡不同，」他說。「離婚並不容易，即便你沒有孩子。因為這裡的想法還很傳統，很封閉。這大概就像你們國家1940，50年代的時候。問題是女人跟男人還是不一樣——他們並不平等。所以離婚對她們的影響很大。一個離婚的女人沒面子。」



「那麼對男人來說呢？」



「情況也不是很好；有些人會說你不是個好男人。但相比女人的情況還是好得多。所有這些觀念都非常落後，好像對性的態度——要是你跟她發生了性關係，你就得娶她。在你們的國家要好些。我對你們國家的其他方面不太感興趣，但在這方面，我希望中國跟美國一樣。」



「在美國有太多離婚了，」我說。「人們覺得太容易。所以，在這兩個地方都不怎麼好。」



我們沉默坐了一陣。天快黑了，而我沒什麼建議給他。我說著那些我總是說的話——慢慢來，耐心點，想想孩子。他早已聽過了，現在他坐在那裡搖頭。



「每個人都有這問題，」他說。「青年人，老年人——他們都有同樣的問題。這是因為他們結婚太快，因為沒有性的自由。也許百分之八十的人都像我一樣不開心。我所有的朋友都對他們的婚姻不滿意，但他們也知道離婚是困難的。也許你不能理解這個，但這是很嚴肅的問題。」



他問我他能不能在我屋裡坐一陣，我說沒問題。我遲些時候有文學評論課要上，是以我準備著我的材料，想著馬福來以及像高明那樣的朋友。說這問題只是源於缺乏性自由，我感到懷疑；不如說，有充分的自由，才導致麻煩的產生。過些日子，這裡會有更多的性自由，但這也許不會給涪陵的人們帶來奇迹。經常的，我發覺很難向人們解釋，不管生活在那裡，有些問題總是那麼複雜。



我能想到的唯一誠實的建議是：不要結婚。但這不是很現實，而在我說來很容易；作為外國人，另有一個方面我是超脫的，因為我不會在涪陵結婚。這些話題沒一個直接觸及到我，而我總是隔著距離觀看，對許多其他事情我也是這樣。就像逛著富人們的家，或者讀著我的學生所寫的故事，或者站在我的陽台上，看著江上的船隻駛往不知的目的地。這裡有一種權力，因為許多事情都不觸及到我，而隔著距離，會有那麼一些時候——一次江上的旅行，鄉村裡的一天——會一直陪著我，帶著它們的鮮活，美麗。但經常那兒也有無助，有時是悲傷。跟馬福來坐在那兒，我知道，把我的這部分生活關上，結束，也不無益處。我看著他又抽了根煙，然後他走了。

那個春天乃是北京大學的一百周年，跟五四運動的七十九周年結合起來，有全國性的慶典。電視上有一個特別節目，而大山，那個說中文的加拿大人，說著笑話，介紹帶出了北京校園裡的舞台秀。



五四運動發生在1919年，源於對凡爾賽條約的回應。這條約給予中國的獎賞是，把德國前殖民地如青島給日本——這不公平事件自然讓中國人民憤怒不已。運動以學生運動開始，擴大開來，包括了一個非常廣泛的具有改革意識的中國知識分子群體。這是一個民族主義的抗議，同時它也向西方伸出手去學習；「科學」與「民主」是它的關鍵詞。



共產黨宣稱五四運動乃是它自身崛起的序曲，這是一個特別無恥的修改歷史的例子。的確，五四運動的一些領袖是共產黨員，或者後來轉向了共產主義，但把他們的理想跟當今共產黨的態度聯繫到一起，是一個歪曲。其結果是，電視特別節目成了一個超現實主義的矛盾混合體：共產黨的官員對當年學生運動者的回憶表示讚賞；演說鼓吹「科學」與「民主」；而北京大學驕傲地紀念1919年的事件，而同時卻有技巧地迴避談到1989年的事件。大山說著他的老笑話。以其自身奇怪的方式，這事件佔據了電視節目。



涪陵師專也參與了這次慶典，組織了一次話劇比賽來慶周年。預演在各個系舉行，而勝出者會在學校的禮堂再演出一次。我的一個文學班準備了「羅密歐與朱麗葉」中的幾場戲，而另一個班則改編了凱特卓別林的「德塞利的寶寶」。琳達飾演德塞利，而莫金錢出演冷血無情的阿曼達；我幫助他們聯繫，跟「羅密歐與朱麗葉」的組一起。



亞當的西班牙班則選了「唐吉珂德」。那是個小班——總共不到十二個學生——而它裡面包括了最為活躍的三年級的男孩。他們就塞萬提斯的小說創作了自己版本的故事，把地點設在涪陵。唐吉珂德成了河東區的一家米粉店老闆，他把他的業餘時間用來閱讀雷鋒的故事，那個工人烈士，他對毛主席的無私奉獻精神讓他成了一位宣傳英雄，從1963年至今。雷鋒精神是一種共產主義式的對平凡人的禮讚：他曾經是一名普通的士兵，對名聲或其他世俗的慾望從不表示興趣，他傾向於默默無名地勞動，直到有一天，一名同志不小心倒車時撞到一根晒衣桿，砸到雷鋒的頭上，砸死了他（那個司機又花了二十五年才入了黨）。



改革開放減弱了雷鋒精神，雖然還有一些舊日迴音。在涪陵的證券營業廳旁，有一棟建築，上面原來的宣傳口號，雖然早已不見了，然而日常天久的痕迹還能清楚顯示：「學習雷鋒精神。」三月乃是官方的雷鋒月，雖然多數當地人只會笑笑，如果你向他們提到這已經過時的傳統。但學校依然對此態度認真，給學生們布置強制性的工作，為了紀念雷鋒同志。在我的第二年裡，三月的事件之一，就是由幹部帶領清潔河東區的活動，有電視台的人員來拍攝，內容是學校官員和學生把灰塵掃到街的另一邊。



河東區的清潔工作花了十分鐘，而亞當與我從學生之家米粉店那邊觀看著。那是一個周五的下午，我們吃著四川風格的意粉，喝著當地啤酒。我們有兩個學生跑來，請求我們參與到志願活動里，這樣就能拍到我們和幹部一起勞動。當我們婉拒時，學生看起來很失望。



「我們在吃中飯，」亞當說，喝了口啤酒。



「無論如何，我們已經在做志願者工作了，」我說。「我們是和平隊志願者。」



這個場面不太符合和平隊的手冊，然而讓我們對雷鋒精神作出嚴肅認真的回應，是不可能的。五四的周年慶也基本如此，一次對理想主義不知羞恥的人為操縱，或許，這些就是西班牙語班的「唐吉珂德」誕生的原因。但到了最後，無法清晰講出這齣戲到底來自何方，因為亞當給了同學們一個基本前提——唐吉珂德是河東區一家米粉店的老闆，他仰慕雷鋒——在此之後，就由同學們接手了，他們寫台詞，加入了他們自己的細節。



在系裡比賽的那一天，他們是最後一組演出的。頭一場戲中，莫金錢坐在他的米粉店裡，讀著一本書。他聚精會神盯著書頁，然後叫道：



「多棒啊！看看這些雷鋒所作的好事——每天他幫助了那麼多的人！我多麼希望我能像雷鋒一樣！」



他又讀了一頁；他的眼睛更大了。他站起來，開始在餐館里拖地，努力想道:



「為什麼我要把我的時間花在這裡？我的人生多麼乏味！我這樣拖我的米粉店，有什麼意思，而我本可以成為像雷鋒那樣的英雄。」



這個想法擊中了他：他可以穿越鄉村去旅行，為人們做好事。他把他的拖把倒過來，騎在跨下彷彿騎馬，然後把一個舊籃子套在頭上彷彿頭盔。在米粉店的牆上，有張美人照，一個日本小姐穿著背心裙（你可以到涪陵的下城區花五毛錢買到），而莫金錢望著她，欣喜莫名：



「我的杜爾西尼亞！我會四處周遊，直到我找到你！」



他把那張畫像捲起來，跳去了鄉下。不久他就路經了一個田裡耕地的農民，由一個名叫羅傑的男孩扮演的。



「桑丘潘薩！」莫金錢叫道「你願意跟我一起去探險嗎？」



但桑丘潘薩繼續勞動：「我，我有別的事情要做!」



「啊哈，你很傻！」唐吉珂德道。「過來跟我一起探險。我們會像雷鋒一樣，跟不公平做鬥爭，拯救美麗的女人，而我會把你介紹給我的頭號姑娘，杜爾西尼亞！來吧，別做個雅虎！」



「你才是雅虎！我太忙了，沒空跟你去。」



「那麼傻，」唐吉珂德喃喃道。他在那裡想了一陣該怎麼去打動那個農民。在小說中，唐吉珂德保證說他會給一座小島讓桑丘潘薩管治，而亞當向同學們建議說他們可以用上海南島，那是中國南部的一個島嶼省份。然而同學們有他們自己的想法。



「我必須有一個僕人，」莫金錢想道。「如果你跟我來，我會給你...台灣島！我會讓你做台灣島的總督！」



有了那個承諾，桑丘潘薩抓起一隻拖把，兩人並駕齊驅，跑動非常合拍，而觀眾們大笑起來。莫金錢和羅傑都有演戲的天分，而他們之間馬上產生了一種化學反應。羅傑天性就是個好朋友，好助手，一個精瘦，大眼的男孩，體重大約不到九十斤，聚精會神聽著唐吉珂德的指示。而莫金錢似乎從「大獨裁者」那兒學了點功課，大聲喊叫著指令，帶著一股搞笑的嚴肅勁。



他們倆攜手打遍了四川的鄉下，攻擊風車，奮戰大蟲，在鄉村旅店裡搞出許多麻煩來。在某處，他們停下來，唐吉珂德命令他的僕人譜寫一首獻給杜爾西尼亞的歌來。桑丘潘薩取過他的吉他，在那張日本美人像下唱道：



杜爾西尼亞！

杜爾西尼亞亞亞亞亞亞亞亞！

你是多麼美麗...

我的島在哪兒？

我的台灣島...



這時，他們抵達了重慶，那兒的人們已經聽說了他們的故事。重慶市長，由劉易斯扮演的，頒給他們牙刷以示鼓勵，偷偷把紙條貼在他們背上，寫著「傻瓜，」「雅虎，」還有「牙刷」。英雄們驕傲地把牙刷插在脖子上，唐吉珂德拍著他的胸脯，吼道：



「我把我做的全部好事，都奉獻給美麗的杜爾西尼亞！而且我希望每個人都開始學習雷鋒做好事！」



這時學生觀眾們已經樂瘋了。即便系裡面的老師，坐在前排當評委的，也笑得難以自制；而觀眾的熱情回哺了演員，讓他們瘋狂地在舞台上從一個歷險沖向下一個。毫無疑問，這乃是系裡最棒的一個戲——但同樣毫無疑問的，這齣戲也踩上了政治風險。觀眾部分的反應像是說：我簡直不相信我會聽到這個。在某種程度上，我也有同樣的感受，而到了演出的最後，我發覺我在觀察張書記。很難說他到底在想什麼——他微笑著，輕輕的，但我可以看出他的大腦在急速轉動。而到了最後，只有他那個評委才真正算數。





系裡的權威們花了一天時間才做出反應。他們封殺了「唐吉珂德」；另外五齣戲被選入了學校禮堂的演出，包括「德塞利的寶寶」。對於這種決定，從來沒有申述的機會，而系裡頭明確指出，這裡面有政治因素在。



但出於某些原因，學生們公開顯示出了憤怒，他們通常只會安靜地抱怨幾聲。即便那些參與了演出「羅密歐與朱麗葉」的學生也悄悄說，他們的戲也是出於政治原因被否決，因為那幾個演員也是真實生活中的男女朋友，這違背了學校反對談戀愛的監管規矩(這也是最被忽略不理的規定)。然而，最強烈的反應，還是來自西班牙語班的同學，他們拒絕接受系裡的命令。莫金錢跟系裡的政治輔導員發生了衝突，他威脅說如果唐吉珂德被列入黑名單，他也將拒絕出演「德塞利的寶寶」。很快，這就成了個嚴肅的問題：權威們不想讓他們的比賽散架，而他們喜歡凱特卓別林故事中的政治，那是在批評美國的種族主義。



就這樣，這衝突跟著五四運動的周年慶祝活動一起發展。在許多方面，我感覺到英文系，作為黨組織的代理，活該如此。如果你想要把所有東西都政治化，把每一塊的文學與歷史都用於服務於自身需要，那麼，到了某個點上，它肯定會在你面前爆炸開來。在兩年後，我對那數之不盡的周年慶與紀念日已感到噁心了；我對扭曲了的歷史也感到疲倦了；我對於我們政治宣傳主導的課本也受夠了。



但與此同時，亞當感到內疚，而我也有同感，雖說那不是我教的班。無疑，是因為我們的影響，才把學生帶入了這場麻煩。如果我們不在這兒的話，他們不會表演「唐吉珂德」與「德塞利的寶寶」（如果不是我們的話，也肯定不會有個共產黨員叫莫金錢。）這件事與我們生活中的其他部分不同，那些時候我是隔著距離來觀察涪陵的。我們對學生有直接的影響，而且我們總是鼓勵他們要思想開放，多提問，藐視權威。我們的有些做法是刻意的——關於羅賓漢的討論，那些中文的對話——但主要它是跟我們的基本身份意識有關。我們是外國人，在我們的意識中，沒有那種聲音來警告我什麼線被越過了。我們在涪陵住了很久，足以去影響到一些人，但還不足以把那些規則給內化；而這種過渡的狀態，就像那一半虛構的五四歷史，導向了政治風險。



很明顯的，即便同學們是在處理一些通常不會跟笑聲聯繫起來的題材，他們的意圖卻絕非要顛覆什麼。畢竟，莫金錢既是黨員也是班長，任何的違規，都只是因為這整齣戲是由大家拼成的，沒人全程負責。主題的麻煩乃是同時來自於許多方向：亞當提了建議要涉及雷鋒，同學們自己想出了台灣的點子，而所有他們喜歡的那些傻詞兒，乃是從過去這一年的許多生活背景而來。也許他們犯下的最大錯誤，乃是過度關注唐吉珂德的精神了。他們想要忠實於塞萬提斯的小說，把它的滑稽諷刺偏好帶到涪陵的生活里來，而且他們也想做到儘可能娛樂，好玩。但滑稽諷刺，以及娛樂，在共產黨的體系裡，都是有風險的動作，這體系對某種控制欲的依賴，總要把優質喜劇摧毀掉。（剩下的往往只有嘲笑傻子或鄉下人的相聲小品）。



最令人失望的，乃是他們大動干戈，只是為了這些瑣屑小事。除了學生們參與演出活動的熱情外，真的沒有什麼是很要緊的，而一次反革命事件也不會從「唐吉珂德」開始（雖然，有點巧合，1989年的有些重要學生會議乃是在北京大學的塞萬提斯像下面展開的）。但在任何情況下，很清楚的，即便共產中國要倒掉，那崩塌也不會由涪陵這兒一幫騎在拖把上的搞笑學生開始。某些人不能單純去看戲，單純地笑出來，真是可悲；那齣戲的好玩是沒有疑問的，但即便如張書記那樣聰明而受過良好教育的人，總是聽見腦子裡的那個聲音：我應該笑嗎？它真的好玩嗎？它會不會有危險，冒犯到誰？在某些意義上，這乃是我最厭惡共產主義之處。我幾乎可以忍受它的謊言，它所犯下的錯誤，然而我不能原諒它徹底喪失了幽默感。如果你把笑聲拿走的話，中國乃是一個太沉重的地方。





亞當和我鼓勵同學們去把事情處理好，但不要惹更多的麻煩，但除此之外，我們並沒有捲入協商過程。那個星期里，學生們一直向我們通告情況，我開始明白唐吉珂德到底撥動了哪根弦。他正是一個中國人物的完美表現，那個可憐的騎士，跟他過了時的理想，還有一顆金子般的心。我在所有人身上看到他的閃光：他是莫金錢，跟他沒了指望的戲，但同時，他又是張書記，跟他沒了指望的政治信仰。張書記只是做他所能做的，去守住他的線，就像他之前的人所做的那樣，而也許，他不是很喜歡他這方面的工作。這個學期早些時候，他的女兒死了，而他的妻子剛生了個兒子；他有更大的事兒去操心，然而監管學生的政治生活是他的工作，所以他就那麼做了。每個人都在跟風車搏鬥，而我真的不能責怪任何一個人。



在幾天後，他們做了一個妥協。會有一個唐吉珂德的特殊演出，也是最後的，限制在英文系內，而所有的政治敏感材料都清洗掉了。這讓所有人都滿了意——「德塞利的寶寶」如期進行，而西語班得到了一個最後的機會，在他們的朋友面前演出，雖然不准他們出現在學校禮堂內。又一次的，亞當幫助同學們練習，改寫了劇本。



在那個星期末，我們所有人聚集起來觀看了唐吉珂德的第二次演出。在某些方面，這齣戲叫人失望；它缺失了原版的活力，能量，有好幾次，演員們緊張起來，念不出台詞。問題不是出在失去了重要的素材，反而是有太多東西被添加進去：在這一個星期內，這齣戲加入了無數的象徵份量。在頭一次的舞台上，沒有人想過它是如何影射雷鋒，以及台灣。現在，那些得以做出優質喜劇的無拘無束的空間沒了；被禁掉的影射，反而因為它的缺失更為明顯，學生們也被一個星期跟權威們的協商累壞了。



但沒什麼能徹底毀掉這兩個男主角的鬧劇演出，再一次的，觀眾看得很開心。這戲結束在一種帶著嘲弄的傷感之情中，隨著唐吉珂德回到米粉店的決定，這一對分開了。莫金錢騎著他的拖把緩緩回家，低著頭，而背景里哀鳴起了「鐵達尼」號的主題曲。



威廉姆斯傑弗遜弗羅斯特是這齣戲的旁白者，在最後一場戲后，他站出來讀最後的附言。而當他一開口，亞當與我就發現他沒用準備好的文稿，而是讀著他自己寫的句子。他總是這麼自作主張；我經常在課上發現他把腦袋埋在字典里，然後，在十分鐘的課間休息時，他會靠到我身邊，很小心發著音，「你的早泄現在怎麼樣了？」



他許多的課外學習都是跟著這種句子，而他又總是嘗試念一些新的淫穢或變態的辭彙。這很小孩氣，但同時，他又是班上最好的學生之一，我能看得出，他掌握的英語技能，很多靠的就是這種樂趣，胡亂玩弄這語言。他以自己的方向學著英語，愛怎麼用就怎麼用，而我喜歡他這樣。我喜歡他的另一點，是他從一個貧窮農村家庭長大，那兒離廣安，鄧小平的家鄉不遠，然而他卻給自己取了一個好搞笑的，裝模作樣的美國白人新教徒式的名字。



在唐吉珂德的尾聲，威廉姆斯傑弗遜弗羅斯特又一次突變了風向。站在那兒，在整個系面前，他念著自己的結束語：



唐回到了他的米粉店，而桑丘回了鄉下養豬，想要攢出自己的學費，希望他能從牛津大學那兒得到一個學位。與此同時，唐自學成才，在潘恩大學獲得了一個學士學位。後來，這兩個瘋子旅行到了中國，成了兩個英文教師，也是涪陵最著名的兩個雅虎（傻瓜）。



他念得很快，沒一個幹部察覺到他的意思。之後，他望向亞當和我，想看看我們是否明白，然後他咧嘴笑了。戲終了。



（這段故事中，展示出了中國社會權力體系與文化環境的悲哀關係，另外，又顯出了中國人創意與幽默的驚人才華。都讓我慨嘆。）

第二天上午，亞當跟我早早起身，想去城裡拍些片子。我們有三天時間可以用一台攝影機，因為和平隊的醫療官員來這裡做一次訪問，而她帶來了辦公室的攝影器材。自從我們到達這個城市的那個星期，這是第一次有和平隊的人員到訪涪陵。






三天里，我們想要拍下一切關於涪陵的記憶。我們拍了學生們演出唐吉珂德，我們去了好幾次鄉村，以及部分我們所喜歡的舊城區。許多的磁帶記錄的是我們與朋友們的交談：學生之家的那一家人，神甫，在餐館，茶室，以及公園裡工作的人們。我們搭了的士，讓司機儘可能開快點，而我把鏡頭伸出窗外，拍著路上的交通，而車子在一片喇叭聲中呼嘯而過。



在和平隊醫療員離開的那個上午，我們決定，在交還攝影機前，最後做一次拍攝。我們七點鐘到了下城區，拍了一群在南天門打太極的老年人，然後我們沿石級而下碼頭，想找一些典型的街景來拍。



很難拍攝街上普通人的生活，因為它總是在我們到達的那一刻就停止了。相機很沉重，很貴，大約跟電視台記者所用的差不多大，人們總是聚集過來盯著看。除開與朋友們的交談外，我們的涪陵片段素材有很多就是當地人及棒棒軍盯著鏡頭看。



靠近碼頭處，我很快就被一群人圍住了。亞當跟我都沒在這裡出現過幾次；這裡沒有茶室，沒有餐館，沒有我們認識的人。許多聚集過來的人沒有見過我們，而我們告訴他們，我們是學校的老師，拍攝是我們的業餘愛好。



亞當決定要分散他們的注意。他往街下方走開了點，停下來，從街邊小攤上買包子。他們砍了一陣的價，群眾開始轉移了，然後亞當跟那女人說笑，那女人大笑起來，掩住她的嘴。慢慢的，我開始往後挪，希望把自己從人群里分離開來。二十個人聚集在亞當的身邊，然後三十，四十。幾輛的士停下來觀看；交通擁堵起來。喇叭鳴叫。我快速穿過街道，現在，我是一個人了，拍攝著人群和人群中的亞當。每個人都忘記了我的存在。



這種場面曾經是很嚇人的——在頭一年裡，沒什麼比站在一大群人的中心更嚇人了，他們所有人都以無比強烈的關注研究著我。但這些人群往往只是好奇，別無他意，而漸漸的，就像其他住在四川鄉村城鎮的外國人，亞當與我學會了怎麼去應付人群。我總是帶著微笑，盡量放鬆，通常會把注意力聚集在一個過路人身上：他會向我提問，而我會回答他，其他人都在旁邊聽著。通常我會告訴他們我的薪水，我在涪陵做什麼，我則回答他們關於美國的問題。為了讓群眾們發笑，我會使用當地方言，或者自稱為洋鬼子。這就好像一個政客在慈善機構的活動中，舉行著新聞發布會，而主題，只是好奇。



在那些時刻，我們有一定的權力感，因為去吸引四十來個人的注意力，讓他們丟下手頭的事情，只是為了來看你，真是不尋常的。在這個早上，人群不斷膨脹，圍繞在亞當身邊。超過五十個人聚集過來，為亞當說的笑話而發笑。他拿了個包子給路過的的士司機。他又買了兩個包子，開始變戲法。又一戰鬥隊的棒棒軍從街那邊衝過來加入到觀眾當中。我用了長焦鏡頭，把注意力放在人們的臉上——那微笑的包子攤主，年輕的小店主，棒棒軍憔悴的容貌，他們看著外國人時，面孔綻破出笑容來。



亞當掉了一隻包子。他拾起來，丟過街對面朝我而來。他手指向我，然後人們笑了，又轉回亞當，好像他講了另一個笑話。慢慢的，我又一次掠過每張臉，然後，突然間，取景器變黑了。



有人把我往後推，我退了一步以求平衡。我還把眼睛對在取景器上，它再次黑了，這次我被更狠推了一把。我抬頭看時，一個男人站在我面前，揮舞著他的皮夾。



「你不能拍，」他說。「你不能在這裡拍攝。」



「你是誰？」我說。



他重複了他的命令，而我重複了我的問題。我還在拍，相機在我的肩膀上。



「我是個市民，」他說。「你不能拍。這是違法的。」



他再次揮動他的錢包，這次更凶了，而我覺得怒火上升。



「不準打我的相機，」我說。「你是誰？」



「我是個市民，」他再次說。他帶著濃重的當地口音，他邁近了，威脅我。他是個大個子男人，有個小肚子，一堆油膩膩的頭髮，一張圓臉上帶著怒意。我很快就認出他身上某些要點——從他的口音中，我知道他沒受過什麼教育，他的穿著舉止告訴我，他多少有點權力地位，也許是一個政府小幹部，或者什麼小工廠的老闆。他將近五十歲——屬於「失落的一代」那種年紀，因為他們成長於文革。



「我是個市民，」他再次說。



「我也是個市民，」我說。「我住在涪陵這兒。我在師專教書。在這裡拍攝沒什麼違法的。」



他又擊打了相機。我往前踏了一步。



「別來煩我，」我說。「我沒做錯什麼。走開。滾開。」



最後這個詞攫住了他。他眼睛睜大了。



「你說什麼？」



「我叫你滾開，」我說。「你以為你是誰？你不能就這麼跑過來打人。你為什麼這麼粗魯？」



我用了那個嚴厲的詞，粗魯，它再次攫住了他。



「你不能在這裡拍攝」，他吼道。「你不是教師——你是記者。而且你不該像他那樣在街上扔東西。你應該表示點尊敬，而且你不應該在這兒。」



「我在這裡有兩年了，」我說。「我們只是教師，而我們拍攝的原因，是我們想要記住涪陵。你不應該那麼粗魯。」



這時，有一群人聚攏在我們身邊，低語著，壓近過來。一個女人過來跟那男人站在一起，她開始向我大聲吼叫，在空中戳著她的手指。我還在拍，但我把相機放低了。亞當急忙從街那邊衝過來，試圖解釋我們是教師。但現在那兩個男女已經怒不可遏，而群眾的低語漸漸轉為大聲，我察覺到，我們有麻煩了。現在沒人在笑了。我關了相機。人群在不斷增長。





我在涪陵兩年所經歷的事情中，這次事件乃是我回顧最多的。免不了這樣；那件事乃是我在這個城市裡經歷到的最糟糕的時刻，而它還在磁帶上。



我不是很喜歡看那帶子。每次我看的時候，我的胃就縮緊了，可以感覺到自己脈搏加速。我看著那些微笑的臉孔，他們看著亞當耍寶說笑，我告訴自己，那些人顯然是快樂的。我想著我在城裡度過的那些時日，所有我遇見的人，那些無事的日子。我還想到了那次刷鞋的男人騷擾我的事件，而所有人都挺身維護我。



但當我看那捲錄影帶時，我總是默默地把它快進，等待那個男人出現在屏幕上。他從畫左進入，在亞當吸引人群后很久才出現，但跟其他人不同，這男人與他的妻子站在一邊，離人群有幾英尺遠。他們對亞當看了有半分鐘，然後，那男人回頭看到了我。他穿過街，朝我走來，刻意避開鏡頭，然後，突然間，一片漆黑。



這就是那捲帶子所顯示的。最讓人痛苦的，乃是它展示出了我們所犯的錯誤，從到一處我們不熟悉的地段吸引人群開始。它也顯示出亞當不夠人情味，一味擠牛奶一般擠出人們的關注來，它還顯出他的不尊重，把包子扔過街來。它也顯示出我太快發怒，用了激烈的字眼；從帶子來看，如果我沒有侮辱他的話，他也許不會再去理會我。



但在同時，那錄影帶也遺漏了太多，也許那才是最讓人不快的部分。所有的背景都不在那上面——沒有一處顯示出了我們是怎樣應對這麼大的人群，在過去，我們對此是過度自信了，也沒有什麼在解釋道，自信與無拘無束乃是應付涪陵生活的最佳方式。最糟糕的反應，乃是去害怕群眾，或者希望他們不要出現；你必須得接受你是異常事物，而人們就會圍過來看你，聽你說話。如果你讓那個來煩擾你，你就會受罪，就好象你為噪音與空氣污染擔憂一樣。



關鍵之處，總在你得避免太拿自己當回事兒。要想成功，你得笑話自己，說些「我們洋鬼子」，然後你去模仿當地方言，搞搞笑。如果你覺得有需要去耍寶，就得耍寶。這就像亞當過去進城練習中文前老說的：「好了，現在開始去扮兩個小時的小丑啦。」



這帶子也沒有提到一個拿著錄影機的外國人在中國所承受的包袱。在1972年，當時在這個國家裡幾乎沒有外國人，周恩來邀請了義大利電影人安東尼奧尼來拍一部關於中國的紀錄片。這次邀請很有爭議；毛的夫人江青，以及政府內的其他保守人士反對這次邀請，但周相信一個西方人可以拍一部吸引外面世界的中國片子。安東尼奧尼對中國政府的態度是同情的，但他最後的作品，激怒了中國官員，他們指責說他刻意把中國拍得很窮。最著名的一例是，江青指出，他拍南京大橋的一段，在前景處有一條工人的晾衣繩。



那就是中國人對一個外國人的看法——只有一個外國人，才會造訪一處現代化的大橋，卻拍下晾衣繩的畫面，故意讓這個國家看起來很窮。雖然老安極力否認他的目的是要批評中國，一次1974年的政治宣傳聚焦在這次事件上，把它變為一次教科書般的範例——外國人如何來到中國，尋找負面的信息。我在四川與西安都碰到了熟悉該事件的老人，其結果是我學會了在涪陵小心使用我的相機。不止一次有人指責說我想要展示當地生活的陰暗面。



但在我們攝影時，我們過去的經驗都未能防止亞當與我犯錯。相機讓我們很尷尬地看清了自己犯的錯誤，但它沒有展示出那個男人跟我發生衝突前的所有事情，而它也沒有顯示出我關掉它后所發生的事。也許讓我最困擾的就是，我看了它超過十多遍，而我卻沒法說出人群是從何時轉向敵對我們。我總是為這難以捕捉而肯定的轉變著迷，那白駒過隙的瞬間，涪陵的群眾轉為了暴民，但它始終成迷。即便相機也沒有捕捉到。





暴民人數在增長。我關掉了相機。亞當和我站在一起，我們兩人同時在解釋。那男人與他妻子依然是暴民的核心，我能聽到那男人一遍遍說我們是記者，說我們不尊重他們的城市。但現在不止他一個人在說話了。其他人往前擠過來，憤怒地大吼，揮舞著手勢，很難弄明白他們在說什麼。暴民們的音量在上升，轉為了轟鳴。



我的憤怒在轉為害怕，現在亞當跟我嘗試想要和解，道著歉，解釋說我們是教師，不想造成什麼損害。但現在解釋太遲了；沒有在聽，而過路人加入進來要看看發生了什麼。有人在撞著我的後背。我把兩手護著相機，抱在身前。更多人吼叫著，他們的臉因憤怒而兇惡起來。



「我們得逃出這兒，」我對亞當說。我開始離開，低著頭，小心抱著相機，但沒有人稍微移動一下。那男人的妻子就正對著我。我感到有人來拽我的胳膊。



「我們要走了，」我用中文說。那女人沒有回答。她沒有動，臉上掛了個可怕的微笑——結合了憤怒與快意，她看著我們罪有應得。



「上帝，」我說。「他們不讓我們走。」



「跟著我，」亞當說。他帶著相機的盒子，一個巨大的金屬盒子，現在他把它抱在身前。許多人抓向他，但他甩脫了，繼續往前走，他的個頭與盒子的塊頭把人群往邊上推開。有人抓著我的胳膊。我護著相機，緊緊跟在亞當背後。我感覺小腿上給人踢了一腳，然後我大腿上又中一招。我們現在擺脫了暴民，開始跑起來，我快速回頭看看是誰踢了我。然而我所能見得是一群模糊的臉孔。我們匆匆跑下街去。我沒再回頭。



這次事件並沒導致什麼後果。有人打電話給學校，通告了這次衝突，而學校外辦給和平隊打了電話。外辦沒說亞當與我是否做錯；他們只是問了相機是否完好，而和平隊說沒問題。在醫療官員離開前，我們告知了她發生的事兒。



亞當與我跟諾林，桑尼講了這事，但我們沒有告訴其他在涪陵的人。我們一起看了許多遍帶子。幾乎所有的段落都包含了令人愉快的日常生活場面——江流與鄉村；我們的學生與我們的朋友——但主要的，我們看的是人群的那一部分。好像我們想從中找到些領悟，從這次經驗中，找到些什麼來解釋那不愉快，但那裡沒有簡潔的揭示。它所展示的，只是直白的，關於涪陵生活的無用的真相：在兩年後，我們依然是外國人，即在我們的行為方式中，也在人們看我們的方式中。



現在，我們沒什麼可做的，而我們只能儘可能恢復過來。幸運的是我們幾天後就要離開了，因為在成都有些行政方面的問題要處理，而在回到涪陵后，我嘗試不去太多回想那件事。在某些方面，迴避那段記憶，不似我想的那麼困難，因為在江城這兒，已經有太多像這樣的事情了。你知道它們在那兒，但你嘗試不去想得太多。



晚上時我依然進城，就如我平常所作。當人們靠近我時，我仍然感到舒服，而人們待我依然友善。沒發生什麼變化。察覺到在某些方面人們總是那麼不變，既讓人欣慰，又讓人氣餒。

六月是忙碌的一月，而我想要早點跟人打招呼告別，這樣到後來不會太匆忙。



錢曼麗和王東梅是當地中國銀行的兩個年輕女子，她們兩人給了我們很多幫助，是以一個周五晚上，亞當和我請她們出來吃火鍋。這是我在涪陵生活的兩年裡，第一次的約會。



我們在高順堂跟她們倆人碰面。兩人都精心打扮過——非常短的裙子，非常明亮的妝，絲綢襯衣，頭髮閃亮。我們倆沒料到這個；亞當跟我穿著T恤，戴著棒球帽。



吃火鍋的最佳地點在新華路上，蜿蜒通向城中心，而我們四人走過馬路兩旁露天的餐廳。這是個溫暖的夜晚，有數百人在外面吃飯，而我們經過時，所有人都盯著看。錢曼麗與王東梅是兩個二十五六的漂亮女人，很明顯她們享受著跟外國人出門所受的矚目——事實上，這好像也是她們刻意打扮的原因。



我們選了一家餐館，在人行道上挑了張桌子。我們到的時候，周圍都安靜下來。女人們為我們點了菜，而亞當與我開始了我們常走的中國路線，相互稱對方是洋鬼子，走狗，以及走資本主義路線的。王東梅跟錢曼麗大笑起來，像所有人一樣，一旦我們借用文革的侮辱語言與敵視外國人的辭彙進行相互對話。我們叫了當地啤酒，在人行道上吃飯，聊天，看著人流，感覺很舒服。



攝影機事件看起來很遙遠了，而我意識到，涪陵讓我難以忘記的一點，就在它的不可預測性——事情總是發生地那麼快，一個糟糕的日子之後，就是愉快的一周。這城市不簡單，而我的角色也不簡單；若說我以涪陵為家的努力失敗了，那是不對的，而說我全然成功了，也不準確。那兒有好的日子，也有壞的日子。在某個程度上，這是我最喜歡涪陵之處：這是個有人性的地方，有光彩，也有瑕疵，而一個像這樣的城市總是有魅力的。兩年來，我從沒有厭倦過這裡。



今天屬於那種好日子，而坐在這家火鍋店，我對所有事情都感覺非常舒服，這語言，人群，以及我們桌邊的女人。這跟在家裡時的周五晚上沒什麼不同，跟朋友們外出，說笑。還有一點我喜歡的是，我們兩人都對彼此的中國個性感覺自在——何偉與梅致遠就和我們的其他身份一樣親近。現在離開我們頭一個學期彷彿很久遠了，那時我們兩人避免同時進城，因為會帶來雙重的麻煩騷擾。



一個小時后，我起身去了趟洗手間，回來時，我發現亞當與王東梅很大聲說著話



「你沒結婚！」亞當說。



「我結了，」她笑起來。「我兩個月前結的婚。」



「你在開玩笑！」



「是真的。」



「但你從來沒提到要結婚的事！」



「你沒問過。」



「不是真的吧——你在騙我。」



但她看起來很真誠。我轉向錢曼麗。「你結婚了么？」



「是的。」



「我不敢相信！」



「是真的，」她笑著說。她掛著個舒服的笑容，黑眼睛非常漂亮，我意識到，在涪陵，一個這樣的女人不可能過了二十五還不結婚。如果我不那麼想的話，我就是個傻子，永遠。



「你的丈夫在哪兒？」我問。



「他在家。」



「他在幹嘛？」



「我不知道。可能在看電視。」



王東梅那邊也是一樣。她們兩人都是新婚，在周五晚上，把丈夫丟在家裡，跟外國人上街。



我向亞當掃了一眼。晚上開頭時，我們答應了女人們我們不說一句英語，而現在，我們也沒必要說了；我們兩人都知道對方在想什麼。不論在這城市生活的某些時候多麼舒服，生活依然並非正常，永遠也不會。那總是涪陵一部分的魅力所在，現在也沒理由為之而驚訝。



我們又待了兩個鐘頭。吃火鍋的好處，就是時間很長——這是慢悠悠，懶散的一餐，在一個溫暖的夜晚，人行道上，感覺完美。餐館有冰啤酒，我們叫了幾瓶來。每個人都享受這時光。在晚飯後，我們走路送女人們回家。我希望她們能邀請我們進去，這樣可以碰見她們的丈夫——有點像高中時見到女孩的家長。但她們只是微笑著揮手道別，而我們搭了的士回學校。





廖老師懷孕了；她的預產期在七月。六月時，她請亞當與我吃了頓告別飯。她送了我們她公公寫的書法，他很因此出名的，而我們送了她幾件嬰兒服。



幾天前，學校領導辦了酒宴，請了我們全部四個老師跟家教。王先生，外辦的代表，總是喜歡拿亞當跟我的中文來取樂，故意拖長了調子說話，還指責我們聽不懂。宴席上他坐在我身邊，一直嘲笑我，直到最後廖老師厲聲阻止了他。



「何偉知道你在說什麼！」她說。「我們一年前就學過了。你不需要那樣對他說話！」



王先生輕輕笑了，跟平常一樣；但這一點他已經明白了，而看到這個小小的懷孕的女人教訓那幹部，帶給我極大的快感。它讓我想起她曾經在一年前的課上維護李鵬——同樣都是以這種強烈的驕傲感，儘管我被間接地跟李鵬聯繫到了一起，我還是很高興去分享她的忠誠。



她知道我不喜歡王先生，因為在春天時，我很坦誠跟她講了我對外辦，對英文系的感受。廖老師給我布置的最後作業就是去總結我在涪陵的生活經驗，而我花了兩堂課在做那個。我很直白——我告訴了她我不喜歡的事情，行政管理的瑣屑，城裡面人們嘲弄的叫聲，而她一次也沒有嘗試為之辯護。但我把大部分的時間花在談論那些良好經歷上，我說，至今為止，我最好的體驗，就是學習中文，以及跟城裡的人交往。我告訴她，對於她跟孔老師把他們的友誼，他們的耐心延伸到我的身上，我特別懷有敬意；其他人是做不到像他們那樣的。



那些課程在五月份結束了，因為她懷孕的緣故。我的辦公室在教學樓的六層，而我強烈建議道，我們最後的家教課，應該在她家，或者別的較為方便的地方。她不是個身體強壯的女人，而爬那麼多階梯到我的辦公室很累人。



但到了最後，她還是非常中國——只有在我的辦公室碰面才是對的，我們得在那兒上課。這跟懷孕，跟樓梯沒關係；事情就該那麼進行。這是中國人的方式。



在五月初，我們上完了最後一課。她努力爬上樓梯，喘著氣，我給了她幾分鐘時間來恢復。就跟許多的中國女人一樣，在懷孕期間，她身體的大部分依然很瘦——好像有人縫了個大包裹到她肚子里了。最後她停止喘氣，我們開始上課。



三十分鐘后，她突然挺直身體，大口喘氣，衝出了門外。我能聽見她在門外的痰盂里嘔吐，然後匆忙衝去了洗手間。



我等著她回來。一年前，我會以為她將取消課程，但我現在更了解她了——我們會完成兩個小時的課程。我知道她回來時會怎麼做，會說什麼。而且我知道我會永遠記住這個女人沉靜的自豪與堅韌，它從令人惱火，到了今天讓人欽佩，甚至慰藉。



五分鐘后，她回來了。她笑著，紅了臉，說，「對不起。」



「你想要中止課程嗎？」我問。



「不。沒事——在上午這個時候我經常有點噁心。」



「如果你覺得不舒服，我們今天不用繼續。」



「沒事，」她堅定道。「現在——請繼續說我走之前你說的。」



我照辦了。





通過給洛杉磯時報寫的幾個故事，我掙了點錢，而我把它們捐給了涪陵的天主教堂。我知道李神父一直在找錢，想給院子里一面新牆繪上壁畫。我捐錢的時候，他謝了我。



「謝謝你一直對我很好，」我說，握了他的手。我們坐在他的辦公室內，牆上掛著毛與鄧的畫像。李神父緊緊握著我的手。



「你走後，我們會記得你的，」他說。「我會給你念一次彌撒。」



「謝謝，」我說，然後我想起來。「你能為我外祖父念一次彌撒么？」



「當然。在這兒寫下他的名字。」



他遞給我一張紙，我寫下了他的名字：弗蘭克安塞爾木迪茲。安塞爾木是他成為本篤會修士后給自己取的教名。我小心寫下了，把紙遞還給神甫。



「當我外祖父年輕時，他曾在羅馬做過修士，」我說。「他想要來中國的。」他曾經對李神父說到過他，然而現在我重複一遍，覺得這很重要。



「羅馬是個非常美麗的城市，」神甫說。



「是的，」我說。「我曾經去過那兒。」



「我從沒去過，」他說，對自己笑笑。



「我外祖父沒成為一名神甫。但我想，如果你在涪陵這裡給他念一回彌撒的話，他會很高興的。」



「我會的，」李神父說，點著頭。



「非常感謝，」我說。「我會找個時候回來，看看那面新牆。」



「這裡永遠歡迎你。」



他陪我走入了庭院，這裡的高牆擋住了外面城市的噪音。花兒在四個現代化的標語牌周圍開放。這是個炎熱的下午。我想著我的外祖父與這個老神甫，突然間，非常傷感，我說不出話來。沉默中，我握了他的手，轉身離開。



「慢慢走，」他說。但我迅速走出了院子，進入了城市的喧囂中。





在最後一周，我給文學班學生們安排了期末考試。琳達的父親現在病得很厲害了，而她提前幾個鐘頭考完了，以便搭中午的汽車回家。我提議讓她遲點考試，或者壓根兒不用了；她一直是最好的學生之一，而她父親的情況聽起來很不好。但她堅持在離開涪陵錢參加測驗。



那個下午，我在規定的時間監考。與往常一樣，他們相當緊張，很認真作著，雖然我注意到有一個女孩蘇三，看起來有點分神。她很蒼白，大多數時間都把頭放在桌上。



我當時沒多想。今天是亞當的生日，在考試后，我們在當地的餐館，叫上所有同學一起歡宴。每個人都喝太多了，這個晚上很棒，我們又去了學生之家，馮小芹又給了我們更多啤酒喝。



在晚上的某個時刻，莫金錢告訴我琳達的父親在她考試時已死了。算命人說對了；現在我真希望我堅持讓她另選了時間考試。



第二天，蘇三從學校里消失了。故事漸漸傳出來，點點滴滴的。四天前，她做了墮胎手術，而考試前一晚，她被送去了急症室，因為後發症。到此之前，事情本都保密；我猜想她去找了非法的私人醫生，雖然情況並不很清楚。我們能肯定的是，她的急症室之旅驚動了校方，現在他們知道了真相，這是她離開的原因。學生們被抓到發生性行為的話，是要被驅逐的，更別說懷孕了。而且一張紙條會添入他們的檔案——不論去到中國何處，那檔案都會跟著他們。如果蘇三去找任何一份單位的工作，她的上司都會知道她發生過什麼事兒。



一群女孩在走廊里低聲談論著，她們的臉色沉重。蘇三離開后的那晚，我撞到薩拉與麗薩，在我的辦公室外。她們都很嚴肅，我們說著中文，站在俯視城市的平台上。我問到蘇三，麗薩小心地看著我。



「你知道她發生了什麼事嗎？」她說。



「是。」



「你怎麼知道的？」



「其他同學告訴我的。」



「你怎麼想呢？」



「當然，我想這很不幸。我想她應該被允許畢業。」



「那是不會的，」麗薩道。她是班上較好的一個學生，也比較會思考。我問蘇三是否回了家，而麗薩搖著頭。



「她不能回家，」她說。「她的父親非常生氣。」



「他怎麼知道的？」



「學校告訴他的。當領導們發現了，最初他們答應不去告知她家裡。但不知什麼原因，他們說了。同樣的事情，幾年前發生在蘇三姐姐的身上，而當她父親發現了，他打了她。所以現在蘇三不能回家了。她父親非常生氣——對於家庭來說，這很丟臉。這是他們家第二次這樣丟臉了。」



「你認為系裡應該告訴她家嗎？」我問。



「我認為這不關他們的事。這是個私人的問題。」



我告訴她我同意，然後我問蘇三的男朋友對她如何。



「他挺好。她和他父母的關係挺好，我想他們會幫助她的。也許她就是去了他們那兒。但你知道，她花了幾千塊錢，想去在他家鄉找一份教書的工作，現在她不能畢業了，而她也丟了工作。她也沒了那筆錢。」



那好像不是最重要的事兒——老實說，我更擔心蘇三會不會從哪座橋上跳下去。但我沒說出口。



「這種事兒在哪裡都會發生，」我說。「在美國，它也非常普遍。」



「人們會怎麼處理那種問題？」



「這很困難，跟這裡一樣，但通常這種事兒都不會公開。也許那是最大的區別。」



「本來就應該那樣。但這裡，所有人都知道了——整個學校都聽說了這件事兒。」



「多數人怎麼想？」



「有些人覺得很滑稽；有人覺得她是個壞女人。但我們班上多數學生都為她感到遺憾，雖然我們幫不上什麼。」她搖搖頭，望向江面。「沒辦法，」她說。

第二天，我二十九歲了。在過去，我過生日時，總覺得這是別人的事兒——我真的又長了一歲，好像不可能似的。但這次，我知道我是二十九了；在某些方面，我覺得自己要更老一點。過去這兩年是漫長的，在此期間，我沒有離開過中國西部。



在上午，我跟亞當，以及莫金錢去了汽車站，因為琳達要求我們去接她，在她回來時。她帶著黑色的袖章，眼睛紅紅的。在下車后，她想笑笑，一種中國式的勇敢的笑容，把情感收斂起來，壓縮起來，控制起來，推到邊緣地帶——嘴巴的一角，或者額頭上一條痕。但今天，那悲傷太重了；她的嘴巴顫抖著，轉頭望開。



晚上我給文學班的期末測驗打分。我想著，在我監考時，所有事情看起來多麼愉快啊，我走在一排排低著頭的學生中間，他們努力工作著。我喜歡環繞在他們的沉默與專註氣氛中，而且我還喜歡這些認真地低著的黑髮腦袋。在這個場面中有一種單純感，考試也有種類似的單純，這些跟涪陵生活的複雜，跟中國的政治問題，或者席捲全國的改革開放都無關。這就只是一次文學測驗。



在最後那一部分，我要求他們分析羅伯特弗羅斯特的詩「NOTHING GOLD CAN STAY」（人生的金色不可永久）：



Nature』s first green is gold,

Her hardest hue to hold

Her early leaf』s a flower;

But only so an hour.

Then leaf subsides to leaf.

So Eden sank to grief,

So dawn goes down to day.

Nothing gold can stay.



大自然的第一抹綠意乃是金色，

她最難留住的顏色。

她最早的一片葉子乃是一朵花兒；

但是只停留一點鐘兒。

然後葉子便褪為了葉子。

如斯，樂園落入了哀傷，

如斯，黎明落入了白晝。

人生的金色不可永久。





我們在五月里學習了那首詩。我曾經細緻地分析過它的節奏——我一直是那麼做的，因為學生們喜歡分析那語言的聲音，你可以分解一首詩，不會讓他們感到厭煩。他們中的大多數都理解我所說的，而就是那種課堂時分，讓我感到講授文學之美。在考試中，我也有同樣的感覺，走在一排排學生當中，看他們工作。



但現在我意識到，那種單純，只是海市蜃樓。琳達的父親在她參加期末考試時，瀕於死亡，而蘇三在跟恐懼鬥爭，現在已被驅逐出校。涪陵的許多事情結局都是如此——甚至教書也是，它看起來像是簡單直接的工作，其實卻複雜，充滿不確定性。人們給外面世界，尤其給外國人看的，乃是一個掩蓋了情感的外飾，然而當你住的時間足夠長了，能瞥見點事情的真實狀況，感覺更其艱難。當然，在某個程度上，這種困難的生活在世界各地都存在——在我居留涪陵期間，兩個學生死了；另一個學生墮胎，被開除；一個父親死了；一個孩子死了；人們的婚姻在破裂。那些事情在哪兒都有發生。但在涪陵，看見生活的那一面，花的時間較長，因為開始我被當作一個外國人，保持著距離，而當距離消失了，卻反而更難處理。這就好像看著一個空白而無意義的笑容，突然間發現，一生的苦難悲傷都堆積在那笑容四角。



我對我的和平隊中國「服務」從來沒有理想化的幻想；我不是來這裡拯救誰，或是給這城市留下無法磨滅的印記。如果要說有什麼的話，我很高興在我的涪陵兩年生活中，我沒有建設什麼，或者組織什麼，也沒有給這地方帶來任何重大的變化。我做了一名教師，在我的課餘時間，我嘗試儘可能地了解這座城市，及其人民。那就是我工作的範圍了，而我對那些角色感到舒服，也察覺到了它們的局限。



但現在，我發覺自己在想著，從那些天的講課中，是否有什麼東西留下了來了。我希望我的學生們那個記得那首弗羅斯特的詩，或者我們學過的別的東西。可以小到某個故事中的一個人物，或者莎士比亞詩中的一片銀色——但我希望總有些東西被記住。我希望他們能夠在意識的某個角落裡保留一些東西，而在其單純之美中，他們會發現一些穩定而真實的東西。那是我對文學所抱有的信仰：它的真是持久的，不受日常生活的掙扎所困擾。但同時，那裡也總有些啟示，而有些時候，一首「NOTHING GOLD CAN STAY」這樣的詩，面對涪陵這種地方的嚴酷現實來說，彷彿毫無用處。



我想了一陣，然後我回去批卷。我並沒有任何答案；在最後，我只能做最善意的希望。我想，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會好好地過。當然琳達會好的，而莫金錢也會好的，而威廉姆斯傑弗遜弗羅斯特也會好，安妮也是，她去深圳工作了，而我的中文老師們也會好，在學生之家的那一家人也是。大多數人們都會繼續生活，做到最好，而大多數的孩子也會比他們的父母做得更好。那真的就是你所能希望的了。也許蘇三的情況會不太好，但對此無能為力，就好象珍妮，麗貝卡的情況一樣，她們已經失去了她們的人生。沒辦法。



幾天後，吉米給了我一卷磁帶，問我能否把所學過的詩歌都錄下來。他是最活潑的男孩之一，然而他從來不是一個特別好的學生；通常，他會坐在教室的後排，對任何人說任何話，都低低念著「雅虎」，或牙刷。但他一直是我最喜歡的學生之一，現在，我被他的請求打動了。



「我特別想聽你念『渡鴉』」，他說，「還有任何莎士比亞的詩。這樣我可以記住你的文學課。「



我告訴他我會在晚上錄這卷帶子。



「還有，在你念完詩歌后，」他咧嘴笑道，「我想讓你念出所有英文中的髒話，把它們也錄下來。即便有些是你沒有教過我們的，我也想你錄下。我會非常喜歡那個的。也許其他的學生也會拷貝它。」



分了兩次，我才錄完我們所學過的所有的詩。在那之後，亞當跟我花了五分鐘時間，對著錄音機大喊著髒話，然後我把磁帶交還給吉米。他也會沒事的。多數人都會那樣。他們都是強韌的，可愛的，有笑，有淚，像那樣的人總能存活下去。那不能算是金色的人生，但也許正因如此，它會長存。



我坐快船，逆流往重慶，離開了涪陵。那是一個溫暖，下雨的早晨，在六月的尾聲——長江上厚厚的霧氣好似臟髒的灰色絲綢。一輛學校的車把亞當與我送到了碼頭。城市急速掠過，在雨中，灰暗，熟悉。



前一天夜裡，我們最後一次在學生之家吃了飯。他們刻意為了我們，把店開到很遲，因為整晚我們都忙著跟人打招呼，說再見，最後，坐在那兒吃著我們的米粉，感覺很好。我們跟女人們開著玩笑，說著下個學期要來替代我們的新的洋鬼子，說多麼容易去騙他們。



幾天前，黃能，家裡的祖父，跟我談到了離別。



「你知道，」他說，「當你回到你們美國，那兒不會跟這裡一樣。你不能走進一家餐館，說，『我要一碗抄手。』沒人知道你說什麼！」



「是的，」我說。「而且我們在美國也沒有抄手。」



「你必須用你們英文來點菜，」他說，「你不能跟那兒的人說我們中文了。」然後他笑了——這是個很滑稽的概念，一個既沒中文也無抄手的國家。在我們最後一餐后，全家人在門口站著，揮手道別，他們站得直直的，帶著緊緊的中國式的笑容。我猜想我看起來大概也是那樣——兩年的友誼也被收藏進了我的嘴角。



在上午，我們跟桑尼與諾林說再見，她們兩人都有上午的課，然後我們去了碼頭。有些學生那個上午沒事，來給我們送別，同行的還有傅主任。中國人的告別從來都不那麼舒服——沒有擁抱，很少話語，眼淚儘可能忍住。我們很笨拙地握了手，上了船。



水翼船相當擁擠。電視機上放著卡拉Ok帶子，我們在碼頭那兒呆了有三十分鐘。外面下著雨，而學生們一直等著。要向朋友表示敬意，你得看著他離開，直到他徹底不見了，無關天氣如何。



望向江面，他們中多數人都在哭。莫金錢靠著碼頭邊緣一根黑色鐵桿上。威廉姆斯傑弗遜弗羅斯特望向白山坪，而羅傑蹲在一根繩子邊。盧克靠住一面牆。還有其他人——查克，迪亞茲，劉易斯，理查德，DJ。他們的眼睛紅紅的，而他們儘可能收斂住自己的表情。



我看著他們站在雨中，心想他們的未來會是怎樣呢。威廉姆斯傑弗遜弗羅斯特會去浙江一所私立學校教書；劉易斯會回到偏遠的鄉下教書。盧克會在十月結婚，在國慶日。這是一樁安排好的婚姻，他從來沒跟未來的新娘呆過多少時間，但他是一個農民的好兒子，他不會違抗父母的意願。



船駛出了岸邊。學生們站在碼頭上，一動不動。在他們身後，城市升起了，在霧氣中，晦暗不明。跟往常一樣，在江上我是用一個外來者的眼光看它：它看起來很大，很不人性，難以透視。很難想象，過去的兩年裡，這裡曾是我的家。我懷疑自己是否還會再見到它，而它又會如何變化。船駛入了長江的心臟，面對江流。



大江還是它恆常的模樣。它不像這裡的人，在過去兩年間，在我眼裡已經有了許多的變化。他們現在要走他們各自的，不可預測的道路了，即便他們在我的記憶中已經定格——做抄手，上課，在碼頭上站著，一動不動。但在江上就不同了，我跟長江的關係總是簡單的：有時我順著水流，有時逆著它。往上遊走要慢點，而往下游去要快些。那就真的是全部了——我們交錯而過，然後朝著自己的方向而去。



最後，我不再去為將來或者過去而擔憂，我只是最後一遍看看這城市。建築是灰色的。因為夏季的雨水，烏江口很寬闊。一條舢板船優雅地靠近江灘。插旗山隱在霧氣中了。我們船加了速，逆著穩穩的江流衝去。